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生存：以自然为友的进化过程

中国神话深深镌刻着人类群体的发展历程，其内容几乎遍及衣食住行点点滴滴的前行之路，如燧人氏钻木取火、黄帝发明舟车、嫘祖发明养蚕、神农发明农耕和医药等等神话广为流传，深深地烙印在民族的记忆中。在这些母题众多的神话中，关于谷种、薯类或其他农作物起源的神话尤为重要，因为中国农耕文明的起源，是中国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伟大革命，从此，中国先民在农业生产满足生存需要的基础上定居下来，有了房屋的建造、农具的改进、草药的研制、陶器等日用品的丰富，进而推进了天文学、地理学、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产生。而这一系列的过程中，人类大多是以自然为友，或者以自然为师的，在自然的帮助之下，完成了生存与发展的演化进程。

农耕生产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和食物保障。其中，一个重要步骤就是粮种的发现与栽培，或为谷，或为粟，或为麦，或为荞，或为包谷，或为青稞，等等。但是，粮种品种的差异主要源于栽培地域的差异，并不具备完备的实质性意义，因为神话所要强调的无非是粮食作物的起源过程，其中出现得最多的应该为谷种起源神话。据考古资料分析，7000多年前的中国南方许多地区已形成了以种稻为主的农业文化，如分布于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桐乡罗家角、余姚河姆渡、上海裕泽、吴县草鞋山、海安青墩、高邮龙裘庄等史前文化遗址中，都发现过大量的种植水稻的遗存。正是在这种农业文化的浸润之下，出现了摇曳多彩的谷种起源神话。

汉族神话中，是太阳神炎帝教人民播种五谷。炎帝，又称赤帝、烈山氏，人身牛首，头上有角，相传是上古时期姜姓部落的首领。炎帝少而聪颖，三天能说话，五天能走路，三年知稼穑之事，是医药和农耕的发明者。据说，炎帝发明农耕的时候，天空落下来许多谷种，他指导人们把这些谷种收集起来，播种到未开垦的土地上，就有了以后的农业。还有一种美丽的说法，在炎帝苦思冥想寻找谷种的时候，天边一只美丽的丹雀衔着九穗禾飞来，九穗禾坠地，炎帝遂拾起，由此发明农耕。王嘉《拾遗记》载曰：“（炎帝）时有丹雀衔九穗禾，其坠地者，帝乃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1]还有一则流行于炎陵县的神话说：经过神农的教导，人们都学会耕种，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有一年秋天，人们像往常一样把打下来的谷子放在山沟里的大石板上晒。一天下午，突然刮起狂风，下起暴雨，在人们来不及收拾的时候，把晒在石板上的谷子全都冲走了。这时炎帝喂养的狮子狗跑了过来，它勇敢地跳到洪水中，泅到石板附近，爬上石板后在稻谷中打滚，当他身上的湿毛沾满谷子后，便又泅渡回到炎帝神农氏身边。虽然狗身上没有剩下几粒谷子，但它高高翘起的尾巴上依然沾着许多稻谷。炎帝神农非常细心地将这些谷子一粒粒收集起来，然后交给人们耕种。后来，在吃新米饭的时候，炎帝就会想起狮子狗抢救谷种的功劳，便会亲自装一碗新米饭给它吃，作为它为人们做好事的奖赏。从此以后，让狗吃新米饭的习俗就传了下来，以至每年“尝新”时，家家户户都要用新米饭“赏狗”。

这样，在神话中，炎帝播种五谷、发明农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向动物学习或是以自然为友的过程，是这份人与自然之间冥冥暗定的心灵契合。

