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阿哥事件：神秘政治的后果

对于清廷最高统治层来说，胶州湾事件引发的外交危机固然令人心烦，但绝对没有让中国必须改变既定政策的充足理由。然而，那些来自底层的年轻知识分子不这样看，这些边缘的、底层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具有天生政治热情的知识分子，恨不得利用一切理由、一切机会改变中国。

胶州湾事件尚未完全处理完毕时，来自广东的年轻知识分子康有为就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建议书，以为甲午战后三年，列强咸以瓜分中国为目标，到处流传着列强准备瓜分中国的示意图，由此可见列强筹划之详明严密，绝无隐讳。根据康有为的推测，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实在是为列强瓜分中国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德若成功，列强必群起效尤，诸国咸来，并思一脔，瓜分豆剖，渐露机牙，整个中国犹如地雷四伏，导管遍布，一处有警，举国响应。胶州湾事件在康有为看来就是列强瓜分中国的开始。鉴于此，康有为在这份后来命名为《上清帝第五书》的文件中，呼吁朝廷师法日俄进行政治改革，逐步从君主专制走上君主立宪。66如果从政治发展脉络，这份文件标志着1898年“百日维新”政治改革的开始，当然稍后也有一些曲折。

可惜的是，到了这年秋天，由光绪帝主导的政治变革在一场素来被称为“戊戌政变”的突发事件中结束。康有为、梁启超等指责是以慈禧皇太后为首的守旧派镇压了维新派，而清廷在当时的处理决定中明白指责康有为等人纠集乱党谋“围颐和园劫持皇太后”，是用武力解决和平变革中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场武装政变。67

戊戌年间政治变革及其结局当然还可以继续研究，只是经过这场突发事变的打击，发生两个最严重的后果。第一，光绪帝似乎因为对康有为这些年轻政治家失察而自责甚深，其少年时代就有的肾病似乎突然之间急剧恶化。第二，或许因为光绪帝身体出了问题，慈禧皇太后再次从幕后走上前台，出园训政。这虽说是他们爱新觉罗家族的内部事务，但对正在进行的政治变革无疑是一个巨大转折，大清王朝政治走向从此开始了一个“维新变法的反动时期”。68所谓“反动”当然是指反新政，凡是新政中所提出或实行的举措，似乎都值得拿出来重新讨论其价值。而新政基本价值取向是向西方学习，所以这一政治上的反动时期在基本价值取向上无疑鼓励、纵容了盲目的排外主义，启发了国内莫名其妙的民族主义情绪，似乎先前几十年向西方学习的选择从根本上就是错误，中国未来只能从自身传统中去寻找。

强烈的排外意识是戊戌后社会各界基本共识，那时朝野各界似乎一致厌恶西方反对西方。最上者如皇太后，她虽然是近代中国比较早认识西方近代实质意义的领导人，但在戊戌后出于最实际利益的考量也使她对西方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她不明白自己那样执着地劝说中国人学习西方，西方为什么还那样与她过不去？大清王朝已明白宣示康有为、梁启超犯上作乱，而西方国家不仅不帮助中国将康梁缉拿归案，反而协助他们出逃，予以庇护，拒绝引渡。甚至允许他们成立什么“保皇会”，发行报刊，招摇撞骗，蛊惑人心，肆意攻击诋毁天朝。最可恶的是列强允许康梁肆意攻击她本人，这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无法容忍的。专制体制独裁者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西方社会价值取向和民意，无法理解立宪国家政府与社会的分际，这也是慈禧皇太后在戊戌后逐渐左转成为西方文明反对者的原因之一。

慈禧皇太后的变化深刻影响了朝中大臣和一般士绅，曾经参与过新政的那些大臣已经在政变后受到相应处分，而现任大臣或原本就不满意光绪帝主导的政治改革，或因皇太后态度转而对西方文明比较反感。他们过去或许一度仰慕赞美过西方文明，但他们实在弄不明白西方何以总是欺负这个中国学生，总是跟中国过不去。他们感到西方人和西方国家之所以支持中国政治变革，可能与他们的总体阴谋有关，那就是防止中国真的强大，阻止中国发展，乃至彻底搞垮中国，进而将中国沦为他们的殖民地。69

