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化育:自然化人的生命演进
关于人类生命起源的神话在中国十分繁复,有神造人的神话、动物生人的神话、卵生人的神话、植物生人的神话、感生神话、尸生人神话、地中生人神话、雪生人神话、声音生人神话等,而每一种神话都有不同的分支与版本。但是,在这些形式多样、内容各异的神话中,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人的生命由自然化育而来,自然才是人类最初的父母。
1.神造人
在中国神话中,流传着大量神创造了人类的神话。根据造人所用材料的不同,又有多种造人方式,其中以泥土造人最为广泛。汉族中流传着女娲抟黄土造人神话。据《太平御览》中记载:“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做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1]除了女娲抟土造人外,其他民族还流传着神用泥土造人的神话。如哈萨克族神话中说,天神迦萨甘在造人以前,先在大地中间栽种了一棵生命树,待树长大,接出许多“灵魂”之果后,才用泥做了一对空心的小人,然后把灵魂吹进小人的心中,这便是哈萨克人的始祖。在云南独龙族中,也流传着嘎美、嘎莎共同造人的神话[2]:
在荒远的古代,地上没有人。一天,天上的大神嘎美和嘎莎来到一个叫姆逮义陇嘎的地方,打算在这里造人。这里是一块大得望不到边的岩石,嘎美和嘎莎用双手在岩石上搓出了泥土,用泥土捏成了泥巴团,又用泥巴团来捏人。不一会,人的头捏出来了,身子捏出来了,手捏出来了,脚捏出来了。人捏成功了。嘎美、嘎莎想:有男有女才能传后代,于是就捏出了一男一女。第一个捏出来的是男人,取名叫作普;第二个捏出来的是女人,取名叫作姆。可是,这两个人的身上没有血液,也不会呼吸。嘎美和嘎莎就往他俩身上吹了一口气,顿时他俩的身上有了血液,也会呼吸了。嘎美和嘎莎又教会他俩怎样干活、怎么生育后代。在他俩中,作姆最聪明、最能干,这是因为嘎美和嘎莎在捏她的时候,在她的肋巴骨上多放了些泥土的缘故……
因为人是用泥巴捏成的,所以人死了也要用土葬。
除泥土造人之外,中国各民族还流传着用其他材料造人的神话。如满族神话中,满族支系恰喀拉人是老妈妈用石刀片在木头上刻出来的;土家族神话中,是伊罗娘娘创造了人,她用竹竿做骨,荷叶做肝肺,豇豆做肠,萝卜做肉,葫芦做脑壳,通七个眼,再吹了一口气,人便做成了。
这些神话虽然内容、形态各异,但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人的生命来源于神祇的塑造,是高于人类的族群赋予了人类生命。其实,世界很多民族和地区也都流行着“神造人”的神话,如非洲西卢克神话说,创世者乔奥克用泥土造人;澳大利亚神话说,创世者庞德用泥土和树皮造人;其中上帝造人神话流传最广。据《旧约圣经》记载:上帝花了五日时间创造了大地万物,到第六日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于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进人的鼻孔后,就成为活生生的男人,取名亚当。不久他取下亚当的一条肋骨,造成一个女人,取名夏娃。
细读这些“神造人”神话,我们发现:人类的生命是神赋予的,但又不完全来源于神,这是因为神在造人之时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泥土、木头、萝卜等材料,这些材料虽然各不一样,但又有一个共同之处——大多为自然中最常见的天然之物。这样,在赋予人类生命的一是神,一是自然之物,两者的共同参与成就了人类鲜活的生命。如果没有神超自然的能力,泥土等自然之物不会变成人;如果没有泥土等自然之物为原材料,神也无法造人。因此可以说,人类生命是自然与神性的合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各民族神话中,神用自然之物造好“人”后,人并不会动,不会说话,更无自由之意志和自由之情感,只有当神向着造好的小“人”吹上一口气,能说、会笑、有情感、有意志的“人”才最终形成。
