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档案资料、地方志和文史资料

近些年来，随着晏阳初档案、张伯苓私档全宗等研究成果面世，他们与社教社的信件往来亦随之披露，为社教社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而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囊括了1911—1949年间国民政府在经济、财政、社会、政治、教育等各方面的大量档案资料，为本书提供了诸多方便。此外，第二历史档案馆还有一些尚未编入汇编中的南京政府教育部、内政部档案中有关社会教育的资料，也为本书所征引。此外，笔者先后在江苏、浙江、湖南、北京、天津、上海、河南、四川、广州、山西等省市档案馆查阅了有关社会教育的馆藏档案；特别是浙江省档案馆，藏有不少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五届年会的档案资料，相对于前四届年会，1947年举行的第五届年会在学术刊物、教育公报、报纸上甚少找到报道，亦没有出版年会报告，这些档案资料对研究第五届年会弥足珍贵。此外，还有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相关资料及大量文史资料中有关社会教育内容的，大多是作者亲身经历或亲眼所见的回忆，尽管这些文字不可避免地夹杂了作者的情感、个性、偏见，甚至记忆的错误或有意识的内容取舍，但作为相互印证的史料其价值不容小觑。

随着影像史学的兴起，学界逐渐认同除语言文字为载体的传统书写历史之外，借由绘画、摄影、影像等视觉形象同样可以再现历史，“让图片自己说话”。年会合影、核心社员出席教育部会议合影、社员教育考察活动侧影、实验区事业以及社员专著书影等，都展示了社教社丰富多彩的面相。由此，各种老照片亦成为本书的资料谱系构成。

当然，每一种史料在体现它的丰富性的同时，也同样有着自身的局限性。不论是民国时期既有的研究成果，还是社教机关自行出版的月刊、画报或专辑，教育部、地方教育厅及各社会教育机关的统计数字，以及各地档案馆馆藏档案、地方志、文史资料，或是那些发黄的老照片，一般都立足于官方或创办方立场，关注对象更多的是“已规范”“已圈定”的民众。且在意识形态影响下，不同时期对社会教育的评价互有参差，特别是各地的地方志、文史资料在编写上呈现趋同风格。章开沅先生曾专门指出使用文史资料作为史料来源的风险：“在引用1949年以后各级政协所征集和发表的文史资料时，必须特别注意忆述者当时的环境与心境，即由于外在的压力和主观意识的变化每有可能导致回忆时不同程度的失真，无论溢恶或溢美都会误导读者。……我在20世纪60年代与此类作者打过许多交道，深知有些人确实存在着对当下威权的某种潜在迎合性。”[38]很显然，文史资料中对于社教社的评价，口述者大多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毕业的校友，集中发表在《江苏文史资料》（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专辑），经历岁月更迭，这些耄耋老人的回忆，更多留下的是想象中的或有筛选的“美好记忆”，过于溢美的色彩浓郁。但这些多元资料，还是为分析社教社这个“历史图景”提供了必要的、不可取代的依据。

以上是本书分析所依赖资料的大致来源，由于目前社教社、包括社会教育的研究都相对薄弱，加上与时政、思想缠绕纠葛，史料更为庞杂，20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教育资料浩如烟海，多散见于这一时段出版的零散刊物以及各省市的地方档案中，笔者尽可能多渠道地去搜集、查找，尽可能挖掘有关史料，力求在对史实的来龙去脉及各方联系了然于胸后再下结论，竭力避免以论代史，观点先行，希望本书观点能经得住日后不断增多的学术考证。

社团是社会学范畴的重要概念，也是社会学和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与社会组织、社会结构及社会变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社会功能上看，社团起着联结个人与社会的纽带作用，社教社作为民国社会教育界全国性社团，担负着社会教育“以教育改造达社会改造”的社会使命，单一的教育史框架或社会史框架都难以容纳。有鉴于此，本书融合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计量史学、教育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跨学科的探讨，当然，传统史学的文献分析等一些重要方法与研究路径，仍然是需要奉行的圭臬。

[1] 李华兴：《民国教育史》，1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2] 俞庆棠：《闭幕辞》，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24页，无锡，中国社会教育社，1934。

[3] 唐孝纯：《人民教育家俞庆棠》，见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江苏文史资料第104辑》（《无锡文史资料第37辑》），78页，南京，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

