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为什么要写作

蔡建峰

关于我为什么要写作，用黑塞的话来说，起源于一次“感召”，又经历“觉醒”。2018，我的人生发生了一次变故，具体是什么，不方便告诉你们。如今，我依稀记得的是，在后来的某一天晚上，洗完脸，我看着镜中的自己，惊觉那人如此陌生，他的眼睛、眉毛、鼻子乃至嘴角的一点儿**，看起来完全是不真实的，好像属于另一个人。

当天晚上，我躺在**，看的是费尔南多·佩索阿的《不安之书》（又名《惶然录》），忽有一瞬感到产生了想说些什么的欲望，于是便动笔。起初，我写的并非小说，也称不上故事，只是一些带有感悟性质的随笔，夹杂着在如今看来很幼稚的哲学思考。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春节前后和亲戚一起去关帝庙上香（闽南地区的习俗）的事。泉州的宗教气氛尤盛，每年到这个时候，关帝庙里总是挤满了人，我们一整个家族便像赶集似的，四五点醒来，六点多便出发了。关帝庙在涂门街。大清早走在街上，我感觉我的灵魂好像从身体中被抽离，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存在着。恍惚之间，身边的一切都如此不真实，神色匆匆的行人，拥挤的车流，还有在耳边不停鸣响的车笛。我可以清晰地感觉到我的灵魂操控着一具肉体在行走，如同布袋戏中被人牵着线的布偶。周遭环境越嘈杂，我就越感觉恍如隔世，像第三人称视角，我的身体不属于我，我的存在也不属于我。后来我了解到，这一过程在心理学作“解离”：人的心灵就像一面镜子，遇到创伤就被打碎，那些碎片化的情感会游离在我们周围，始终压抑，有时候会冒出来，使人感到无法忍受的悲伤，但下一瞬又什么感觉也没有了。

在这样的状态下，我总觉得自己是不真实的，他人是不真实的，世界是不真实的；我们与世界、与自己之间好像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尽管看得见，它们却始终存在于一个触不可及的境界。真实，这个抽象的概念，必然引出它的对立面—虚幻。于是当我开始动笔，想表达的主题几乎离不开对世界、对自我、对他者的真实性的猜测。至此，真实已成了我小说创作中的母题，紧接着又从真实中引出了对死的反思。但在这一时期，我对科幻尚未产生兴趣，甚至也从未读过一本科幻小说。真实使我发生改变的，是2018年年末偶然读到的菲利普·迪克的小说：第一本是《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然后是《尤比克》和《流吧！我的眼泪》—尽管前者的知名度很高，但它并未给我带来冲击。真正打动我的是后两本，在那样的处境下，我感到自己就是乔·奇普，就是杰森·塔夫纳，被一只看不见的大手戏弄，卷入了世界真实性和自我身份认同的漩涡。我爱上了菲利普·迪克，疯狂地，决绝地，像一块海绵势必要吸进滴落的水分一般，在极短的时间内看完了他所有的书。如今，我的书架上收藏了他所有小说，既包括长篇、中短篇，也包括科幻、主流文学作品。值得庆幸的是，我的收藏品还在增加，因为他仍有部分著作尚未引进。我既期待早日能读完他的所有作品的那一天，也害怕那天过后，迪克的小说世界就消失了。

回到我个人的小说上，在创作初期，受菲利普·迪克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当然也是饱受诟病的。我很明白，尽管我和他阴阳两隔，也从未见过，但正是他领我跨入小说创作的大门，使我变成一位谦卑的学徒。菲利普·迪克于1982年去世，距今已四十年。他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我无法很直接地向你们解释，为什么我对一个死去的作家的感情如此之深，甚至单方面地将他引为知己，但我也明白，如果我始终活在他的创作阴影下，这笔遗产终有一天会被挥霍干净。于是，我知道，该抛下迪克了，正如所有孩子都会离开父母，所有弟子总会出师，我开始转变风格。

从2021年起，我开始更有规律也更系统地阅读不同作家的著作，更饥渴，也更警惕。我尽量不让他们影响我。然而，在这些伟大的作家当中，仍有几位的光芒实在太过闪耀，使人无法回避。有一个说法是，福克纳和海明威倘若有一个共同的后代，那就是马尔克斯。我不想妄论我的师承，因为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学徒，配不上用他们的名号招摇撞骗。然而，我也不该羞于谈论自己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什么：赫尔曼·黑塞是我的精神导师，马尔克斯传授我长句和意象的使用，海明威教会我“冰山理论”、短句和简洁，福克纳则向我了展示结构、多角度叙事和意识流的神奇之处，而石黑一雄则带我领略了克制的魅力和不可靠叙述的奇妙。当然，也还有其他作家，譬如V·S·奈保尔、胡安·鲁尔福、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等，在此便不一一赘述了。

最后，我用海明威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说的话来回答最开始的那个问题：“从已发生的事情，从存在的事情，从你知道的事情和你不知道的那些事情，通过你的虚构创造出东西来，这就不是表现，而是一种全新的事物了，比任何东西都真实和鲜活，是你让它活起来的。如果你写得足够好，它就会不朽。这就是你为什么要写作，而不是你所知的其他什么原因。可是，那些没人能知晓的写作动因又是什么样子呢？”

这就是我们写作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