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道学无真，黄金无假 兼及曾国藩、李鸿章的师友扞格
官场上古今一例，都有个讲究，但凡往大堂上一坐，就想端一种可以为万民表率的风范，仿佛没有这种风范，就显不出他这个官儿高人一等的价值来。俭，也是这么个德行。
有清一代，历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官至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的阎敬铭，就是这样一个官。
·褡裢布
阎敬铭，字丹初，陕西朝邑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改户部主事。当年胡林翼干湖北巡抚，阎敬铭总司粮台营务，累迁至郎中，擢升为四品京堂。胡林翼请病之时，曾经几次上疏保荐，让阎敬铭当上了按察使。
同治元年（1862），胡林翼的后任严树森也推举阎敬铭为“湖北贤能第一”，让他再上层楼，当上了湖北布政使。之后因为父亲过世，阎敬铭丁忧回乡治丧，治丧之后立刻夺情起用，上命再回军旅，人还没到任，诏书又来了，给了他一个肥缺：山东盐运使，并署理山东巡抚差事。阎敬铭仍旧谨守分际，上疏请求能够让他完成守孝三年的礼制，上命不许，让他在山东淄川督军，征剿到处流窜的“教匪”。
当时，山东“教匪”已经打到新泰，捻、幅各部犯邹、曲阜，降众窜至阳谷、聊城。有个已经革职的参将宋景诗引降众屯东昌，据地自立，颇有梁山泊宋江的势头，这降了又叛的地方势力最是当朝者的忌讳，阎敬铭饬按察使丁宝桢讨之，令曰：“使一匪潜渡者，杀无赦！”这话叫丁宝桢事后想起来不寒而栗，曾经跟幕吏们说：“当是时，凭轩而立，俯首临池，予颓然自顾，官耶？匪耶？岂能辨耶？”
《清史稿》的本传记载阎敬铭奏言抽调绿营兵练骑队，朝旨允行，令即遣散募勇。敬铭言：
东省变故频仍，乱甫定，降众未必革心。绿营废弛已久，骤裁勇易启戎心。臣不敢为节啬帑项浮词遗后患。
又言：
兵之能强，端恃将领。将领之材，亦资汲引。如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倡率乡里，楚将之名遂著。前者僧格林沁奏称不宜专用南勇，启轻视朝廷之渐。老成谋国，瞻言百里。自古名将，北人为多。臣北人也，耻不知兵。以在军久，见诸军之成败利钝，必求其所以然之故。深知不求将而言兵，有兵与无兵等。今北方虽所在募勇，皆乌合耳。为将者贪婪欺饰，不知尊君亲上为何事，使握兵符，民变兵哗，后患滋大。故欲强兵必先储将。北人之智勇兼备者，推多隆阿。请饬多隆阿募北方将士，教之战阵，择其忠勇者，补授提、镇、参、游，俾绿营均成劲旅，何必更募勇丁？
时捻乱方殷，台臣有奏书建议在各地兴办团练。敬铭言：
敛乡里之财以为饷，集耕种之民以为兵，于事有害无益，不如力行坚壁清野之法。
于是团练之议就此罢了。从这几行引文不难看出：阎敬铭是个有眼光、有谋略、有主见而且有担当的大臣之才。同治四年，蒙古族的一代名将僧格林沁战殁于山东曹州，捻贼势张，将犯省城。敬铭督师东昌，还军御之，增设炮台防河，贼折而东。阎敬铭再移军兖州，将贼逼窜丰、沛之间。他从敌人逃窜的路径看出门道，立刻飞檄总兵杨飞熊率骑兵间道赶赴滕县，防贼还窜。捻匪果然一如阎敬铭所料，窜入湖滨，却因为杨飞熊扼守运河，迎头痛击而不得逞，只得远窜徐州，这以后，安稳平静了好几个月。
早在光绪三年（1877）时，山西大饥，阎敬铭奉命察视赈务。奏劾侵帑知州段鼎耀，置之于法。请裁减山、陕诸省差徭，并追弹尚书恩承、童华前奉使四川过境扰累地方官民的情况，均下吏议。八年，起任户部尚书，甫视事，以广东布政使姚觐元贿结前任司员玩法，劾罢之——可见他直声不小，时人皆以为青天明镜。
不多久，阎敬铭已经兼署兵部，俨然是曾、左以降最受宠遇的汉大臣了。他关心的事极多，这时圣眷既隆，意欲奋发之事特别多，还上疏力陈兴办新疆屯田。再过一年，终于发下上谕，让他当上了军机大臣、总理衙门行走，晋协办大学士。十一年，再授东阁大学士，仍管理户部，赐黄马褂。这是盛极而衰的一个转捩，他忽然上奏，自陈衰老，辞军机大臣。
