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盛明之缺失

圣祖即位之年，明裔始亡，遗民无可归向，乃移而属诸隐遁之故明皇子。其时朱三太子实在民间，虽莫能迹其确址，风声自不可尽泯。吴三桂起事之年，京师亦有朱三太子事开始。自是隐约出没，恒挂人口。至康熙三十八年南巡，谒明太祖陵，敕访明后，备古三恪之数，且举元后蒙古之恩礼不替为证，天下未尝不闻而义之，然决无人敢冒死希此荣宠。在朱三太子自身，或真有亡国之恨，光复之愿，则虽屈于无力，亦决不欲出臣清朝；而其他故明疏属，亦莫有入网罗者。则满洲人之深忌华夏故主，诚中形外，人尽喻之，可想见矣。至四十七年乃卒泄漏朱三太子真相，审理既确，卒以假冒诛之，尽杀其子孙，此事余别有述，不备载。夫历代帝裔，得保全者原少，清以为明讨伐叛乱入关，有国亦已六七十年，拟乎杞宋之封，或出由衷之语。夫曹魏代汉而山阳有国，其亡乃在晋永嘉之乱；司马代魏，陈留就封，其卒亦在晋惠太安之初。曹马世称篡窃之凶，犹能容前代之君如此。圣祖不能容明裔，亦胸中自有种族之见，惟恐人望之有归，此则后来排满，亦自种之因也。

圣祖以儒学开一代风气，儒家言：天子至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身修则家齐，然后可以治国平天下。圣祖过举无多，不可谓身不修，然诸皇子之狠戾残贼，太子旋废旋立，既立复废，临朝痛哭，不能救正，至晏驾亦有疑义，复开兄弟相杀之端，此亦人伦之变矣。帝于诸王，纵之太过，教之太疏。始立太子，亦留心为择师保，而为权幸所间，敬礼不终，后遂无正人敢为太子师者，太子亦不复择师。观应诏陈言之董汉臣，当太子有师保时，而以“谕教元良”为说，与“慎简宰执”并举，则太子必有不率教之征象。而为太子师者即汤斌，斌亦言惭对董汉臣，盖有不可显言之故在。其“慎简宰执”一言，侵及明珠、余国柱，阁臣合而仇言者，汤斌为众矢之的，几获重谴。当是时，明珠权倾内外，正人悚息，以倾轧牵及太子之师，无从施教。太子如此，诸王可知。圣祖于训子之事，不列于政治朋党之外，旗下人家视教子之师为教书匠，此风在圣祖时已然，殆亦关外遗传之弊习也。录其事证如下：

《史稿·理密亲王允礽传》：“康熙十四年十二月乙丑，圣祖以太皇太后、皇太后命，立为皇太子。太子方幼，上亲教之读书。六岁就傅，太子以十三年五月初三日生，于十八年为六岁。令张英、李光地为之师，又命大学士熊赐履授以性理诸书。二十五年，太子十三岁。上召江宁巡抚汤斌以礼部尚书领詹事，斌荐起原任直隶大名道耿介为少詹事，辅导太子，介旋以疾辞，逾年斌亦卒。”

蒋氏《东华录》：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叙汤斌奏永禁苏州上方山五通**祠后，即云：“先是廷臣有言：‘辅导皇太子之任，非汤斌不可者。’至是上谕吏部曰：‘自古帝王谕教太子，必简和平谨恪之臣，统领宫僚，专资赞导。江宁巡抚汤斌，在讲筵时，素行谨慎，朕所稔知，及筒任巡抚以来，洁己率属，实心任事，久宜援擢大用，风示有位。’”

