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加入世界成协及派员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按社教社二十一年度社务进行要项、社务工作第七项有“加入世界成人教育协会”规定，“此次俞总干事赴丹麦考察民众教育时，特便道英国，赴该会接洽一切，当时即已履行正式入会手续”。[156]社教社作为国内第一家成人教育学术团体，正式成为国际成人教育学术组织的一员。它以中国成人教育专业学术团体的形象，参与相关国际会议，提交专业议案，承担世界教育大会委托调查文盲的任务，为中国社会教育发展寻求国际经验。
1935年3月，世界教育团体联合会来函，世界教育会议定于本年8月10—17日在英国牛津召开，“所有各国之全国教育团体机关，均得派遣代表参加”，鉴于“世界教育会议为各国教育家交换意见、互商合作之唯一集会，既可获得各国关于教育之各种最新方法，且可参加讨论各项教育问题，于本国教育前途颇关重要”，第十一次理事会特推定该社社员郑彦棻代表社教社前往参加。[157]5月，社教社聘定郑彦棻、罗廷光二人出席世界教育大会，并编印该社英文概况寄交以便分发，“爰有第十一次理事会议决定，推请本社社员郑彦棻代表本社前往参加。最近又由常务理事商定，加聘罗廷光社员会同郑先生一同代表参加。本社为求各国人士明了本社概况起见，特由事务所编印英文概况暨工作报告，即将寄交本社代表分发各国代表参考”[158]。8月世界教育会议如期举行，真正出席的只有罗廷光。罗廷光自陈代表社教社、中国教育学会出席，“我国有唐惜分（教育部代表）、邓植仪（广州中大代表）、程国敭、陈世钟诸君及鄙人五人。鄙人代表中国社会教育社及中国教育学会，出席参加一切集会和活动”[159]。
会议期间，英国教育部假牛津市政厅主办了“教育成绩展览会”。罗廷光对8组分组展览给予介绍，“乡村教育组”“成人教育组”分列第四、第五组，尤以后者着墨颇浓。
（5）成人教育组
（甲）感觉教育部
参加讨论者很多，或讲演电影教育的重要及电影与国际谅解的关系，主张教师应与制片者共同合作；或以为感官教育应包含图表、地图、参观博物馆及公共建筑物等在内。教师应能活用影片，不可胶柱鼓瑟。或报告英国现有教育影片，为数在三千以上，但合用者嫌太少，以后须大家改良。或以为教育影片的要素为事实正确，编配适宜，简短而艺术化。末次会议关于电影教育与成人教育，讨论甚详。又会议期内，映放英、德、法、美各国的教育电影。
（乙）健康教育部
如儿童健康对于民族安危有直接的关系，系学校应与社会合作共谋增进儿童的健康，家长、教师、医生应沆瀣一气，学校卫生视察制度及身体健康所影于精神健康等，皆为本组讨论的问题。
罗廷光对该届会议有颇多感慨，他认为“一国的正式会议决议案，尽管多不胜收，然而见之实施者，曾有几许？这样说一个会议的真正效果，或是不可见的”。这次会议对于决议事项，“便不十分注重，末次代表大会中虽也曾通过好些，但都不过一种原则，如藉教育电影和无线电播播音，以促进国际间谅解；……”。他认为，会议的真正效果在于“彼此教育意念的交换，并从观摩上藉以激发其兴趣，增厚其努力根基，否则，一些死板板的决议案纵多，有什么用？”[160]很有意思的是，罗廷光以同名在《社友通讯》上发表时，对这一部分内容换了表述方式：
这会议本是友好团体，自由结合起来的，要问有多少决议案，有什么具体结果可以看出来，那是很难说的。决议案不是没有，有的，共不过几条原则，以便各国从事教育的人们参考，然这究不十分重要。莫说国际团体决议案无人负责执行，即便一国的正式会议，尽管决议事项多不胜数，还不也等于废纸吗？“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通”，早已成了一般的通式，还谈什么！然而会议的真正价值是有，其价值乃在会员重要意见的交换上，藉此以拓展其眼界，鼓舞其兴趣和增厚其努力。[161]
在这段表述中，罗廷光本着大会感受，观照国内学术会议，直接指出国内的会议决议案多不胜数，但大多陷于“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通”的形式之中。对比社教社每届年会热衷决议案的数量，在《社友通讯》上大幅刊登每届年会决议案的执行情况，或许，罗廷光如此行文是对社教社等国内学术团体的这种行为的婉转批评。
1935年3月，世界成人教育协会来函调查中国文盲数，请社教社推员协助，该会公推刘季洪、张炯、俞庆棠三人负责答复，俞庆棠为召集人，在俞庆棠的主持下，社教社还专门设计了“文盲调查表”，并设计测定文盲的标准，在全国范围内调查文盲数字。[162]
依照第六届世界大会决议，1937年第七届世界教育大会将在日本东京举行。此时中日关系已呈剑拔弩张之势，该会首次在远东举行，如依惯例由政府出面派出代表出席不妥，教育部希望由教育学术团体出面组织代表参加。1937年1月，中国教育学会邀请中国社会教育社、中华儿童教育社、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卫生教育社、中国健康教育社、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各团体推派代表来教育部开会，社教社公推高践四为代表，第二次会议派陈礼江（顾良杰代）、雷宾南出席。[163]