要说衰老，早在山东昌平督师的时候他就因病而几至于不起，怎么在这个最风光安逸的时候忽然衰老了起来？其实，这还是要回到那句几次摧折大清朝国运气数的老话上看：“上（慈禧太后）意将修圆明园”。
阎敬铭一向是个勤工俭学之人，论治以节用为本，会廷议钱法，论点让太后十分下不了台，居然把他给问了个革职留任。“（光绪）十三年，复职，遂乞休，章四上，乃得请。十八年，卒，赠太子少保，谥文介。”
《清史稿》本传描述阎敬铭有这么几句话：“敬铭质朴，以洁廉自矫厉，虽贵，望之若老儒。善理财，在鄂治军需，足食足兵，佐平大难。及长户部，精校财赋，立科条，令出期必行。初直枢廷，太后颇信仗之，终以戆直早退云。”
阎敬铭已经是个难得的好官儿了，但是我从山东耆老那儿听到一些小故事，不免给他打打折扣。当他在光绪三年奉旨上山西查赈的时候，曾经先告诉随行的亲戚：“要多带褡裢布。”什么是褡裢布呢？就是老百姓用来缝褡裢包袱的粗布，皆棉、麻之属。阎敬铭一到任，自己先穿上了一套用褡裢布缝制的官服，一见署员都穿着用摹本缎制成的官服就开骂了，说：“这是什么年月？如今到处要整军备兵，汝辈竟然这般奢侈；穿成这副体面，必定家有闲钱，都拿出来捐充军饷罢！”
底下人哪里还敢再穿绸缎，一回家连忙到处去找褡裢布，裁制官服袍褂。一时布价腾贵，让阎敬铭那亲戚狠狠赚了一票。这事包不住，但是阎敬铭行事并未违法，亦称不上渎职，要说其间有利益输送，更没有一书一纸的凭据。后来有个新科进士，榜下即用，到山西任知县。此人年少聪颖，意气风发，想到个点子。
他去搜罗了一身华服丽饰，拣了个众僚属齐聚一堂的场合，穿戴赴会。不消说，阎敬铭还是要拿他开刀的，才训斥了几句，这年轻的知县“噗通”一声跪倒，哀求道：“卑职方才来到此间，宦囊不丰，只能穿这么一身旧衣服，可是再也买不起褡裢布了！”言罢，众僚员忍不住齐声大笑，阎敬铭大为惭恚，此后见人穿绸袍缎褂，再也不敢窘人了。
虽然《清史稿》本传上说他在光绪十一年极力谏阻慈禧太后重修圆明园，但是还有另一个角度的理解。阎敬铭工会计，很能筹度财务，在户部上书任内“悉发旧簿籍，一一综核，抉摘爬罗，得四百余万，由是朝廷得资以造颐和园”。
怪不得慈禧太后在阎敬铭谏阻修园之后两年还是一直顾念此人，两年之后又原官起用。阎敬铭知道自己之所以再度晋用，还是要替太后老佛爷抠钱的差事，想想不是褡裢布那么回事，就抵死也不肯再当官儿了。
·棺材板
阎敬铭自己用人举才，也多是看那人能不能“持俭”，下僚为了逢迎上官，往往作态以媚之，必须变本加厉，所以“俭”这个德行到了阎敬铭所举荐的身上，更不免失之于“刻”。于是一时之间，还有“天下俭”、“一国俭”这样的名目。
“天下俭”是李用清。
李用清，字澄斋，山西平定州人。同治四年（1865）进士，改庶吉士。他是大学士倭仁门，散馆以后授编修之职。安贫厉节，每天研读四子书、诸子小学，旁稽掌故，对于地方风土物产民力经济之事，尤其关心注意。
同治十二年（1873），李用清也丁父忧，徒步扶榇返葬。守制完毕，再入都下，虽然原先做官的资历还在，一时补不上合适的缺，他也是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平日教几个学生读书，收点儿补习费，勉可过活。
光绪三年，李用清记名御史。正逢山西闹大荒，巡抚曾国荃、钦差大臣阎敬铭奏调李用清襄理赈灾事务，李用清骑着一头驴，无间寒暑，周历全境，身边只有一个老仆，携带着简单的衣物跟随。凡灾情轻重、食粮转输要道，巨细靡遗，悉亲笔录之于册。深穷病源，他发现灾荒起于人谋，因为山西全省的罂粟花田弥望无际，这玩意儿是高经济作物，种的人有暴利可图，当然不会再回头去种五谷杂粮了。
问题是种五谷的人吃五谷可以养身，种罂粟花田的人讨方便吸起了大烟，产业就没有救了。李用清知道：救灾救荒，莫如改花田而种五谷，然后生聚有期，元气可复，上书国荃详论之。曾国荃却认为山西的荒歉是当前急务，禁烟戒瘾、改作复耕是远谋缓策，且全国其他地方没有禁植花田，光在山西一省立禁开刀，这不是鼓弄民怨么？这事儿，就此罢了。
