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重生：“伯禹服鲧”与自然的复苏

中国神话中，大部分人（神）死后化为自然万物或自然中的一物，但“伯禹服鲧”神话却不同，鲧死后化成了自己的儿子禹，从而将人类组织的权力交接与自然的复苏相联系，实现了人的生命与死亡和自然的生命与死亡过程的合二为一。

禹，无论是在中国神话中，还是在中国历史中，都是一个标志性的文化符号，关于他的出生更是扑朔迷离、神异奇特。其中，《山海经·海内经》中记载：“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1]此外，关于鲧复生禹一事，《全上古三代文》卷十五引《归藏·启筮》解释为：“鲧殛死，三岁不腐，副之以吴刀，是用出禹。”[2]《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引《开筮》则云：“鲧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也。”也就是说，禹是在鲧死后从其身体里面出生的，且其出生时呈现黄龙之形。男人的腹中能化生出孩子，而且是死亡之后，这着实让人十分不解。因此，屈原在《楚辞·天问》中问道：“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鲧，夫何以变化？”意思是说，鲧长期耽搁在羽山，为什么几年不出来治水？禹从鲧的腹中生出，男人鲧又怎么能从腹中变化出儿子禹来呢？

除开屈原不解的追问，其他古贤也对鲧腹中生出禹的神话十分迷惑，因此，纷纷对禹的出生给予新的解释。新近发现的《上博楚简·子羔》中记载了孔子论禹之出生：“（禹母）观于伊而得之，娠三年而画于背而生，生而能言，是禹也。”[3]认为禹并非由鲧化生，而是其母怀孕三年，剖其背而生。《帝王世纪》也说：“颛顼生鲧，尧封为崇伯，纳有莘氏女，曰志，是为修已。山行，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坼而生禹于石纽。”[4]认为禹乃是其母女嬉吞了薏苡而孕，且剖肋生。对此，学者们研究认为，这些不过是儒家学者对鲧腹生禹不解，而依据弃、稷的出生神话造作而成。此外，闻一多先生则很早就提出，是初期神话中但有鲧而无鲧妻，有禹父而无所谓禹母其人者，禹母剖肋生禹之说晚于伯禹腹鲧神话。也就是说，“伯禹腹鲧”才是远古先民最原始的认识，也最能真实地反映出人与自然原初的状况与秩序。

“伯禹腹鲧”究竟何为，现代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解释。霍然等认为“伯禹腹鲧”实际反映了古代社会由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时期的“产翁制”习俗。也就是说，那时男性为了同女性争夺生育权，不仅要否定生育是女性的独自的功能，而且要证明分娩和养育孩子是男人的事。于是，妻子一旦分娩，丈夫马上卧床装成产妇，坐月子，喂育孩子，而产妇则像常人一样下地劳动，照顾丈夫的饮食起居。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真的相信是父亲生了孩子，因此说“鲧腹生禹”，实质上是说鲧之妻生了禹，而作为“产翁”的鲧则伪装禹是自己生的。张开炎则提出，鲧、禹和洪水神话在最初与治水无涉，而是“世界父母创世型”神话，禹和启的出生神话实质上反映了鲧、禹、启三代人之间的冲突与权力的转移。而叶舒宪则认为鲧、禹、启三代出身神话是熊类冬眠动物的周期变化所转换生成的一种象征性表述，喻示着个体生命的周期性结束与开始。

关于“产翁制”的解读，笔者并不认同。因为，如果男性假装生孩子，那为何非在鲧死亡之后？又为何会化为黄龙？再说，关于男性之间的血缘父子关系，《山海经》一般多用“生”字表示，如“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等，但为何鲧与禹之间却偏用了一个“化”字，这便说明，鲧与禹之间并非血脉的继承，而更多的是精神的延续。而张开炎先生与叶舒宪先生则一定程度触摸到“伯禹腹鲧”神话的真相之门，虽然这种触摸还很不具体、很不全面，但毕竟都在朝真相的方向努力，为后者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那么，“鲧腹生禹”的真相到底是什么？笔者认为“鲧腹生禹”神话与原始巫教仪式及先民的最初信仰有着直接的联系，是人类组织的权力交接与自然的季节性复苏的双层注脚。虽然，神话生态伦理意象因历史年代的渺远而支离破碎，从字面的含义中也难以得到圆满的解释，不过我们仍可以从早期的文献与文化遗迹中找到真相的蛛丝马迹。