第七次世界教育大会，定于本年八月在日本东京举行。前准中国教育学会发起，联合我国各教育学术代表，于一月廿六日下午四时，假教育部举行“中国参加第七届世界教育会议筹备会”，本社公推高践四先生为代表，出席参加。是日会议情形，已详翌日各报，兹从略。第二次筹备会于二月廿八日仍假教育部举行，本社加推雷宾南、陈礼江、李云亭、刘季洪等四位先生为代表，并请雷先生赴京参加。是日出席者计有本社及中国教育学会、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中国卫生教育社、中华健康教育研究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儿童教育社等七学术团体代表二十四人。决议要项如次：一、将上次谈话会所决定之“中国参加第七次世界教育会议筹备会”名称，改为“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办事处”；二、如伪满参加，我国即不参加；三、联合办事处，设在京市玉珍路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内。[164]
1937年5月，社教社接到“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办事处”函文：“兹参加第七次世界教育会议提案组第一次会议结果，请各团体于每组拟具提案一至三则，尽六月十五日以前，用中英文各一份提交提案组汇编。关于成人、播音、乡村、社会适应等问题，推由贵社担任。”[165]社教社第十七次理事会会议“中国参加世界教育会议筹备会，本社已推员加入，关于论文之征集，应如何进行案”，决议“交常务理事办理”。[166]为此，社教社还专门在《社友通讯》上登载通告，向全体社友征集提案。
图1-11 社教社向社友征集第七次世界教育会议提案（1936）[167]
1937年5月上旬，各学术团体在南京欢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世界教育学会会长孟禄博士，“席间相谈甚欢，博士甚希我国教育学术团体，正式加入世界教育学会。兹已由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办事处发起，联合参加为正式会员”。社教社报名表于5月10日寄出，该社理事陈礼江就近（时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代表本社一切。[168]6月，各学术团体推定17名代表组成“第七届世界教育会议中国代表团”[169]，哥大出身的胡适为团长，程其保为秘书，刘湛恩为干事长（三人均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社教社社员雷宾南为成员之一。尽管最终因日方筹备委员会允许“伪满洲国代表参加”取消行程，但由此七个教育团体组成的联合办事处却保留下来，并在抗战全面爆发后随迁重庆，并邀集中华图书馆协会等五团体参加，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办事处通过发行《建国教育》刊物、举办学术讲演、举行联合年会等活动，成为抗战期间各学术团体保留火种的“诺亚方舟”。特别是抗战期间前后举行的四届联合年会，赢得各学术团体的高度评价。如1938年11月在成都举行的第一届联合年会，大会以“抗战建国中之各种教育设施问题”为中心议题，共同商议各种教育问题的战时应对措施。在战火纷飞中，全国教育界代表围坐一起，“无论从团结意义上讲，抑或从学术沟通上说，均为空前的盛会”，彰显了“教育学术界共谋教育力量助成抗战建国伟业的意义”。[170]综之，社教社通过积极加强与国内外学术团体联络、沟通，在为自身社团发展寻求助力的同时，宣传了自己，扩大了影响，并从而影响了一部分人士对社会教育的看法，为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营造了良性的舆论环境，并寻求了“同声相应”的助力。
[1] 郑成林、路中康：《社群、社团史研究与近代中国社会重构：“近代中国社会群体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述评》，载《近代史学刊》，第5辑，2009。
[2] 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231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3]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12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
[4] 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22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5] 《江苏巡抚陈夔龙奏报纸电讯集会演说以范围于法律之内折》，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14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6] 《宪政编查馆、民政部会奏结社集会律折》，载《政治官报》，第135号，1908。
[7] 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27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8] 韩延龙、苏亦工：《中国近代警察史》上，3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9] 《大学院公报》，第1年1期，1928。
