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神话生态伦理意象的重述何以可能

中国神话生态伦理意象是人类原始的表达形式和最初的智慧结晶。千年的历史辗转而过，人类已经进入科技高度发达的21世纪，人与自然的生命真相和秩序图示似乎可以用精密的仪器与理性的科学来解读与论证，中国神话与神话生态伦理意象为何还需要重述，重述神话（Retelling Myth）与神话生态伦理意象又何以可能呢？

一、重述中国神话生态伦理意象的意义

一百五十年前，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以诗意的笔法告诉人们，神话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成为希腊人幻想的基础，从而成为希腊（神话）基础的那种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的观点，能够同自动纺机、机车和电报并存吗？在罗伯茨公司面前，武尔坎又在哪里？在避雷针面前，丘比特又在哪里？在动产信用公司面前，海尔梅斯又在哪里？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自然力实际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1]比马克思稍晚登上思想史舞台的尼采，更是宣布西方基督教所保留的唯一神——上帝也死了。可是在他们身后的这个世纪，神话却伴着人类对“征服自然”雄心的自我忏悔而复兴。

进入20世纪后，随着西方现代性的展开和危机的加深，随着后殖民时代的到来，西方人好像突然发现了文明和理性还有疯狂的一面，科学技术还有毁灭性的一面，人崇拜理性，最终却被理性所统治了。于是产生了深刻的精神危机，不再相信过去赖以乐观的那个信条，西方价值观内部出现了反叛和分裂，以理性、科学为进化精英的自我标榜不再像以往那样具有迷惑性和号召力了。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现代资本主义世俗化生活已将“神圣”**涤殆尽，过去被西方人的理性所压抑和蔑视的“原始”和“野蛮”的东西才更加符合自然宇宙的生存状态，是逃避现代性社会风险与危机、从物欲的痴迷中解放人类精神的良药秘方。而古老神话与神话生态伦理意象中比较完好地保留着世界的神圣感，使人不会在宇宙中感到孤独，因为是他可以凭借神话与象征活在人与自然生命一体化与情感一体化的世界之中。因此，今天的人类精神必须由“俗”的世界返回到“神圣”的世界之中，从而寻找回被现代文明与理性破坏了的那种蕴含着生命意义与人与自然原初秩序的东西，从而实现生活世界与价值世界的圆融。

于是，20世纪西方学术界神话的研究开始关注原始神话对现代之弊端的匡正。其间，具有代表性的是坎贝尔提出了“我们赖以生存的神话”（myth to live by）之命题。他主要从思索现代人的生存处境来阐述神话的功能，认为神的世界是混沌一体的一元世界，而人的世界则是对立的二元的世界，前者明显优于后者。这也是神话正在回归，或者我们将在东方神话中寻找智慧的原因所在。“如果说人变成非人或怪兽是人割裂了与自然、与神的和谐关系之后导致人类精神荒芜的必然产物，神话的回归反映的正是对重建这种和谐的期待。”在神话界普遍关注东方神话生态价值的同时，西方生态伦理学（环境伦理学）界亦开始从东方文化中汲取其理论养分。西方生态伦理学的建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特别引人瞩目的现象，那就是这些理论普遍认为西方文化传统与环境伦理学的主题存在直接的冲突，或者说环境伦理学难以获得西方文化传统的正当性支持，必须从东方文化传统中汲取理论营养来丰富环境伦理体系。遗憾的是，西方学者虽然看到了中国神话的价值所在，却没有对其进行专门的研究与精微的探讨。