[4] 王雷：《中国近代社会教育史》，360～361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5] 按照《中国社会教育社社章》规定，在年会闭会期间，该社日常工作由理事会综揽执行，对外代表社教社，对内综理社务。理事会共设理事和候补理事各15人，采取选举和推荐两种方式产生。按照规定，理事任期为3年，每年改选5人，可以连选连任。为了平衡理事会成员的地域分布，还专门规定改选时要优先考虑未当选的社员，尤其是在重要省、市或重要社会教育事业机构任职者；全体社员在年会召开前采用“双记名法”通讯选举，然后密封寄送理事会汇总，年会期间开票，以票数高低为序确定当选者，理事会设常务理事3人，由理事互推产生，任期1年，可以连选连任，负责处理日常社务。常务理事每年至少要召集3次理事会会议。理事会职责包括审定社员资格、草拟工作计划、筹备年会（包括年会开会地址的选择、年会中心议案的决定、经费的来源争取等）、督促决议案执行等，各地若有分社设立，其分社社章须经理事会审定，其工作亦随时受理事会指导，具体工作由理事会组织的事务所负责执行。

[6] 张伯苓：《复中国社会教育社临时筹备委员会函》（1931-12-04），见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中卷），615页，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

[7] “江苏无锡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径启复者，来函奉悉。徐轶民等三十余人苓已逐名审核完毕，均承认其加入本社作为新社员，此复中国社会教育社理事会。”《复中国社会教育社理事会函》（1933-06-02），见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中卷），773页，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

[8] 马宗荣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社会教育系，师从日本著名社会教育家吉田熊次，回国后长期从事社会教育事业（曾任大夏大学教育学系主任，专攻社会教育及图书馆学），其研究成果最为丰硕，包括译著、独著、合著三种。代表性的成果：译有吉田熊次《社会教育的设施与理论》（中华书局，1935）；独著有《社会教育概说》（商务印书馆，1925）、《社会教育原理与社会教育事业》（文通书局，1931）、《比较社会教育》（世界书局，1933）、《现代社会教育泛论》（世界书局，1934）、《社会教育事业十讲》（商务印书馆，1936）、《非常时期之社会教育》（中华书局，1937）、《社会教育纲要》（商务印书馆，1937）、《大时代社会教育新论》（文通书局，1941）、《社会教育原理与社会教育事业》（文通书局，1942）等；合著有《日本教育行政通论》（与高田休广、小笠原丰光合著，商务印书馆，1935）、《社会教育入门》（与蓝淑华合著，文通书局，1942）等。但是，尽管马宗荣著作甚丰，一生亦为社会教育事业苦心孤诣、兀兀穷年，但其社会教育理论体系并没有占有压倒性优势。究其原因，一是1922年实行新学制后中国教育已完成了从学习日本到学习美国的转向，二是九一八事变特别是抗战全面爆发后，日本成为中国最大敌手，无论马宗荣、吴学信如何努力著书立说、奔走呼吁，以学习日本为底色的社会教育理念都难以得到太多的同道呼应。于二人来讲，时不我与，是尴尬的现实，后来研究者若以他们的著作及观点来分析日本社会教育理念在中国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难免有所偏颇。

[9]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序一，3页，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

[10] 或为感情原因，如唐庆诒作为该社总干事俞庆棠外子、俞颂华为俞庆棠胞兄；或鉴于同行道义，或有人推荐不便驳回等原因加入社教社。有代表性的：唐庆诒（时任国立交通大学英文系主任）、毛礼锐（当时正在英国留学）、李小缘（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专任研究员）、柳贻徵（时任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袁同礼（时任国立北平图书馆副馆长）、张伯苓（时任南开大学校长）、张耀翔（时任国立暨南大学教务长兼教育系主任）、许恪士（时任国立中央大学教授）、陈中凡（时任国立中山大学教授）、陈鹤琴（时任上海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杨开道（时任燕京大学农学院院长）、黄建中（时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郑彦棻（时任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黎照寰（时任国立交通大学校长）、钟荣光（时任私立岭南大学校长）、罗廷光（当时在欧洲考察教育）、Miss Bille（时任清华大学英文教授）等，名誉社员吴稚晖、蔡元培。未有史料证明他们亲自参加过社教社的活动。