相传李用清从原籍起复入京时，徒步三千余里，其间未雇一车一骑，京里的人听说有这么一回事，都吓傻了。此外，他在巡抚任内，每天坐堂理事，夫人就跟着坐在大堂旁边的一个小厅室里；快要临盆了，却不给请收生婆，打算就这么耗着生。孩子才生下来，产妇就死了。底下佣作仆役看着可怜，给买了口像样的棺材，李用清非常不满，嫌贵，给换了口十分简陋的薄棺。过不几日，小婴儿也死了，下人们又去买了口小棺材，也遭到李用清的斥责。李用清打开夫人的棺材盖儿，将死孩子放了进去。
能俭成这个德行，在今天可以主持“法务部”了。
“一国俭”的，叫李嘉乐，干过江西布政使。他的俭，十分家常。有剃头的给叫进府来为李大人剃头，剃罢了，李嘉乐给剃头匠二十文小钱，随后还问他的长随：“二十文是不是贵了点？”长随说：“外间剃头一回还要四十文呢，那剃头匠嫌少，我已经替大人垫了几十文呢！”李嘉乐大怒，道：“我家乡的剃头匠剃一个头才十二文钱，此间奈何贵如许之多？你这散财奴居然还敢私自增垫？——以后不要雇剃头匠了——免得私相授受、滋生弊端；是后就请夫人给我刮一刮得了！”
还有一个浙江巡抚卫荣光，也是生性俭刻到极点。他每天的早点是油条三数枚，庖丁出入府署都要另由兵丁搜检，以免夹带鱼肉。有一天，卫荣光过生日，僚属都来道贺，卫大人将众人迎进花厅，大家都以为必有招待了，等了半天，厨子捧出各大木盘儿来，上头脂光呈亮、闪烁生辉的——都是油条，而且比平时所见、摊上卖的都小了一半儿。他也因之而有了个外号，叫“油条剪”，这个剪字没有写错！
·黄金屋
由这几把剪子可知：无论今古，要在一个圈子里争胜出头，非拿出点儿本事来不可。政坛是个奇特的场域，拿不出本事，还可以抬举些门面来应付；倘若连门面都抬举不出，就等着滚蛋了。你看今日执政之人偏是如此：技术面上不会执政，就从人情面、道德面上说他比别人都爱台湾，这就是抬举门面。单从这一点上看，我还看不出这已经是搞了九十多年的民国了。我称这样的爱台湾为一种“道学论述”，它是有来历的。
曾国藩东征之际，以大学士之身任两江总督，治半壁河山之军，驻节安庆，所谓“开幕府、揽人才”虽非自此始，但大启中兴之局者，要从这个阶段看。而日后封疆将帅、京朝大员之出于曾之门下者，不计其数。当时在曾国藩幕下，有所谓“三圣七贤”这般的名目，都是一帮子“口称孔孟，貌似程朱”的人物，俨然以道学自命之流。
有个进士，叫杨长年，安徽池州人，也属于这道学一派。杨长年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不动心说》，上呈曾国藩。曾国藩读罢了，随手置于另一个幕吏的案头。当时在曾幕中还有个李鸿裔，这人原籍四川中江，介直不能容物，于无意间也看了杨长年的文章，见文中有“置之二八佳人之侧、鸿炉（即洪炉）大鼎之旁，此心皆可不动”的说法，这当然是作者自己吹牛表态之言。李鸿裔看罢大笑，援笔批之曰：“二八佳人侧，鸿炉大鼎旁，此心皆不动，只要见中堂。”
这样干，过瘾是过瘾了，可是到夜半时分，曾国藩忽然想起要裁答杨长年的呈文，叫人把文章取来，一见有这么首歪诗已经写在上面，这就不好原文批复了。曾国藩随即传请李先生来见。李鸿裔闻听是为了杨长年的文章之事，知道这个玩笑开大了，正惴惴不安之间，且听大帅劈头问道：“你知道‘名教’是什么吗？”李鸿裔既惭又惧，不敢答，只是一脸惶恐。倒是曾国藩笑着说：“别这样！眉生，你要知道：我所谓‘名教’者，彼辈以此为名，我即以此为教也！”
李鸿裔乃至于其他非道学派的幕僚此后才知道：曾国藩不是徒慕道学虚名而已，除了真以是辈之空言反求诸己，以养操守德行之外，他甚至还有借道学来钳制这些人、规范这些人的用意。试想：一个口口声声讲四维八德却长久苦无出身的人，会不会真能甘于苦、安于贫却仍志于道呢？倘若这种人言行原本不能如一，日久原形毕露，待不下去的也只有另觅出路——但是起码在曾国藩幕下，他们讨不了什么实质的便宜，名利皆不靠岸，还得装成一副圣贤嘴脸，憋得实在难受。