在中国，“神话”（myth）是20世纪西学东渐背景下出现的新名词。兴起后的一个世纪中，我国涌现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主要局限在文学、史学、人类学等方面，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神话在哲学意义上所呈现的生态智慧。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环境破坏的日益严重以及人们生态意识的不断觉醒，学者们逐渐开始关注神话中所蕴藏的生态伦理思想。其间，叶舒宪提出“神话足以充当现代人的生态导师”；王建元、邱建等则分别对个别传统神话中的生态伦理思想进行了挖掘。但这些成果又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一是在研究视角方面，一般局限于文学、史学、人类学等层面来解读神话的生态伦理思想，往往强调文本的记述与考古的发现，而缺乏深层的思考与哲学的追问；二是在研究内容方面，大多局限在对某个神话或者单一类型的神话进行生态伦理思想的挖掘，而对中国神话的生态母题进行全面、系统、立体的梳理，并把握其内在的脉络和理论的逻辑的却十分罕见。因此，这些问题的存在迫切呼唤学术界从哲学的角度对中国神话的环境伦理思想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与考量，而目前我国生态伦理学（环境伦理学）不断纵深发展并寻求实现本土化的进程的同时也推动着这一目标的实现。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关于“生态”或“环境”的话语表达日益活跃，社会各个层面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生态”或“环境”表达。与此同时，西方伦理学的思维空间开始涌现环境伦理思潮。第一，生态伦理学认为，完全依靠物质财富累积起来的人类文明具有不可持续性，因此人类文明发展的路向和方式必须进行彻底调整。第二，生态伦理学认为，完全用工具理性或计算理性来称量自然物的价值将会导致人文世界与自然界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最终会导致人类的生存失去根基与依托。第三，生态伦理学认为，人类不是地球的主宰，而是地球生命共同体中的一员，与其他生命体存在着休戚相关的关系。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环境生态伦理学的学术空间与现实影响力不断扩大，这种影响不但表现在理论上的积累与厚实，而且表现在实践上其已经演化为人们日常的价值规范和行为，或是通过政府政策、制度制定的方式来落实到生态与环境保护的具体行动中。[2]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环境问题的凸显及中西文化互动的加速，中国的生态伦理学（环境伦理学）日益兴起，并在生态伦理的产生与发展、生态伦理的学术流派梳理、生态伦理的合法性辩护、生态伦理与环境保护、环境政策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但是，中国生态伦理学主要是在直接译介西方伦理思潮的基础上起步的，过于明显的模仿痕迹使其与我国的基本国情、本土文化、大众意识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往往只能被学者和社会精英所理解和宣讲，而难以引起社会共鸣并走入平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生态伦理学要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就必须走本土化的道路，使之理论基础、概念体系与中国本土的文化精神、价值取向、道德心理相契合，从而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生态伦理体系。而中国神话蕴藏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它不但直接影响和规定着传统自然观的形成与走向，而且至今仍流淌在民族的精神血液之中，规定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对其进行研究与探讨可以实现生态伦理学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嫁接，从而为中国生态伦理学的本土化提供理论支撑与现实依据。

值得注意与说明的是，研究与重述中国神话生态伦理意象，并非对于它们做博物馆式的陈列，或乡愁式的文化缅怀，或是一厢情愿的后现代向前现代的致敬，而是有着更加深刻、更加悠远的承担。罗尔斯顿曾说：“人类的一切价值都是基于其与环境的联系，这种联系是一切人类价值的依据与支柱。人类构建价值无疑是在环境规定之外还要做很多事情，但我们的价值仍有一种与环境的相互印证，与动态平衡的世界成互补关系。人类的评价，如同人类的感觉和认识一样，是互动性的，是在人与自然的互动中发生的，而不是预先形成了再加给自然的。在人类同环境的遭遇中，人类发现动态平衡是一切价值的关键。”[3]因此，研究与重述中国神话生态伦理意象，很大程度是从远古文化血液中，从人与自然的印证与互动中，找寻与重新建构人的价值，让人类作为“人”真正地站立与挺立。这是民族精神的追忆与传承，亦是人与自然的又一次亲密互动。从某种意义上说，“神话生态伦理意象”代表着为现代化所遮蔽的生活世界与意义秩序，对之进行展演或者重述，其实是重新认识与措置人与自然之间秩序，并最终彰显人的价值与自然的价值。由此观之，重述中国神话生态伦理意象，就是要透过它们彰显为现代化所遮蔽的人与自然之间圆融互通的美善生活，使“神话生态伦理意象”所蕴含的“良善生活”与“惬意人生”为现代社会所尊重、承认和吸纳，在赋予生活以生命的同时，又将生命的意义消融、转化成为生活实践的绵绵持守，从而实现生活世界向规范世界和意义世界的终极贯通。

