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心酒吧之歌

一

端点岛的天空是橘红色的，浮着光霭，像火焰。那人走进小酒馆时，这座城市正在下雨。一个牙齿涂着荧光粉末的疯子背对门口，坐在吧台上讲笑话。当我们出于尊重闭上嘴巴时，他还在喋喋不休地说话。因此，数秒钟后，他被迫躺在地上，我们一点儿也不意外。在端点岛，你每天都能看见传奇，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我们经常看见的那些人，都是活着的，死了的却少见。那天晚上，走进酒馆，撞翻顾客的，是一个死人。

任侠点了一杯酒，在吧台边坐下—他就是人们口口相传的那种传奇，消逝了，形象却十分鲜明，十年前死于一场谋杀。在我的老家，离端点岛很远的地方—我是说，现实—任侠一直是我母亲最爱的摇滚歌手。在她病逝之前，他的事业如日中天，正处于人生的巅峰，全世界有好多女人为他着迷。要说我的母亲，自然也是这些痴狂女人中的一个。她不是时代的弄潮儿，不会利用思维节点跳入岛屿，她理所当然也不是我一直期待的那种有很好的音乐素养的女人，甚至不懂五线谱，但长久以来，她一直坚持收藏他的磁带、唱片，包括端点岛上的音乐同捆包，哪怕她这一辈子都没跳进岛屿；而我的前半生，都生活在这个男人的沙哑歌声中，甚至胎教音乐也是他的作品，用母亲的话来说，就是音乐使人变得相似，她希望在耳濡目染之下，可以给我培养出些许音乐天赋。母亲的原话，是一些玄之又玄的东西，不外乎精神共鸣、陶冶身心的说法。这么说吧，每个当母亲的都对孩子有期望，而她最大的愿望就是我能变成像任侠那样富有魅力的摇滚歌手，甚至有朝一日能超越他。托母亲的福，我现在成了一个在酒馆卖唱的落魄歌手。

母亲病逝后，我便离家出走，再没和父亲联系过。小的时候，他总打我们，因为他觉得，母亲一直试图用一些她自己也不懂的东西，把她的儿子变成那种浪**轻浮、游手好闲、不肯好好工作的社会闲散人员。我的确有些天赋，也热爱音乐。但是，你瞧，我的父亲是一个务实的上班族，我的母亲则是一个发福的家庭主妇，他们俩都对音乐一窍不通，而挖掘才能是一件很费钱的事。每次，我们都得等父亲出门上班后，才能好好听唱片。关于任侠在唱什么，母亲压根儿听不懂。我倒是听懂了，不外乎是一些孤独啊、爱情啊、生离死别之类的内容，偶尔夹杂着愤世嫉俗的抱怨。我猜，所有的摇滚歌手都愤世嫉俗。不过，每当那时，尽管我的母亲听不懂，她还是会闭上眼睛，徜徉在自己的世界，听着听着便流下了泪水。哭起来，我的母亲。那一刻，总是极为干净动人。

有一次，母亲开始尝试和歌而唱。她五音不全。从她喉咙里挤出来的歌声，比布帛在织布机上断裂的噪声还要吓人。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说即使是最笨的人唱歌都比她好听。母亲羞得脸都红了，后来便恼了。她气得索性不唱了，后来却拉着我说要教我跳探戈。她的舞步不错，只是身材有些臃肿。那时候，我才七八岁，在母亲那双不由分说的手里，笨拙得像只有一条腿的锡兵。我们跳舞。她的重心在右脚，而我的重心在左脚(1)。我们在跳舞时，双方从不对视，定位时都朝自己的左侧看。从扬声器里传来的音乐，不是节奏明快的探戈舞曲，而是任侠的民谣。这与我们的舞步是极其不搭的。但母亲仍跳得热烈狂放、变化无穷，她的舞步留在我的记忆里，至今都一直闪耀着美丽的辉光。