在哲学的追问中,对人的认识中有两类参照系,即“物”的参照系,如“人是动物”、“人是机器”、“人是自然之物”;另一类是“神”的参照系,如“人是精神”、“人是上帝”。那么,人之所以为人,不仅是作为物的存在,更是有着自然之物所没有的理性、情感、尊严与人格,以及追求真、善、美的能力。或者说,人是由身体生命和心灵本我共同构成的。透过“神造人”的神话,或许可以这样理解,泥土等自然之物给予了人类的骨、血、肉,铸成人类的肉体生命,即物质生命;而神则给予了人类的神、魂、魄(尤其表现在神造人时所吹的那口气),铸成人类的心灵本我,即精神生命。只有当两者,肉体生命和心灵本我,物质生命与精神生命,高度契合融为一体时才能造出天生高贵的人类生命。
但是,人的物质生命却又是精神生命的先导。因为,人的生命首先来源于自然之物,而精神生命的形成亦在物质生命之后(神是先造好“人”,再吹上一口气的),所以,自然是人类生命的基础,当它融入到人类(每一个个体的男人、女人)的骨、血、肉、神、魂、魄之中,人类后世的命运,数百万年的悲欢离合、跌宕起伏都是在此基础上一一展开。
2.植物生人
中国各民族中,有着大量的“植物生人”神话。这些神话中,人或是生于葫芦,或是生于树,或是生于竹,或是生于瓜,等等。总之,人是由植物化生而来。其中以葫芦生人的神话最为有名。如傣族神话写道:“在荒远的古代,地上什么都没有,天神见了,就让一头母牛和一只鹞子到地上来,这头母牛只活了三年,生了三个蛋就死了,鸡子来孵这三个蛋,结果其中一个孵出了葫芦,人就是从葫芦里生出来的。”[3]而云南省澜沧县拉祜族人的神话对葫芦生人的过程有生动细致的描述:
天神厄莎造了天地万物,可是世上听不到人的声音。于是他打开笼子,拿出一颗葫芦籽,种在地上。过了七轮零七天葫芦发芽了;又过了七轮,葫芦开始伸藤;又过了七轮,藤子爬满了大树,开了一朵白花,结了一个大葫芦。又过了七个月,叶子落了,藤子也干了,葫芦长老了。
一天,猫头鹰在树梢吃果子,不小心掉了下来,打在麂子的头上,麂子受惊踩断了葫芦藤,葫芦滚下了山。厄莎去找葫芦。他问猫头鹰为什么打麂子,猫头鹰不回答,厄莎一生气,把猫头鹰的头打扁了,罚它白天不准出来。他追到粟树林问粟树见到葫芦没有,粟树回答:“没看见。”厄莎生气地说:“等人出世,砍你去做柱子。”他追到茅草林问茅草见到葫芦没有,茅草回答:“没看见。”厄莎生气地说:“等人出世,割你盖房子。”厄莎追到芭蕉林问芭蕉见到葫芦没有,芭蕉回答:“看见了,因为我无手不好拿。”厄莎高兴地说:“你将来结果多,子孙多。”
厄莎追到海边,看见葫芦泡在海里,就叫鱼拿上来。鱼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拿不上岸。厄莎又叫马鹿去拿,马鹿把角拗成几叉也拿不上岸。厄莎又叫螃蟹去拿,螃蟹用两个大夹夹住葫芦,把葫芦拖上了岸。厄莎高兴地对螃蟹说:“你一辈子可以住瓦房。”螃蟹的背上就长起一个硬壳壳。
厄莎拿回葫芦放在晒台上,晒了七十七天,葫芦里有打口哨的声音;又过了一轮,人在葫芦里说话了:“哪个把我们接出来,我们种的谷子让他吃。”小米雀听见了,就自告奋勇地来啄葫芦。啄了很久,把九尺九寸长的嘴都啄秃了,还是没有把葫芦啄通。老鼠见了又来咬,咬了三天三夜,终于把葫芦咬通了一个洞,一男一女从葫芦里哈哈哈地走出来。厄莎高兴地给他俩取名,男的叫扎迪,女的叫娜迪。他们就是拉祜人的祖先。[4]
彝族、白族、苗族等民族也有着相类似的“葫芦生人”神话。葫芦,古称瓠、匏或壶,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了壶字,并呈葫芦形状。在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址中发现葫芦的化石,就说明约前5000~前4000年的人们就已经开始采集以至种植葫芦,把葫芦作为最早的食物来源了。由于葫芦外形浑圆丰实、内中子粒繁多,因而被原始先民当作母腹或子宫以及生殖繁茂的象征。1989年,人们又在浙江嘉兴大坟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发掘出一件距今约5000多年的人像葫芦陶瓶。陶瓶呈三节葫芦形,上小下大,顶部塑一小头长颈、发髻微翘的人像。从整体造型看,应为一象征母性的陶偶。[5]这些考古发现,说明原始先民很早就把葫芦与母体结合起来,认为是葫芦孕育了人类。
