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丑共识”

“东南互保”是体制内健康力量在大局危机情形下想方设法为国家保全元气，这个行动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清廷那份神秘诏书的启示，还值得研究。不过由此可以知道，清廷内部某些头脑还算清醒的人在总理衙门改组、端王爷主政，特别是克林德被杀之后，也确实开始作了一些善后准备，通过各种各样的外交渠道维持与各国公使的联系，尽量营造一些友好气氛，并通过各种管道向各国求和。

总理衙门的改组为6月9日，然而也就是几天后，慈禧皇太后于6月16日电召两广总督李鸿章迅速北上，争取早点开始与列强谈判。

李鸿章无疑是当时中国最善于外交的人，他与各国公使也有着非同寻常的友谊。他在接到通知后虽说并没有及时北上，但他确实迅速利用各种渠道与各国进行接触。他通过驻外公使向各国政府说明情况，请求和解，为后来的正式谈判准备了条件。

由于北方战局一直没有停止的迹象，清廷在克林德事件之后既没有集中力量镇压义和团，也没有拿出勇气与列强开战，北方战局在不破不和中僵持着，各国司令官在军事力量没有达到预想状态时也不愿冒险向北京进军，北京局势的僵持使李鸿章无法顺利北上，直至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一个月后，李鸿章方才有机会于9月15日离开上海前往北京，中外之间的正式谈判方才有可能开始。

在李鸿章抵达北京前，联军当局其实已经与中国方面进行过接触。清廷在离开北京时任命有留京办事大臣，这些大臣通过私人关系很快与总税务司赫德取得联系，然后再通过赫德与联军当局建立沟通管道。在赫德帮助下，跟随两宫播迁的庆亲王很快被追了回来。庆亲王在这场巨变中的特殊功能在此后的议和中有非常精彩的表现，他既代表了清廷内部对国际社会的认识，也利用这次议和比较重地羞辱了朝廷内部莫名的对外强硬派，其实也都是大阿哥事件中的受益者，内政与外交的纠葛在庆亲王那里有比较充分的展示。

应中国政府要求，赫德在与各国公使磋商后，于9月1日向中国方面提交了一份善后清单，并私下告诫中国大臣无论如何不能将围攻使臣的事情看得太轻，更不能误看。因为这是各国在国际交往中最看重的一件事情。赫德在这份文件中详细列举事件始末，分析中国方面应该承担的责任，以为中国政府要想息事宁人，必须承认姑息纵容义和拳的错误，必须就义和拳围攻公使馆、枪杀公使、教民等事情认错道歉，并给予适当赔偿。124

大致说，中国政府主导力量应该能够接受赫德的这些建议，此后的交涉也大致按照赫德的提示进行。只是中国政府无论如何想不到，各国在善后谈判中不是一味要求赔偿，更不是要求割地，而是要求追究煽动义和拳排外的责任，追究德国公使、日本使馆书记官、传教士、教民等死亡原因和责任。这确实出乎中国方面的预料。

知道列强真实心迹的俄国人很早就向中国方面作过类似建议，希望中国政府不要让列强牵着鼻子走，中国应该主动惩办一批可以牺牲的“肇乱大臣”，以此换取列强的信任，为后续谈判铺路。125

由中国政府自行惩处所谓“肇乱大臣”，或许是缓和时局的一个办法，在俄国政府提出这一动议前后，法国政府也通过外交渠道表明类似立场。法国人认为，推动善后议和的前提有四：一是中国政府务必确保各位公使的行动自由与安全；二是中国政府应先行将端王载漪等“肇祸大臣”革职查办；三是将各处军队撤回，不得再与外国军队接战；四是中国政府务必彻底剿灭义和拳。126

其实，惩处所谓“肇祸大臣”的想法，在李鸿章等一批稍具国际视野大臣那里早就想到了，只是碍于同朝为官，碍于这些“肇祸大臣”许多人都是皇亲国戚。而这些皇亲国戚依然盘踞在皇太后周围，不仅掌握着清廷大权，而且似乎依然受到皇太后信任，所以始终没有人敢向皇太后提出。文献表明，至少在7月中旬前后，李鸿章准备奉旨北上时，就已意识到中国政府自行惩处那些煽动排外的愚昧大臣可能是缓解中外冲突的一个重要步骤，只是怎样实现，李鸿章就没有把握了。

李鸿章不敢冒然弹劾那些宫中实权大臣，但对那些不在宫中的“肇祸大臣”，李鸿章当然一点也不客气。9月2日，他与刘坤一、张之洞联名奏请将署黑龙江将军寿山、署奉天副都统晋昌罢斥治罪，以为寿山、晋昌二人纵容义和拳毁路构衅，一意主战，致使许多地方失陷，殃害人民，贻国家无穷之累。127

清廷很快同意了李鸿章等人的建议，然仅将寿山等人作替罪羊远远无法平息列强的愤怒。在各国公使心目中，“肇祸大臣”绝对不是这样几个人，即便不追溯到慈禧太后这样的最高层，也必须追溯到在混乱时期出任总理衙门首席大臣的端王载漪及庄亲王载勋等。