又：“五月不雨，诏臣工直言得失，灵台郎董汉臣以‘谕教元良，慎筒宰执’奏。御史陶式玉劾汉臣摭拾浮泛之事，夸大其词，请逮系严鞫。下九卿议，有欲重罪汉臣者。寻奉特旨免议。大学士余国柱以汤斌当九卿会议时，有惭对董汉臣之语。传旨诘问，斌奏：‘董汉臣以谕教为言，而臣忝长官僚，动违典礼，负疚实多。’上以词多含糊，令再回奏，斌言：‘臣资性愚昧，前奉纶音，一时惶怖，罔知所措。年来衰病侵寻，愆过丛集，动违典礼，循省自惭，乞赐严加处分，以警溺职。’上因其遮饰，仍不明晰，严饬之。”

以上蒋《录》所有，而王《录》皆无之，殊为可异。有何可讳而烦删削？如《实录》未削而王氏不录，岂以此为无关政事耶？旧国史馆《汤斌传》又悉载入。要之当时宰执之非人，固大不理于人口，而与元良之教并举，则太子失教，亦为一大事可知。明珠擅权，余国柱济恶，阁员悉受指麾，廷臣多承意指，汤斌之由巡抚入为太子师，亦由明珠辈不得婪索于苏省，怂恿内召，机械变诈，盛极一时。圣祖无尊重子师之诚意，清代名流，以汤为一代名臣之最，记其言行事实者极多，《史稿》略采众说，得其大意，与旧史馆《传》统为官样者有别，录如下：

《史稿·汤斌传》：“方明珠用事，国柱附之，布政使龚其旋坐贪，为御史陆陇其所劾，因国柱贿明珠得缓。国柱更欲为斌言，以斌严正不得发。及蠲江南赋，国柱使人语斌，谓皆明珠力，江南人宜有以报之，索赇。斌不应。比大计，外吏辇金于明珠门者不绝，而斌属吏独无。二十五年，上为太子择辅导臣，廷臣有举斌者，诏曰：‘自古帝王，谕教太子，必简和平谨恪之臣，统率官僚，专资辅翼。汤斌在讲筵时，素行谨慎，朕所稔知，及简任巡抚，洁己率属，实心任事，允宜拔擢，以风有位，授礼部尚书管詹事府事。’将行，吴民泣留不得，罢市三日，遮道焚香送之。初靳辅与按察使于成龙争论下河事，久未决。廷臣阿明珠意，多右辅。命尚书萨穆哈、穆成额，会斌勘议。斌主浚下河，如成龙言。萨穆哈等还京师，不以斌语闻。斌至，上问斌，斌以实对，萨穆哈等坐罢去。二十六年，五月不雨，灵台郎董汉臣上书指斥时事，语侵执政。下廷议，明珠惶惧，将引罪。大学士王熙独曰：‘市儿妄语，立斩之，事毕矣。’斌后至，国柱以告，斌曰：‘汉臣应诏言事，无死法。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吾辈当自省。’上卒免汉臣罪。明珠、国柱愈忌。摘其语上闻，并摭斌在苏时文告语曰：‘爱民有心，救民无术。’以为谤讪。传旨诘问，斌惟自陈资性愚昧，愆过丛集，乞赐严加处分。左都御史璙丹、王鸿绪等又连疏劾斌。会斌先荐候补道耿介为少詹事，同辅太子，介以老疾乞休，詹事尹泰等劾介侥幸求去，且及斌妄荐，议夺斌官。上独留斌任。国柱宣言：‘上将隶斌旗籍。’斌适扶病入朝，道路相传，闻者皆泣下，江南人客都下者，将击登闻鼓讼冤，继知无其事乃散。九月改工部尚书，未几疾作，遣太医诊视。十月自通州勘贡木归，一夕卒，年六十一。斌既卒，上尝语廷臣曰：‘朕遇汤斌不薄，而怨讪不休，何也？’明珠、国柱辈嫉斌甚，微上厚斌，斌祸且不测。”