[10] 《教育行政机关管理学术团体办法》，载《浙江民政月刊》，第26期，1930。
[11] 《教育部关于各学术团体应呈请备案的训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3辑 文化（一、二）》，729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12] 第一个层面是从传统士大夫中蜕变而成的近代士绅知识分子，以张謇、梁启超、张元济、熊希龄、江谦、唐文治、袁希涛、沈恩孚为代表，有科举功名出身，有深厚的中学根基，对新学不排斥，多数清末曾担任过显赫职务，他们以自身影响力保护和推进新式教育的发展；第二个层面是清末民初的归国留学生（游历海外），包括留日、欧美等，以蔡元培、蒋维乔、黄炎培、陈宝泉、张伯苓、郭秉文、胡适、陶行知、陈鹤琴、蒋梦麟、晏阳初等为代表，用与传统士大夫迥异的知识结构与价值理念，投身教育改革浪潮；第三个层面是在国内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识青年。见王炳照、阎国华主编：《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六卷，438～443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
[13] 罗福惠：《辛亥时期的精英文化研究》，322～323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4] 《全美最古老之华人社团》，载《华侨时报》（香港），1989-09-15。
[15] 孙广勇：《社会变迁中的中国近代教育会研究》，191页，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6。
[16] 朱有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252～253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
[17] 笔者整理于江苏省教育会：《江苏省教育会历年会务简明报告表》，自刊，1926。
[18] 刘正伟：《巡抚与士绅：江苏教育近代化研究》，331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19] 尽管按照《章程》规定，会员代表大会（常会）是该会的最高权力及决策事务的机构，但每年只召开一次且需参加人数达到会员的三分之二才算符合程序，远远不如每月召开一次、10人参加即可的评议员会方便、便捷。
[20] 陆尔奎：《论教育会之性质》，载《教育杂志》，第1卷9期，1909。
[21] 笔者整理自顾明远主编：《教育大辞典》10卷（中国近现代教育史），439～458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张宪文、方庆秋主编：《中华民国史大词典》，263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22] 《大会概况》，见中国社会教育社：《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1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23] 《中国社会教育社成立志盛》，载《教育与民众》，第3卷4期，1931。
[24] 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组织成立》，新闻要闻（省外），《湖南教育》，第25期，1932；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组织成立》，载《中华周报（上海）》，第8期，1931。
[25] “中国研究及实施社会教育者，向无联合组织，在事业发展上极为不便。俞庆棠、童润之、赵冕诸君有鉴于此，爰发给组织中国社会教育社。”见《中国社会教育社成立》，载《山东民众教育月刊》，第3卷1期，1932。
[26] “国内社会教育界闻人李云亭（李蒸字云亭，笔者注）、俞庆棠、高践四、雷宾南（雷沛鸿字宾南，笔者注）、彭百川、陈礼江、祁锡勇、赵冕等，鉴于社会教育在训政时期之重要，非联络进行，难获实效，同时并为增进研究兴趣，促进事业发展起见，特联合同志七十二人，发起组织‘中国社会教育社’”。见《中国社会教育社在京举行成立大会》，载《民众教育通讯》，第1卷9期，1931。
[27] “江浙社会教育服务人员，鉴于社会教育在训政时期工作之重要，若非联络进行，难获实效，并为研究社会教育学术、促进社会教育事业起见，特由高践四、李云亭、彭百川、俞庆棠、刘述尼（刘绍桢字述尼，笔者注）、胡承枢等，联合同志七十二人，发起中国社会教育社”。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组织成立》，载《浙江教育行政周刊》，第3卷17期，1931。
[28] 大白：《社务发展之前前后后》，载《社友通讯》，第1卷1期（创刊号），1932。
