改革先锋

在两千年帝制时代，所谓国家其实就是皇帝和他家族的私产。皇帝、皇族的先人打天下坐天下，他们这些皇子皇孙自然就是守天下保天下，所以皇族一直是政治的中心，是政治统治的中坚力量，他们对体制的忠诚，在关键时刻冲锋在前保家卫国，都是不必怀疑的。但是，出于权力均衡和稳定，历朝历代对皇族的权力都有所约束，都不会容忍这些皇亲国戚对国政进行肆无忌惮的干预或介入。朝廷一般用厚养的办法交换这些皇族手中的筹码，以保持政治上的稳定。

满洲人定鼎中原之后其实也是这样做的。清初的议政王大臣会议虽然让来自各个山头的满洲贵族参与政治，但实际上也是对皇族特权的一种遏制，是以一种集体的力量约束着皇族中的强势者。直至议政王大臣会议解体，清廷的政治权力始终集中在皇帝手里，辅佐皇帝的是一个具有比较广泛来源的军功贵族阶层，而不是皇帝近亲。

皇族介入实际政治干预政治，实际上是从同治年间开始的。更准确地说，就是1860年恭亲王和慈禧太后等联手发动宫廷政变后。两宫垂帘听政，恭亲王以议政王名义兼领军机大臣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首席大臣。这个做法虽然符合论功行赏的原则，也合乎当时的政治实际，但这个行动和持续性坚持，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违反了祖制，属于皇族干政。140

恭亲王的例子并没有很快结束，相反由于慈禧太后变成了慈禧皇太后继续操弄权力，政治中心在很长一段时间应该说有所偏移，这就为皇族持续干政提供了借口，不仅恭亲王继续担负着实际的政治责任，其他王爷也在这个过程中纷纷走上前台，或多或少地介入了现实政治。

皇族从事实际政治当然不能说是绝对坏事。有时候，特别是当政治危机发生时，皇族这些人毕竟是政治上最忠诚的铁杆。我们看到甲午战败，大清国面临一次深刻的政治危机，当政治改革不得不发生时，恰恰是皇族这些铁杆维护着大清江山的满洲性质。不论是首席军机恭亲王，还是总理衙门大臣刚毅、直隶总督荣禄，他们在推动维新运动的同时，都坚守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底线，就是严防康有为等年轻一代汉人政治家以政治变革为名暗渡陈仓，保中国不保大清。141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必须承认皇族对体制的政治忠诚度远高于康有为那些力主维新的人。142

根据康有为、梁启超师徒给我们描绘的故事框架，1898年秋天的政治逆转是因为皇权中心发生了分裂，是皇太后从皇上手中夺取了权力，是政治复辟。这个故事说了一百多年了，我们不能说这是康梁师徒刻意造假迷惑当世和后世，但康梁的这个说法确实经不起历史检验。这个故事只是他们两人的一个主观臆想。历史真实无须远求，清代官方文书所告诉的故事脉络并不错，即便一些细节可能隐晦不彰。故事的大概脉络是，光绪帝知道康有为等人盗用自己的名义准备动用军队包围颐和园劫持皇太后的消息后，光绪帝分外愤怒，这也是光绪帝后来一再指责康有为等人“陷害朕躬”背景。143

光绪帝的身体状况本来就不太好，一百多天的操劳早已心力交瘁，现在又听到康有为等人这些令人发指的阴谋，不论是生理还是心理都受到了巨大打击。在1898年剩下的日子里，光绪帝生病告假是历史真实。而且到了第二年即1899年，光绪帝的病情时好时坏144，到了年底，似乎有一病不起的不祥兆头。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在慈禧皇太后的主持下对可能的接班人进行了考察，最终决定立端王载漪的儿子为大阿哥进行培养，希望在光绪帝生病期间能够替代一些礼仪性的活动。145

“己亥立储”和随后而来的义和拳事件、八国联军事件等，如果从宫廷政治层面说，这实际上为皇族更大幅度介入现实政治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虽然有一批皇族成员因为煽动利用义和拳排外被判定为“肇祸大臣”受到严厉处分或处罚146，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另外一批皇族背景的人却因为这一系列事件逐渐走到现实政治的前台，成为此后政治变革的急先锋。

1901年重新开始的新政虽然有复杂的国际背景，是列强政治压力下的产物，但从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理路看，这是接续几年前的维新运动往前走。只是从政治主导力量说，先前的维新运动有一个庞大而无法驾驭的汉人知识群体。这一次，其主导力量好像比较牢牢地控制在朝廷，汉大臣和各地督抚都起到相当大作用，但朝廷并没有像几年前那样因形势发展而失控。

朝廷的控制力无疑来自满洲贵族特别是皇族力量的增强，满洲贵族这个特殊的群体在政治上的影响力随着这场政治变革在上升。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年仅18岁的醇亲王载沣，在1901年被委派充任头等专使赴德国道歉谢罪。这虽然有德国为君主制国家，不得不遵从皇室礼仪去考虑。其实从清廷政治发展视角看，载沣出使德国也有提升皇族成员世俗政治地位以推动政治发展的意思。一趟德国之行为载沣赢得不少政治资本，为他们后来的政治作为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147

载沣等皇族成员被清廷刻意提拔起来之后，在政治上确实逐渐发挥了重要功能，1901年开始的新政和1905年开始的预备立宪，几乎全程可见皇族青年才俊的身影。他们可能没有汉大臣在科举道路上一步一步爬行的艰辛，没有汉大臣的文史功底和才华，但是他们从小长在深宫大院，从小就在政治高层长者身边玩耍，经多见广，举止谈吐也颇有令人自叹弗如之处。所以他们在政治改革中大胆昌言，痛陈旧体制弊端，呼唤新体制，这些都是发自真诚，也确实对政治发展作出相当重要贡献。考察宪政大臣端方、戴鸿慈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明确指出中国未来政治出路只在君主立宪一途，君主立宪的意义并不是立意限制君主权利，而是通过议会和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分担责任，使君主“常安而不危”。148至于载泽，他奏请立宪密折和面对中，更是对君主立宪的好处作了非常详尽的理性分析，尤其是其“三个有利于”概括从现实主义政治原则上说服了皇上和皇太后。149

如果不是这些皇亲国戚开始觉悟，如果不是他们出面游说，预备立宪或许也会开始，但不可能这么顺利这样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