二、重述中国神话生态伦理意象的方法

然而，重述中国神话生态伦理意象却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程。首先，这是由神话本身所具有的跨学科的性质所决定的。神话作为人类文化的起源，它兼具有文学、史学、哲学、宗教学、民俗学、人类学、心理学、美学、生态学等诸多学科的特点。因此，解读神话生态伦理意象必须把神话从现代性的学术分科制度的割裂与遮蔽中解放出来，打通文学、史学、哲学、宗教学、民俗学、人类学、心理学、美学、生态学等诸多学科之间的屏障，站在全学科、大视野整合的立场上，让人类积累了几千年的文明成果百川归海地润泽到重新审视中华文化的源头——神话世界中去。

尽管如此，要对中国神话生态伦理意象进行系统的展演与重述仍然是困难重重。众所周知，神话产生的年代已离我们非常遥远，甚至相隔千万年的光阴，即使拥有全学科的文化知识，也都无法使我们回到原始先民生活的环境之中，明晓他们的所想、所思、所行，精确地解读他们与自然那种千般纠集的情感与肉体的互渗，更不可能回到先民那种敏感、细腻和万物一体的身体状态之下。如炎帝神话中，炎帝曾经尝百草以辨毒性，以自身的五腑六脏和十四条经络作为实验仪器，他所食的每一种草对人体的哪一部分有何影响，炎帝敏感的身躯都可以清晰、明了地感受得到。还有，文字的出现究竟是增进人的交流与沟通，还是使人与人之间交流与沟通多了一层隔阂呢？会不会因为隔于时间、身体、文字等的屏障而使对中国神话生态伦理意象阐释与重述的过程成为“隔靴搔痒”或是“雾里看花”呢？现代学术研究自不能避免“逞技”之嫌，“分析加增”亦在所难免，但在“逞技”与“分析加增”的同时，不可以“过度诠释”，或者将中国神话脱离其“问题”框架而置于不相干的“论域”妄自解构；抑或者，将中国神话生态伦理意象归纳与分类会不会因此而“肢解”中国神话而使其“碎片”化呢？

如此多的顾虑使得我们在重述神话时不得不如履薄冰般慎而又慎。当然，无论我们做多大的努力，也不可能完全还原成历史原本的脉络，或还原到神话的制造者——原始先民生活的世界中，完全避免现代思想范畴的介入也是不可能的。但是，重述中国神话生态伦理意象亦是时代与学术之所需，我们不能因种种困难而因噎废食，或者是望而却步。好在“思想”、“精神”或者“文化”作为一种意义存在，有其超越具体历史、场景的一面，可以说这些至今仍流淌在每个中国人的文化血液之中，解读与重述亦是对自身的审视与反思。由是，重述中国神话生态伦理意象态度应该是，我们用现代哲学（生态伦理学）的“境域”对中国神话进行观照时，必须对我们所使用的框架本身有所自觉，是利用现代的学术资源去观照与解说，而非将其置身于一个毫不相干的现代哲学范畴中将其进行任意裁剪与扭曲。

基于以上考量，本文将遵循以下几条方法论原则：

1.重述中国生态伦理意象的过程中，必须从大视野、全学科的高度来解读与研究，在贯通文学、史学、哲学、宗教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上，引入自然科学的相关内容与研究方法，尽可能地对中国神话生态伦理意象进行贯通理体、本末兼察的全方位、立体式的考量，避免其陷入“碎片”化的境遇。同时，重述神话的过程，也是心灵与身体回归到神圣本位与生命本源的过程。因此，必须将心灵放逐于神话与天地之间，让笔者的愚钝、蒙昧、麻痹的心灵在吸收万物之神性以后，变得敏感、纤细、柔情，能丝丝入扣地感知天道所生的神秘创造力，在理性与感性的熨服中感知神话为何，神话何来。