先秦文献中，除开对鲧腹生禹的记载以外，还有一些关于鲧死后变化的内容。如《左传·昭公七年》载有：“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5]《述异记》卷上有：“尧使鲧治洪水，不胜其任，遂诛鲧于羽山，化为黄熊，入于羽泉。”《拾遗记》卷二则说：“尧命夏鲧治水，九载无绩，鲧自沉于羽渊，化为玄鱼。时扬须振鳞，横修波之上，见者谓之河精。”[6]等。在这些记述中，鲧死后有化生为黄龙、黄熊、玄鱼等多种说法。至于鲧化为玄鱼，应是对鲧字的离析，因为鱼玄字本是鲧字的异写，讹为玄鱼，不足为怪。但“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却十分让人困惑。如果如叶舒宪先生所解释的是化为冬眠之熊，那么陆地生活的动物又何以入水呢？原来，熊古字为能，熊即能也。《说文》中有：“能，熊属，足似鹿”，徐颢注笺云：“能，古熊字……假借为贤能之能，后为借意所专，遂以火光之熊为兽名之能，久而昧其本义矣。”既然，熊即为能，而能之古字与龙之古字字形极相似，所以，鲧化为黄熊即是化为了黄龙。这也可以在《山海经》中云“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得以印证。所谓“白马是为鲧”，按袁珂先生的说法，白马不应是鲧的名字，而是指鲧的神形为天上的白马。而《周礼·夏官·庾人》中有着“马八尺曰龙”的说法，三星堆出土的马面的龙造型，说明在古人的神话意象中，马即龙，神龙和天马可以合一，或者本就是一回事。因此，诸多文献中提到的黄熊、玄鱼不过是黄龙的讹写，鲧死后化生的动物只是，也仅是——黄龙。

至于禹，既然为鲧所化，鲧为黄龙，其神形亦应为黄龙。《说文》中曰：“禹，虫也”，象征龙、蛇之意，也就是说禹本身就蕴含着龙的意思。故闻一多先生认为：“或曰化龙，或曰出禹，是禹乃龙也。剖父而子出为龙，则父本亦龙，从可知矣。”[7]

那么，在中国神话中龙意象又代表着什么呢？《说文》释龙曰：“鳞虫之长也。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说明龙不仅神通万千，而且与春秋的季节交替相关。《山海经》的《大荒经》和《海外经》中有着关于夔龙、应龙、烛龙、相柳的记载。夔龙、应龙、烛龙、相柳，分别对应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方位。其中，烛龙又名烛阴，最为著名。烛龙居于“西北隅”，人面龙身，“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即是说烛龙其视瞑关乎昼夜时辰，其呼吸关乎冬夏季节，其气息关乎风雨气象，是秋冬之交的象征。也就是说，在中国神话中烛龙等与一年四时物候岁时的时序有关，是主自然的季节性变化之神。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在中国神话生态伦理意象中，龙与季节的交替变化息息相关。

此外，由于龙“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而天与水又分别代表着阳界与阴界，正如叶舒宪先生所说：“由天、地、水三种不同的物质形成的三分世界，以地为界限形成二元对立：天神世界和人类世界共为阳界，同地下的水世界即阴界形成对立。地下的阴间神同时又兼为水神或海神。”[8]所以，在不同的季节中登天和潜渊的龙，又有着沟通代表极乐的天上世界和代表幽冥的水下世界的能力，象征从阴界的死亡与走向阳界的重生。这些我们可以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T形帛画中得到印证。帛画中龙自下向上飞腾，头顶天门，尾殴水底的景观，象征着汉墓的主人由死亡走向重生的过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龙这一神话意象还代表着由死亡走向重生的过程。