一曲舞毕，母亲带我去了厨房，给我做果汁喝。后来，我们一起坐在沙发上歇息的时候，她突然起身，进了房间。角落里的唱片机还在播放那位摇滚巨星的音乐。我走过去换了张专辑。迷幻摇滚。母亲换上一件她最喜欢的连衣裙，在一片模糊的电吉他声中走来，给我看一张她私藏多年的照片。照片上，她和我们的摇滚巨星坐在一起，头和头紧紧挨着，背景好像是某个音乐节现场。母亲说，她和任侠有过一面之缘，照片后面还有他的签名。我看着照片上的母亲，没看背面的字。我看见年轻时的她，在很久很久以前，眼神清澈而闪亮，散发着迷人的光辉。倘若不是这张照片，很难相信我眼前这个疲惫而普通的家庭主妇，也曾爆发出美丽的射线。照片上的女孩，像耀发的超新星，而我的母亲，这么多年过去了，芳华不再，黑发中生出了银丝，变得平庸而痴肥。我看着照片上的这个女孩，她的笑容陌生，眼神干净，和我身边的母亲好像不是同一个人。她是那个在母亲跳舞时从她身上灵光一现的幽魂，所有美好的一切已坠向遥远的过往。

父亲回家后，上述发生的一切，好像没发生过。如果那天他回家晚了，喝了酒，准会吐得满地都是。每当那个时候，我的母亲会把我关进房里，给我放点音乐，让我一人待着。然后，她孤身一人，前往客厅，像赴死似的，拿着扫帚和簸箕清理父亲的呕吐物。我有一把吉他，是母亲送给我的生日礼物。起初，父亲想砸了它，是因为扰民，邻居上门投诉。后来，邻居搬走后，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执念。父亲每次喝醉后都会动手，说是得赶在她把我变成一个无用之人之前阻止这不幸的一切发生，而我的母亲，总会阻止他这么做。紧接着，客厅里就会传来她挨揍的声音—有时是拳头，有时是皮带，有时是家具，但最终遭殃的，总是母亲。直到我学会如何跳入端点岛之前，我都只能躲在现实的房间里弹吉他—练习，但不弹出声。外面传来母亲挨揍时的闷哼声，间或夹杂着父亲那醉汉式的怒吼和叱骂。她承受了这一切、吞咽了这一切、消化了这一切。依赖酒精的父亲喝完酒就会来一场暴风雨。每次都是这样。也许，第二天醒来，他会道歉，会拉着她的手，跪在地上，口口声声说爱她，祈求她大发慈悲怜悯和无私的爱的施舍，但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事还会再发生：我的母亲挨揍了，原谅他了，又挨揍了，然后一次又一次的，原谅他。可奇怪的是，无论这样不幸的事发生多少次，我都从未听到她哭过一声，连啜泣也没有。

现在，你该明白，任侠的存在对我有多大的意义了吧？总之，当他点了一杯酒，在吧台坐下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我那可怜的母亲，一生活在痴狂的幻景里，最终病逝。许是为了悼念，许是为了致敬，我抱着吉他，弹起了多年前的那个下午，母亲领我跳双人探戈的背景音乐。一首充满了感伤和追思的《漂泊者之歌》。一个男人亲手葬送了他的一切。传奇会落幕，美人会白头，人生一直不断地失去，到头来什么也没有。要是母亲能听到我弹这首歌就好了，我想把这首歌唱给她听。要是她活着就好了，那样她就能坐在这里，听我唱一首曾经的歌。他们会在吧台边跳舞。他们本有可能在众人的见证下跳舞。要是她在这里就好了。可是她不在这儿。这儿没有哪一个人懂这首歌，没有谁知晓多年前那个下午，我们曾在他的歌声中跳探戈，这恐怕歌手本人也做不到。