桐城文章天下知名，有清中叶以来寖成一大宗。桐城有个方宗诚，字存之，就是曾国藩门下的“圣贤”之一。这人是大文豪方东树的族亲，同辈异支兄弟。方东树，字植之，晚号仪卫老人，得古文正宗真传，人品也高。虽说是堂兄弟，这方宗诚比方东树小了四十六岁，约略瞻仰过族兄的教养，也很有机会接近前贤的私箧。于是他另有门道，窃取了一些方东树的未刊稿，游扬于公卿之间，坐享大名。
一开始的时候，方宗诚在吴竹如幕下，有逾墙窥室女的丑事，吴竹如不想曝白其罪，就暗中遣散了他。此后十余年间，方宗诚还是顶着族兄的名号、文章，在名公巨卿的幕下漂泊寄食，混得不算好。曾国藩驻节安庆时之所以会找上他，乃是因为看上他在为河南巡抚严树森所写的一篇弹劾胜保的文字。严树森在豫抚任期不长，是咸丰十年（1860）十月到十一年十二月之间。方宗诚凭一篇文字就跳进了龙门，此后竟与李鸿章称同门。李担任直隶总督时，这个方宗诚也成了独当一面的地方官儿，任直隶枣强县知县。
方宗诚干知县的时候，留下了许多道学遗迹。
有个富户人家夜半遭窃，查获贼某送到县太爷跟前发落。方宗诚先问富户有没有损失。富户说：家人警醒，才听见有凿壁之声就起床准备了，发现擒拿得早，没有财物损失。
方宗诚随即冲那富户慈眉善目地说道：“这贼也是人生父母养的，迫于饥寒，始出此下策。本县不德，不能敦教化、感吾民——我实在很惭愧！但是人非木石草木，没有不能感化者。你呢，就权且将这人带回家去，要好生对待，晓以大义，养其廉耻。给他吃穿、让他受教育，就当是替本县代劳罢。千万千万不要以为他是贼，就苛虐他。本县或五日、或十日，就会着人来验看一回，看此人感格悔改与否。”
这就是当日的宣判了。做贼的非但没有发落刑罚，还找着个白吃白穿白住白玩儿的东家，俨然成为县太爷指定发放到富户家中的宾客。此后居处稍有不称意者，就跟那富户说：“我身上可是有官命的！你不服？咱们上县太爷那儿论理去！”富户受不了，可又不敢放了贼去，因为五日、十日一验无人，可不就是轻纵罪囚吗？于是只有辗转托人向太爷那边儿行了一大笔贿赂，方宗诚才不再管这事，任由富户将那败家精赶走。从此枣强县便没有谁敢上报窃案的了——窃案率也就零增长了。
县里还出过一桩案子，说是有年轻的孀妇，没有子女，遗产约值千两银子。做小叔的觊觎这笔钱财，便逼孀妇嫁人。孀妇不肯嫁，小叔子就告官控寡嫂“不贞”。
方知县把孀妇逮了来，说：“我看你不像是一个不贞的女子，你这小叔子真是荒谬之极！不过我替你打算打算：跟个恶小叔住在一块儿，也防不胜防；设若他再捣鼓出一些其他的来，你又能奈他何呢？”这孀妇连连叩头，请青天大老爷保护。方宗诚道：“你年轻，又没有孩子，依律是可以再醮的。”这孀妇也不是没有算计过，便道：“民女再醮，亡夫遗产就得归小叔子了。”方宗诚却道：“不然！本县替你作主，遗产还是归你所有，你小叔子抢不了你的去！”
有大老爷作主，这孀妇当然愿意再嫁。方宗诚连连称好，回头就问：“叫裁缝来！”原来县衙里有长年聘雇的缝工，是个鳏夫。叫来了便指着孀妇问：“此女可以配你为妻么？”裁缝斜睨那孀妇，还有一点儿姿色，当然说好。孀妇见那裁缝年纪亦与己相当，又是大人主议的婚约，想是错不了的，也点了头。方宗诚大喜，道：“本县替你二人作个冰媒，当堂即可成礼。”
这就“简单而隆重”地完婚了。裁缝急慌慌把孀妇往家里拉走；这厢方宗诚已经派遣衙役到那孀妇家尽取所有，搜刮一空。第二天，缝工来到衙中谢媒，并且提到女方前夫的遗产，方宗诚道：“你得了人，还想得财吗？未免太不知足了罢？这笔钱应该没入公库，你就回去好好儿过日子罢！”
枣强县每月都有例集，这种集会就是家家户户都可以来设摊一售的公共市场，所陈列者大多是平日所不易轻见之物，好让四乡八镇之民来买回去过日子。乡民来集，也会挑一些布帛菽粟之类的衣食用物来交易，此乃十分平常之事。
某日，又逢着月集。县太爷早在前一天便已传令，天才蒙蒙亮，就邀请来各地的绅士耆老，齐集于县衙大堂之上，叫衙役们将出少许酒食来，算是吃喝个意思、体面。随后大老爷有话说了：
“我写了几本语录，每一本都是切切关乎人伦教化之大旨者；既是本县读书学儒的心得，亦足以为天下教化。倒也不值什么钱，诸位就拿去，按照坊巷图捱家捱户散去，大有益于人心风俗也！”诸耆老以为这是赠品，称谢而去。孰料到了第二天，各地里长都接到了公文，要求按户实收语录的“刊资”——也就是印刷费——而且是按册清缴，这可是地毯式搜索，靡有厥遗，当然又海刮一老票。
