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八旗制度考实03
“总兵官石廷柱、马光远、王世选及副将、参将、游击，皆曰：‘控诉之事，我等不知，皆众备御所为。’遂将为首八人执之。萨哈廉问曰：‘尔等既云不知，当户部贝勒遣布丹往问时，何云知之？又何为将苦累之事备呈于部耶？’对曰：‘各备御向我等不曾言差役重科，但言欲诉帮丁八人之事，故布丹来讯我等，答云知之。至具呈之事，乃龙什、希福令我等将所有差徭，备细开写，我等无知，故尔开送奏闻。’上曰：‘诸臣既云不知，可将备御八人并释之，倘治其罪，后有苦累，亦更无敢言者。各官及备御，勿令谢恩。若谢恩，则是欲罪而复赦之也。’”
委曲周至，真能买汉奸之心。统观全文，猥陋仅能达意，自是关外原来记载，非经中国文人以瞻天颂圣之格调为之润色，且出两造口语，非虚捏之宣传文也。下各官惶恐语略之。
太宗时虽收各固山之权，而处分之法，仍视八固山为八家私物，以夺此予彼为惩劝。夫牛录而可随时予夺，必非太祖八固山并立之本意。太宗能立予夺之法，是即改革八家之专据。然自将之三固山，亦在予夺处分之内，则并立之遗迹尚存也。崇德改元时，正蓝已归太宗，故云三固山为自将。
《八旗通志·兵制志》军令：“崇德三年谕：凡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临阵交锋，若七旗王贝勒贝子却走，一旗王贝勒贝子拒战，七旗获全，即将七旗佐领下人丁给拒战之一旗。若七旗拒战，一旗却走，即将却走人丁，分与七旗。若一旗内拒战者半，却走者半，即以却走人丁，分给本旗拒战者。有因屯札他所，未拒战而无罪者，免革人丁。其拒战之王贝勒贝子，别行给赏。若七旗未及整伍，一旗王贝勒贝子拒战得功者，按功次大小俘获多寡赏之。野战时，本旗大臣率本旗军下马立，王贝勒贝子等率护军乘马立于后。若与敌对仗，王贝勒贝子大臣不按队伍轻进，或见敌寡妄自冲突者，夺所乘马匹及俘获人口。”
观此军令，八旗于战时，皆以王贝勒等为主将，大臣即都统以下，其责任乃主将负之，大臣可以进退，旗主之事也。旗主则以旗下人丁为赌胜之具，焉得而不以所属人为旗主之臣，使号令得行也。
自此经睿王摄政之局，天子与亲王，各挟固山之武力，与政权为消长。世祖亲政初一大改革，睿王之正白旗尤为充实，而收为自将之上三旗，遂成一定之制。余分属诸王贝勒之五旗，谓之下五旗，已绝不足言平立之旧矣。以天命间之四大王论，一王化帝，一王剥夺莽古尔泰之正蓝旗，一王递嬗阿敏之镶蓝旗，移转于弟济尔哈郎，其为原主者，仅一代善之正红旗。以天命末遗属所定之四小王论，其三可知者乃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太祖有此殊宠之三子之母，遂遭诸王所公嫉，而迫使殉，又夺阿济格之一小王，以益代善之子。又太宗自擅两旗，无可分给而暂缺其一，迨取之阿敏以予济尔哈郎，始具四小王之数。实则入诸王手者已止有五旗，所谓下五旗，其中已无原来旗主，供朝廷随意分封者两旗镶白、正蓝，有原来旗主者三旗。又分天命间原属大王之旗，止有一旗正红。子孙众多，逐渐分封，世袭罔替之王，乃居其二礼亲王、克勤郡王。余郡王贝勒随世递降者不计，倘亦汉众建诸侯而小其力之意。天命后原属小王之旗，则有二旗：一由原主获罪，递嬗而来镶蓝之济尔哈郎；一由不遵太祖遗属，别授充数镶红之岳托。其权源本不强固，故皆有随时封入之王贝勒，而镶红为尤甚。盖旗主之武力，已减削无余，各旗自有固山额真，为天子任命之旗主，非宗藩世及之旗主。宗藩受封于旗，乃养尊处优之地，旗之行政，天子之吏掌之，则不啻有庳之封也。亲贵虽或典兵，所指挥者非有自主之本旗，特假天潢之重，以临禁旅之上，而镇摄后来归顺之杂军。所谓八旗，皆朝廷之所运用，天子特于六卿兵部之外，自为一积世之军阀，而亲贵则皆不得分焉。此清代特殊之养威居重之地也。旗主消散而禁旅归公，威棱所由极盛，旗人堕落而异军特起，种族所以渐形，此一代兴亡之大数也。
顺康间，八旗之武力，已为国家所统一，而亲王之体制，乃因从前八和硕贝勒之平行，对国家犹存各臣所属之旧，此已无碍于立国之大计，故圣祖临御甚久，尚无革除之意。至世宗因嗣统不无取巧，诸王间不尽诚服，而诸王各有臣属，视各忠其主为祖宗定制，此本八固山以来，太祖设定特殊之纲纪，旗员中有视为天经地义者。世宗于诸王，束缚驰骤，呵谴诛戮，诸王所饮恨，所属亦间与同抱不平。此为高宗以来绝无之事。盖经世宗朝之刬削芟夷，乃始全一人威福之柄，诸王之帖服，与朝士至无交往之自由。八固山对抗朝廷之习，可谓无余。而宗室与士大夫间，隔绝气类，积数十年，衣帛食粟，养尊处优，尽为尸居余气，种族益不可沟通，行能益无从比较，是为满人衰亡之渐。