任侠坐下后，我开始唱歌。人群又恢复了初时相互交谈的情景，只是都压抑着声音。我在很多酒吧唱过歌，但从没在一个如此安静如此有礼貌的地方唱过歌。我们的这个小酒馆静悄悄的；此处，也许是端点岛最安静的场所。我的歌唱完了。任侠抬头看了我一眼。这是今晚他第一次打量别人。当在我开始唱下一首歌时，不小心把调起高了，结果唱到最后唱得我喉咙隐隐作痛，好几处和弦也弹错了。过了一会儿，他端了一杯酒走过来，对我说：

“你很紧张。”

我什么也没说。

他又说：“不是那种普通的紧张。你犯的是那种只有在生死攸关时刻才会犯的错。”

“因为我崇拜您。”我低着头说，“您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哪怕是在端点岛，也是传奇中的传奇，而我只是一个拙劣的学徒，终其一生不过是在模仿您的影子。”

任侠笑了。“不过是一个死人罢了。”他说。然后邀请我到吧台上去，让我请他喝一杯。我感到抗拒，并不想去，便推辞说还得工作。这时酒馆里的客人都不说话了。我没有抬头，但仍能感受到那些视线像日光一样聚焦，正在杀死我。我们不需要你为我们唱歌—没有人这么说，但所有人都知道他们这么说过了。我不得已，只好放下吉他，坐到吧台边。老板善意地笑了笑，冲我挤眼睛。他为我端来一杯烈酒，调侃说这会让我放松一些。我把酒一饮而尽，感觉心里舒坦了一些。对一个吉他手来说，能得到真正的摇滚巨星的认可，无疑是令人艳羡的。但我心里很清楚，有时候，事情并不总是人们心中所想的那样。

任侠已经死了。十年前，当他点燃反叛的火焰时，就已经死了。讽刺的是，在那次行动中，被他呼吁和倡导的现实摒弃了他的肉身，反倒是作为目标的端点岛保留了他的灵魂。如今他的肉身业已消亡，灵魂却直抵永生。这些年来，多少人想知道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又有多少人想弄清他意识不灭的秘密。那些伤心的歌迷、狂热的粉丝、绝望的追随者，时至今日仍试图还原当年那个事件的真相。当他在端点岛变成一个游**的都市传说，所有有关他的存在之真实性的证据便被消解了。时间抚平了一切、遗忘了一切。人们甚至怀疑他是否真的存在过，还是卢德派(2)编出来的理想人物。然而，今天，在这家名不见经传的小酒吧里，他却主动向我们谈起了事件的真相。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我。

“弹头。”我应道。

“这是诨名，对吗？”

我不回答。

他接着说：“你最好小心一点。在端点岛，不要暴露自己的真名。你的真名就是你在现实里的IP地址。知道在西方有个说法吗？要想杀死一个魔鬼，你必须知道他的真名。当年，我就是泄露了真名，才被对方顺藤摸瓜，在现实中丢了性命。”

在端点岛，我们都用假名。任侠的声音不大，但透露的信息，却足以压下整个酒馆的喧哗。于是，攀谈变成了独白，低语变成了沉默，所有人都放下杯中的残酒，咽下那半句没说完的话，静静等他继续说下去。但任侠却不说了。他一个劲儿地哼着歌，用脚打拍子，唱的是大卫·鲍伊的《Space Oddity》，不过却是以一种温柔的、缓慢的调子来唱，听起来有些悲伤。我听着他的歌，想象着一个男人以奇妙的方式漂浮着，远离地球、远离现实。然后，这家酒馆的风貌便在我们的想象中改变了。在他的歌声中，我们都漂浮在太空中，像轨道垃圾。我看到了他：在我们的头顶，那里有无尽的黑暗；在我们的脚下，则是蔚蓝的星球。我想象中他是绝对自由的，我们都是宇宙中孤立的个体，没有任何地方可去。从某种角度来看，他也的确处于一种被文明放逐的状态。在我眼中，他一直是那种忧郁的拜伦式英雄，桀骜不驯，充满叛逆精神，却又孤独苦闷，始终找不到出路。任侠重塑了我们的认知。待他突然不唱了，我们便回到小酒馆，围坐在温暖的灯光下，杯里新添的啤酒泛着绵白的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