对于这些皇亲国戚，李鸿章等汉大臣当然不敢向朝廷提出，因为这几个人都是皇上、皇太后的至亲，更是未来国主大阿哥的至亲。只是如果“肇祸大臣”这个概念能够成立，那么这个问题是迟早都要爆发的，只是看怎样处理而已。

中国大臣不敢说，那就由外国人先提出吧。9月5日，德国政府正式提出议和条件，第一条就是“中国政府必须严惩一切有罪的人，主要是属于高级社会的罪魁祸首”。128

在德国政府提出要求的第二天，俄国人也正式提出几点要求，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求惩办那些所谓“叛乱首犯”，包括端王载漪、董福祥、刚毅、李秉衡、毓贤等。129俄国认为，将这些大臣完全罢斥是中国持久和平的保证。

德国人要求惩处那些“高级社会”的人，俄国人提出一个具体名单。很显然，俄国人很想帮清廷忙，以最小牺牲换取安宁。然而，列强似乎很快发现俄国人的用意，因此列强很快就哪些人应该承担战争责任展开讨论。经过漫长的调查取证和讨价还价，列强与清廷终于在1901年2月6日与各国就惩处“肇祸大臣”达成共识：端王载漪、辅国公载澜由中方判处其死刑，然后再以皇帝的名义赦免，流放新疆，永远监禁；尽快剥夺董福祥的兵权，然后予以严惩；英年、赵舒翘、毓贤、徐承煜、启秀等，处死；对于已死亡的李秉衡、刚毅、徐桐，由清廷宣布追夺原官，撤销恤典。

与此同时，清廷与各国政府还达成一个共识，为徐用仪、许景澄、联元、袁昶、立山等大臣恢复名义，平反昭雪，他们在义和团战争期间因反对围攻使馆和对外作战而被清廷下令处死。130

此外，各国公使还在4月4日向中国方面提交一个上自藩王督抚，下至知县士绅的142名必须惩处的名单131，后经交涉，清廷于4月29日发布上谕，以义和团战争期间奉行不力、致酿事端，焚烧教堂，伤害教民、教士等罪名，分别情罪轻重，将山西归绥道郑文钦等56人予以严惩。132

6月3日，清廷再发上谕，将盛京副都统晋昌等11人发往极边充当苦差。133 8月19日，清廷三发上谕，又惩处地方官员士绅58人。134至此，列强要求的所谓惩办“肇祸大臣”交涉大致结束。

惩凶之外是就克林德和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被杀进行道歉和赔偿。这个谈判比较简单，中国政府同意以皇帝名义致信德、日两国元首道歉，并派遣高级代表分赴两国当面认罪。中国政府还同意在克林德遇难处修建一座纪念物，至于支付必要的抚恤金更是无须讨论。135

至于战争赔款的谈判确实比较艰难，列强之间的看法并不一致，德国人、俄国人出于各自国内需要，确实希望利用这场战争大发一笔横财，有竭泽而渔的味道136，但是美国、英国，还有日本，特别是总税务司赫德并不认同德、俄两国的看法。谈判的结果就是既要中国就战争实际花费和损失进行赔偿，又不能超出中国实际支付能力，更不能过度透支这个国家的财政力量，不能存有任何肢解中华帝国的念想。“合理的赔偿部分可以通过已经增加的保证外国的权利和豁免权的安全来实现；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中国向全世界开放平等通商来实现。”137这是美国总统的政策声明，这个声明后来成为各国谈判基础。

根据各国公使建议，赫德于1901年3月5日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就中国究竟能够支付多少赔款，最适合的偿付方式是什么，中国能够最容易获得的岁入是什么，以及列强需要得到什么样的控制权等四个问题提出了方案。赫德是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总管，也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技术官僚，虽然各国公使后来又任命一个专门委员会就赔款问题进行调查、计算和讨论，以为要保证中国经济还能正常运转，中国能够支付的赔偿总额不得超过4.5亿两白银。138至于各国如何分配，当然只能参照各国实际损失和实际军费支出。

善后谈判还涉及使馆区的扩大、使馆卫队、武器禁运以及在中国驻军等问题。这些问题确实涉及中国主权和尊严，但从各国公使刚刚结束被围困的经验说，他们目的其实就是希望不再让类似的事情发生，尽力引导中国走上与世界同步的轨道，而不是容忍或者纵容中国的民粹主义和排外情绪肆意蔓延。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上述内容为基本构架的《辛丑条约》其实只是一项共识139，中国为过去一年所发生的事情承担了责任，为了将来不再发生类似事情，中国又有一个继续改革，逐步与世界接轨，成为世界大家庭合格一员的郑重承诺。1901年的这个条约，既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国家尊严跌至谷底，也是中国重新起步、从头开始的起点。这一年重新启动的新政就蕴含着这个因素，几年之后开始的预备立宪，实际上也是“辛丑共识”的逻辑发展。中国因义和团战争蒙受巨大耻辱，也因这场战争一切归零重新开始，踏上政治变革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