方宗诚也有个族弟，叫方雅南，有一回打从家乡来拜访，想要有所请托，还没来得及开口，这方宗诚却像是先抢着了机会，道：“弟弟能来，太好了！为兄的薄俸所得，就是几十箱的书，要把这些书赍运回乡，传之子孙，又找不着合适的人。你来得恰恰好，可以替我护送这批书回去么？”
过了一天，方宗诚不知打哪儿搜罗来几十个大的空箱箩，命仆役备妥绳索，站在一旁伺候。他自己打从内室往外搬书，一函一函，其外盛之以木，其表复裹之以布。往来蹀躞上百十趟，堂上堂下的人几次要上前帮忙，都教他给喝止了。一面流着豆大的汗珠，一面道：“昔贤陶侃每日早晚都要搬砖百枚，以习劳苦；我的书比砖块儿轻得多了，也还可以藉此习习劳，要你们帮的什么忙？”
书装完了，自己用绳儿捆扎结实，就放置在屋檐底下。当天晚上，倒是方宗诚的老婆把这小叔子叫了去，嘘寒问暖之余，随手指着窗外廊下之地，道：“弟弟路上稍稍留点儿心——这里边有数以万两计的白银呢！”方雅南大惊失色，道：“我明明看着是书啊！”嫂子笑说：“不然！银子就在书里，书函里头挖空了，每函正可以放两大锭银；一锭五十两，一函就是一百两。”方雅南大为骇异，怕途中有什么变故，自己担待不起，便改主意不肯护送了。做嫂子的却说：“你假作不知道就没事了。万一有个什么差池，罪不在你，嫂子之所以跟你说，就是让你在路上稍稍留意些罢了。”方宗诚此举显然高明：一来瞒过外人耳目，让他还得以维系一个“布衣蔬食敝车瘐马”的穷陋之态，二来也省了押运扈从的耗费。
挑看了这方宗诚的奸猾虚矫，故事就可以从另一个人身上说起了，此人赫赫，叫李鸿章。
·天下瘦
在前清有那么个成规：皇帝谒陵之前，都得重修驰道，竣工之后，直隶总督要亲自走一遍，以示验看。这一年李鸿章已经干上直隶总督了，正要验看驰道这天上午，百官齐集，鹄立于道旁。李鸿章车驾一到，发现方宗诚也列班站在人群之中，遂上前拉手道故，状极亲昵。要说他俩有什么渊源呢？不都是曾老帅幕中待过的？可他俩连交接都没办过，怎么会如此亲密，一点儿都不像是制军和知县之间的公谊呢？道理很简单：他们一度都在老帅曾国藩手下干过幕吏，算是同门师兄弟。
这里，就要先从一副对子说起，破除了后人对历史人物简陋的刻板印象。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翁同龢是江苏常熟人；李氏经营人脉是一把手，翁氏应付实务是一把手；李鸿章入枢府时，翁同龢正领工部尚书。所以有这么一副联语：“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小民荒”。这副对子，显然并不怎么恭维李鸿章和翁同龢在“钱”这个字上的操守。
李鸿章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以翰林供职京师。其父李愚荃和曾国藩是戊戌（1838）同年，李鸿章还没登第之时曾经以“年家子”身份跟着曾国藩学习制艺。当上翰林之后都还时常到曾府上去请教学问、政事上的问题。直到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丁忧回籍，李愚荃带着李鸿章随侍郎吕贤基奉旨回籍治团练，从此就不通消息了。
李鸿章要打下自己的一片天，就得闯**一阵。团练搞了一半，吕贤基在舒城殉难，皖北至此鱼烂不可收拾，李鸿章无奈又进入安徽巡抚福济的幕府。
福济，字元修，是李鸿章登进士第一试的“座主”（主考官），按例两人是师徒。然而福济根本不懂打仗，也没有“认真练兵”的兴趣。看李鸿章一意进取，又颇觉其轻躁，因此两人很不投缘。
太平军打到安徽来时，李鸿章看官军一味退避畏葸，很不是滋味，遂力请大举一战——甚至立下了军令状。军令状只证明了李鸿章的年轻，而不能保证战事的顺利。接敌之际但见太平军兵士漫山遍野、铺天盖地而来，合肥左近诸乡立时为其势卷没。是时，李愚荃先已捐馆他去，李鸿章与诸兄弟只好奉母走镇江。但他还是不甘心，复游走于敌前诸将帅之间、思图再举，但是已经落落无所合了。忽然闻听人说曾国藩在江西督师，于是走小道去求见——他知道曾国藩念惜故旧，一定会用他的。可通过音讯之后，李鸿章在旅馆里一待就快满一个月了，仍没有什么动静。
