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胡适、刘半农及早期的白话新诗
蒋智由的《奴才好》与陈天华的《猛回头》等已具有白话诗的一些要素，在这种尝试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并将白话诗与文学革命的倡导联系在一起的则是胡适。
一、胡适的《尝试集》与刘半农的《扬鞭集》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他在留美学生中是思想激进者，但与留日学生相比，却又略显保守而谨小慎微。他的白话文倡导与白话诗写作先后在1917年初的《新青年》上发表，有点互为印证的意思。他认为白话文在广义散文上的成功已由《水浒传》与《红楼梦》等小说证明了，只要白话诗取得成功，那么文学革命也就大功告成了。他跟随杜威所学的实验主义哲学也鼓励他放胆而作，并取“自古成功在尝试”之意将其白话诗结集为《尝试集》，于1920年3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白话诗集。在他的影响下《新青年》同仁都作过数量不等的白话诗。
胡适留学美国的时代正是美国诗坛上意象派兴起之时，作为美国当时《诗刊》的忠实读者，他的文学改良的“八事”“八不主义”乃至《谈新诗》等主张，不但受到了美国意象派诗歌宣言如庞德的《意象主义者的几个“不”》、洛威尔的《意象派宣言》等文的影响，而且其白话诗也受到美国意象派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以庞德与洛威尔为代表的美国意象派诗人，以虚心学习日本俳句尤其是中国诗歌而著称，以至于T.S.艾略特说庞德为我们的时代发现了中国诗歌。这就难怪胡适的“八事”很多可以在中国传统文论中找到根据，他不少诗歌也写得像旧体诗的顺口溜化。
《尝试集》共分三编并附旧体诗《去国集》，第一编的《中秋》等尚有点诗味，而《蝴蝶》《赠朱经农》《病中得冬秀书》等大多数诗歌是旧体诗的顺口溜化，到了第二、三编才是“话怎么说，就怎么说”的白话新诗，且看第二编中《老鸦》的第一诗节：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
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
这首诗不以喜鹊而以老鸦自比，是五四时期的反传统精神的表现，与鲁迅喜欢猫头鹰与鸱枭可以相提并论。当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被捕与东京大罢工消息传来的时候，胡适写了《威权》一诗，诗的前两节写“威权”在山顶上耀武扬威地役使奴隶为他开矿，做了一万年工的奴隶们将锁链快磨断了，第三节写道：
奴隶们同心合力，
一锄一锄的掘到山脚底。
山脚底挖空了，
“威权”倒撞下来，活活的跌死！
1920年10月胡适作的《梦与诗》，最后一节是经常被人引用的：
醉过才知酒浓，
爱过才知情重：——
你不能做我的诗，
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由于胡适名气大，他的很多诗被赵元任、苏来、陈贤德、张弼、罗萍等谱曲、演唱并得以广泛传播。以上所引都是胡适较好的诗，他的多数白话诗都比较乏味，缺乏诗意。尽管《尝试集》在艺术上不是什么佳作，然而《尝试集》初版后很快就多次再版，一直出到第14版。由于他的诗歌理论及其白话诗实践的影响，很多人“于《尝试集》中求诗歌律令”（章士钊语），就使得早期白话诗基本上没有多少诗味。
原典阅读
秘魔崖月夜
依旧是月圆时，
依旧是空山，静夜。
我独自踏月归来，
这凄凉如何能解！
翠微山上的一阵松涛，
惊破了空山的寂静。
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
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
——胡适：《胡适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原典点评
《秘魔崖月夜》是胡适作于1923年12月22日的一首爱情诗。胡适写白话诗时，年龄在26岁左右，但对父母包办的江冬秀，胡适并无怨言，屈就婚姻“全为吾母起见”。生活是一回事，艺术是现实人生的无常、痛苦等不如意的表达；而在《尝试集》中看不到他的怨情、爱的痛苦与悲伤，而是充满了乐观精神。1917年初胡适收到未婚妻江冬秀的信，他没有觉得将与一位不相识的女**一辈子有什么不妥，反而写出《病中得冬秀书》这样乐观的爱情诗：“病中得他书，不满八行纸，全无要紧话，颇使我欢喜。/我不认得他，他不认得我，我总常念他，这是为什么？”最后胡适写道：“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达观乐命到这种地步，已是至境。与江冬秀成婚后他又写了《新婚杂诗》《如梦令》三首、《我们的双生日》等“爱情诗”。