康熙间，诸王皆通宾客，或罗致文学之士助其编纂书籍，以务声名。最著最大者，如《图书集成》《律历渊源》。二书皆世宗兄诚亲王允祉招致文学士陈梦雷、杨文言等所作。世宗即位后，以此为大罪，诚王幽禁而死，祸及子嗣，陈、杨则坐以败类恶名，谴逐摈斥。此事可详述别为专册。至如校勘家何焯、词臣秦道然，皆以王府宾礼而获重罪。清通礼，朝士与王贝勒等，但有途遇避道之礼，并无诣府通谒之礼。清一代，帝室近亲，绝少宫庭燕闲之乐，天子之尊严，诸王之觳觫，较之历代史书，亲属间君臣之希阔特甚，此亦一代之特色。
清代皇子不一定封王，是制度之善者。然旗下俗称，遂以封爵与王号分离，雍正间有明谕禁止。又对诸王不敢称名，亦有明禁。此于政体，未尝非不私其亲，要亦世宗防闲宗室之作用。
《雍正上谕八旗》：“元年十月十六日，奉上谕：亲王、郡王等俱有封号。所以赐与封号者，盖为称呼设也，如无封号之王贝勒，即应直呼其名耳。至九贝子、十四王之称，国家并无此例。嗣后凡无封号诸王贝勒等，即呼其名，若再如前称呼，断然不可。将此晓谕八旗，并各部院衙门。至各省督抚等，如奏章内不书其名，仍有写九贝子、十四王者，该部即行奏闻。再小人等并将闲散宗室，亦称为王，又有贝勒王、贝子王、公王之称，嗣后若有如此称呼者，决不宽恕。着该部严行禁止。特谕。”
至旗人主属之分，太祖所遗之迹，及世宗而尽破除之。八旗之军政，先已移归都统。其户婚田土之事，都统虽亦理之，尚不足尽掣诸王之肘，亦并不欲旗人旗产尽隶于本旗都统。于是逐事谕禁之，设御史稽察之，令各旗交互代管之。于是一旗自为主属之界限尽去。
《雍正上谕八旗》：“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奉上谕：下五旗诸王属下人内，京官自学士侍郎以上，外官自州牧县令以上，该王辄将子弟，挑为包衣佐领下官，及哈哈珠子执事人王子之随从人，曰哈哈珠子，挫折使令者甚众，嗣后着停止挑选。其现在行走入内，系伊父兄未任以前挑选者，令其照常行走；若系伊父兄既任以后挑选者，俱着查明撤回。或有过犯，该王特欲挑选之人，着该王将情由奏明，再行挑选。特谕。”
此为加高旗员身份，以抑旗主之尊之始。
又：“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九日，奉上谕：从前皇考之时，凡上三旗大臣侍卫官员人等，俱不许在诸王门下行走，即诸王属下人，非该属处亦不许私相往来。着领侍卫内大臣及旗下大臣等，各将该管侍卫官员等严行稽察，嗣后如有私相行走之人，一经查出，即行参劾。如不纠参，经朕查出，或被旁人首告，定将该管大臣一并从重治罪。将此详悉再行晓示。特谕。”
此先断各旗属下互尊他旗旗主之路。
又：“雍正元年三月十八日，奉上谕：下五旗旗下官员兵丁，原不在诸王阿哥门下看守行走，朕与大阿哥曾经奏请，始令看守，其余并未具奏，亦尽皆仿效，今不得复行如此。且旗下官员亦不敷用，着拨回旗下当差。行走三阿哥门上者，亦着拨回。若即行撤去或有不便之处，亦未可知，着都统详议，令诸王具奏。特谕。”
此亦缩小诸王役使旗丁之范围，凡世宗在藩邸时自蹈之弊，此时皆禁断。如此者亦多，若结交外廷，需索帑项，皆有自犯于先自禁于后之事。可见圣祖时待诸王本宽，世宗特加严峻，要亦本非恶事。不具录。
又：“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九日，奉上谕：凡旗员为外吏者，每为该旗都统参领等官所制。自司以至州县，于将选之时，必勒索重贿，方肯出给咨部。及得缺后，复遣人往其任所，或称平日受恩，勒令酬报；或称家有喜丧等事，缓急求助；或以旧日私事要挟。至五旗诸王，不体恤门下人等，分外勒取，或纵门下管事人员肆意贪求，种种勒索，不可枚举。以致该员竭蹶馈送，不能洁己自好，凡亏空公帑罹罪罢黜者，多由于此。嗣后如有仍蹈前辙，恣意需索等弊，许本官密详督抚转奏，督抚即据详密奏。倘督抚瞻顾容隐，即许本官封章密揭都察院，转为密奏。倘又不为奏闻，即各御史亦得据揭密奏。务期通达下情，以除积弊。外任旗员，勿得隐忍畏惧，朕不治以干犯举首之罪。将此着内阁通行八旗、直省督抚，遍谕内外旗员知悉。特谕。”
凡世宗所力破旗下痼疾，皆自太祖以来使旗各自主所酿成。清代若不经此裁制，主权安得而尊，国本安得而定。世宗之得位或有惭德，逆取顺守，或亦不让唐宗也。
又：“雍正元年七月十六日，奉上谕：满洲御史事务无多，八旗各派御史二员，亦照稽察部院衙门之例，一应事务令其稽察。如旗下有应密奏及应题参事件，俱着密行具奏。再五旗诸王，有不按定例使令旗人及滥行治罪者，亦着查参。这所派监察御史，着调旗分派。特谕。”
