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悔把恩仇抵死分

在美国旧金山遇刺的记者黄远庸死后多年，行刺者及动机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国民党的官方说法是袁世凯帝制自为，诛锄异己的手段。史学家沈云龙《黄远庸其人其言》则透露，曾任国府内政教育部长及国史馆长的黄季陆曾经在一通电话里告诉他：刺杀黄远庸的凶手乃侨胞黄某某。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又有自称国民党美洲总支部负责人林森之卫兵刘北海临终忏悔一说：黄远庸是他杀的，教唆的是林森，主谋则是孙文，行凶时间在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饮冰室合集》的编者、民初诗人、法学家林志钧于黄远庸遇难之后不久，就着手编辑了他在《申报》《庸言报》《亚细亚日报》《国民公报》《东方杂志》《少年中国》周刊等媒体上所刊发表的时论、杂文、论述等，《远生遗著》一书，由梁启超题签，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多年以后，科学出版公司与台湾文星书店还两度刊行了小字增订版。

翻理旧时著述，以窥黄远庸因嬉笑怒骂以寄托感慨、剖析事理的独特文风，不难发现：黄远庸是一个真正追求独立思考的记者，绝非国民党当年一意栽诬的“附袁”“媚袁”之徒；倒是他打从民国元年起就看不起国民党——或者该说看不起由国民党所带动的入党风潮——却的确令各党切齿。

在一篇发表于民国元年（1912）十月初五的《政谈窃听录》中，他开宗明义地说：“若北京则几成为党人党事之世界矣。每逢政客谈话，每一时间，不知须用若干党字，闻之耳中生障。”

对于“党人党事”之不耐，非不以共和政体之需要有党为然，黄远庸的态度是从“党中有系”开始的。他非但不否定党之必要，反而心系于一个团结而振作的国民党：“今日国民党中孙系、黄系、宋系之说，洋洋盈耳。据宋教仁君对吾侪友人中所语，则为此皆异党所臆造。其实我国民党人心目中有宋遯初者，无一人不倾服黄克强。”黄远庸当然知道宋教仁这话是说给外人听、好让自己人舒坦的，故曲笔调笑他，“盖亦不痴不聋、不做阿公之意耳”。

然而，黄远庸对于亟欲扩大、以图在国会中牵制大总统袁世凯的国民党并不像宋教仁那样力求回护；在他眼中，这就是一个除了宋、黄别无伟人的政党。

为革命党改组国民党奔走的几个元老之中，有一胡瑛，曾经亲口告诉黄远庸：在南京时，正因为孙中山、汪精卫等人都不太肯主持，改组这事就算是半途而废了。汪精卫以失节终，其谋其道、其行其操，姑且不论，可是就一位被后世奉为“国父”者而言，这是很难想象的。为什么艰难缔造了民国的孙先生居然也不大热衷于革命党的改造、以建设名副其实的共和政体呢？此中机关似也不难理解：在孙文的心目中，建立一个政党政治的正常国家“道阻且长”，当前扫除反革命障碍的急务却必须由一个刚性的革命政党才能担负。

宋、孙之间的这个矛盾并未表面化，原因之一是宋在北方的人望仍然是南京方面在彼时意欲争取全国广大同情和支持的利器。许多老同盟会的议员都乐于亲附之，也愿意追随他赞成改组。

至于原本不赞成改组的，则发展成非宋之一系。这个系，就当时情形看来，还是孙（文）系居多，也未必真有什么黄（兴）系——实情正如黄远庸所观察的：黄兴拉人进入改组后的国民党之行动，要比孙文积极得多。

因此，宋的支持者才不得不向他人寻求奥援，其中之一是根植于立宪派的张謇、章炳麟、程德全、熊希龄所组织的统一党。此党成立才几个月，忽而与民社、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和一部分的国民党组成了共和党，忽而又在章太炎的宣言下恢复了独立的身份，不论怎么折腾，起码这些人是相信政党政治必须亲力亲为、早成早就的——这个想法，孙文当时根本不措意。

《政谈窃听录》虽然开宗明义不苟同“党人党事”，然而并不表示黄远庸不赞同或不倾心政党政治。可是橘越淮而为枳，政党政治一旦落实到中国当时的官场酱缸里，虽豪杰之士亦不能自树立耳。在“党中有系”这个议题上，他轻描淡写了两句话：“系之云者，自其部下言之；若首领先自有系，则部下不将日日斗殴乎？”