由于瓜的形状也颇似母腹或女性子宫,因此很多民族都有“瓜生人”的神话。如苗族流传着一则“南瓜崽”的神话:远古时有个冰雹怪,经常降下水桶一般大的冰雹。除了一个叫固芒的人在山洞里幸存下来外,其余的人都被冰雹打死。一天一位乞食的老人送给固芒一颗瓜种,固芒将瓜种种下后,头天出,三天牵藤,七天开花,九天结瓜,二十一天就瓜熟蒂落了。固芒看着又大又圆、黄灿灿的大南瓜喜欢得不得了。一天晚上,他梦见南瓜变成小孩,醒来后对南瓜喃喃自语说:“南瓜呀,南瓜,你要是真是个崽该多好!”他的话刚说完,就见瓜动了动,听见瓜说:“阿爸,闷死我了,快让我出来。”固芒去拿刀顺着瓜瓣轻轻一划,刚刚划一个小口,“嘣”的一声,瓜破了,一个又白又胖的男娃跳了出来,朝着固芒甜甜地喊了几声爸爸。[6]
此外,各民族中还有许多树生人、竹生人的神话。台湾邹族的神话说,古时候哈莫天神摇着枫树,枫树的果实掉落在地上,变成邹族和玛雅人的祖先。云南省宝山县流传的德昂族神话说,一棵大树上落下的一百片树叶变成一百个人,其中五十个是男人,五十个是女人,他们每人都取了一个姓,并把那棵落叶大树叫作“生人树”。彝族有四则竹子生人的神话。其中,《楠竹筒的传说》记载,浮在河上的楠竹筒到岸边自己爆裂开,从竹筒里出来一个人,后来与一女子婚配生子,就有了今天的彝族。苗族神话中始祖蝴蝶妈妈是从古枫树变来的,树是人类最初的祖先。
中国各族神话中,还往往将“植物生人”神话与“大洪水”神话结合,认为随着世界性大洪水的降临,人类面临着灭绝的危险。正是“葫芦、瓜、竹”这样一些具有生殖意义的植物,帮助人类避过自然灾害,从而再次繁衍发展。
人类思维总是一定的社会形式的产物。正如列维-布留尔所说:“不同的思维样式将与不同的社会类型相符合。”[7]如此普遍的植物生人的神话,说明原始先民在很早的时候就和植物之间有一种息息相连的情感,认为是植物赋予了人类的生命。特别是对以采集狩猎时代的人们来说,采集和狩猎的收获都是不稳定和没有把握的,这就使人们把采集和狩猎的成功寄托于对象身上。当原始先民饿得饥肠辘辘,一种植物的出现给了他们体力的恢复与生命的力量之时,先民便会对这种植物满怀感激之情,进而认为是所食植物的灵魂转移到自己身上,从而产生一种人与植物之间“身体联系、灵魂交往”的模糊观念,进而认为该植物创造了人类,是人类的先祖。
因此,葫芦(或瓜,或树)崇拜在中国十分普遍。过去民间有“梦见瓜主生贵子”、“梦见葫芦主大吉大利”的习俗。南方言语中“葫芦”与“福禄”发音相似,故取其吉祥之意。瓜类籽多,象征着子孙繁盛、人丁兴旺。今天云南哀牢山彝族的家庭还保留供奉“祖灵葫芦”的习俗。凡供奉“祖灵葫芦”的家庭,其正壁的壁龛或供板上,通常供着一两个葫芦,一个葫芦代表一代祖先。彝族的一些地区,葫芦和祖先这两个词汇完全等同,都叫作“阿普”,也就是说葫芦就是他们的祖先。土家族盛行瓜崇拜,至今还流传着每年8月15日借月光去冬瓜地里“偷瓜”,给没有生育的人家送子的习俗,并把这一天叫作“偷瓜节”。有些苗族认为枫树是人类的祖先,定期为枫树烧香、叩头、献祭。贵州凯里西江县麻料寨在招龙的那天清早,家长携一个竹篮,带上四碗供品(米饭、鱼、肉、蛋和酒)去敬枫树,同时将鸡蛋在枫树上敲碎,一半留给枫树吃,一半自己吃,这样便能生育娃娃,保佑家人健康。[8]黔东南的苗族中,除定期祭拜枫树外,平时有人久病不愈,会给枫树烧香、叩头、打卦、挂红,请求其驱走病魔;在建造房屋时,也会用枫木作中柱,以求其保佑子孙兴旺。
总之,“植物生人”神话,是原始先人植物崇拜、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的合一与交织。植物是人类共生的伙伴,尤其在采集狩猎时代,中国原始先民主要依靠植物维持食物来源,因此把植物神化、人格化,产生植物崇拜。尤其当他们看到一些植物的形状上颇似女性子宫或母腹时,他们就迫不及待地认为该植物就是自己的出生地或者“先祖”,希望通过“先祖”的庇佑,保证食物的充足供给以及人类的生殖繁盛。这样,便演绎出“植物生人”神话。因此,人类的思维始终与人类的生存环境相伴相随,任何一种神话生态伦理意象都是人类生存状况与生活环境的产物。透过“植物生人”神话的面纱,或是现在热播的《葫芦娃》动画片,我们还能感受到原始先民对植物的全心依赖与虔诚祈求。
3.动物生人