自是八旗为政府以下之八衙门，非各自为政之八国矣。
八旗都统，旧为八旗臣属，已见前矣。雍正间，每以亲王郡王任各旗都统，皆系不能臣属他王贝勒者。先是康熙末年，屡以皇子办理旗务，即不欲假手于本旗王贝勒，而特命皇子出为代办。其办旗务，正居都统地位，非该旗王贝勒地位，但不能臣属于该旗王贝勒，则无可疑。惟尚非竟任为都统，至雍正间乃明任为都统矣。都统为八旗之行政官，不为臣属。于是旗之行政，尽属都统，该旗王贝勒只受其分得之包衣，受俸饷于旗内。于是旗主不但无耦国之嫌，并不预旗之内政矣。
此在康熙间，已用各旗王贝勒所不能臣属之亲贵，分别干与各旗之始。其每一旗色合满、蒙、汉三旗者，京师八旗宿卫驻地，以旗色分区，而以满、蒙、汉按色相次也。今再考其所以派皇子办事之故：
《八旗通志》敕谕：“康熙五十七年十月三十日，谕议政大臣内大臣等曰：‘每旗都统、副都统，或有起家微贱，专意徇庇，一应补放官员并佐领等事，恒有迟至数年或十年不奏者。或一官病故已久，数年尚仍给俸者。一切事件漫不稽查，甚是旷废。近闻都统石文英，不出门户，亦不见人，有事来奏，每不待事毕，只图早归，亦不瞻仰朕容，甚属不堪！正蓝旗都统颜信，前往出兵，其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之事，着七阿哥办理。正黄旗都统巴赛，署理将军事务，其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之事，着十阿哥办理。正白旗满洲都统何礼，差往云南，其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之事，着十二阿哥办理。如此办理，别旗各相效法，自必发愤勤事也。’”
观此谕，康熙间旗务掌于都统，而王贝勒不之问，其间正黄、正白，本属上三旗，由天子自将，即派皇子办旗务，亦无权限之分别。而正蓝则为下五旗，旗务废弛，不令该旗王贝勒整顿，乃另派皇子，固已视本旗王贝勒为享有包衣祗候之地，无过问旗务之权矣。
雍正间，则直以亲王为都统，自后更为常制，不必复言。今举雍正时之亲郡王为都统者：
礼亲王后改号康亲王时，崇安雍正间官都统，掌宗人府。
克勤郡王后改号平郡王时，雍正四年，讷尔苏削爵，子福彭袭，授右宗正，署都统。
顺承郡王锡保，雍正四年谕：锡保才具优长，乃国家实心效力之贤王，可给与亲王俸，授都统。
果郡王允礼，《雍正上谕八旗》，三年九月初八日，有谕镶红旗都统多罗果郡王允礼。
此皆见《清史稿》本传及谕旨，盖雍正间始创此例，以后则诸王之历官都统为常事，不足复道。惟康熙末之都统，似以同色旗中满洲都统有干预蒙、汉二旗之权，当亦是雍正以后始各自为政。其满、蒙、汉各旗之都统、副都统，本不分界限，满人可作蒙、汉旗都统、副都统，蒙、汉旗人亦可作满洲都统、副都统。参领以下，则各自用本族之人。
《上谕八旗》：“雍正元年正月初十日，奉上谕：将八旗满洲、蒙古人员，屡放汉军参领，则该旗缺出，反致乏人。汉军旗下，亦还得人，嗣后汉军参领缺出，即将汉军旗下人员，引见具奏。特谕。”
雍正初革除各旗旗主之权，复有专谕。当上三旗下五旗既分之后，所需革除者亦只有五旗，较太宗时本易为力。太宗虽始终握定两黄旗，究亦非太祖遗嘱所许，对诸王较难操切。
又：“雍正元年七月十六日，奉上谕：看来下五旗诸王，将所属旗分佐领下人，挑取一切差役，遇有过失，辄行锁禁，籍没家产，任意扰累，殊属违例。太祖、太宗时，将旗分佐领分与诸王，非包衣佐领可比，欲其抚循之，非令其扰累之也。从前朕之伯叔为诸王时，虽渐失初意，尚未过甚。至朕兄弟辈，所分包衣佐领之人既少，而差役复多，因而不论旗分佐领、包衣佐领，一概令其当差。其余诸王，遂亦从而效之。或有不肖王等，因渔色之故，多毙人命，人所共知。且护卫等尚无不奏而擅行革退之例。如此日流而下，则五旗之人，竟有二主，何以聊生？所关甚大。嗣后仍照旧例，旗分人员，止许用为护卫、散骑郎、典仪、亲军校、亲军，或诸王挑取随侍之人，或欲令所属人内在部院衙门及旗下行走者兼管家务。或需用多人，以供差役，或补用王府官职，或令随侍子侄，着列名请旨。将奉旨之处，知会该旗都统等，令都统等覆奏。其旗分人员，不许擅行治罪，必奏闻交部。如不请旨，断不可也。倘仍有将旗分人员，妄行扰累，令其多供差役，兼管散职，着该旗都统等奏闻。若都统等隐匿瞻徇，一经御史参劾，即将该都统等治罪。特谕。”