即使话是这样说的，黄远庸仍然有其不能遮掩的欹侧之情。以他所揭举的孙系、宋系、黄系观之，在说到宋教仁的时候，他还是会引用“极称黄克强而鄙薄宋遯初”的人所说的话：“不曰其能力薄弱，即曰其气分不阳。”此语虽然带些玩笑意，也颇近谑了。然而一说到黄克强，便是这般口吻：“记者眼光中之黄克强，盖一率直热诚之人。其主张厉行国民捐及不换纸币，正是其热诚过人处。然其政治思想之不适于今日可见，顾其条理纵不及遯初，而终异于□□之大言无实。故若记者管窥蠡测之见不甚谬误，则记者愿为宋系而兼黄系，绝对的不愿为□系也。”

我手头的这个版本，虽然经史学家吴相湘教授勘订，前言称其“比商务版删去的少而增加的多”，但是这两处三个“□”仍令人生厌——虽然抹去了原文，谁又猜不出，它所遮掩的不就是孙文吗？

《远生遗著》卷一上有这么一篇《我意今尚非高谈建设之时》，刊登于民国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少年中国》周刊，大意是主张新建民国当务之急，不该推行建设，而在“贮建设之本”，所谓的建设之本，又可以归结为三个面向，就是“统一国家”“巩固秩序”和“休养财力”。

这样的三件事，在后世之人看来，不免有些空洞，但是支持黄远庸这样看法的人起码有些个“宜急不宜缓、宜简不宜繁、宜实行不宜空言”的策略性考虑，他们特别在意的是：号称“民国”的中华之邦会不会在列强冲击或割裂之下分崩离析？会不会在过度想象建设成功的远景上迷失了居安思危的方向感？是以当时黄远庸辈心目中的“建设”，远非今日之吾人所能理解，在他看来，谈建设，就只是高谈、侈谈、空谈建设！

黄远庸还强调：当下的中国之所最急迫的有五：军事之统一、外交之统一、司法之统一、财赋之统一、警察之统一。这五项里面，黄远庸特别提出司法和警察两项，以为是恢复秩序和伸张国权的基础——这一点，原本和建设没有冲突；我们甚至可以说：即使摊开来这全数的五项统一课题，也都和我们今日所称所见所从事的建设没有冲突。那么，他为什么会说：“今所谓政府与政客，视此真正之平民政治之基础，渺然不屑置意，而日日高谈建设，官僚派则相与以‘维持现状，建设勿多道’。吾不知彼之所谓现状者，乃以何者为范围？现状抑既日以破坏，维持之何有？其意若曰：‘维持现状者，乃听天由命之谓耳。’窃望高谈建设者之一念此也。”

在这里，我们要是把黄远庸所声称的“政府与政客”和“官僚派”看成了两种不相干的人，就失义难解了。在这位眼光锐利的记者看来：北京的袁世凯和南京的孙、黄便是政府与政客，厕身新政府而仍心系旧江山的大部分政府要员则毫无疑问地恰是“官僚派”，这几个词语之间最微妙的不是他们的对立，而是他们的合作。说什么南北之争？说什么两京两府之争？说什么北洋与民党之争？实质上都不是，真正的底细是：任何人都不能、也不想建设一个落实的民国。

黄远庸的话说白了，就是在指责孙文：你不要再谈建设了，再谈建设也只是掩护袁世凯，让他们去维持一个连统一的满清都不如的破碎政权而已。

议论孙、袁二氏在民国元年、二年之间关系的后世文章多矣。以袁之“新智识与道德之不备”“公心少而私意多”“急求政权故罔顾体制”，浮论人人可申，遂成定见。

但是黄远庸的主张非止于此。在他看来，以同盟会之根苗，宋教仁之鼓吹，孙文、黄兴二伟人之声望，而犹瞻顾于与北洋之合纵，无乃有另一种姑息养奸的深谋——在当时，不仅国民党如此蓄志，连立宪派的梁启超都作如是观——说穿了，就是要全国国人坐待袁世凯完全暴露其作为一个野心家和独裁者的企图，再乘势鸣鼓以攻之。所谓“事不急不足以动众，恶不极不足以杀身”，这在一向快人健语的黄远庸看来，反而直等于和袁世凯一搭一唱，合力使新成立的民国“大祸迫于眉睫”。