汉族神话中，谷种的起源源于美丽之鸟——丹雀给予人类的奇思妙想，那么少数民族神话中，谷种起源更是与动物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一般来说，少数民族谷种起源神话大体分为天神型、天婚型和动物型三类。天神型认为谷种是神创造的，是神将谷种赐给了人类并教会人类种植；天婚型认为谷物的起源是人和神的婚配所带来的；动物型则将谷物的起源与一种或几种动物联系在一起，一般内容多为：人类原本没有谷种，某个人或某个（些）动物，或者在某个人在某个（些）动物帮助下，到天上或其他地方取来谷种，人类从此开始了谷物栽培的农业生产。笔者认为，动物型谷种起源神话，最能反映人类生存与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相交、相契、相合的亲缘关系。

傣族神话《谷种从天上来》为天神型谷种起源神话，但动物（麻雀和老鼠）在其中起着神秘的作用。神话记载：开天辟地的时候，创世主英叭神在创造万物时就创造好了谷种，但没有在大地上撒下。到后来，英叭神发现人类在大地上到处拼命地抢夺食物，把地上的树叶草根都吃光了，如果再找不到新的食物，人类就会全部死亡。于是，英叭神便把谷种撒到大地上。谁知，谷种刚落到地上，就被眼睛锐利的麻雀和老鼠发现，它们抢先吃光了全部的谷种。但谷种是英叭神创造的，具有不死的生命力，所以麻雀和老鼠屙屎的时候，谷种又随同雀屎和鼠屎钻了出来。人们从雀屎和鼠屎里发现了谷种，拿到田里栽种，因此，在傣族古老的谷种里有雀屎谷和鼠屎谷之分。[2]在傣族的另一则神话中，谷种的起源则与洪水神话相联系。傣族神话《麻雀救谷种》（又译为《谷种与麻雀》）中说：

动物型谷种起源神话中，从神处取回了谷种的多为人们熟悉的动物。如：瑶族的老鼠，佤族的大蛇，德昂族的水牛，哈尼族的大鱼，布朗族的蚂蟥等，尤其是狗，在很多民族神话中都是取回谷种的英雄，而且狗往往又与男性相结合，彰显出男人在农业生产中的特殊作用。湘西、贵州西部的苗族神话中说，人派狗去天上盗粮种，要它向神讨取“五尺长的果、五寸长的秆”的粮种，结果狗摔了一跤，记错了吩咐，要回来“五寸长的果，五尺长的秆”的包谷种。人们为了惩罚狗，便让它吃屎。傈僳族神话《粮食种子的由来》中说，洪水淹没人类之后，只剩下两兄妹和一只狗，狗到天上向天神要粮食种子，用耳朵带到地上，人间才有了今天的粮食。因此，傈僳族至今仍保留着逢年过节先喂狗的习俗。侗族神话中说，人们派狗渡海到东方盗谷种，狗在谷种堆里打滚后赶紧往回跑。守谷种的人追来时，狗仓皇跳入海中，上岸后，身上的谷种大多被水冲走，只剩尾巴上的一小点。藏族神话《青稞种子的来历》中说，古代一个叫阿初的王子，到蛇王那里去讨青稞种子，不幸被吝啬凶狠的蛇王发现，罚他变成了一只狗，后来，这只狗获得土司三姑娘的爱情，又恢复了人身。由于他们的辛勤播种和耕耘，大地上长满了青稞。从此，人们吃上了用黄灿灿的青稞磨成的香喷喷的糌粑。

如此众多的民族神话中，人类都是在动物的直接努力下取回了谷种，迈出了农业生产的一大步。在此基础上我们认识到，神话不是无意识的产物，而是有意识的创造，它既是维护人与自然原初秩序的神圣工具，又是对现存状况合理性的终极解读。比如在一些民族神话中，老鼠、麻雀为人间带来谷种，其实是因为，原始先民们刚开始发现野生稻谷并把它移植栽种的时候，会遇到各种难以抵抗的自然灾害，如水灾、旱灾、虫灾、鸟灾、鼠灾等，特别是老鼠、麻雀等动物经常偷吃粮食，人们除之无术、恨之无补，于是只好说谷种是它们最先吃到的或是经历千难万苦，从天上为人类寻回的，这样也就等于间接地承认了老鼠、麻雀偷吃的合理性。于是，古代的时候有着祭鸟与祭鼠的仪式。祭鸟仪式多是在田野里进行，祭时边念祭词边将祭物抛撒在地上，凭雀鸟捡食。据说，吃食祭品的鸟类便会保佑人们五谷丰收，并且在谷子成熟时就不会成群抢吃。祭鼠仪式则主要在各户的家中进行，每年新谷入仓，都要先给鼠献饭，让鼠吃了神饭后不侵犯谷仓。有些地方，人们为了报答老鼠送来谷种之恩和请求鼠的庇佑，甚至答应除夕夜让鼠结婚。如常州市的武进县一带，至今除夕节都要准备带鱼肉的鼠饭，让小孩子在米团上插花，置于鼠穴旁，谓之送嫁。