世宗拑制诸王至此，较之太祖分付八固山之意，判若天渊。然后来帝所欲拑制之诸王，旗分中人，尚有不顾天威，而效忠本主者，则祖制之约束甚久，旗人固视为纲常大义也。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以儒家名分之说压之，始无间言。可知儒教之入人久深，过于开国之祖训也。
又：“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一日奉上谕：‘老安郡王（太祖八子饶余郡王阿巴泰子岳乐）居心甚属不善，谄附辅政大臣等，又恃伊辈长，种种触忤皇考之处，不可悉述。皇考宽仁，加以容宥。以如此之深恩，而安郡王之诸子，全然不知感戴竭诚，效力行走，马尔浑、京喜、吴尔占等兄弟之中，互相倾轧，恣行钻营，塞恒图又生妄想，冀得王爵，残害骨肉，以致皇考郁闷等事，系众所共知者。安郡王诸子之中，马尔浑尚属安分，其子华启，亦无恶处。上天不佑，将应袭封王爵之人令其绝嗣，因此皇考稍加踌躇审度，而安郡王之子孙，即怨及皇考，以至吴尔占、塞恒图等，屡次形于辞色之间。夫国家恩施，岂可倚恃而强邀乎？今廉亲王以不袭封安郡王之故，钻营谗害，离间宗室，摇动该王属下人等之心。以累世仰受太祖、太宗、世祖、圣祖恩施之旧人，岂肯倚附此辈，以遂其扰乱国家之意？今强欲令袭封安郡王，则朕从容施恩之本意俱不可行矣。将袭封安郡王之本发回，不准承袭。其属下佐领，朕俱撤出，另赐他人。’将由安郡王之属下撤出给与廉亲王、怡亲王之佐领下人等传集，宣旨谕云：‘尔等俱系朕之臣下，国家惟有一主，朕将尔王不准承袭者，其故如此。尔等若知尔王之罪，当即仰遵朕所办理，衷心悦服，竭诚为国效力行走。倘仍顾念旧日属王，违背大义，沽取小忠之名，而蹙额致怨于朕，尔等即将尔王屈抑之处，表白声明具奏。若所陈得理，朕即袭封尔王，并将尔等给回旧属；如谓王本无功，其罪案是实，略无游移，则更有何言？不于奉旨赐给之王处，效力行走，仍顾恋旧主，以廉亲王为尔王属下之婿，钻营行走，朕必诛之。’再将赐给廉亲王之安郡王属下佐领，俱撤出给与怡亲王。并降旨与怡亲王：‘此所给人内，如有为其旧日属主，致怨于朕，及不肯奉尔为主，一心效力行走者，以至形于颜色之间，或有仍瞻顾钻营于其间者，王即奏闻，朕必将伊置之于法。特谕。’”
谕中亦以旗下属人顾恋旧主为效忠，不敢遽以遵守祖训为罪，故有此反复开谕之文。惟其取咎之故，实在廉亲王之欲助安郡王。廉亲王即后来之阿其那，乃安郡王之外孙婿。安郡王功在国史，此忽谓其无功，则挟帝王之势以临之，人亦无敢反驳。要之雍正谕旨，皆支离词费，半由对兄弟有惭德，半由所革除者为祖制，不能不烦琐言之，冀达其意也。
又：“雍正三年五月二十日奉上谕，旗下所存之官房，若令各该旗管理，参领等或有作弊之处，亦未可定，相应调旗管理为善。镶黄旗之房，着正白旗管理。正白旗之房，着镶黄旗管理。镶白旗之房，着正蓝旗管理。正蓝旗之房，着镶白旗管理。正黄旗之房，着正红旗管理。正红旗之房，着正黄旗管理。镶红旗之房，着镶蓝旗管理。镶蓝旗之房，着镶红旗管理。特谕。”
虽一房产之微，亦不能由各旗自为窟穴，太祖所命八固山各自为主之制，可云摧灭无余矣。是时乃始开屠戮兄弟之隙，知其助之者寡，然世宗犹刻刻防旧属之戴主，有决无其事而故为周内者。若雍正四年二月初五日，允祉、允祺、允祐奏述康熙年间面奉皇考罪状允禩之旨，中有云：“苏努、马齐自其祖父相继以来，即为不忠。苏努之祖，即阿尔哈图土门贝勒也。在太祖时，因获大罪被诛。马齐之祖，原在蓝旗贝勒属下，因蓝旗贝勒获罪，移置于上三旗。伊等俱欲为祖报仇，故如此结党，败坏国家。”夫苏努可云为祖报仇，马齐特先世为蓝旗贝勒属人，亦云为祖报仇，乃为其祖代报故主之仇矣。考马齐以镶黄旗著籍，姓富察氏，父米斯翰，登朝已在康熙年，祖哈什屯，乃曾隶正蓝旗者，天聪时改隶镶黄旗，即由太宗治兄莽古尔泰弟德格类之罪，而夺其正蓝旗。世之相距远矣，其说已不足信。且按之圣祖原谕，今载《东华录》者，与允祉等所述正相反。今录以互证如下：
《东华录》：“康熙四十八年正月，甲午，谕有曰：‘马齐原系蓝旗贝勒德格类属下之人，陷害本旗贝勒，投入上三旗。问其族中，有一人身历戎行而阵亡者乎？乃不念朕恩，擅作威势。朕为人主，岂能容此？马齐之弟李荣保，妄自尊大，虚张气焰，朕屡加警戒而怙恶不悛，亦当治罪。马齐等着诸王大臣会集，速审拟奏。’是日，康亲王椿泰等遵旨审鞫马齐等，覆奏：‘马齐系正蓝旗贝勒德格类属下，陷害本旗贝勒，投入上三旗。其族中并无一人行间效死者。今马齐图谋专擅，欲立允禩为皇太子。且马齐于御前拂袖而出，殊为可恶，不可留于斯世者也；李荣保妄自尊大，虚张气焰，亦甚可恶，俱应立斩。马武与马齐、李荣保，系亲兄弟，亦应立绞。马齐、马武、李荣保及马齐之兄马思喀等之子孙，有职者革职，概行枷责。其妻子并发黑龙江。马齐之族护军参领壮图等，有职者革职，其护军披甲及闲散人，俱鞭一百。’奏入，谕曰：‘马齐原不谙事，此数年中起自微贱，历升至大学士。其处心设虑，无耻无情，但务贪得，朕知之已久，早欲斥之，乃潜窥朕意，而蓄是心，殊为可恶，理应立斩，以为众戒。朕因任用年久，不忍即诛，着即交允禩严行拘禁。李荣保着免死，照例枷责，亦听允禩差使。马武着革职。其族中职官，及在部院人员，俱革退，世袭之职，亦着除去，不准承袭。’又谕：‘马思喀在日，曾有效力之处，着将伊子佐领三等侍卫衲尔泰，从宽释放。’”