耿介，登封人，与斌俱先以词臣为监司，解官师事孙奇逢讲学，为清道学名儒。斌荐与同辅太子，正是重视辅导太子之责，斌遭构忌，牵连及介，遂并休致。

《史稿·儒林·耿介传》：“二十五年，斌疏荐介赋质刚方，践履笃实，家居淡泊，潜心经传，学有渊源。召为侍讲学士，旋升詹事府少詹事，特命辅导皇太子。上尝命书字，介书‘孔门言仁言孝，盖仁孝一理，仁者孝之本体；孝者仁之发用。不言仁，无以见孝之广大；不言孝，无以见仁之切实’四十三字以进。上悦，书‘存诚’二大字赐之。会斌被劾，介引疾乞休。詹事尹泰劾介诈疾，并劾斌不当荐介。部议革职。奉旨免革职，依原道员品级休致。在朝凡五十三日，遂归。”

又吏部尚书达哈塔，旗员中之贤者。康熙十八年，魏象枢保清廉官，以达哈塔与陆陇其同荐。至是亦以尚书为太子讲官，与汤、耿并获咎。

史馆《达哈塔传》：“二十六年四月以雨泽愆期，诏同大学士勒得洪、余国柱等清理刑部狱囚。时尚书汤斌、少詹事耿介等为皇太子允礽讲官，达哈塔奉命，与汤斌、耿介并辅导皇太子。六月，以讲书失仪，三人俱罚俸。达哈塔奏言：‘臣奉命辅导东宫，诚欲竭力自效，恪供厥职，奈赋性愚拙，动辄愆仪，数日之内，负罪实多。以汤斌、耿介尚不能当辅导之任，况庸陋如臣，敢不即请罢斥。’下部察议，以辅导东宫，为日未久，遽自请罢，规避图安，应革职。得旨宽免。”

达哈塔以满籍大臣，同辅导太子，即同获咎，又不比耿介之为汤斌所荐，应与株连矣，然亦以讲书失仪，与汤、耿同罚，而汤、耿之获咎，则又不言讲书失仪事，要是正人不能为太子师而已。是年八月，达哈塔亦以他事降级卒。嗣后更不闻有士大夫为太子师者，惟于诸家集中，见太子作字吟诗，由圣祖传视诸臣，诸臣例为谀讼，或太子自以令旨赐诸臣诗字，诸臣纪恩等作。无亲切辅导之人，设有之，则太子失爱时，必有士大夫遭其罪戮者矣。夫太子生在康熙十三年，明年立为太子，至二十六年只十四岁，于汤、耿诸臣被谴，未必有所关涉，要其不可受教之故，必自有在。太子母孝仁皇后，索尼之女，大学士索额图之妹。圣祖诸子多为私亲所昵比，其例甚多。圣祖平时似不过问，至酿祸乃咎之，则唆太子不率教者即此私亲矣。

史馆《索额图传》：“皇太子允礽以狂疾废黜，上谕廷臣曰：‘昔允礽立为皇太子时，索额图怀私倡议，凡服御诸物，俱用黄色，所定一切仪制，几与朕相似，骄纵之渐，实由于此，索额图诚本朝第一罪人也。’”

然则太子之不能率教，自有养成骄纵之人。明珠、余国柱欲排挤汤斌，引之于辅导之任，即是投之陷阱。圣祖诸子之祸，不能谓非无由致之。至世宗取得大位，于国事实能胜继承之任，此亦清自得天之幸，非人事所能及也。撮书康熙晚年太子诸王之祸如左。

《理密亲王允礽传》，自汤斌卒后续叙云：“太子通满、汉文字，娴骑射，从上行幸，赓咏斐然。二十九年七月，上亲征噶尔丹，驻跸古鲁富尔坚嘉浑噶山，遘疾，召太子及皇三子允祉至行宫。太子侍疾无忧色，上不怿，遣太子先还。三十三年，礼部奏祭奉先殿仪注，太子拜褥置槛内，上谕尚书沙穆哈移设槛外，沙穆哈请旨记档，上命夺沙穆哈官。”

