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席代表及会议经费

1932年6月11日，在无锡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举行第一次理事会议，决议案中涉及年会的有：“（八）确定年会日期及地点案：议决年会期约在八月二十日左右，由常务理事会决定，地址在杭州。（九）年会筹备事宜应如何进行案：推举尚仲衣（主任）、陆殿扬、郑宗海、胡承枢、孟宪承、张任天、陈训慈七人为筹备委员，协同常务理事办理筹备事宜。”[3]随后，理事会发布通知，通知全体社友，定于1932年8月24—26日在杭州举行第一届年会，“凡我社友，务希准时出席”，宣告年会筹备委员会委员名单，“以杭州市新民路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为该会通讯处，以后关于年会一应通知及接洽事项，统归筹委会办理。其有紧急通告，随时刊登《申报》封面广告栏；均请注意为荷”。[4]为了第一届年会的顺利召开，筹备委员会先后开会两次，确定开会日期和会场，因陈训慈时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筹委会确定年会借新建成尚未启用的浙江省立图书馆总馆作为会场，预算出年会所需费用300元，为谋社员出席生活便利，筹备委员会协助事务所，为社员申请车舟减免优惠（单程七五折，往返五折）、会议期间火车站接站、备办社员膳宿（借用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宿舍，社员自备行李用具）。按照理事会委托，筹备委员会对各地社员提案进行整理，“此次各地社员提出的提案极多，其中关于社会教育在学制系统上之地位一案，极为各方所注意；该项大宗提案，现筹备委员会正在从事整理，以便提交第二次理事会审查，交大会讨论”[5]。年会召开前一天，假浙江省立实验民众教育学校，理事会在杭州展开第二次会议，俞庆棠、甘豫源、刘绍桢、尚仲衣、董淮、赵冕、高践四、李蒸（高代）、雷宾南（俞代）出席，列席者有刘云谷、孙枋、陆殿扬、徐芳田。筹备委员会推举徐芳田报告本届年会筹备详情，与会代表讨论并就年会经费预算、大会日程、推定大会开幕主席团、将“改进我国学制系统确定社会教育地位一案”提交大会讨论，并推孟宪承、高践四出席说明。[6]会后，理事会以事务所的名义，还专门对年会筹备委员会工作给予高度肯定：“本社第一届年会，经筹备委员会委员尚仲衣、陆殿扬、郑宗海、胡承枢、张任天、陈训慈、孟宪承诸先生积极筹备，故得于二十四日在杭如期举行，开我中国社会教育界空前未有之盛举”[7]。在后一篇致谢中，筹备委员会由“积极筹备”升至“苦心筹划”，争取到“浙江省教育厅补助经费并设点茶叙，浙江省立社教机关及中华书局暨其代表舒新城先生设宴并赠书籍，特此致谢”。[8]以此为起点，开创了年会筹备委员会协同理事会办理年会的模式。

在众人的努力下，被称为“中国社会教育运动走入一新局面之标志”[9]的第一届年会如期召开。开幕典礼极为隆重，在“全体肃立、唱党歌、向国党旗及总理遗像行最敬礼、主席恭读总理遗嘱、静默”中拉开序幕。第一届年会共有89名社员出席，除江浙两省外，河北、山东、湖南、广东、福建、贵州、江西等省均有社员出席，从出席人数看，地区差异明显，以江浙两省为大宗，除广东、湖南各有两人参加外，其他省份均只有1名社员出席。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馆长董淮乃理事会理事，就社员现任职务看，社会教育服务人员占据第一位，教育行政人员随后。如表2-1所示。

表2-1 社教社第一届年会出席社员现任职务统计表（1932）[10]

有意思的是，社教社还专门统计过第一届年会与会社员的学历，大致分为三类，曾受高等教育者，曾受中等教育者及其他，未详单列。各类中按照学历层次再次划分，第一类“曾受高等教育者”，分为“国内外大学毕业有学位者”与“高等师范毕业”“大学肄业”以及“专科毕业”，而“国内外大学毕业有学位者”再细分为博士、硕士和学士，每类别分省份详加统计。