中国神话中不但用植物解释人类的起源,还用动物解释人生命的由来以及某些特定民族、氏族或部落的起源。其中,一个流传最广的是“动物生人”神话的版本,或说始祖由动物所生,所说人与动物(如牛、虎、蛇、熊、蝴蝶、猴子等等)结合后,繁衍了特定的部族。如云南怒族的神话说,古时候,有一位善歌的姑娘嫁给一条巨蛇为妻,他们生下的子女,就是蛇氏族。云南傈僳族的神话说,古时候有一位姑娘上山砍柴,被老虎看中,老虎化成了人,娶姑娘为妻。他们生下的子女,便成了傈僳族的祖先。突厥神话说,突厥祖先为邻国所灭,男女老少尽被杀戮,有一幼儿年且十岁,兵不忍杀之,刖足断臂,弃于大泽中。长大后遂与狼交,生十男,繁衍突厥各族。中国满族一些地方则认为自己起源于熊始祖。其中,犬族神话就是广为流传的一类。我国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秀瑶族自治县的瑶族,有着十分有名的盘瓠的神话:
古时候,有个高辛王。他没有儿子,只有三个漂亮的公主。皇宫里有一只眼亮毛滑、身披二十四道斑纹的龙犬,高辛王非常喜爱它,经常把它带在身边。有一年,海外番王兴兵犯境,国家危在旦夕,高辛王非常忧虑,便命人贴出告示,许愿说:谁能打败番王,便重重有赏——金银财宝任其拿取,三个公主任其选娶。
龙犬揭了告示,潜入番王宫中,赢得了番王的信任,并借机咬下了番王的头颅,衔着回国了。后来龙犬便娶了美丽善良的三公主为妻。
三公主和龙犬结婚以后,夫妻感情很好,日子过得很幸福。高辛王和王后觉得很奇怪。三公主告诉父母:龙犬白天像狗,晚上却是个美男子,身上的斑毛,是件光彩灿烂的龙袍。王后对三公主说:叫你丈夫白天也变成人,岂不是好?龙犬知道后,便对三公主说:你把我放在蒸笼里七天七夜,便可脱掉身上的毛而变成人。结果,蒸到六天六夜时,三公主担心丈夫被蒸死,便揭开蒸笼的盖子看,龙犬果然变成了人,只是头上、腋窝和脚趾上的毛还没有脱尽,以后便只好把有毛的地方用布缠着。据说这就是瑶族男女缠头巾、裹脚套的习俗的由来。
龙犬被高辛王封为南京十宝殿盘瓠王。他和公主生了六男六女,高辛王和王后很高兴,颁给他们一卷榜牒,赐盘瓠儿女为瑶家十二娃;又下令各地官吏:凡盘瓠与盘瓠的子孙所居住的地方,任其开垦种植,一切粮赋差役全免;这就是瑶家世代传抄珍藏的传家宝——《过山榜》。
一天,盘瓠领着儿子们上山打猎,被一只山羊撞下了山崖,摔死了。三公主很伤心。为给盘瓠报仇,她命孩子们用山羊的皮制成大鼓和长鼓,糊上黄泥浆,三公主背起大鼓,儿子们拿起长鼓,边鼓边舞;女儿们拿着手帕,悲伤地边哭边唱,一起悼念他们的父王盘瓠。
从此,黄泥鼓一代一代地传下来。瑶民为了纪念盘瓠王,逢年过节、喜庆丰收或者祭祀祈祷、驱魔赶邪,都要打黄泥鼓,唱盘王歌。[9]
至今,瑶族仍保留较大规模的祭祖仪式“跳盘王”(又称“做盘王”)。仪式当中要挑选三对十二三岁的未婚男女,盛装打扮,充当“唱歌仔”(又称龙凤娘),代表盘王子孙。他们在师公(巫师)的带领下,演唱《盘王歌》和《流落歌》等,并协助师公跳神。过去广西钟山县瑶族“跳盘王”时,则只选一对童男童女,腰扎红巾协助师公跳神。其间要以手足在地上爬行,并将双方红巾一头穿过**连接上,模拟狗的**动作。[10]
中国民族神话生态伦理意象“动物生人”的出现,主要源于当时条件下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远古时期,动物与人类的共生而居,人们认为人与动物是平等的,没有任何高下之分,并理所当然地把其当成人类的亲戚,特别是那些人类赖以生存繁衍的动物。原始先民们根据动物大小、特点与凶猛程度的不同,对其产生各不相同的情感与特殊的心理。面对经常狩猎的动物,先民们是满怀感激的,认为是这些动物灵魂注入人类体内,而让他们获得生存的机会,因此将这些动物当成祖先。而面对形体庞大、力量巨大的凶猛动物,尤其是野兽,先民们则害怕、恐惧和无能为力,因此希望“认亲”,把动物认成自己的祖先,以获得它的庇佑、保护、不受伤害。如怒江白族虎氏族是以自己是虎氏族的孙子而自豪。老一辈认为,祖先是虎变来的,所以老虎不会伤害他们,老虎见到虎氏族的成员会自动跑开。[11]而把一些细小的、无害的动物当成先祖,则是原始先民主要是想通过“认亲”的方式,获得这些动物非同寻常的本领,如能在天上飞,能在水中游,能快速奔跑,能灵活爬行等,从而以此躲避自然灾害和各种恶兽的威胁。正如恩格斯所说:“人在自己的发展中得到了其他实体的支持,但这些实体,不是高等的实体,不是天使,而是低级的实体,是动物。由此就产生了动物崇拜。”[12]因为崇拜动物,将动物当成祖先,所以先民在日常生活中以待祖先之礼仪对待动物,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一系列“动物生人”神话。