以上康熙间议马齐罪原文，迭谕及康亲王等审鞫覆奏，反复成一谳牍，必非虚假。所云马齐之祖，乃属于德格类，而陷主以归太宗，得收入太宗亲将之镶黄旗者，岂但不为蓝旗贝勒报仇，如果有忠于蓝旗之人，且当甘心于马齐，以为蓝旗贝勒报仇耳。允祉等记忆圣祖谕旨之说，诚亦世宗所授之辞，非其本意，但此矛盾之说，实为世宗惟恐诸王贝勒旧属之为主报仇，且觉诸兄弟之尚有心腹忠党，故有此蛇影杯弓之见解。总之诸王有党，原于旧有主属之分；主属之必应效忠，原于太祖之遗训。明乎此，而世宗朝文烦意曲之处分诸王谕旨，皆有物焉为之梗，不能不曲折以达之者。其梗何在？即太祖八固山之制是已。至马齐之罪案，根本为无意识，亦非圣祖之所深罪。其后李荣保之裔大盛，女为高宗孝贤皇后，子为忠勇公傅恒，孙为文襄王福康安等，固与康、雍间偶被之谴责，无影响也。
又：“雍正四年五月十四日，谕有云：‘当时伊等见二阿哥废黜，以为伊等奸计之所致，邪党愈加坚固，公然欲仗邪党之力，以东宫之位为可唾手而得，慢无忌惮，竟有敢与皇考相抗之意。此实朝廷之大患，国家之深忧。是以朕即位以来，百凡经理，费尽苦心，乃三年之久，顽邪尚未尽化，风俗尚未丕变。尔等满洲大臣，急宜醒悟。当日世祖章皇帝御极，正在冲龄。睿亲王辅政，大权在握。一日以黄色衣示在廷大臣，问可否衣着，而比时大臣尚力争以为不可。凡满洲耆旧内，此等行事，不可枚举，刚方正直之风，权势所不能夺者，历历可考。当时上三旗风俗，只知有君上。后因下五旗之人，与上三旗之人并用，遂染下五旗卑微之习。然从前下五旗之人，虽各有该管之主，而其心亦只知有君上，不知有管主也。何以至于今日，遂苟且卑靡，一至于此。如昨日都统五格，在朕前奏对，尚将获罪削籍之允禟，称之为主。五格乃一无知武夫，此则风俗颓坏，大义不明之故也。孟子云：“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朕事事效法祖宗，愿尔等亦效法尔之祖宗，忠诚自矢，一念不移。古人云：“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臣子之于君上乃天经地义，苟怀二心，而存游移瞻顾之念，即为乱臣贼子，天理国法，岂能容乎？如阿灵阿、鄂伦岱等之奸恶，不明大义，其存心行事，尔等当以为戒。当日满洲风俗醇朴，尊君亲上之心，最为肫笃，虽遇天潢宗室，未尝不加礼敬，而君臣之大义必明，金石之心肠不渝。朕今日之谆谆训诫不惮反复周详者，无非欲正人心，化风俗，使国家永享升平之福耳。’”
世宗于改革旗制，明明不法祖宗，而偏以法祖为言。又言旗人之祖，如何尊君不尊主，其实乃两黄旗之尊主，其主即君耳。又以世祖初之上三旗为言，世祖之初，何尝定为上三旗？世宗亦含混言之，欺彼旗员，亦不甚明了八十年前故事。至以孔、孟之说相压，其时教化无有二义，无人敢于非圣，遂将太祖违理之制淘汰。中国历代草昧时之陋态，经儒家以六经为标帜，以孔子所举之尧、舜为归极，乃渐入于国家之正轨，此所以帝王奉为万世师也。今特以科学为不及人，以为受儒家之毒。古之儒者，六艺兼赅，若欲令人于学问中，通一二科学以应事，自是多能鄙事之一。若孟子言：“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则何尝不知推步之术，然岂肯仅仅与畴人子弟争一日之短长哉？
至八旗之效用，在清代实亦有得力之处。能将军阀镕化于其中，无立时裁兵之棘手，而使习斗之兵、积悍之将，安插能满其意。用封建之法，而势力甚微，享用却甚可恃。且部曲不必尽散，包容于旗制之中，其世袭皆以佐领为单位，得一部人即编一佐领。其始于女真各部，其后推之蒙古、汉人。至其不足成旗而但能设佐领者，若俄罗斯佐领，若高丽佐领，皆以安其俘获投顺之人。苟非其遗丁自就衰微，清廷实能长守封建之信，故人亦安之。
蒙古之编为八旗也，其太宗为两次征服所得之众：一为喀尔喀部，二为察哈尔部，此皆兵力所取。其不劳兵力而来附者，则与为盟好，谓之藩部，不收编其人，不设官治其土地也。蒙旗人亦较少，满汉军旗每旗五参领，蒙旗每旗止左右二参领。此其大概也。