当时曾幕中主要的几名干员有程桓生、陈鼐、许振祎。陈鼐与李鸿章是丁未礼闱的同年，是以受托去跟曾国藩说项请用。陈鼐是个敦谨人，说得十分含蓄：“少荃以昔年雅故，愿意侍奉老师藉资历练。”
孰料曾国藩劈头来了句：“少荃是个翰林出身，翰林志大才高，此间局面狭窄，恐艨艟巨舰非潺潺浅濑所能容啊！这个少荃也是——为什么不回京供职呢？”
要说翰林志大才高，池浅难容，是不通的。陈鼐就是翰林院的庶吉士出身，为什么就能容了呢？曾国藩话一出唇，就知口误，连忙将语气缓下来，叹息之情溢乎词，藉资掩饰。掩饰什么呢？掩饰他那深恐驾驭不了李鸿章的心思露了底儿。陈鼐细腻入微，焉能不知？但是越有如此深细的心思周转，就越不能明白顶撞戳破，于是转了个弯儿道：“少荃多经折磨，大非往年意气可比。老师何不姑且试用一番？”
话说到这一步，已经委屈至极，曾国藩再不答应，就是作难晚辈的意思了，遂点了头。孰料没过几天，师生二人就发生了冲突。
原来曾国藩每天黎明时分就要召集所有幕僚一块儿吃早饭，一边儿吃，一边儿还有公事交代。李鸿章一向不是惰睡憨歇的人，但是碰上这种一睁眼就要“会食”的场面，自觉应付起来耗神，不应付心里又犯嘀咕，索性托词头疼，不参加了。
不多会儿差弁一拨一拨地来请，最后连巡捕也来了，传曾国藩的话说：“非待幕僚到齐不许动筷子。”这可了不得了——分明看破了他这头疼是个幌子。李鸿章再也不敢怠慢，披衣而起、踉跄而行。一顿饭吃下来，曾国藩什么话都没说，直到众人都吃完，放了筷子，曾国藩才道：“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唯一‘诚’字而已！”说完起身就走。李鸿章这一下可吓着了。锐气因之而一挫，乖了。
·旷世才
有人说这是曾国藩故意要挫挫他才发的脾气。但是就实际任命用事看来，曾国藩对李鸿章是十分倚重的。“傅相（按：李鸿章日后加太子少保衔，是太子‘师傅’，柄大政，故称‘傅相’）初掌书记，继司批稿、奏稿。数月后文正谓之曰：‘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傅相亦自谓：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南针，获益非浅。”
曾国藩幕中还有个主司章奏的李元度，字次青，号天岳山樵，湖南平江人。湖南人拗，平江人尤其拗得厉害。曾国藩派遣李元度守徽州，戒之：不许出战。李元度领命唯唯，可心里想的不外就是如何建功。一见某日时机正好，敌垒看似散漫无拘束，遂开城迎敌，准备大肆屠戮一番；孰料中了诱出之计，徽州竟因之而失陷了。
这还不算，人们一开始争相传说李元度殉难了。过了许久，李元度一人自诣祁门大营，居然毫发无伤。照说应该留营听勘，静候大帅发落的。这人还到处义形于色地抗声争辩：当时他打那一仗有多么多么深的道理。说穿了，还不过就是越畏罪、越要壮胆。曾国藩偏不急着处置，李元度居然按捺不住，就溜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曾国藩召集群僚，准备拟一个折子弹劾李元度。李鸿章跟李元度既是同僚，也共过患难，于是率领了一群要为李元度说情的幕吏，到曾国藩面前力争。还撂下话来：“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道：“稿子我自己会写。”李鸿章接着说：“如果这样，门生也就告辞，不能伺候了！”曾国藩立刻道：“听君之便！”
李鸿章果然走了，曾国藩也果然没有留阻。之后，李去了江西，闲居一年，适逢官军克复安庆，曾国藩由祁门移军于此，李鸿章写了一封祝贺老师建功的信。曾国藩在回信中说：“若在江西无事，可即前来。”李鸿章立刻束装前往，这一回，曾国藩对李鸿章益发地敬重礼遇，一切军国要务，皆与筹商。意思似乎很明白：经过李元度事件之后，曾、李之间的歧异已经不是有无涵养气度的问题，而是人生整体价值感的扞格不入。那不是教训或浸润可以改变得了的，在曾国藩看来，李鸿章既属可以大用之才，就不必计较这样的差异了。