在原始先民看来,动物与人类是平等的,存在着亲缘关系,甚至把动物当成了人类的始祖,这与梭罗的生态伦理思想有着一定的相似与契合。1845年美国的自然主义者、文学家、哲学家亨利·大卫·梭罗隐居在瓦尔登湖畔,与自然对话、与禽兽为邻生活了两年。梭罗称大自然为“爱的共同体”,老鼠被他当成了邻居,松鼠成了访客,红蚂蚁是勇猛无比的士兵,而人则被看成有动物属性的存在物,这些喧闹的生命形成了地球的秩序。而“生命平等论”学派的代表人物保尔·泰勒亦认为自然中的所有生命是平等的。泰勒认为人们宣称人类优于其他物种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人类拥有一些特殊的能力,而其他物种恰恰缺乏这种能力,所以人类优于这些物种。或者说,人类拥有的一些能力,如理性思维、审美创造、自律性和自觉性等要比其他物种所拥有的具有更高的价值。而泰勒认为这种认识很难成立。第一,人类具有其他物种所没有的一些特殊能力,同样其他物种也具有人类所没有的特殊能力,如豹子的速度、鹰的锐利、猴子的灵活都是人所缺乏的,难道我们就不能由此而论其他物种要优越于人类吗?第二,声称人类所拥有的能力具有更高的道德价值,它们对于保护和丰富人类的文化和文明是必不可少的,但它们对于其他物种的生存和目的实现来说却是无关紧要的。因此可以说,人类的优越性是从自身的立场出发,以人的目的实现为根据来做出的判断,而并非是站在其他物种的立场上进行的价值审视。因此,必须把人看成是地球生命共同体中平等一员,与其他生命同根同源,共同地分享地球。或者可以说,人只是众多不同生命形式中的一种,每一个动物像我们一样都有自己的礼仪,虽然人的利益的满足和实现具有特殊的评价和选择机制,但这不应成为忽视其他生命的理由。
梭罗、泰勒,虽然与中国原始先民相离数千年、数百年,并横隔这中西文化的差异与不同,但是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有着相似之处。这是因为,人类原本只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成员之一,在生存意义与生存资格上与其他物种并没有本质的不同。生存环境恶劣的远古,原始先民必须依赖其他物种而生存,而今天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人类的生存将受到威胁,这样一个严酷的可能性已经摆在人类面前。人们更应把动物纳入“爱的生命共同体”之中,因为人类作为物种能否生存下去必须依赖其他生命的存在,而其他物种生存下去并不需要依赖人类生命的存在。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神话的“动物生人”,便是这种思想的远古表达与原始讲述,是对生命真理与原初秩序的寻找与接近。
正因为人类起源于动物,于是,中国神话中的神多被塑造为“人兽合体”、“半人半兽”的形象,尤以“人面兽身”居多,有别于古希腊神话的人神同形,如:
(1)上纪开辟,遂古之初,五龙比翼,人皇九头;伏羲鳞身,女娲蛇躯。(李善注:《列子》曰:伏羲、女娲,蛇身而人面,有大圣之德。《玄中记》曰:伏羲龙身,女娲蛇躯。)——《文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
(2)炎帝神农氏人身牛首。——《绎史》卷四引《帝王世纪》
(3)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山海经·海外南经》
(4)(西王母)状如人,狗尾,蓬发戴胜,善啸,居海水之涯。——《庄子·大宗师》
(5)(东王公)长一丈,头发皓白,人形鸟面而虎尾,载一黑熊,左右顾望。——《神异经·东荒经》
(6)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山海经·海外东经》