汉军编在招徕汉人之时，至入主汉土，则旧兵还为地方之兵，别其旗色于八旗之外，谓之绿旗，其兵即曰绿营。而明季宿将之有选锋者，渠魁之有死党者，不可使之散在各地为患，则以八旗之制编之，使分得满洲豢养之利。此清初偃武修文之根本法也。《圣武记》谓：汉军旧名乌真超哈，乃满洲八旗附属之汉人。自尚、耿、孔携来大军，乃编为天佑、天助二军，遂附益之而成汉军八旗。《清史稿·兵志》亦因此说。其实不尽合事实。当其为“天佑”“天助”等军名，即是未能变更其组织，而消化其界限。至三藩既平，而后就其力屈受编者，编为汉军。惟吴三桂所部，除散其裹胁外，悉发边远充军，不编佐领，则以罪人待之。昔在黑龙江，闻台站之军役，皆吴三桂旧部之子孙，当可信也。盖观汉军各佐领中，尚、耿、孔三家皆有，独无吴后，知必另有安插矣。
汉人在满洲军中自成为牛录者，名乌真超哈。天聪七年，始编为一旗，前已据《贰臣·马光远传》考定之矣。至《八旗通志》叙汉军缘起，特从崇德二年始，各官书亦从此始。此特由一旗分为二旗之始。既曰一旗，则在满洲八旗中分出为旗，不可不明其始也。而各书不能言之，幸有《马光远传》可据。其自崇德二年以后之演变，及清初军事大定以后之措置，清之所以能收拾全国，使数十年纵横之兵匪，得告安谧，于汉军之编制实有关系。惟编制八旗，分设佐领，自赖有满洲八旗为之根柢。组成汉军八旗以后，又赖有满洲八旗镇压而率领之，故能追随于宿卫之列，听调于驻防之令，前有躐取官禄之阶，后有长养子孙之计。武夫悍卒不散为游手无业之徒，非扰乱无谋生之地，此八旗制之大成就也。三藩以后赖此而定。中叶用兵，不甚添募，不觉安插之苦。至咸同间，旧兵不可用，清所恃为武力中坚之八旗，尽不可用，于是兵尽召募。以后，无旧安插法可用，裁者为会党，觅食于游手之中；存者亦为骈枝，糜饷于旧额之外。故有兵事时，兵尚得将而可用；无兵事以后，兵乃被裁而无可消纳，终致一决而不可收拾也。明之开国，纳兵于卫所；清之开国，纳兵于八旗。今后已见拥兵之多，未定纳兵之计，论者欲纳之于地利实业，是诚然矣。国土日蹙而地利微，民生日凋而实业尽，旋乾转坤，在当国者，刻苦以持己，为国民塞已漏之巵；诚恳于便民，为国民扶仅存之力。无不可救之危局，危局挽而消兵之策行其中，此鉴往以知来之事也。终之以《汉军佐领考略》，为清代尽其八旗之作用，此治清史之实有借鉴者矣。
《汉军佐领考略》
崇德二年七月，分乌真超哈汉文称汉军一旗为两旗，以昂邦章京汉文称总管石廷柱为左翼一旗固山额真；以昂邦章京马光远为右翼一旗固山额真。
四年六月，分乌真超哈二固山官属兵丁为四固山，每固山设牛录十八员，固山额真一员，梅勒章京二员，甲喇章京四员。正黄、镶黄两旗，以马光远为固山额真，马光辉、张大猷为梅勒章京，戴都、崔应泰、杨名远、张承德为甲喇章京。正白、镶白两旗，以石廷柱为固山额真，达尔汉、金维城为梅勒章京，金玉和、佟国荫、佟代为甲喇章京。正红、镶红两旗，以王世选为固山额真，吴守进、孟乔芳为梅勒章京，金砺、郎绍贞、王国光、臧国祚为甲喇章京。正蓝、镶蓝两旗，以巴颜为固山额真，李国翰、土赖为梅勒章京，张良弼、曹光弼、刘仲锦、李明时为甲喇章京。初两固山纛色皆用玄青，至是改马光远纛以玄青镶黄，石廷柱纛以玄青镶白，王世选纛以玄青镶红，巴颜纛纯用玄青。两白旗缺一甲喇章京，原文各书同。
七年六月，初，乌真超哈止设四旗，至是编为八旗，以祖泽润、刘之源、吴守进、金砺、佟图赖、石廷柱、巴颜、墨尔根辖李国翰八人为固山额真；祖可法、张大猷、马光辉、祖泽洪、王国光、郭朝忠、孟乔芳、郎绍贞、裴国珍、佟代、何济吉尔、金维城、祖泽远、刘仲锦、张存仁、曹光弼为梅勒章京。
是年七月，以锦州、松山、杏山新降官属兵丁，分给八旗之缺额者，其余男子妇女幼稚共二千有奇，编发盖州为民。又蒙古男女幼稚共四百二十有奇，又汉人八名，分赐恭顺王孔有德，男子十名，妇女幼稚十六口；怀顺王耿仲明，男子十名，妇女幼稚十二口；智顺王尚可喜，男子十名，汉人一名，妇女幼稚十二口；续顺公沈智祥，男子五名，妇女十六口；察罕喇嘛，男子三名，妇女幼稚三口；其余分赐公以下梅勒章京以上养之。
顺治二年十一月，以和硕德豫亲王多铎等招降公、侯、伯、总兵、副将、参、游等官三百七十四员，拨入八旗。三年四月，分隶投诚官于八旗，编为牛录。
十八年十月，户部请将新投诚官员，分旗安置，现到伪汉阳王马进忠之子都督佥事马自德，准入正黄旗；伪国公沐天波之子沐忠显，准入正白旗。未到伪延安王艾能奇之子、原镇国将军、今左都督艾承业，准入镶黄旗。