此事殊可怪，定一拜褥之位置，而礼臣张皇如此。检《东华录》，事在三月丁未，《录》云：“谕大学士等：‘礼部奏祭奉先殿仪注，将皇太子拜褥设置槛内。朕谕尚书沙穆哈曰：“皇太子拜褥应设槛外。”沙穆哈即奏请朕旨，记于档案，是何意见？着交该部严加议处。’寻议，尚书沙穆哈应革职交刑部，侍郎席尔达、多奇均应革职。得旨：沙穆哈着革职，免交刑部；席尔达、多奇，俱从宽免革职。”礼部定祭先仪注，必过尊太子，虽有谕移太子拜褥向下，亦不敢从。请旨记档，冀免后祸。太子之骄纵，及其左右如索额图等之导以骄纵，圣祖之明，岂有不知？不思变化太子气质，但严处礼臣，使之闻之，父子之间，过存形迹，亦失谕教之道，惟有坐待其祸发而已。

《传》又云：“三十四年，册石氏为太子妃。三十五年二月，上再亲征噶尔丹，命太子代行郊祀礼，各部院奏章，听太子处理，事重要，诸大臣议定启太子。六月，上破噶尔丹还，太子迎于诺海河朔，命太子先还。上至京师，太子率群臣郊迎。明年，上行兵宁夏，仍命太子居守。有为蜚语闻上者，谓：‘太子昵比匪人，素行遂变。’上还京师，录太子左右用事者置于法，自此眷爱渐替。”

录太子左右用事者置于法，其时为三十六年，太子年二十四。此节文证以《东华录》，是年九月甲午，上还京师，而先二日壬辰，谕内务府，处分膳房人、茶房人、哈哈珠子等人。则所谓太子左右用事者，未有一外廷士大夫也。

《东华录》：“康熙三十六年九月壬辰，上谕内务府总管海喇孙等：‘膳房人花喇、额楚，哈哈珠子德住，茶房人雅头，伊等私在皇太子处行走，甚属悖乱，着将花喇、德住、雅头处死，额楚交与伊父英赫紫圈禁家中。’”

膳房、茶房皆暬御小臣，哈哈珠子为王子亲随，此等人本可奔走官府，而以行走为悖乱，其中必有悖乱事实。额楚一名，可交与其父圈禁，其父必系亲切要人。太子既获册立，尚何所求，而乐与厮役小人交结如此，可见圣祖失教。十年前自汤斌、耿介等获咎之后，东宫已无正人为左右，詹事府名为东宫官属，与辅导之事绝不相关。太子方在英年，而不亲师保如此，其亦异于前代盛明之主矣。

《传》又云：“四十七年八月，上行围，皇八子当作皇十八子，或排印时误脱。允祄疾作，留永安拜昂阿。上回銮临视，允祄病笃，上谕曰：‘允祄病无济，区区稚子，有何关系？至于朕躬，上恐贻高年皇太后之忧，下则系天下臣民之望，宜割爱就道。’因启跸。九月乙亥，次布尔哈苏台，召太子，集诸王大臣，谕曰：‘允礽不法祖德，不遵朕训，肆恶虐众，暴戾**，朕包容二十年矣，乃其恶愈张，僇辱廷臣，专擅威权，鸠聚党与，窥伺朕躬起居动作。’”

圣祖于此时有包容二十年之说，是年太子方三十五岁，二十年前仅十五岁耳，是年为康熙四十七年，二十年前为二十七年，其前一年即汤斌、耿介获咎，董汉臣以天旱陈言涉及太子之时，可知太子之不率教，其实举国已知，虽不从明珠等阁员杀董汉臣，而太子师横被责让，并无约束太子之意，蓄意包容，遂历二十年而决裂，岂非姑息之爱误之？

《传》又云：“平郡王讷尔素、贝勒海善、公普奇遭其殴挞，大臣官员亦罹其毒。朕巡幸陕西、江南、浙江，未尝一事扰民，允礽与所属恣行乖戾，无所不至，遣使邀截蒙古贡使，攘进御之马，致蒙古俱不心服。朕以其赋性奢侈，用凌普为内务府总管，以为允礽乳母之夫，便其征索，凌普更为贪婪，包衣下人无不怨憾。”