既然人类起源于动物,那么或多或少地会带有动物的一些特征,于是神话中出现了“半人半兽”的形象。所以,长江流域的女娲、伏羲为“人面蛇身”,黄河流域的黄帝则兼具熊的特点。为了获得先祖的庇佑以及他们的神奇力量,原始先民甚至刻意把自己打扮成“祖先”的模样,如鸟先祖的始祖成员,会穿上羽毛装,学鸟叫,学鸟的动作,以此证明自己是鸟的子孙后代,获得鸟的神奇力量。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神话中的动物生人,以及人兽合体、半人半兽的神灵形象,反映的是人与动物之间,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一方面,它道出了人与动物之间和谐的实质,并通过神话生态伦理意象形象化的方式显现出来;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契机,表现了两者关系的转化,是人和动物在演化生命的生态活动中密不可分、相互转化的契机。
4.卵中生人
在人类起源神话中,中国还有丰富的“卵生人”神话,这类神话主要讲述人是从卵或者卵状的物体中化育而生的。如海南省的黎族人中,流传着这样的神话:古代的时候,这里没有人类。有一天,雷公经过这里,觉得这是人生活的好地方,便带来一颗蛇卵,放在这座山中。过了一些时候,雷公把蛇卵轰破,从卵壳里跳出一个女孩来,雷公便给她起了个名字,叫黎母。后来,有一个从大陆渡海来到这座大山里采沉香的年轻人,遇到了黎母姑娘,两人就结了婚,生下许多子孙后代,就称为黎人。
贵州省黎平县的侗族人中则流传龟婆孵蛋的卵生神话:
上古时,世上没有人类。有四个龟婆先在寨脚孵了四个蛋。其中三个坏了,只剩下一个好蛋,孵出一个男孩叫松恩。那四个龟婆不甘心,又去坡脚孵了四个蛋,其中三个又坏了,只剩下一个好蛋,孵出一个姑娘叫松桑。从此世上有了人类。[13]
还有一些卵中生人的神话,与宇宙从卵中产生的神话相结合,共同创设了世界的最初秩序。如西藏卵苯教文献《什巴卓浦》记载:很早以前,有位名叫南喀东丹却松的国王,拥有木、火、土、铁、水五种本原物质。从五种本原物质中产生出一个发亮的卵和一个黑色的卵,发亮的卵是一头牦牛的形状,黑色的卵是锥形的。父亲赤杰曲巴用一个光轮敲打发亮的卵,就产生了火,火光散开时就形成了托塞神和箭神,从卵的中心出现了斯巴桑波奔赤。黑卵于黑暗中爆炸,黑光上升便产生了愚昧和迷惑,黑光下射则产生了迟钝和疯狂,从卵的中心跳出一个带黑光的人,他就是虚幻世界的主宰——闷巴赛敦那波……当风吹过海面时,一个清色气泡跳到带有蓝色的卵上,在卵破之后,生出一个青蓝色的女人,斯巴桑波奔赤给她取名曲姜杰姆,他们结婚后生下9个儿子和9个女儿。这则卵生神话不但解释了人类的起源,还从中演化出了苯教的宇宙体系、人类谱系和恶魔世系,从而共同演绎出精彩纷呈的万千世界。
此外,卵生神话中,孕育人类的不仅是卵,还包括卵状之物。如洪水神话中,大洪水退去后,兄妹成亲生下了怪胎,如葫芦、磨刀石、肉团等,割开或者切碎后,从里面走出了新的人类或各民族的祖先。而我国著名小说《封神演义》中哪吒神奇的出生也可以看出“卵生人”神话的灵光闪动:哪吒之母怀孕三年零六个月后,生下了一个肉球,其父大惊,挥剑砍开肉球,从里面跳出了可爱的小哪吒。
透过这些普遍存在的“卵生人”神话生态伦理意象的神秘面纱,我们发现,这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原始先民最初的生活经验。当他们看到鸟、龟、昆虫等动物破卵壳而出,孕育出生机勃勃的崭新生命,便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联系,认为一切生命的诞生都与卵有关系,卵是生命的本源与母体,于是幻化出许多人的生命源于卵的神话,并把卵或卵状物当成自己的祖先。而当今大量的考古发现,对卵生之物,如鸟的崇拜在原始时期大量存在,河姆渡、良渚、马家窑文化中有大量鸟纹形象,包括而后成为中华民族代表性图腾之一的凤凰,都是以未经驯化的原鸡为原型。中国至今还有着食蛋(卵)便能生子,或生子送红蛋(卵)的习俗;云南鹤庆一带的白族少妇,每逢春耕前多到河塘乞育,乞育者手握两个煮熟的红鸡蛋,到塘里沐浴,并用红蛋滚擦身体,回家后与丈夫分食红蛋。这些,都是表达人们对生命源头的本真的敬意与崇拜。
5.感生人
感生神话,又称贞洁受孕神话,或孕育图腾主义,一般多指某女(通常为处女)身体接触或感受某物、或者意念涉及某物而受孕,然后孕育出人类的始祖。
中国不仅是汉族,其他各民族当中,都存在着大量丰富的感生神话,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直接接触客体而受孕感生,即触物感生;另一类则在意念中与客体交感,即意念感生。