康熙元年三月，允义王孙征淳所请，令属下投诚各官，均拨三旗。
二十年九月，兵部题准耿昭忠等呈称：家口甚多，难以养赡，照汉军例披甲食粮，既可当差效力，又可均赡老幼家口。编为五佐领，令在京佐领管辖，每佐领下设骁骑校一员，小拨什库汉文称领催各四名，马甲各五十四名，步军拨什库兵各十三名。此五佐领，俱系耿昭忠、耿聚忠等属下，不便分晰，应将伊等本身，一并俱归入正黄旗汉军旗下。
二十一年十二月，户部议准建义将军林兴珠，既归并镶黄旗汉军，令该都统归与缺少壮丁，其佐领下应给地亩籽粒口粮，照例支给，俟支俸后裁去。所居房屋，工部给发。
二十二年十二月，命尚之孝、尚之隆等家下所有壮丁，分为五佐领，隶镶黄旗汉军旗下。
乾隆五十五年五月，安南黎维祁及属下人等，奉恩旨令其来京，归入汉军旗，分编一佐领。
摘录尚、孔、耿军收编，以明其非在称天佑、天助军时，沈志祥附。
镶黄旗汉军：第一参领第四佐领，原系定南王孔有德所属佐领，康熙二十二年进京，拨隶本旗。孔有德早亡，而其所属亦至三藩平后乃进京。原有佐领名色而不隶八旗。
第二参领第二佐领，原系随续顺公沈志祥驻防广东之佐领，初以蒋有功管理，康熙二十二年进京，拨隶本旗。
《贰臣·孔有德传》：“八年天聪，三月，诏定有德军营纛旗之制，以白镶皂，别于满洲及旧汉军，号天佑兵。”
又《尚可喜传》：“四月天聪八年，诏至盛京，赐敕印，授总兵。军营纛旗，以皂镶白，号天助兵。”
又《耿仲明传》：“是年天聪八年秋，从征明，由大同入边，至代州，屡败敌兵。仲明每奉命出征，辄与有德偕，其军营纛旗，亦以白镶皂，号天佑兵。”
第二参领第七佐领，原系驻防福建人丁，康熙二十二年进京，始编佐领，分隶本旗。
第三参领第三佐领，原系定南王孔有德所属人丁，康熙二十二年进京，始编佐领，分隶本旗。孔军亦不尽有佐领名色。
第三参领第八佐领，原随续顺公沈志祥驻防广东人丁，康熙二十四年进京，始编佐领，分隶本旗。
《贰臣·沈志祥传》：“崇德六年，率所部随大军围锦县。七年，凯旋，赐貂裘及降户。志祥请全部众隶八旗汉军，于是隶正白旗。”按虽有此文，殊未能符事实，见下各文。
第四参领第八佐领，原系随平南王尚可喜驻防广东人丁，康熙二十二年进京，编为佐领，分隶本旗。
第五参领第七佐领，原系定南王孔有德所属佐领，初以刘进孝管理，康熙二十二年进京，始隶本旗。
正黄旗汉军：第一参领第一佐领，系康熙十八年，将定南王孔有德所属官兵，编为佐领。孔部亦有先于平三藩而编佐领者。第二参领第一佐领同。
又第五佐领，系康熙二十年编设。《通志》案：此佐领系耿昭忠、耿聚忠因所属家口人众，分编为五佐领。雍正十一年，作为世管佐领。乾隆三年，奏定为勋旧佐领。又乾隆三年七月二十九日，正黄旗汉军都统奏：臣旗耿姓三个公中佐领，奉旨改为世管佐领，其佐领下人等，应作为属下，或作为另户，恭请钦定。奉旨：此佐领照前所降谕旨，仍作为世管，其佐领下人等，俱实系另户。着晓谕伊等知之。
第三参领第八佐领，系康熙二十二年编设，初隶镶红旗。三十七年，此佐领拨隶本旗。《通志》案：此佐领原系耿精忠属下，随将军马九玉征云南兵丁一千，于康熙二十一年进京，编为五佐领之一，属苏彦卓克托公。
第四参领第一佐领，系康熙二十四年，将随续顺公沈熊昭驻防广东之壮丁一百四十八名，编为佐领。沈氏家兵，至易世后犹待编旗。
又第七佐领，系康熙二十年编设。《通志》案：此佐领原系和硕额驸耿昭忠等，因随伊祖投诚人多，不能养赡，部议编为五佐领之一。陈都策第五任革退后，因卢世英呈控，经王大臣议，请将五佐领内航海旧人、关东旧人、公主媵人七百余名编为公中佐领三。其福建等省随来壮丁，及耿姓各户下家人三百余名，编为耿姓世管佐领二。此即三公中佐领之一也。乾隆三年，又因耿化祚呈控，复奏请将三公中二世管，俱照镶蓝旗尚维邦佐领例，一体作为福珠里佐领。奉旨：两世管佐领作为福珠里佐领，三公中佐领作为世管佐领。乾隆十五年，奉旨仍为公中佐领。“福珠里”华言勋旧。
第五参领第二佐领，康熙二十年编设。《通志》案：此佐领亦系以耿昭忠等随来壮丁编立。雍正十一年，另编为公中佐领，以金通保管理。金通保本参领，承耿化祚缘事革退后。乾隆三年，作为世管佐领。乾隆十五年，奉旨仍为公中佐领。
又第五佐领，系康熙十八年，将随定南王孔有德驻防广西之官兵编为牛录。
正白旗汉军：第二参领第三佐领，原系定南王孔有德所属佐领，初以王守仁管理，康熙二十一年进京。
第四参领第四佐领，系康熙十八年，将定南王孔有德所属官兵编为佐领。
又第八佐领，系康熙二十二年，将平南王尚可喜所属官兵编为佐领。
第五参领第二佐领，系康熙二十四年，将续顺公沈熊昭进京之兵丁编为佐领。其第一佐领内，亦有续顺公沈铎、续顺公沈广文两次管理。