在民国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发表于《少年中国》周刊的《死门开而生门绝》一文中，他就这样痛斥过：“今中国之病已到九十九分，而旧医尚以为痼疾难死，种种斫丧之；新医尚高谈医理及卫生之法于其旁，而不知一刻千金之可贵。”黄远庸所指斥的对象，非徒袁项城而已；国民党之上焉者，犹属这样的“新医”；下焉者，则“更有其家无知小辈、万死奴仆，明知其家主人之旦夕绝息，其家之瞬刻沦败，而歌舞嘈嗷，万戏杂作，鸡偷狗盗，得间辄发，此则吾人所为悲观者也”。

这样的文章，多年后未必激人愤慨，因为挨骂的不以为自己挨了骂——林志钧编成此书的民国八年之时已经没有人在意谁是“无知小辈、万死奴仆”了。可是在文章发表的一九一三年初，恨之切齿的还真不会是袁世凯，而是黄远庸如椽之笔所切责的那些“利用政党以毁国家”之人，其中国民党人最多，这道理也很浅显易明，因为国民党是最大党。

早在民国元年（1912）八月二十五日，同盟会吸收四小党改组国民党成功，眼看就形成了国会之中的最大政治势力。袁世凯见招拆招，利诱章太炎、梁启超等也来组党，选举参、众两议院之国会议员遂成为这个阶段的全国大戏。

新的时髦政客在几乎已经被革命消灭的士绅阶级的簇拥和金援之下，忽然登上讲坛，放论自由民主，人各有一党，党各有一章，招牌纲领齐备，名词小异大同。有身为甲党而复为乙党者，有昨为甲党而今为乙党者，有一人而贯通三五友党者。这种滥象，黄远庸也在《政党安在》中一力挞伐，其见解之犀利、议论之透彻，当世无匹。

可叹复可笑的是：他所拆穿的对象当然包括南北两府，对国民党和它的对手打击都很大，但是袁世凯所卵翼的民主党、共和党、统一党虽然也受到抨击，这却是袁世凯私心所乐见的——他本来就是要消灭一切政党的；其中，当然也包括看似由他一力扶植的小党。

在黄远庸看来，当时真正对政党有定见、有灼见、有远见的只有一个人：章士钊。“章君向持毁党造党之论，大得时谤，而章君力持其说不变，可谓刚毅近仁者矣。某向者亦颇怀疑于章君之说，谓党势既成，毁造当非时势所能实现。今乃自悟向说之谬……”

这个“真正的记者”黄远庸真情流露，不吝自责其昨非而今是，正是从“毁党造党”的坚决论述里看清楚国民党打从一开始缔造，就是“名与实大戾”，且“病国病人才”的一个党！

从民国元年而后，黄远庸主要的工作，就是当逐鹿问鼎之各路诸侯提出他们的见解、揭橥他们的理想、展现他们的企图或是流露他们的野心欲望之时，予以客观、冷静甚至可以说是无情的擘析、拆解甚至抨击。他似乎无所与可，但是每每在实务问题上都能掌握新国家、新政局、新思维所迫切需要的理性。下引一篇短文可以例其余：

吉林代表翟君，以蒙古事抗言而责袁总统。袁总统因深为不怿。退而唐在礼（按：袁之侍从武官）语翟君：“代表性质与立法机关异，奈何面折总统？”翟君愤谓：“国事如此，奈何尚禁人发言？”呜呼！翟君之言是也；唐在礼之言亦是也。然国事败坏之先，不知分别责任；至于事后，乃以法律权限云云责人。呜呼！法律权限，多少之罪恶，假汝以行。（《送吉林代表翟君》）

通篇不过一百二十余字，拆穿了民国肇造之初野心家政客的惯技——有法可守之时，并不在意守法；无事可成之际，却假法律权限为辞，以卸其责，以诿其过。

当看见政客以辞职表现风骨的时候，他并不急着喝彩，反而一手拆穿：这些人根本不是真心求去，“特用以为牢骚无聊之一法门”。他真正要指出的是：在民主制度之下，官员之去留，是要和政策之用舍相互绾结的；食禄当差之人，乃以政策之用而进，亦以政策之不用而退。但是黄远庸的话不仅如此，他总有能力以灵活如弹丸的文笔，激怒各方人士：“诸君之家不用仆媪乎？稍加斥责，便声称要去，及真命算给工食，则又顾恋饭碗而求勿去矣，此辞职之解释也。”（《辞职之解释》）