在中国神话中,商人的始祖契和周人的始祖弃因其母触物感而生的神话十分有名,连一贯严肃的史家也对此多有所记载。据《诗经·玄鸟》、《楚辞·天问》、《吕氏春秋·音初篇》以及《史记·殷本纪》等文献记载,殷契的母亲名叫简狄,有一天她出门行俗,看见有玄鸟(或说燕子)堕下一枚卵,就取来吞食,因而怀孕生下契,后来成为了殷商的始祖。另据《诗经·生民》、《史记·周本纪》等记载:后稷的母亲名叫姜嫄,有一次她在野外见到一个巨人的脚印,心中高兴,便将自己的脚放进去试,结果“践之而身动”,怀孕生下了弃。姜嫄认为这样生出的孩子不祥,想把他扔掉(所以给他起名叫作弃),结果无论扔到哪里,孩子都神奇地得到佑护,姜嫄这才把他带回家抚养,孩子长大后成为周人的始祖。其他民族的触物感生神话更是丰富旖旎。如土家族神话说,“卵玉娘娘”在河边吞吃了八个桃子和一朵桃花而怀孕三年六个月,生下8男1女,世上始有人类;布依族神话说,盘果的母亲是被凉风吹而有孕;壮族神话说,姆六甲登山泡了海水而受孕生人类;傣族神话说,古代有一妇人,误喝了神象之尿而有了身孕,生下1个女婴,等等。
此外,意念感生的神话也十分普遍。如湘西土家族《鹰氏公公的传说》记载,远古时期,一个部落遭受敌人的洗劫,只剩下一个叫佘香香的姑娘。她躲进深山,在一只神鹰的陪伴下开山种地。一天,佘香香梦见两只小鹰闯入怀中而后怀孕,生下一男一女。佘香香死后,两个儿女按照天意成了亲,其后代尊佘香香为“佘氏婆婆”,尊鹰为“鹰氏公公”。又如满族神话说,老婆婆梦见一只喜鹊神入怀中而孕,生萨满,从而繁衍出满族。
中国感生神话繁复多样、瑰丽多姿,但无论是所触之物,还是意念之物,都是极普通的动植物或者极普遍的自然现象(风、雷、雨、电、彩虹等),通过细读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深层次的内涵:在原始先民的视界中,不但人与自然万物是平等的,而且他们的灵魂都可以在阳冥世界之中自由行走,一旦两者之间相互感应,交织缠绕,便可孕育出新的人类生命。触物感生如此,意念感生更是如此。在意念感生中,人甚至可以摈弃身体的接触与联系,单单是灵、魂、魄的契合,就可以完成神圣的阴阳和合,激**出一个崭新的生命或成就一个部落(民族)的开端。
列维-布留尔认为,感生是一种互渗律想象的反映,是先民图腾崇拜的结果。因此,“婴儿并不是受孕的直接结果;不受孕也可以生出来。受孕可说只是为母亲接受和生出那个已经形成的、居住在地方图腾中心之一的婴儿魂作准备。”[14]也就是说感生神话之中的感生之物不是随意选定的,而主要为部落的图腾之物,并通过这种与自然“攀亲”的形式,实现人性中的神性与神性中的人性的结合,同时为本部落寻求高贵的出身,增强部落的凝聚力。后世的许多帝王,甚至名士将相,都纷纷杜撰出“感生神话”,以此来展示自己非凡的神性和提升自己的地位,如《史记·高祖本纪》“高祖……姓刘氏,母温尝息大泽之阪,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螟,父太公往视,时见交龙于上,已而有娠,遂产高祖。”《清史稿·后妃传》中记载康熙生母咚佳氏“衣据有光若龙绕,太后问之,知有妊等等,谓近侍曰:‘联妊皇帝实有斯祥,今妃亦有是,生子必膺大福’”等。
其实,不仅是“感生人”神话生态伦理意象与图腾崇拜有关,“植物生人”、“动物生人”、“卵生人”也都与图腾崇拜关系密切。图腾(totem)一词,来源于印第安语,意思为“它的亲属”、“它的标记”、“他的氏族”,“它即是始祖的象征和标志,又是氏族的神”。图腾之物的选择往往取决于先民的生活环境,可以是动物、植物或雷、彩虹等非生物。图腾祖先观念是图腾观念的一种,其产生时间晚于图腾亲属观念。所谓图腾祖先观念,就是原始时代的氏族或部落认为自己的始祖不是人,而是某种动物、植物、无生物或自然现象,所有成员都是由它繁衍而来的,都是它的后裔。于是,氏族或部落的原始先民中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系列的“植物生人”、“动物生人”、“卵生人”、“感生人”神话。而图腾神话的出现,又使得图腾祖先更加合法化、神圣化,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神话有建立习俗,控制行为准则,与赋予一种制度以尊严及重要性的规范力量。并以为:神话在原始社会中施行一种不可或缺的作用;神话表现信仰,加强信仰,并使信仰成为典章;它保护并加强道德观念;它保证仪式的效用并包含指导人类的实际规则。神话因此乃是人类文明之绝顶重要的一个成分;它不是消闲的故事,而是一种吃苦的主动力量;它不是一种理智上的说明或艺术家的想象,而是原始信仰与道德智慧的一张实用的执照。祖先图腾神话又与图腾仪式相结合,互相印证,互相说明,共同规定着人们的道德信仰与行为模式,使得人与自然(动物、植物、无生物)的关系,无论在宗教层面、信仰层面,还是在情感层面、行为层面,如同子孙后代和人类始祖般相亲相爱,血肉不可分割。总之,自然是人类的图腾与祖先,也是孕育人类最初的母亲。