由于在中国神话生态伦理意象中，龙与季节更替的关系密切，同时又代表着由死亡走向重生，那么，鲧腹生禹并化之黄龙也同样涉及季节的更替和由死亡走向重生的双重含义。但是神话通常不会是凭空产生的，它总是与某种社会风俗或宗教仪式相联系。普罗普曾说：“故事保存了业已消失的社会生活的痕迹，必须研究这些遗迹，这样的研究将会揭示许多故事母题的来源。”[9]伯禹腹鲧中的死亡与重生背后，又是何种风俗与信仰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活动呢？

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在考察居住在内米湖畔的古意大利人“金枝国王”的原始祭祀仪式时，发现一种奇特的行为模式和信仰——王位交接。即在原始人的心目中，部落首领——王的地位极高，被认为是神在凡间的代表，他的健康状况直接关系到部落的兴衰，所以，成为王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即强壮的身体和强大的生殖力，如果王年老多病身体衰弱，整个部落就会随之衰败，甚至部落耕种的庄稼亦会如此。因此，当部落首领的身体健康日渐衰弱的时候，根据习俗，王位继承人——健壮的青年男子，要从一棵圣树上折断一根树枝，然后在一对一的搏斗中，杀死老国王，并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后继承王位。

原始部落中，这种杀死老国王，并通过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把他的力量和精力继承下来，重新获得神的力量。这样的情节，在今人看来或许过于血腥和暴力，而在原始人眼中这却是再自然不过而又十分神圣的事，因为“王”既是人社会组织的首领，更是农作物丰产丰收的代表，旧王的死亡和迎接新王的再生，是部落由衰败走向繁荣，乃至获得神力庇佑的大事。其实，不仅在早期人类的社会组织中，在动物王国如猴、豺、象等王国中，当旧国王年老体弱时，必然被年轻的雄性动物打败，并取代其成为新的首领，过程虽有几分残酷，却是自然之规律，是其组织延续与发展的必然保证。

再回到我们讨论的伯禹腹鲧神话中来。禹从鲧已死的腹中出生，并化为黄龙，而龙又代表着季节的更替与死亡走向重生。这样，它是否也预示着上古时代的中国同样存在着《金枝》中所描述的那种王位继承关系呢？鲧作为部落之王，拥有天神赋予的神力，但即使如此，鲧还是拥有生、老、病、死的凡人之躯体，他会衰老，会死亡。因此，为了确保天神之力在王的躯体内永存，以及部落的农业生产获得恒远的丰产与丰收，鲧必须在身体衰败之前将王位传给部落年轻人当中最强壮、最优秀者。当然，这传位的过程不是风平浪静的，或许新王要通过暴力打败旧王，甚至要杀死旧王，这就是所谓“剖之以吴刀，是用出禹”，预示着新一代部落首领“禹”的产生。此外，禹的儿子“启”亦是出生怪异。《淮南子》中有记载：“禹治鸿水，通轩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到嵩高山下，化为石。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而屈原在《天问》中亦有着“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的疑惑。鲧的第三代启，也是母亲死后出生，且屠其母，这应该不是神话的巧合，而是同时指向神话背后的原始信仰与风俗——新王的产生。

如此看来，“伯禹腹鲧”神话实际上是人间新旧王之间的权力更迭，但是，这又不是普通的权力更迭，它还表示着神之力由死亡走向重生的过程，如同龙由水下进入冥界，进而升腾上天。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部落与部落的农业生产拥有繁茂的生命力，周而复始，就像自然界季节的更替，寒冬之后必然会有生机勃勃的春意。