不用正人辅导，而用太子乳母之夫总管内务府，以便其征索。夫使太子征索于内务府，内务府所辖者包衣，自然以贪婪取怨，岂非姑息纵恶之至。

《传》又云：“‘皇十八子抱病，诸臣以朕年高，无不为朕忧。允礽乃亲兄，绝无友爱之意。朕加以责让，忿然发怒，每夜逼近布城裂缝窃视。从前索额图欲谋大事，朕知而诛之。今允礽欲为复仇，朕不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似此不孝不仁，太祖、太宗、世祖所缔造，朕所治平之天下，断不可付此人。’上且谕且泣，至于仆地。”

“索额图欲谋大事”句，《东华录》作“助伊潜谋大事”，语更明显。则往时已有图逆发觉之事，但或以为事出索额图，未必太子本意耳。考清《国史·索额图传》，事在四十二年四月，《传》所叙与此不同。索额图已于四十年以老乞休允之。四十一年，复召侍太子德州养病，以时方南巡，太子侍行，至德州而病，帝遂回銮，而留太子德州养病也。太子养病必召其私亲侍，且为纵恶之私亲，是时犹纯为姑息如此。索额图先为家人讦告罪款，留中未宣，至四十二年仍传谕：“家人告尔，留内三年，有宽尔之意，而尔背后怨尤，议论国事，结党妄行；举国俱系受朕深思之人，若受恩者半，不受恩者半，即俱从尔矣。去年皇太子在德州时，尔乘马至皇太子中门方下，即此是尔应死处，尔自视为何等人耶？朕欲遣人来尔家搜看，恐连累者多，所以中止。若将尔行事指出一端，即可正法。念尔原系大臣，朕心不忍，令尔闲住，又恐结党生事，背后怨尤议论，着交宗人府拘禁。”寻死于禁所。《传》取叙谕辞，吞吐不明，讦告之款，未明何事，而结党妄行，若非举国受恩，即可俱被**而去。据此情罪，直是与帝互争天下，天下非索额图所能有，其为代太子谋早取大位明矣。其下忽又掩过重情，但责以德州侍疾时，乘马失礼于太子，即是死罪，与上说大异。又云若搜看其家，恐多连累，则又非失礼而有犯逆，且不可使有连累，则顾忌甚切，自属为太子地矣。然则索额图助太子谋逆之案，早发觉于五年之前，太子不悛，又日日在防范之内，废太子之祸，固已迫在眉睫矣。

《传》又云：“即日执允礽，命直郡王允禔监之。诛索额图二子格尔芬、阿与吉善及允礽左右二格、苏尔特、哈什太、萨尔邦阿，其罪稍减者遣戍盛京。”

观所诛者乃索额图二子，余亦旗下人员，大抵索等所援引同类。此时有名之罪人，不过如此。十一年前所置于法之太子左右用事人，更为旗下群小，并不必纪其名，则太子之隔绝士大夫，固已久矣。“谕教元良”之语，初不足动圣祖之心。在二十余年之前，早信从士大夫，斥退私亲，扶植正士，以坊培东宫，其时方十四五岁童子，少成若性，熏德善良，何至异日之惨！

