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白蛇故事的变异脉络

白蛇许仙爱情故事一直是戏剧改编中重要的题材类型，这一题材蕴含着中国人所热衷的神话结构及蛇妖与人的关系纠葛，由此形成的开放结构，适合于不同主题的延展。白蛇类妖异故事开始进入文学史，肇始自《博异志》，文中记李管、李黄为蛇妖幻化的白衣女子魅惑而亡，由此开启了承续千年的白蛇妖邪害人的叙事脉络。其后杭州《净慈寺志》载宋代该寺山阴曾出现一条蟒，时常变作美女出来蛊惑害人；宋代词话《西湖三塔记》和元代邾经的同名改编杂剧，记述了西湖边的三妖：乌鸦精白卯奴、獭精与白蛇精，白蛇精以男子为玩物，玩腻后取男子性命，被奚宣赞叔父镇于塔下。在叙述中，白蛇妖与恐怖的关联及警惕的寓意被强制性地扭结至一处。至冯梦龙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白蛇妖异害人的叙述成规被打破。冯梦龙将前代轮回、报恩与因缘际会等要素统合一处，凸显了白蛇的人性之美，替代了白蛇的妖性之害。小说中虽也有许仙为白蛇惊死一节，但重点却是白蛇（白娘子）贪恋红尘的人性，着力于白娘子楚楚可怜，娇美贤能，及对许仙真挚的感情。而后明朝陈六龙的《雷峰记》、清朝黄图珌《雷峰塔》（二卷三十二出）延续了冯梦龙的叙事结构，不断丰盈情节，完善故事。至方成培改编的《雷峰塔》（三十四出）故事得以定型，形成了白蛇故事神话性、情感性与伦理性的多元交叉题旨，构成了一条**人心魄的叙事脉络。

现代剧作家对白蛇故事的兴趣与当时的社会思潮有关。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后，政治社会思潮有了很大变动，如洪深所言：“凡是发挥爱情……是人们所要看的。”[1]从蛇妖害人到蛇妖人性的渐增，再到蛇妖贪恋人伦之乐，为爱情而抗争，白蛇故事的现实化、日常化和情感化，符合了现代文学时期人们的爱情理想。此外，也与剧作者借重释传统故事启发民智，传播新知的理念有关。即如向培良的《白蛇与许仙》、顾一樵的《白娘娘》等改编话剧，无不以颂扬爱情为命意，注重神异中的人性，以神化的叙事外壳凸显情爱的真挚；以法海的介入，写为爱情的反抗和斗争。这类改编剧已显露出剧作家以变更关键情节获取新题旨的意图。

向培良的《白蛇与许仙》创作于1930年，[2]剧中许仙、白娘子只在剧末登场。剧本的题旨是他们作为爱情与抗争化身的影响力。因此剧作渲染了一位如林黛玉般女子的忧郁，对许仙、白娘子爱情的渴慕，她怒斥法海、随许仙而去，正代表了以反抗求自由精神的播散。顾一樵的《白娘娘》则仿拟了《红楼梦》开篇补天石央求和尚和老道到人间一游的模式，写白蛇与青蛇修炼已久，希望到人间做一个女人。“你就去做女人吧。世界上一切的情绪一切的欢乐一切的痛苦，只有女人最尝得透！……你应当预备牺牲，你应当接受痛苦。但是，不要怨恨，勇往地做人去吧。”[3]白娘娘以生命轮回的方式化身为人，在遇到许仙前她并不知晓蛇妖的身份，而梦中被点破后又痛恨于妖的事实。顾一樵把人与妖的身份矛盾、爱情与死亡的无奈、难以拥有儿子的苦楚以及法海以佛报镇压白娘娘的险恶一一凸显。把爱情面临的困境没有只限定于封建法权人物的干涉，而是倾向于多维的铺展。

但向培良、顾一樵等人的改编都只关注神话故事中彰显的爱情主题，而卫聚贤则另辟蹊径，追问神话故事与现实事件存在的可能联系。在《雷峰塔》中，卫聚贤抛弃了爱情——压制的改编结构，而着力于神话故事中被嵌入的核心要素——欺骗。欺骗是白蛇类故事一个至关重要的要素，即蛇妖对妖的身份的刻意遮掩。无论李管、奚宣赞，还是许仙与蛇妖相遇时，蛇妖都以美艳的白衣女子示人。在骗术揭破之前，无一不是相谈甚欢，情意绵绵。而妖的身份显露后，才有李管之死，奚宣赞之惧，许仙的逃避及道士和尚的介入。但卫聚贤关注的不只是故事中的欺骗，更着意于对神话故事的现实伪饰可能的揭破。在改编中，卫聚贤斩断了传统白蛇许仙故事中哀婉动人的叙事脉络，将舟遇、端阳惊死、求草、水漫金山等重大关目加以戏谑处理，抛弃了传统故事对情爱的圣洁化、深挚化的书写，将被忽视的欺骗作为内核，写白素贞欺骗许仙，许仙瞒哄白素贞，白素贞戏弄李仁，许仙捉弄法海等，撕破白素珍与许仙的传统形象及两人的爱情神话，极写内中的骗、**与谋略。剧作刊出后虽备受争议，却自有其独到之处。其立意虽未必高远，但确实抓住了当时剧作家忽略甚或漠视的主题，展示出前所未有的、既新且奇的景观。

[1] 洪深：《洪深文集（四）》，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第20页。

[2] 向培良：《白蛇与许仙》，载《北新》，1930年4卷第7期。

[3] 顾一樵：《白娘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