民国初年，曾经担任过浙江都督府秘书长、参政院参政的陈敬第是宦门世家，哥哥陈汉第还当过国务院秘书长，兄弟俩又都是书画界的耆宿，颇负时望。到一九三五年，陈敬第曾经应黄远庸之子所邀，为《远生遗著》作跋，在那篇简短的、看似交代出版背景琐事的文字里，陈敬第两度提及史量才：“去年夏天，余在莫干山，乃欲书陈君匋遗、与史君量才，商由申报馆印行，慨然允诺。”以及：“未几，量才亦以狙击死，距远生死十九年，然则言论自由，固不适用于吾国也，夫复何言？”

原本不过是重辑故纸，更张发行，以存斯文，以志斯史，为什么一笔搠上刚刚被暗杀的史量才呢？这当然是陈敬第的春秋之笔，他就是要提醒《远生遗著》的读者：远在十九年前、远在太平洋彼岸之地遇害的那个人，和史量才所遭之横祸并无二致——都是国民党干的。黄远庸遇刺的真相的确是被淹埋一时，而且是被举国若狂的反袁、反帝制狂潮所淹埋——他死后第五天，袁皇帝登基，举国唾骂，正好给了国民党一个大肆宣传的机会，把黄远庸抬举成反对洪宪政权的一个标杆型人物，则一方面既张扬了袁世凯的阴狠凶残，另一方面也借着烈士的鲜血，染红染热了国民党与北洋斗争的义愤。

黄远庸的儿子黄席群（1909—2009）也在吴相湘教授所认可、赞赏的那一版《远生遗著》跋文中透露：“溯自民国九年迄十九年，凡经三版，迨重请审定，主其事者，谓中有二篇，触迕时讳，应加削乙。群（按：黄席群自称）以先人著述，未忍芟夷，遂寝其议。”

这话更加让黄远庸的死因得到覆按：他不但极可能是国民党派遣的刺客打死的，在他身后，还不断有来自党方的各种势力，意图窜改或删削他的遗作，只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眼中无伟人的记者。至于动手的刘北海——林森的侍卫——在死前的觉悟颇令人想起南宋的权相史弥远的遗言：“早知泡影须臾事，悔把恩仇抵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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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结束在刘北海赍志以殁的那一刻。这人间没有一个人在意他杀了谁，又是受谁的指使，法律追诉期早就过了，政治、历史、甚至情感的集体记忆也是人人寡淡而不知味，不觉有抚怀惊心之必要。时隔一世纪，刘北海和黄远庸一样，在大众甚或历史专业的小众之人心目之中，都只是两个极为模糊的名字，没有人闲来无事会想要还某人以清白、还某事以真相——

——除了做戏之人；所以，王家卫接下来是这么说的：

“我们做戏的。”说完黄远庸遇刺的故事，王家卫才忽然抛出了这个主词，之后停顿了一会儿，而我的脑海里立刻走马灯似的浮起了曾经在我身边出现的好几张脸孔，静芝老师、胡导演、张彻、藤井贤一、柳亨奎……无论涉入影剧事业或深或浅、或久或暂，他们都曾经认真地追问过一些总是在现实中被人们迅速而彻底遗忘的事，他们也总想藉由人们还有兴趣或者还愿意好奇的题材，去挟带那些早已被抛弃了的故事；因为那不只是说来爽口、听来贴耳的笑谈罢了，还包括了刻意被人们、被历史淹没的东西。

“我们做戏的不去翻一翻那些老账本，谁还会翻呢？”

“所以，容我大胆猜一猜，”我抢着说，“薄无鬼、丁连山、宫宝森，还有什么叶问，这些都是面子？你要翻的里子是孙文、林森、刘北海和黄远庸？”

“也不一定。胡导演一定也同你讲过袁世凯、秋瑾、吕公望罢？”

“也说过梁启超。”

“张彻还和我说过王亚樵，还说完全是陈观泰应该主演的片子。”王家卫神秘地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