表2-2 社教社第一届年会出席社员学历统计表（1932）[11]

由表2-2显示，第一届年会出席社员中具有学士学位与专科毕业并列第一，各占总人数的20.2%，高等师范毕业次之，占总人数的11.2%；其次为高中师范科与旧制师范各占7人；如果单以师范科来计算（涵盖高师、高中师范科及旧制师范），则以24人的总人数独占鳌头。这个趋势与社会教育从事人员主要来源为各级师范毕业生相符。或者这种统计有“唯学历论”的嫌疑，之后历届年会再无出席社员学历统计项目。必须指出的是，《大会经过》及会议讨论记载中，均有福建省教育厅代表钟道赞、福建省立民众教育馆馆长张永荣身影出现，但理事会提供的表1、表2均未列入福建代表，原因不得而知。

图2-1 社教社第一届大会合影（1932）[12]

图2-1是社教社第一届年会大会合影，巍峨壮观的浙江省立图书馆作背景，一行或长衫，或中山装，或西装革履的社员在台阶上一排排长身而立，“与会社员的衣服，都是朴素的居多。在朴素中而尤令人起敬意者，却有两件青布长衫。一件是在汤山农民教育馆馆长孙枋身上，一件是上海农民教育馆馆长张凤山穿着。这两位馆长，是汤山和上海的农民好友，是汤山和上海的农民导师”。除此之外，舒新城的一柄大芭蕉扇也极为醒目，“一则大家都不带扇，二则是芭蕉扇素不上士大夫之手。于是，舒新城的一柄大芭蕉扇，便大为路人侧目了”[13]。“各方社员，都挟着满腔热忱，不远千里而来，把会场挤得非常热闹。天公也好像是在为我们欢怀，推开了阴霾，显射着光明灿烂的阳光，满座同志，个个亲爱精诚地在讨论着中国社会教育的一切设施和改进方法。”[14]尽管黑白照片历经岁月，已无法清晰辨认出每个人的容颜，但这些逸闻趣事，伴着那种意气风发的精神风貌，依然能穿透岁月，扑面而来。

第一届年会召开之前，正值“本社成立伊始，经费正感拮据之时”[15]，面对年会筹备委员会给出的300元会议预算，“此宗款项之筹措，深感困难”。理事会、年会筹备组商量，“由事务所津贴半数，并商请浙江省教育厅补助半数，接洽结果，颇为圆满，事务进行，亦决顺利”[16]。浙江省教育厅给予150元的会议补助，就会议实际支出看，第一届年会共支出351.34元。其主要分配如图2-2所示。

图2-2 社教社第一届年会经费分配图（1932）[17]

从图2-2中可以看出，布置会场费、茶水工役费及膳费分别占了总支出的32.79%、21.27%及20.27%，三项占了总支出的74.33%。邮电费占了会议总支出的7.63%。购置布置费支出115.2元，占了最大宗的支出，远远超出原预算的60元；参观游览费“因社员大都疲于开会，参与游览者甚少，计是日游览者，仅七八人”，仅支出17.48元。[18]购置布置费的超额支出，和理事会、年会筹备委员会事先务求“隆重”直接相关。本着“本年年会为我国社会教育界破天荒之第一次，故不得不备有相当之盛典，以引起社会人士之注意”的目的，会场设在浙江省立图书馆总馆二楼。该馆耗资20万，新告落成，年会召开时间尚未启用，馆长陈训慈作为年会筹备委员会委员之一，力主将会场设于此地，并与浙江省立民众教育馆一起负责会场布置事宜。“场内布置极为精雅，其中央设主席台，台之两侧，为党政机关代表席及新闻记者席，台前为记录席及会员席。上悬党旗国旗，四壁贴各种标语，颇为壮观。加上各处点缀鲜花多架，益增美感。与会诸人，一入斯场，精神无不为之一振！”[19]而浙江省教育厅的150元补助费，则开创年会举办省份教育行政机关补助经费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