这不禁让人想起《易经》中的两个卦——剥与复。剥卦，下坤上艮，五阴一阳，一阳在五阴之上。此卦，阴气一步一步向上逼进，阳气呈现出穷途末路的势态，正如同寒冬北风萧瑟、木叶凋零的肃杀气象。这是自然生命最衰败、最垂危的时刻，所以此卦名剥，剥落之意也。但是剥卦的垂危之中又蕴藏着新的生命，因为五阴爻的上方还有一阳爻，虽然硕果仅存，但预示着新生命的到来。而复卦正好相反。复卦，剥卦的对卦也，下震上坤，虽也是一阳五阴，不过五阴在上，一阳在下，展现一幅初春季节的景象。此时，虽然大地上阴气还很浓，下卦为震，为雷，上卦为坤，为地，无垠的大地正有春雷滚动，蕴含着巨大的生命力，因此，卦的最下方出现一阳，这一阳到来，是初春树上的第一片新叶，是茫茫天际飘来的第一只云雀，它们唱着春天的歌，欢呼新生命的到来。可是，如此春意盎然的复卦就萌生于一片萧瑟的剥卦之中，生命的萧瑟处恰恰正是新生命的萌生处！因此，中国成语中有着“剥尽复至”的说法。

“伯禹腹鲧”不正是自然中的“剥尽复至”在社会组织中的延伸吗？如果说年老体弱的鲧是“剥”，那么年轻强健的禹则是“复”。“剥尽复至”，是自然世界四季的变化，从春到冬，从冬到春，时光的冉冉；也是社会组织从新王到旧王，从旧王到新王，权力的更迭；还是部落的农业生产从冬的凋敝，走向春之播种、秋之丰收的耕种周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天地的心、天地之情就是从萧瑟中化生出新的生命。由是观之，伯禹腹鲧，是权力的更替，是季节的复苏，是农业的丰产，人类从死亡走向重生，也是天地之心情的社会性注脚。宇宙自然不是僵死的物象堆积，而是无时无刻不充满着由衰败走向生命的复苏。生命不绝是宇宙的根本特性，“伯禹腹鲧”所显示的正是这种生命的永恒变化。

如此看来，“伯禹腹鲧”是原始先民运用他最初的智慧，把不可抵抗的死亡事实与权力更替化成了一片永不凋谢的生机，把有限的生扩伸到无限的生，成为超越时空的永恒。或许在今人看来，“伯禹腹鲧”神话还带有几分暴力、血腥与残忍，甚至后来者会自觉不自觉地掩盖事实真相，以致在历史的流淌中变得日渐模糊，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在神话的世界中，在人与自然的原初秩序之下，这恰恰是最自然、最真实、最率真的生命过程，是最初的人类组织生命的延续和强大的精神支持。在鲧的腹中产生一代新王——禹，而禹的儿子——启又从化石的母腹中再生，这是一种生命的磨难。但是，这种磨难不是消极的，它锻炼出来的是一个更具有神性与生机的生命。

海德格尔曾认为死亡是一种本己的、无关涉的和不可超越的可能性。在这里，“伯禹腹鲧”中的死亡超越了“我属”性，使得死亡不再是个我的事，也不再让人感受到恐惧与困顿，而是让死亡不但超越了“我属”性，而且超越了“类”属性，成为了人类组织与自然生机欢呼雀跃的双重大事。“死亡把这个人消除了”，但这个人躯壳、血肉中深藏的神性与生命力却“绵延”不止。这样，死亡不是“我”的消失，而是“我”的扩大，是“我”渗透到自然万物以及他人的生命当中，并以“他”的形式继续发扬光大。于是我们可以说，中国神话中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而是人类生命的重生与自然生命的复苏，是人与自然生命光华最璀璨夺目的时刻。

[1] 李润英、陈焕良：《山海经》，长沙，岳麓书社，2006，第387页。

[2]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195页。

[3] 裘锡圭：《中国出土文献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第28页。

[4] 皇甫谧：《帝王世纪》，济南，齐鲁书社，1998，第21页。

[5] 《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2049页。

[6] 王嘉：《拾遗记》，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33页。

[7] 闻一多：《天问疏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第23页。

[8] 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37页。

[9] ［俄］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普罗普：《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贾放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