由是观之,人类的伦理道德不应只局限在人的生命存在上,而必须在人与自然(始祖、母亲)之间展开,并扩展到所有的生命存在之中,这是民族神话所蕴含的哲学内涵,亦是原始先民留给后人遥远而又意义深远的重托。西方传统意义上的伦理学都是针对于人的正确行为而言的,主张在人际之间展开,但是如果能从“植物生人”、“动物生人”、“卵生人”、“感生人”等中国民族神话中吸取养分,意识到人与自然的血肉关系,必然会将道德伦理的法则和义务指向更大的范围和更广的目标,从而走向现代生态伦理学的视野与视线。“我们已经扩大了伦理活动的范围。我们意识到:伦理不仅与人,而且与动物也有关,动物和我们一样渴求幸福、承受痛苦和畏惧死亡。那些保持着敏锐感受性的人都会发现同情所有动物的需求是自然的。这种思想就是承认:对动物的善良行为是伦理的天然要求。”[15]说到底,生态伦理学无非是要求人类能够跳出自我利益的狭小圈子,终止武断地运用自己的价值尺度估计其他生命生存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从而结束人与自然的对峙状态。
[2] 陶立璠、赵桂芳等编:《中国少数民族神话汇编·人类起源篇》,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1984,第250页。
[3] 刘小幸:《母体崇拜——彝族祖灵葫芦溯源》,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第13页。
[4] 陈建宪选编:《人神共舞》,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第293~297页。
[5] 吕大吉,何耀华总主编:《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考古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第322页。
[6] 张元龙、张勇:《苗族始祖的传说》,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9,第149~150页。
[7] [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第20页。
[8] 何星亮:《图腾与中国文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第176页。
[9] 陶阳、钟秀编:《中国神话》,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第272~276页。
[10] 何星亮:《图腾与中国文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第343页。
[11] 何星亮:《图腾与中国文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第58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63页。
[13] 陈建宪选编:《人神共舞》,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第19页。
[14] [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第331页。
[15] [法]阿尔贝特·史怀特:《敬畏生命》,陈泽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