至于狗与稻种起源扯上关系，大概是由于狗在人类由狩猎、采集的生产方式向农业生产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后来便自然而然地与稻种来源发生了因果联系。人类社会生活中最早的劳动分工是按性别来进行的，男性主要从事狩猎，女性主要从事采集，这是前农业生产时代人类普遍的分工模式。男性在狩猎过程中开始了对动物的驯化。“狩猎者常常长时间地饲养同类兽，有时他们特意留着幼小的母兽和幼兽以保持食物来源的生存。在捕猎中活捉的幼兽可能被带回宿营地，依靠捕捉它们的人们生活，这样就达到了部分驯化。狩猎者可能会获得控制一些带头动物情况的可能性，兽群总是跟在它们后面。动物宠爱或者限制猎物活动的经验一旦暗示出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人们就可能开始了对不同种类动物的驯化试验。”[3]大多数动物学家认为狗是由狼驯化而来的。狗驯化成为家畜以后，经常陪伴男性外出捕猎，在山野之中东奔西跑，身上粘了野生植物的种子，带回“家”后，撒落在附近，生长出来，被女性在采集过程中发现逐渐培养成农作物，并在此基础上发明了农业生产。“毫无疑问，农业的发明是妇女对人类财富的最大贡献之一。在攫取经济中，经常关心以植物产品供应家庭的是妇女，因此妇女可以把种植这项伟大的发明付诸实现。”[4]而与此相应的是，在这一过程中狗却是男性驯化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人们把男性就等同于狗，特别是随着男性在农业生产中地位的凸显，人们就在谷种起源神话中把对男性的崇拜与对狗的崇拜合二为一。由此，在一些民族的谷种起源神话中，男人和狗是可以互相变化的。如上文提到的藏族神话，阿初的王子到蛇王那里取青稞种籽，被蛇王变成狗，得到姑娘的爱情之后，他又变成了男人。而苗族神话中则说，御狗翼洛揭了神农的皇榜，从西方恩国取来谷种后娶神农的女儿为妻，繁衍苗族和汉族的祖先。这些神话虽然没有直接说出狗变成男人的情形，但还是暗示以狗为图腾的男子与狗之间互为易形的关系。

总而言之，取回谷种的动物都不是随意选定的，而是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与人类有着各种各样的机缘、纠葛、亲情等等，是它们的帮助让人类克服饥饿的困境，最终远离动物般的生活，而作为“人”尊严、能动地生存下来。所以，神话之中，寻找谷种的过程绝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历经千辛万苦：偷谷种回人间的男子甚至付出生命代价（如哈尼族），偷回谷种的动物也是九死一生（如壮族的九尾狗被追杀者砍断了八条尾巴）。原来，中国神话只是用生态伦理意象的方式说明：人类农业时代的那份巨大艰辛以及艰辛历程中动物与人类既互相帮助又互相依存的血肉亲情。由此看来，只涉及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学是不完整和完善的，人类必须懂得敬畏动物，敬畏一切生命，关心它们的生命与生存，这样在人类发展与前行的危难之时，它们亦会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人类走出困境，走向发展的新历程。因此“一次新的、比我们走出中世纪更加伟大的文艺复兴必然会到来：人们将由此摆脱得过且过的现实意识，而达到敬畏生命的信念。只有通过这种真正的伦理文化，我们的生活才富有意义，我们才能防止在毫无意义的、残酷的战争中趋于毁灭。只有它才能为世界和平开辟道路。”[5]