除了《如梦令》三首，这些诗的唯一特点就是索然无味，尤其是《我们的双生日》就是分行的散文。这些诗表现出胡适似乎是“先结婚后恋爱”，江冬秀正在按照他的模式被塑造着，他们的婚姻前途光明。然而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江冬秀真的如此进步可人，那么他为什么不久就与自己三嫂的妹妹曹诚英（佩声）爱得如火如荼？有趣的是胡适最好的爱情诗并非写他与江冬秀的几首诗，而是1923年与1925年先后写作的据考是思恋曹诚英的《秘魔崖月夜》与《也是微云》。《也是微云》被赵元任谱曲，《秘魔崖月夜》则被苏来谱曲。胡适与曹诚英曾在西湖畔的山月中度过美好的时光，第一节的两个依旧就是回忆两人那段浪漫美好的时光，然而山月仍然在，玉人消失，剩下的只有凄凉。寂静的空山让人念旧，山风也吹不散“心头的人影”，两节诗透过现在的孤独凄凉表现了爱的伤感。
刘半农（1891—1934），名复，江苏江阴人，是在胡适之外写作白话诗较多的早期诗人。由于中学未毕业而于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预科国文教授，背后偶有非议，而非议的人中就有胡适。于是他留法四年，于1925年在巴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成为原《新青年》同仁中学位最高者。因出国留学而诗集出版较晚，直到1926年《扬鞭集》才与另一部民歌集《瓦釜集》一起出版。周作人曾认为早期白话诗人具有作诗天分者有沈尹默、刘半农和俞平伯，但沈尹默除了上引的《月夜》，仅有《三弦》《人力车夫》《生机》等不多的几首白话诗。刘半农的白话新诗，多是旧诗主题的白话版，如《学徒苦》《老木匠》等诗，都是古代同情下层人民诗歌的白话版，这方面的代表作是《相隔一层纸》：
屋子里拢着炉火，
老爷分付开窗买水果，
说“天气不冷火太热，
别任它烤坏了我。”
屋子外躺着一个叫花子，
咬紧了牙齿对着北风喊“要死”！
可怜屋外与屋里，
相隔只有一层薄纸！
这首诗的主题是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白话版。他的《敲冰》是早期新诗中的长诗，表现的是一种乐观的勇进精神。而他较有艺术表现力的《一个小农家的暮》又是古代田园诗的白话版。
原典阅读
教我如何不想她
天上飘着些微云，
地上吹着些微风。
啊！
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
教我如何不想她？
月光恋爱着海洋，
海洋恋爱着月光。
啊！
这般蜜也似的银夜，
教我如何不想她？
水面落花慢慢流，
水底鱼儿慢慢游。
啊！
燕子你说些什么话？
教我如何不想她？
枯树在冷风里摇，
野火在暮色中烧。
啊！
西天还有些儿残霞，
教我如何不想她？
——刘半农：《刘半农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原典点评
本诗是刘半农1920年9月赴英国后创作的，被赵元任谱曲后广泛传唱。这首诗吸取了传统诗歌的音韵与比兴，以一唱三叹的重复表现了对“她”的思恋，实现了白话诗从散文向诗的回归。诗中“她”字的运用也是刘半农对现代汉语的贡献。不过本诗亦可理解为去国的游子对祖国的眷恋。诗的第二节让人联想到雪莱的《爱的哲学》。诗的四节也可以理解成春夏秋冬的四季，第三节的落花与第四节的枯树冷风表明了秋季与冬季，第一节与第二节虽然没有表明是春夏，但以微风微云象征春天的柔和，以月光与海洋的相恋象征夏天的热烈，是顺理成章的。而通过四季的思恋，表现了思念之情从秋到冬、从春到夏的恒久。本诗是新格律诗的先驱。
二、周作人、俞平伯、康白情、刘大白的新诗
周氏兄弟的白话诗不多，但却别具一格。周作人（1885—1967），又名启明、启孟、遐寿等，号知堂，浙江绍兴人。他的白话诗比鲁迅的多，1929年出版的《过去的生命》收有白话诗26首，其中发表于《新青年》6卷2号的《小河》被胡适称为“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如果说早期白话诗是明白如话的旧体诗的顺口溜化，或者是加了韵脚的分行散文，那么周氏兄弟的白话诗则更注重诗歌的象征、隐喻、暗示等技巧，这在《小河》中有着充分的表现。不过，《小河》也表现了周作人的白话诗不太重视诗歌语言的韵律，致使诗的散文化倾向明显。周作人理智与冲淡的性情，使他不擅长诗而擅长散文，后来他成为著名的散文家。
早期新诗人还有俞平伯和康白情。俞平伯（1900—1990），原名俞铭衡，字平伯，清代朴学大师俞樾的曾孙。1918年5月开始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新诗，1918年10月致信《新青年》，认为白话诗“终与开口直说不同”，应兼取中西诗歌的优长。1922年出版白话诗集《冬夜》，分为4辑收诗58首。且看《冬夜之公园》的第一诗节：
“哑！哑！哑！”
队队的归鸦，相和相答。
淡茫茫的冷月，
衬着那翠迭迭的浓林，
越显得枝柯老态如画。