《传》又云：“次日，上命宣谕诸臣及侍卫官兵，略谓：‘允礽为太子，有所使令，众敢不从，即其中岂无奔走逢迎之人？今事内干连，应诛者已诛，应遣者已遣，余不更推求，毋危惧。’上既废太子，愤懑不已，六夕不安寝，召扈从诸臣涕泣言之，诸臣皆呜咽。既又谕诸臣，谓：‘观允礽行事，与人大不同，类狂易之疾，似有鬼物凭之者。’及还京，设毡帐上驷院侧，令允礽居焉，更命皇四子与允禔同守之。寻以废太子诏宣示天下，上并亲撰文，告天地太庙社稷曰：‘臣祗承丕绪，四十七年余矣，于国计民生，夙夜兢业，无事不可质诸天地。稽古史册，兴亡虽非一辙，而得众心者未有不兴，失众心者未有不亡。臣以是为鉴，深惧祖宗垂贻之大业，自臣而隳。故身虽不德而亲握朝纲，一切政务，不徇偏私，不谋群小，事无久稽，悉由独断，亦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位一日，勤求治理，不取少懈。不知臣有何辜，生子如允礽者，不孝不义，暴虐慆**，若非鬼物凭附，狂易成疾，有血气者岂忍为之？允礽口不道忠信之言，身不履德义之行，咎戾多端，难以承祀。用是昭告昊天上帝，特行废斥，勿致贻忧邦国，痛毒苍生。抑臣更有哀吁者：臣自幼而孤，未得亲承父母之训，惟此心此念，对越上帝，不敢少懈。臣虽有罪子，远不及臣，如大清历数绵长，延臣寿命，臣当益加勤勉，谨保终始。如我国家无福，即殃及臣躬以全臣令名。臣不胜痛切，谨告。’”

此为第一次废太子，其时已言似有鬼物凭之，遂开允祉首告允禔厌胜事。厌胜当亦不诬，但促其首告，或此疑为鬼附之说。要之圣祖之爱憎太子，初无成心，非有移爱他子而致此，则甚可信。祭告文不见《东华录》，王《录》惟云：“翰林院奉敕撰之文，不当帝意，自撰此文。翻清书时，又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二语改译。再谕以‘不可改，不可以为此系人臣语，人君实更应鞠躬尽瘁’。”云云。据此则祭告文实是亲笔，世疑宫中发见圣祖亲笔文，文字俱甚劣，遂以为御笔尽出倩代者，前言清列帝作字，每对众挥毫，不应尽假，文理亦于讲读谈论中窥见程度。证以此文，及其谕饬撰译之人，决非不能作通顺文字者也。

《传》又云：“太子既废，上谕：‘诸皇子中，如有谋为皇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所不宥。’诸皇子中，皇八子允禩谋最力，上知之，命执付议政大臣议罪，削贝勒。十月，皇三子允祉发喇嘛巴汉格隆为皇长子允禔厌允礽事，上令侍卫发允礽所居室，得厌胜物十余事。上幸南苑行围，遘疾，还宫，召允礽入见，使居咸安宫。上谕诸近臣曰：‘朕召见允礽，询问前事，竟有全不知者，是其诸恶，皆被魔魅而然。果蒙天佑，狂疾顿除，改而为善，朕自有裁夺。’廷臣希旨，有请复立允礽为太子者，上不许。左副都御史劳之辨奏上，上斥其奸诡，夺官予杖。既上召诸大臣，命于诸皇子中举孰可继立为太子者，诸大臣举允禩。明日，上召诸大臣入见，谕以太子因魔魅失本性状。诸大臣奏：‘上既灼知太子病源，治疗就痊，请上颁旨宣示。’又明日，召允礽及诸大臣同入见，命释之，且曰：‘览古史册，太子既废，常不得其死，人君靡不悔者。所执允礽，朕日不释于怀，自今召见一次，胸中乃疏快一次。今事已明白，明日为始，朕当霍然矣。’又明日，诸大臣奏请复立允礽为太子，疏留中未下。上疾渐愈。四十八年正月，诸大臣复疏请，上许之。三月辛巳，复立允礽为皇太子，妃复为皇太子妃。”

此为太子废后复立，圣祖顾念其子，疑为鬼物所凭，而又恰有谋太子者适为厌胜之事。太子之失德，自不缘厌胜而来，而其乘此疑团，遂认为被厌胜，以图一时之复位。帝虽欲复立，终疑请复立为图见好太子，作异日居功之地，则务谴臣下之言复立者。窥伺帝旨之徒，遂疑帝实不欲复太子，而别举允禩以当之，又大失帝意。此善投机会者之弄巧反拙，成康熙间夺嫡案之一大反复。