第二年，江苏商人士绅们雇船到安庆来请求援师，曾国藩二话不说，像是找着了个绝佳的机会似的，着即派遣李鸿章募淮军到上海参与保商卫埠的战役。李前脚才出门，曾便着手写了一篇密疏，盛赞李“才大心细，劲气内敛，可胜江苏巡抚之任”。
根据吴永《庚子西狩丛谈》所载，李鸿章晚年时曾有这样的觉悟：
我老师道德功业，固不待言，即文章学问亦自卓绝一世；然读书写字，至老不倦。我却愧一分传授不得，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弄，其实无有根底。
曾经在同治四年至十年（1865—1871）之间厕身曾国藩幕府，而于光绪二年、三年间（1876、1877）又居李鸿章幕府的吴汝纶，对于这两个中兴名臣有贴身的观察，他说：
吾壮时佐曾文正幕，四十以后佐李文忠幕，遭际亦幸矣！然佐曾公时，日有进益，而佐李公幕十余年，则故我依然。何者？
盖曾公每办一事，无适莫心、无入己见，但详告事由，命诸同仁各拟一稿以进，择其最善者用之，且遍告曰：“某君文佳。”倘皆不合，始出己文。如有胜己者，则曰：“吾初意云云，今某君文胜吾，吾用之矣。”即将己稿弃去。于是人争自琢磨。事理愈细，文思亦愈精。
李公则不然，每办一事，必出己意，曰：“吾欲云云。”合其意则用之，不合其意则摈之；无讨论、无切磋，于是人争揣摩其意，无越范围者，而文思乃日隘。二公之度量性情于此可见，而其能作人（按：“作人”者，作育人才之谓也）亦于是焉殊矣。
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薨逝于两江总督官廨之中。李鸿章邮寄了来他亲笔撰写的挽联：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别嫌李鸿章口气大，他所说的每个字都是实话。
《清史稿·列传第一百九十八》李鸿章的传中有这么一段记载：
初，鸿章办海防，政府岁给四百万。其后不能照拨，而户部又奏立限制，不令购船械。鸿章虽屡言，而事权不属，盖终不能竟厥功焉。三年，晋、豫旱灾，鸿章力筹赈济。时直隶亦患水，永定河居五大河之一，累年漫决，害尤甚。鸿章修复金门傍及南、上、北三灰坝。卢沟桥以下二百余里，改河筑堤，缓其溜势。别浚大清河、滹沱河、北运河、减河，以资宣泄，自是水患稍纾。
据说治永定河期间，总督衙门赊欠了一批木料账款，经年未偿其值。店家不耐久候，又恐督署根本是“片儿汤”，于是决定摘发。原本已经具状而控之，给刑部暂时压下来了。一看，不过千把两银子。刑部里的司官赶忙通知直督府，看能否在一二日内凑出这笔钱来，中间传话的是薛福成。
·靴里样
薛福成，字叔耘，号庸盦（庵），是李幕中主掌洋务的长才。他接获消息之时，李鸿章正准备出门验看驰道，人已经坐在轿子上了，薛福成来不及说清楚，只匆匆道：“署中急需现银不敷用了。”李鸿章随口回问了一句：“差多少？”薛福成道了声：“不多——”才比了一根手指头，那轿夫班头误会了手势的意思，呼喝着就起轿了。薛福成没有身份再将轿子拦下来，一方面也怕耽误了总督行程，就抢上前跟了几步，隔着轿帘儿喊了句：“试想《临城谣》首句，大人！”
《临城谣》是近畿百姓哄传多年的一首短歌，随时而变异其词，大意皆不外揭露疾苦、诋諆时政。百姓不敢公然传唱，但是官司就算听见了，也毋宁愿意到歌谣里找些材料，以便修理政敌。《临城谣》的开头儿两句，总是：“银南宫，金枣强，不见妻儿呼爷娘。爷娘流落他乡去，男为奴丐女为娼。”歌儿里的意思是说：直隶境内，除了号称金银二邑的枣强县和南宫县之外，都是穷荒野僻之地，男妇不安于室，生计无着云云。这话虽然夸张了些，其实也看得出：越是近畿之地，贫富差距似乎越是明显，古今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李鸿章在轿帘儿后面听见这《临城谣》三字，登时就会了意。于是到现场一见有枣强县的方宗诚在，立即上前把住手儿，笑逐颜开。且看下面这一段生动的描述：