一般民众当然没有这种深刻认识，不过他们出于最直接的感受，觉得自五口通商以来，自从外国商品与传教士毫无节制地涌入中国以来，他们的日子不是比过去更好些，而是比过去更糟糕，旧式手工业受到前所未有地冲击，失业人口急剧增加。再加上甲午战后巨大战争赔款压力，战后大量兵勇遣散，流民数量成倍增加。更为不幸的是，那几年天灾不断，尤其是华北地区大面积持续干旱以及黄河连年失修所导致的灾难，造成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一般民众当然不会进行这样的理性分析，不可能具有多少深刻认识，但他们直观地认为日子之所以一天比一天艰难，大概都是洋人来了之后所造成的。洋人在中国大规模造铁路、开矿山，将中国的龙脉挖断了，地藏的宝气泄漏了；洋人在城乡遍设教堂，把传统神祗、祖先得罪了、侮辱了，这些神祗、祖先也不保佑中国人了。

基于直观感受与判断，民众的“集体无意识”就是要想恢复往昔宁静生活，就只有将那些可恶的洋人驱逐出去不可，将那些洋教士特别是追随洋教士为非作歹的“二鬼子”教民杀掉不可。这种“集体无意识”逐步发酵，终于酿成此伏彼起连年不断的教案。仅德国占据胶州湾后一年半，山东境内因铁路、矿山及教案所引发的外交纠纷就有一千余件。排外心理已占据整个中国社会。

就大清王朝统治者来说，列强在戊戌后对中国内政毫无收敛的干涉，也使他们相当恼火。追根溯源，他们认为是新政象征光绪帝依然在位的结果。他们越来越倾向于相信，只要光绪帝在位一天，甚至只要光绪帝还活在人世，不仅康有为等流亡的所谓维新志士还有精神寄托，还有从事政治活动的资本，而且西方国家就会继续以光绪帝这一问题向中国施压。无所作为束手待毙的光绪帝，竟然一度成为“麻烦制造者”。

事实上，早在皇太后出园训政时，朝野间就弥漫着光绪帝病重甚至已去世的传言。这些传言既有清廷政治高层有意向外释放的信息，以便为未来政治决策预留足够空间，也有海外流亡者故意夸张的成分。政治流亡者清楚得很，只要光绪帝一天不倒，只要光绪帝依然活在人间，即便他们现在吃够苦头，他们终究会扬眉吐气重出江湖，因为年轻的皇上终究要比年迈的皇太后活得时间更长些。

光绪帝的存在成为皇太后和当权者的一个心病，起初他们或许真的企图通过宫中太监使用药物等办法摧毁光绪帝的肉体，但这一做法很快遭到各方面公开谴责，中外各界一致警告那些政治野心家不要违背民意进行这种阴谋。

不过，传言中的这一做法在多大程度上出于皇太后指使，实际上是很值得怀疑的。作为一国领袖，皇太后不会也不应该这样下作，她如果想置光绪帝于死地，应该并不困难。光绪帝虽然不是皇太后亲生，但多年养育之恩不可抹杀正如光绪帝自己所辩白的那样，他并没有对慈禧皇太后表示过不忠，现在能够看到的比较可信资料，即便是光绪帝确实感到皇太后对新政干预太过分时，即便他与皇太后发生过言语冲突后，他找杨锐所要商量的也是考虑怎样既能推动新政进行，而又不使皇太后生气。70光绪帝的真情实意并不难被皇太后所理解。所以皇太后如果真的像那些政治流亡者所宣传的那样，指使宫中太监使用药物从肉体上摧残光绪帝，未免太过于夸大了帝后冲突，也太过于戏剧化。