又第八佐领，系康熙二十六年，将广东进京之兵丁编为佐领。
正红旗：第一参领第一佐领，系顺治元年，将定南王孔有德所属人丁，编为牛录。初隶正黄旗，雍正四年始拨隶本旗。
第三参领第三佐领，系驻防福建佐领，康熙二十二年进京，分隶镶蓝旗。四十六年，拨隶正黄旗，雍正四年始拨隶本旗。
又第五佐领，系康熙二十二年，将驻防广东兵丁，编为佐领。初隶正黄旗，雍正四年，始拨隶本旗。
第四参领第四佐领，系康熙二十二年，将驻防广东兵丁，编为佐领。初隶正黄旗，雍正六年始拨隶本旗。
第五参领第五佐领，原系定南王孔有德所属佐领，初以陈述林管理。康熙二十二年进京，分隶正黄旗，雍正四年，始拨隶本旗。
又第六佐领，系康熙二十二年，将广东驻防兵丁，编为佐领。初隶正白旗，雍正四年拨隶本旗。
又第六佐领，系康熙二十二年，将广东驻防兵丁，编为佐领。初隶镶黄旗，雍正九年，拨隶本旗。
正蓝旗：第四参领第六佐领，系康熙十八年，将定南王孔有德所属官兵编设佐领。
第五参领第六佐领，原系定南王孔有德所属佐领，康熙二十二年进京，分隶正白旗，雍正九年拨隶本旗。
镶蓝旗：第二参领第三佐领，系康熙二十二年，将福建驻防兵丁，编为佐领。
第五参领第五佐领，系康熙二十三年编设。《通志案》：此系康熙年间，赏给尚之隆五佐领之一，于乾隆三十九年，因佐领出缺，奏请调取拟正人员。奉旨：此佐领虽系尚之隆亲子孙，分定三佐领内之一，但既经管理两个，若仍令伊支派管理，未免过优。着将此一佐领作为伊合族内公中佐领。按尚之隆五佐领，皆在本旗内，其孰为之隆亲子孙管理之两个佐领，志未明载，其佐领数如下：
第一参领第六佐领，系康熙二十三年编设。初以王国瑞管理，王国瑞因病辞退，以尚崇垣管理。以下皆归尚氏世管。
第二参领第五佐领，系康熙二十三年编立。初以田毓英管理，田毓英故，以骁骑校刘思义管理，刘思义故，以尚崇廙管理。以下归尚氏世管。
第三参领第五佐领，系康熙二十二年编设。初以尚崇志管理。以下皆尚氏世管。
第四参领第六佐领，系康熙二十三年编设。初以李芳臣管理，李芳臣缘事革退，以拜唐阿尚之缙管理。以下归尚氏世管。
《兵制志》二：
雍正八年上谕：“前汉军恳请出兵效力，朕谕该都统等，汉军骑射生疏，平时不肯演习，而务出征效力之虚名，于事无益，可于每旗操演兵丁千名备用。昨据都统等奏：镶黄、正黄、正白三旗，除常行当差兵外，现在轮流操演，可得千人。正红、镶白、镶红、正蓝、镶蓝五旗，除当差外，不敷千人之数。我朝定鼎，汉军从龙入关，技勇皆可用。今承平日久，耽于安逸，是以武艺远不如前。目今官至提镇副参者，寥寥无几，而在内简用都统副都统时，亦难其人。朕思汉军生齿日繁，当筹所以教养之道，而额设之兵，为数又少，似应酌量加增，于国家营伍，旗人生计，均有裨益。且如在外驻防汉军，子弟日渐繁衍，即本身钱粮，各有定数，难以养赡，应令余丁回京当差。又如外任官子弟，往往以随任为名，游**荒废，前曾有旨严禁，悉令回京当差，学习弓马。又如候缺微员，一时难以铨选者，若情愿入伍当差，到选班时，仍许轮流补用。又如内府人丁亦众，于充役当差外，其闲散人丁拨入八旗充骁骑亦可。再五旗诸王之汉军佐领，仍属本王外，其贝勒贝子公等之汉军佐领，实无所用，应撤归旗下公中当差，且可免掣肘之虞。其如何增设汉军佐领，永远可行，着详议具奏。”嗣议定：汉军镶黄旗，四十三佐领有半；正黄、正白二旗皆四十二佐领；正红旗二十七佐领有半；镶白旗二十八佐领；镶红旗二十七佐领；正蓝、镶蓝各二十八佐领。通计领催、枪手、炮手、棉甲兵、教养兵、铜铁匠、弓匠、听差、护城、守门、守炮、守火药局、守教场以及步军、门军，共万七千五百二十八人。今应于原有之二百六十五佐领及两半分佐领外，增设三佐领，并增两半分为两整分。上三旗每旗定为四十佐领，下五旗每旗补足三十佐领，共二百七十佐领。其新设佐领下，应增领催十五名，步军领催三名，步军四十八名。每佐领增足枪手四十名，棉甲兵八十名。上三旗每旗补足教养兵一百八十八名，下五旗补足教养兵一百四十九名。共增兵二千四百七十二名，以足二万之数。至所增各项兵丁，应于在京闲散壮丁及外省驻防汉军余丁、外官随任子弟愿充骁骑者并候选未得之微员内选补。再下五旗汉军佐领，除王等仍旧分设外，贝勒、贝子等佐领，悉归各旗，作为公中佐领。
其所谓诸王贝勒下之汉军，则包衣内之佐领，非汉军八旗之佐领。包衣内汉人投入愿为奴隶者，尚不得与汉军旗比。汉军旗尚以残余武力受编，在国家为息事宁人之计；包衣乃自愿受役而投旗者。又清初汉宫过犯免死者，往往令入汉军旗。乾隆时则以汉军生齿繁多，又准其自愿呈请出旗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