自四十八年三月，复立太子。逾二年，至五十年十月，复以旗籍大臣多人为太子结党会饮，所牵涉者有户部书办沈天生等，串通本部员外郎，包揽湖滩河朔事例，额外多索银两，诸大臣皆受贿，为数亦不过数千金。因谓：“允礽求此等人保奏，惟其不仁不孝，难于进益，徒以言语货财，卖属此辈，潜通信息，尤属无耻之人。”此其痛斥太子，情节猥琐，《东华录》甚详，而似亦不甚近情。以将传帝位之太子，何求于群小而与为朋比？《史稿》撮叙，更不分明，疑其中有难言之隐矣。诸大臣者，尚书耿额，又指为索额图之家奴，欲为索额图报复，牵连审讯，至明年五月始结，罪至绞监候以下有差，而太子尚未俱废，使其觉悟改悔，未尝不留与时机。而太子为人，众臣既盛道其聪明，圣祖亦言其骑射、言词、文学无不及人之处，何以甘入下流，为稍知自爱之子弟所不肯为？此则失教之至，而纵使习染于旗籍昏愦之索额图家，少成若性，岂非溺爱不明于先，而又不能终于愦愦，尽失英主之本色，以致有一废再废之举耶？太子过恶，前辈别无记载，故只有疑其冤抑，意为夺嫡之余，世宗朝修圣祖实录多未可信。然世宗于允礽初无图夺之迹，后因不立太子，始生事在人为之志，乃别是一事。谓允禩辈夺嫡甚烈，适为世宗驱除，未始不幸获渔翁之利则有之；至《圣祖实录》谓尽出雍正朝伪撰，则于事理为不必然。而其证据，今尤有可举者，录之以存其真相。

《朝鲜实录》：肃宗三十四年戊子，即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寅，是月癸酉朔，庚寅乃十八日。是日书：“皇历赍咨官韩重琦赍来清国咨文，清国废其太子胤礽，本朝方物之赠太子，勿令赍来。其废黜诏制略曰：‘荒**无度，私用内外帑藏，捶挞大臣以下，欲为索额图胤礽之外亲名。傍伺朕躬，若不于今日被鸩，即明日遇害云。’”

据此则废太子诏，实是当时原文。

又：三十五年己丑，即康熙四十八年，三月甲午，是月壬申朔，甲午为二十三日。是日书：“冬至使闵镇厚、金致龙、金始焕等自清国还，引见劳慰，仍问虏中事，镇厚对曰：‘以下先言朱三太子事，略之。盖闻虏中形止，渐不如前，胡人持皇帝阴事，告外人无所隐，如乍废太子，旋复其位；殴曳马齐，仍官其子。处事已极颠倒。而又贪爱财宝，国人皆称爱银皇帝。且太子性本残酷，百姓公传道之曰：“不忠不孝，阴蒸诸妹。”若其诸子之暴虐，乃甚于太子云。胡命之不久，此可知矣。’”

朝鲜忠于明，始终对清视为胡虏，乾隆以后稍改，然终不忘明。盖其国见解，自命为箕子之后，而于女真持种族之见甚深，因种族之见，其评清帝本不甚作美辞，自难尽信，但所传清国百姓谈太子王过恶，及诸子之无佳誉，当是得诸闻见。

《史稿·允礽传》：“五十一年十月，复废太子，禁锢咸安宫。”

据《本纪》及《东华录》，书废太子在九月庚戌，即九月晦日，次日十月辛亥朔，御笔朱书谕王大臣，故允礽再废在五十一年十月，谕中有云：“前次废置，情实愤懑，此次毫不介意，谈笑处之而已。”故更无颁诏等事。

《传》又云：“五十二年，赵申乔疏请立太子，上谕曰：‘建储大事，未可轻言。允礽为太子时，服御俱用黄色，仪注上几于朕，实开骄纵之门。宋仁宗三十年未立太子，我太祖、太宗亦未豫立。汉、唐已事，太子幼冲，尚保无事，若太子年长，左右群小，结党营私，鲜有能无过者。太子为国本，朕岂不知，立非其人，关系匪轻。允礽仪表、学问、才技，俱有可观，而行事乖谬，不仁不孝，非狂易而何？凡人幼时，犹可教训，及长而诱于党类，便各有所为，不复能拘制矣。立皇太子事，未可轻定。’自是上意不欲更立太子，虽谕大学士、九卿等裁定太子仪仗，卒未用。终清世不复立太子。”