政治流亡者虽然吃尽了苦头，却获得了道义同情和支持，且较清廷拥有更大话语权势。相反，清廷特别是慈禧皇太后毕竟用“六君子”的鲜活生命换取了政权，不管怎么说似乎都在道义上亏了一层。再加上，专制政体信息不透明，清廷在很大程度上反而处于话语弱势。所以我们看到所谓皇太后利用宫中太监向皇上使用药物的说法，基本上来源于海外政治流亡者，并没有档案或其他方面的证据作为支持。

两宫之间的真实情形我们并不太清楚，但我们知道皇上在1898年那场未遂政变之后确实病倒了。第二年，皇上的身体时好时坏，至年底，似乎大有一病不起的迹象。1898年12月20日，皇上发布一道上谕，驳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海外造谣诬蔑，强调皇太后出园训政以来上下一心，宫府一体，希望臣民不要听信康有为等人瞎说，妄为揣测。71

皇上的谕旨证明两宫之间没有矛盾，然而为时不久，一个流传很久的传言竟然变成了事实，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开始为皇上物色继承人。至1900年1月24日，上谕宣布立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隽为大阿哥，继承穆宗毅皇帝同治帝为子，实际上就是光绪帝的接班人。由于这一天为农历己亥年十二月二十四，因此历史上称这一事件为“己亥建储”。

“己亥建储”确乎为光绪年间的重大政治事件，这一事件对于后来的政治发展具有相当重要作用。但是这一事件的真相现在已经很难弄清了，其本质应该与光绪帝的病情恶化，以及清代权力传承有关。

满洲贵族入关建政虽说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但满洲人始终没有掌握中国文明的精华，没有弄清传统中国政治权力传承精粹在哪里。中国文明很早就确立了政治权力父死子继的大原则。如果没有子嗣，中国文明中政治权力传承小原则是兄终弟及。再次，假如兄终弟及也无法实现，比如皇帝没有亲兄弟，那也没有问题，按照血缘关系，以与皇帝血缘关系的远近确定皇位继承人。中国文明的这种制度设计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皇族内部的权力冲突，是一种自然顺位。然而由于满洲人是以异族身份入主中原，汉人士大夫大约也懒得将这些精华告诉他们，所以清廷自第一个皇帝开始，直至最后一个皇帝，始终面临皇位继承问题的困扰，始终不知究竟怎样解决。

立端王之子溥隽为大阿哥，主要是因为光绪帝的身体经过1898年的折腾可能实在顶不住了，而且光绪帝大婚已经十几年了，看来已经很难有自己的龙子龙孙了，因为在过去两年中，也曾有外国公使馆的医生为皇上看过病，已经证明皇上的肾病相当严重。为了大清王朝长治久安，为了防止光绪帝万一发生什么不虞，特别是因为皇上需要静养，而清廷烦琐的日常典礼实在太多了，所以如果有一个大阿哥代劳，至少可以使朝廷日常事务重回正常状态。这是立大阿哥的真实原因，完全是为光绪帝的身体着想，这个想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光绪帝本人的主意。

从善意去理解“己亥建储”是对的，清廷官方文书也都是这样解释的。然而由于此时离1898年政治变动太近了，许多问题并不那么容易看清楚。出于政治原因，在清廷为正常的政治运作，而在那些被流放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看来，可能就是一个阴谋。他们认为这是以慈禧皇太后为首的守旧派试图更换皇帝的做法。为了保护他们心目中的英明皇上，他们发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保皇运动”，许多不明真相的人出于挚诚，通电抗议清廷“名为立嗣，实则废立”，呼吁朝廷中的健康力量如庆亲王、荣禄等公忠体国，奏请皇上不要有退位之想，“上以慰太后之忧勤，下以弥中外之反侧”72。将一个正常的人事调整视为影响中外关系的大事件，这就为后来的政治发展注入了许多不确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