文忠（按：即李鸿章）一见即握手道故，同步驰道上。文忠好诙谐，忽谓方曰：“尔官枣强有年矣！攫得金钱几何？”方肃然对曰：“不敢欺！节衣缩食，已积俸千金；将寄归，尚未有托也。”文忠曰：“可将来，我为尔赍去——我日有急足往来乡里也。”方称谢，即摸索靴中，以银券进。文忠曰：“尔勿以赝鼎欺我，致我累也！”言罢大笑。道旁观者数万人，皆指曰：“冠珊瑚者，中堂也；冠铜者，方大令也。”
皆啧啧惊为异焉。久之，以“循良第一”荐。
这里头有很繁复的官场文化，不解释，难以知其趣。
首先，我们要了解：这是上官向下僚索贿，而且是当众索贿，有好几万双眼睛瞪着看——虽说听不见他们的对话，总看得见方宗诚从靴子里拿出张纸片儿来的模样——这样不避耳目，当然不只是李中堂后台硬的缘故，还有这言谈自若的态度，能够用几个连珠也似的玩笑层层递出，看来诙谐轻松，若有意似无意，但是每一言片语，都酝酿着机锋无限。
尤其是李鸿章开口就诘之以“你捞了多少？”而方宗诚居然好整以暇地答以“千两”之数，看似彼此会心领情的默契就这样建立起来了。有趣的是底下李鸿章又看似开了个玩笑：“我有专程快递，替你寄送。”方宗诚也不马虎，当场献上银票——你敢要，我当然敢给——而且一看就知道：正吻合所需之数。最妙的是第三拍。李鸿章银票到手，还补了句：“你别拿假银票囫囵我，害我受累啊！”倘若是诚心代人寄递，问什么真假？一旦问真假，就必定不是代为寄递，而是存心干没了。然而不存心干没也不行——人家靴筒子里为什么刚刚好就是亏欠木料行货款之数呢？这不分明是有备而来的孝敬吗？后来端午桥（方）有两句带些打油气味的诗说得妙绝：“靴里自惭无别样，能开足下几分怀。”即用此事。
但是这老贪耄居然在安庆——也就是当年曾国藩克复而据以为基地的中兴名城——“置良田数百顷，起第宅于城中，又设巨肆于通衢以权子母。三十年前之寒素，一变而为富豪矣！迨方死，子孙犹坐享焉。”这故事，还真有个令人可以认真悲伤的结局。而京师里只能传出这样狗吠火车的谚语来覆按一切：“黄金无假，道学无真。”
故事之外的故事
前引文说到李中堂的珊瑚顶，以及端午桥那两句谐谑的诗，就不得不补一个注子。《清朝野史大观·清朝史料卷上·王公降袭次第》云：
清初宗臣贵胄，统称贝勒，至崇德元年（按：皇太极称帝，建元崇德），定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辅国二公，皆冠宝石顶，以补服翎眼为差次，统名曰：入八分王公。其不入八分公，及镇国、辅国将军，皆冠珊瑚顶。
端午桥的原诗是一首七律，骂李鸿章不带半个脏字儿，却切中肯綮，鞭辞入里，居然能从珊瑚顶说到寒食节，尽将一代名臣的款款私衷暴露无遗。先把原诗抄在这里：
珊瑚顶子八王台，三眼花翎问剪裁。
放踵何妨多割地，刮皮岂便不成灾。
热中肠腑消寒食，无底橐囊趁有财。
靴里自惭无别样，能开足下几分怀。
此诗头联二句，说的当然是李鸿章位极人臣，封赏冠有清，唯花翎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升沉之剧，也有点儿难看。颔联先用《孟子·尽心上》“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起句，似褒而实贬，仿佛是说：为了国家奔走四方，脚都磨伤了，那还不如多割让些江山，让自己的国家变小一点儿，奔走起来就不那么累了，此句所刺，当然是马关议约之事。至于万一不留神将“八王”看成了“王八”，我想端午桥也不至于反对。
至于“刮皮”，是有故事的，李鸿章跟下僚接谈，往往喜欢开寻衅玩笑，什么叫寻衅玩笑呢？就是言谈间故意露出些揭人疮疤的味道，使人于窘迫难言之际赔笑解惭。像是李岳瑞《悔逸斋笔乘·李文忠轶事》就记载着李氏接见广东新任藩台裴伯谦时，开口第一句话就说：“你要刮广东的地皮去了罢？”端午桥用“刮皮”作典，可知李鸿章如此谈锋，是惯例。颈联以“热中”“寒食”“无底”“有财”同句作对，十分巧妙，所揭露的，当然还是李相国对于名利之绝不松手，正因为自己是这样的人，所以开起他人的玩笑来，也总是黄金黄金，如假包换的一颗黄金赤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