中国民族神话中虽然有了谷种，但要进行农业生产，还必须具有一定的农业工具。于是，炎帝神农在发明五谷之后，又“作耒耜，教民耕”。据说有一天，炎帝被野猪嘴巴扎进泥土、一撅一撅把土拱起的情景吸引了，他反复琢磨，终于借鉴野猪拱食的原理制作出耒耜。耕地时，人们先将耒耜尖齿插入土中，再脚蹬横木下踩，然后将手柄向怀里扳动，便将土块撬起。如此反复，便可以连片翻耕。耒耜的发明既省工、省力又易于操作，极大提高了耕作效率，在农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77年，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了大量的骨制耒耜与其他木制的农业工具，说明距今约6900前的中国原始先民就开始了农业生产，创造了早期的“稻作文化”。

而在傣族神话中，则是由天神教人类制造工具，傣文古籍《巴塔麻嘎捧尚罗》中说：“腊哈纳罗天神又来到人间……教人造工具，教人造弓弩，教人做犁耙。”此外，傣族还有生产工具是来自于动物的神话。如桑木底神话中，在谈到桑木底要建盖第一间房子时，说是森林里的动物都自愿来帮忙：猴子献出头做木槌，所以现在的木槌都叫猴头槌；蚂蟥献出全身做钉子，所以现在的钉子都叫蚂蟥钉；穿山甲献出嘴巴做凿子，所以以后便叫穿洞凿；野猪跳来帮助拱地，所以以后的锄头都叫猪嘴锄；等等。[6]这些，都反映出傣族先民在制造工具的时候，或许从这些动物的特性中得到过启示，或者傣族先民制造工具的过程本身就是对动物特性的模仿。

综上所述，从取回谷种到农业工具的发明，人类的农业生产得以形成，而农业的出现，恰恰是人类利用与改造自然的开始与前行。“事实上，人类永远都不可能在不触及自然界、不利用和改造自然界的前提下获得生存和延续，因为‘人的本质是在通过有意识的对象性活动生成或显现的，这决定了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亦即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所以，只要有人类存在，便有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但是人类的实践活动并不会必然导向破坏自然这样唯一的结果上来，而完全可以成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中介或桥梁。”[7]

而“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部门”，农业劳动“是使其他一切部门所以能够独立化的自然基础”。在农业生产的推动之下，原始先民的物质生活得以极大的改善，并因农业生产之所需开始了稳定的定居生活。与此同时，中国先民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也因为农业产生的纽带作用进一步密切与固化，这是因为农业生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气候、水源、土壤等自然因素，因此，人类必须小心谨慎地协调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一旦稍有闪失，便会对农业收成造成重大影响，甚至会使先民一年的辛勤劳动付之东流。因此，中国先民必须通过协调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来保证农业生产，进而获得人类生存所需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粮食。而正是在完成了原始农业的定居生活的基础上，中国先民才创造了一系列的精神文化：乐、舞、绘画、雕塑、原始宗教等，开始了走出蒙昧、走向文明的历史轨迹。

[1] 袁珂：《中国古代神话》，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第73页。

[2] 转引自岩峰：《论傣族谷物神话与谷物祭祀》，《云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3] ［美］B.M.费根：《地球上的人们——世界史前史导论》，云南民族学院历史系民族学教研室译，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第273～274页。

[4] ［德］利普斯：《事物的起源》，汪宁生译，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0，第94页。

[5] ［法］阿尔贝特·史怀特：《敬畏生命》，陈泽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88页。

[6] 参见岩峰：《论傣族谷物神话与谷物祭祀》，《云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7] 李培超：《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重要视点：传统文化与环境伦理学的冲突》，《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