不立太子，为清一代特色。乾隆朝有端慧太子永琏，则由追赠。复作《储贰金鉴》，集古来立太子之为祸事迹，垂训后世，亦皆以康熙朝事为炯戒焉。证以《朝鲜实录》，亦载太子之立而复废，略如清《国史》所说。

朝鲜《肃宗实录》：三十八年，即康熙五十一年壬辰，十二月癸酉：二十四日。“先是，李枢以彼中事情报备局曰：‘皇帝在热河时，部院重臣相继下狱。回驾后，面谕大臣，放置太子，而姑无颁诏之举云。故详探，则以为太子经变之后，皇帝操切甚严，使不得须臾离侧，而诸弟皆在外般游，故恨自己之拘检，猜诸弟之闲逸，怨恨之言，及于帝躬。而皇帝出往热河，则太子沉酗酒色，常习未悛，分遣私人于十三省富饶之处，勒征货赂，责纳美姝，小不如意，诉谗递罢。皇帝虽知其非，不得已勉从。而近则上自内阁，下至部院，随事请托，必循其私而后已。皇帝自念年迈，而太子无良，其在热河时，部院诸臣，曾受太子请托，屈意循私之人，锁项拘囚，回驾后放置太子于别宫云。其后仍付其礼部咨文，而我国所献太子方物，亦令停止矣。’”

《朝鲜实录》所载，与《东华录》约略相符。益知《圣祖实录》非世宗以意修改。而世宗于太子之废，实无所干预。但神器无所归，乘机取得大位，康熙间极力营谋夺嫡者，至时反为他人拾取而去，因忿极而多不逊之言行，遂开世宗屠戮兄弟之端，余别有考，不具录。

《史稿·允禔传》：“四十七年九月，皇太子既废，允禔奏曰：‘允礽所行卑污，失人心，术士张明德尝相允禩必大贵，如诛允礽，不必出皇父手。’上怒，诏斥允禔凶顽愚昧，并戒诸皇子勿纵属下人生事。允禔用喇嘛巴汉格隆魇术，厌废太子，事发，上命监守，寻夺爵幽于第。四月，上将巡塞外，谕：‘允禔镇魇皇太子及诸皇子，不念父母兄弟，事无顾忌，万一祸发，朕在塞外，三日后始闻，何由制止。’下诸王大臣议。于八旗遣护军参领八、护军校八、护军八十，仍于允禔府中监守。上复遣贝勒延寿、贝子苏努、公鄂飞、都统辛泰、护军统领图尔海、陈泰并八旗章京十七人，更番监守，仍严谕疏忽当族诛。雍正十二年卒，世宗命以固山贝子礼殡葬。”

圣祖斥责允禩，深刻如此。纵谕诸皇子语，或一时未达外廷，然会鞫张明德，词连多人，又夺允禩贝勒，当已明白可共喻矣。然又有大臣会举为太子一事，终疑太不近情，或斥责允禩之语，不无世宗朝添入。至其被举而为圣祖所责，则固事实。允禩之夺贝勒，则但以闻张明德诞语而不奏闻耳。

《传》又云：“上幸南苑，遘疾还宫，召允禩入见，并召太子使居咸安宫。未几，上命诸大臣于诸皇子中，举可为太子者。阿灵阿等私示意诸大臣举允禩，上曰：‘允禩未更事，且罹罪，其母亦微贱，宜别举。’上释允礽，亦复允禩贝勒。四十八年正月，上召诸大臣，问倡举允禩为太子者，诸臣不敢质言，上以大学士马齐先言众欲举允禩，因谴马齐，不复深诘。寻复立允礽为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