俞平伯写新诗时只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大学生，却不像胡适的白话诗那般明快，而具有凄清苦涩的风格特征。他是新潮社、文学研究会与语丝社的成员，也发表了《花匠》等小说，并且还是散文家，尤其是与朱自清一起相约而作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是较为知名的篇章。
康白情（1896—1959），字鸿章，四川安岳人。他也是新潮社成员，并与李大钊一起编辑《少年中国》。他是早期写作白话新诗较多的诗人，1922年出版白话诗集《草儿》。其中《和平的春里》一诗以“绿”字贯穿除最后一句的每一诗行，所有的景色都是绿的，而点题的最后两句则表现了和平的春里的不和平：
穷人底饿眼儿也绿了。
和平的春里远燃着几团野火。
胡适在《谈新诗》中赞赏的康白情的一首诗爱情诗是《窗外》：
窗外的闲月，
紧恋着窗内蜜也似的相思。
相思都恼了，
他还涎着脸儿在墙上相窥。
回头月也恼了，
一抽身儿就没了。
月倒没了；
相思倒觉着舍不得了。
不过，以上所引的康白情新诗是最有诗意的两首，他的大部分的白话新诗虽然明快而不苦涩，但却更像分行的散文，尤其是他那些写景的诗。白话新诗不像诗，在康白情的白话诗中表现得最突出。
早期的新诗人中年龄最大的是刘大白。刘大白（1880—1932），原名金庆棪，后改名刘大白，号白屋，浙江绍兴人。五四时期开始发表新诗，出版诗集《旧梦》等。由于他是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参加者，他的诗是早期新诗中最富有左翼色彩的，《卖布谣》《田主来》《布谷》等诗表现了土与洋的矛盾、地主与农民的对立，且看他作于1919年底的《红色的新年》中的诗句：
朦朦胧胧地张眼一瞧，
黑暗里突然地透出一线儿红。
这是什么？——
原来是北极下来的新潮，
从近东卷到远东。
那潮头上涌着无数的锤儿锄儿，
直要锤匀了锄光了世间底不平不公。
从文体上看，《卖布谣》《田主来》《布谷》等诗具有旧体诗转化过来的歌谣风，但太过直白浅露；然而，刘大白也有诗意盎然、意象含蓄的诗，如作于1923年的《秋晚的江上》：
归巢的鸟儿，
尽管是倦了，
还驮着斜阳回去。
双翅一翻，
把斜阳掉在江上；
头白的芦苇，
也妆成一瞬的红颜了。
三、早期新诗不像诗的原因
除了少数的诗篇，为什么早期新诗多数都写得不像诗呢？胡适新诗倡导的“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及其在《尝试集》中的实验，既无视西方诗歌的音步、抑扬格等音乐性的特征，也抹煞了中国诗歌自身的韵律，同时忽视了诗歌特有的象征、隐喻等技巧，是新诗写得不像诗的主要原因。一方面这种新诗文体有点像旧诗的白话化，而没有将《神曲》《浮士德》与《荒原》等西方诗歌通过象征性与寓言性表现深刻思想的技巧学过来，但另一方面在语言上又是对唐诗、宋词、元曲传统的一次真正的断裂。
胡适率先以西方文学的悲剧观念批判中国小说与戏曲的乐观主义的大团圆结局，他完全可以将中国诗歌传统的悲剧精神进行现代性的转化。然而他仿佛是故意与传统对着干，传统诗歌讲求韵律，新诗就要无视一切的韵律规则；传统诗歌具有悲剧精神，新诗就要具有乐观精神。他反对屈原、贾谊诗赋中所表现的悲剧精神，认为痛哭流涕于世无补，将“悲哀不得意”归为无病呻吟。用他的《誓诗》中的话说，就是“更不伤春，更不悲秋，……月圆固好，日落何悲。”他的《尝试集》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并影响了整个新诗坛。郭沫若在《地球，我的母亲！》中感谢地球母亲“背负着我在这乐园中逍遥”，他在《光海》中看到的是“到处都是笑”，山、海、太阳、地球都在笑，“我同阿和，我的嫩苗，/同在笑中笑！”《凤凰涅槃》的后半部分“欢唱”一词重复了43次，最后一句居然是“欢唱在欢唱”！
被新诗所排斥的传统诗歌的悲剧精神却被鲁迅开辟的现代中国小说继承下来，因而现代小说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就比新诗成功。明显的标志就是现代小说在鲁迅身后形成了一个纵向发展的现代传统，但新诗的纵向传统却很难寻找：郭沫若不是吸取胡适的新诗营养而是看取惠特曼、歌德、海涅、泰戈尔等人的诗歌而进行创作的，而且同是浪漫主义，徐志摩不是从郭沫若而是从英国浪漫主义那里获取的创作灵感，同是象征主义，戴望舒不是从李金发而是从法国象征主义那里获取的灵感。新诗的横向移植大于纵向的继承，原因就在于前者不能形成成功的典范。而且从新诗出现的那一天起，对新诗这一文体的质疑、非议与诟病就没有停止过。质疑与非议者并非都是顽固的守旧派，像力主“破旧立新”的毛泽东、游学英法精通数种外国语的钱锺书等人对新诗都有所非议。如果说毛泽东、钱锺书等人喜欢写旧诗而从未写新诗，那么，像梁实秋等在五四时期写过新诗的人，晚年也不认同新诗的传统，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