2.重述中国生态伦理意象的过程中，必须对其不同媒介予以重视，而不是专注于“文本”的解读。具体来讲，必须重视三种媒介的作用：一是文本媒介，指书写文字文本传承下来的，从甲骨刻辞到古代文献的文字体系；二是口头媒介，指在民间口头传播的叙事，或仪式礼俗、禳灾治病等讲唱表演的口传体系；三是图像媒介，指以雕塑、绘画等造型艺术符号传承下来的，如彩陶文化、瓷器文化、石器文化、玉文化、建筑、工艺品等图像体系。更为重要的，要注重这三种媒介的相互补充与印证。如研究女娲神话的生态伦理意象，既要考虑《淮南子》、《太平御览》等文本中记载的内容，又要收集民间的各种口传神话，特别要关注各地面貌各异的女娲庙、女娲的石刻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年代墓葬中出土的女娲画像、工艺品以及女娲伏羲图等，还可以和地区的名称、形象各异的大母神进行比较。文本神话、口传神话可能因历史的久远发生变异，甚至是刻意地修改，而埋藏在地下的文物却有效地避免了人为的干扰，较好地保持了神话的原貌，是进行中国神话生态伦理意象审视不可多得的优质媒介。如半坡文化遗址出土的人面鱼纹彩陶盆，就为解读中国“人兽同体”这一神话生态伦理意象提供了良好的考古资料，也可以为“祖先神话”、“生殖神话”的解读提供图像支撑与实物依据。鉴于我国神话学、民间文学等领域的学者对我国民族口传神话已经进行了长期、系统的收集与整理工作，并出版了数量众多的口传神话的专集、专著，因此，本文对口传神话的研究主要建立在这些学者整理后的专集、专著或论文的基础之上。

3.重述中国生态伦理意象的过程中，必须在尊重中国神话生态伦理意象完整性前提之下，援引现代思想与学术的一些资源观照、阐释，以期把握其独特的文化品格。之所以重述神话生态伦理意象，无非是使其贴近现代人的生存处境、思想信仰和思维习惯，以期能帮助人们在世俗生活的层面上渗透进应有的诗性智慧。由是观之，神话生态伦理意象的解读必须贴近现代人接受的思维方式、学术表达和逻辑习惯，这样才能走进现代的生活世界与学术世界，为现代人接受，从而在重述中发展，在发展中成就其神话生态智慧的普遍性与恒久性。而现代思想又包含两个部分，中国思想与中国学术资源，西方思想与西方学术资源，因此，援引现代思想、学术资源观照、阐释中国神话生态伦理意象，既是“以西释神话”，也是“以中释神话”，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碰头与联合，唯如是，才能以期让中国神话的生态伦理传统进入西方哲学的视野，让西方的生态伦理的学术追求在中国文明的源头——神话处获取精神源泉。

“中国神话生态伦理意象”的展演和重述，解释与再重述，将是一个永恒的过程，也是人类追求意义生命的永恒事业，而这些都统归于人类对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善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所谓美善生活不是别的，也不可能是别的，而是一种特定生活样态下的关于人类的尊严与自然的尊严、人类的生命价值与自然的生命价值的一般共识。正因于此，重述中国生态伦理意象是讲述了一个别样的故事，是一场关于意义生活与原初秩序跨越千古的对话。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28页。罗伯茨公司是19世纪英国的一家著名机器制造公司，武尔坎为古罗马神话中的冶金神，能制造各种精良武器和盾牌；丘比特为古罗马神话中的雷神，具有最高权威；动产信用公司是19世纪法国的一家大股份银行，海尔梅斯为古希腊神话中的商业之神。

[2] 参见李培超：《伦理拓展主义的颠覆——西方环境伦理思潮研究》，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1～2页。

[3] ［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刘耳、叶平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