[11] 舒新城：《最近中国教育思想的转变》，载《新中华》创刊号，1933。

[12] 章光涛：《复兴农村与农村教育》，载《东方杂志》，第30卷18号，1933。

[13] 曹天忠：《中国社会教育社与乡村教育派分的互动》，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14] 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次会议大会主席团由高践四、晏阳初、陈筑山、许仕廉、章元善、梁漱溟、江问渔7人组成（北方4人南方3人），平教会占2人；江问渔、王先强、庄泽宣、俞庆棠、许仕廉、梁漱溟6人分别代表政治、经济、教育及其他4个小组做大会报告（南方人占5人）。除去大会报告和分组讨论，晏阳初、梁漱溟和高践四分别代表三组作特约个人谈话。《第三届乡村工作会议在锡院举行》，载《教育与民众》，第7卷1期，1935。

[15] 曹天忠：《中国社会教育社述论——以年会（1932—1936年）为中心》，载《民国档案》，2006（2）。

[16] 心水：《现有教育制度的罪恶》，载《生活》，第5卷30期，1930。

[17] 于述胜：《民国时期社会教育问题论纲——以制度变迁为中心的多维分析》，载《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3）。

[18] 张礼永：《教育建设的第三条道路——民国时期教育研究组织之探析》，97页，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1。

[19] 原因有二：（1）该院作为发起人，且社教社的社址附设于此，年会参与度高，与会学者多与之保持密切联系；（2）该院为国内第一所省立社会教育师资培养机关，多数社教界主干人员在该院任教过，社教社连任多届的常务理事俞庆棠（总干事）、赵冕都服务于此，理事与候补理事中的高践四、傅葆琛、李蒸、雷沛鸿、甘豫源、孟宪承、陈礼江、古楳、马宗荣等先后受聘该院；而且该院毕业生多在社会教育界任职，学缘关系使得对该院教授社会教育理念有高度认同感。

[20] 赵倩：《现代化语境下的民众教育与社会改造：1928—1937年北平民众教育馆研究》，249～28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21] 俞同龄：《纪念社教先进钟灵秀先生》，载《社教通讯》（杭州）复刊，第5期，1948。

[22] 周慧梅：《民国社会教育家群体的社会结构分析——以中国社会教育社为考察中心》，《终身教育研究》，第5期，2018。

[23] 《大会经过》，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8页，无锡，中国社会教育社，1934。

[24] 张礼永：《教育建设的第三条道路——民国时期教育研究组织之探析》，4页，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1。

[25] [美]任以都：《辛亥革命时代国内教育界的动态》，见《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265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26] 刘方仪：《江苏省教育现代化的推手——江苏省教育会研究（1905—1927）》，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05；郑新华：《近代中国教育如何可能——以江苏省教育会为例（1905—1927）》，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6；谷秀青：《清末民初江苏省教育会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8。

[27] 贺金林：《清末教育会初探——以江苏教育总会与中央教育会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01；蒋梅：《辛亥革命前后的江苏教育总会》，硕士学位论文，扬州大学，2002；戴长征：《清季的江苏教育会（1905—1911）》，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7。

[28] 博士论文有3篇，分别为孙广勇：《社会变迁中的中国近代教育会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6；何树远：《中华教育改进社与民国教育界（1919—1928）》，博士学位论文，中山大学，2008；张礼永：《教育建设的第三条道路——民国时期教育研究组织之探析》，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1；硕士论文有卜春鹤：《民初教育团体与1922年学制改革》（华东师范大学，2011年）等。

[29] [日]新保敦子：《中国における民衆教育に関する一考察——兪慶棠と江蘇省立教育学院をめぐって》，载《早稲田教育評論》，第15卷，2001。

[30] [日]新保敦子：《试论民国时期的民众教育——从与日本相比的视角》，见李廷江主编：《晚清中国社会变革与日本》，15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31] 钟道赞：《参加社教年会之后》，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10页，无锡，中国社会教育社，1933。

[32] 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中国教育之改造》，13～19、208页，见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三编第1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

[33] 《总干事俞庆棠先生社务报告》，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筹备委员会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100页，广州，广州培英印务局，1936。

[34] 梁容若：《八年来民众教育刊物的检阅》，载《社友通讯》，第3卷11期，1935。

[35] 在论战中，以钱俊瑞、薛暮桥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农村派”和以王宜昌、王毓铨等为代表的“中国经济派”分别以《中国农村》《中国经济》为阵地。他们分别对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农村破产的原因、农村早期工业化的途径、农村教育的实施等展开论战，各抒己见，难分上下。

[36] 千家驹：《中国的歧路——评邹平乡村建设运动兼论中国工业化问题》，见千家驹、李紫翔编：《中国乡村建设批判》，123页，上海，新知书店，1936。

[37] [美]西达·斯考切波：《历史社会学的视野及方法》，封积文等译，41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8]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序一，4页，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