[29] 《演说词及其他论文 本社理事会事务所总干事俞庆棠报告》，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88～89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30] 如最常见的俞庆棠、李蒸、高践四、赵冕排序，前三者不仅年长于赵氏，且均有一定行政职务傍身（俞氏曾任中央大学区扩充处处长，创办了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李蒸曾任社会教育司司长一职，时任北平师范大学校长，而高践四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院长），且均为社教界知名人士（三人均为海外名校毕业，俞庆棠、李蒸分别为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博士；三人均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教授）。
[31] 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作为社会教育人才培养专设院校之蒿矢，前身为俞庆棠1928年创办的中央大学区劳农学院，建院之初，俞庆棠请求同学陶行知的支持，陶行知派来晓庄师范的得力干将赵叔愚来担任院长，可惜赵氏“出师未捷身先死”，俞庆棠随之邀请高践四出任院长。1929年开始招生，1930年正式开设民众教育系和农事教育系，不仅开办本科，还招收研究生，并设有二年制专修科。该院虽以“养成江苏省六十一县民众教育、农事教育服务人才并为全省民众教育、农业教育研究设计及实验之场所”为办学主旨，却对全国社会教育发展影响颇大，梁漱溟曾给予高度评价：“学院名义虽为江苏省立，实际上全国各省均在院内设有公费学额，远如滇、黔、粤、桂、川、康、陕、甘学子，亦有负笈来游。于时，全国社会教育人才之训练培养，各地社会教育事业之研究实验，各省有关社会教育之法令设施，以及目前战时教育及社会服务事业，期间取法于江苏省立教育学院者盖不少。”梁漱溟：《高践四先生事略》，见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校友会编：《艰难的探索 续集 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校友回忆录》，79页，苏州，苏州大学劳动服务公司誊印社，1994。
[32] 《教育学术团体汇志》，载《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7期，1939。
[33] 到会人物为：赵冕、李蒸、高践四、赵季俞、甘豫源、许牟衡、陈兆蘅、杨中明、童润之、刘云谷、陈定祥、赵吉士、彭百川、刘绍桢、李寅恭、钮永建、钮长耀、黄梅仙、祁锡勇、胡承枢、冯国华、李小缘、孙枋、俞庆棠、赵光涛、雷宾南、陈礼江、涂开兴、刘维新、马祖武、尚仲衣、钱用和、王季昭、吴邦伟、袁仲濂、金嵘、张钟藩等57人。
[34] “李云亭……等鉴于社会教育在训政时期之重要，非联络进行，难获实效，同时并为增进研究兴趣，促进事业发展起见，特联合同志七十二人，发起组织‘中国社会教育社’”。见《一月来各省市民众教育消息 南京市》，载《民众教育通讯》，第1卷9期，1931。
[35] 《中国社会教育社成立志盛》，载《教育与民众》，第3卷4期，1931。
[36] 刘维新：《中国社会教育社成立大会纪详》，载《民众教育》，第3卷11、12期合刊，1931。
[37] 大白：《社务发展之前前后后》，载《社友通讯》，第1卷1期，1932。
[38] 本社系根据人民团体组织法而成立，同时又是学术团体，据此，社教社于1932年7月在国民党中央党部、9月在教育部备案，成为法人。
[39] 《中国社会教育社成立志盛》，载《教育与民众》，第3卷4期，1931。
[40] 三不合作：（1）政界与教育界不合作，政界往往无学识为依据，以致难有贡献；教育界无实行其意见的机会，徒尚空言；（2）学术界往往意见分歧，各成派别，减少了研究力量；（3）政府往往不与人民合作，二者恒互相非难，实则在政府因有不顾及人民，人民亦不督促政府，有以致之。详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84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41] 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16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42] 《中国社会教育社成立志盛》，载《教育与民众》，第3卷4期，1931。
[43] 赵冕：《本社第一年的回顾与第二年的展望》，载《社友通讯》，第2卷2、3期合刊，1933。
[44] 名单及所得票数如下：俞庆棠（102）、高阳（94）、李蒸（82）、赵冕（69）、钮永建（65）、甘豫源（52）、孟宪承（51）、雷沛鸿（43）、傅葆琛（34）、尚仲衣（31）、陈剑修（30）、刘绍桢（30），以上当选为理事。祁锡勇（26）、黄炎培（25）、彭百川（25）、刘云谷（22）、马宗荣（20）、孙枋（18）、陈礼江（17）、梁漱溟（15）、张伯苓（15）、涂开兴（15）、冷御秋（15）、刘湛恩（14），以上当选为候补理事。
[45] 大白：《社务发展之前前后后》，载《社友通讯》，第1卷1期，1932。
[46] 第一届理事提名如下：理事有俞庆棠（常务）、孟宪承（常务）、赵冕（常务）、高阳、李蒸、钮永建、甘豫源、雷沛鸿、傅葆琛、尚仲衣、陈剑修、刘绍桢、庄泽宣、梁漱溟；候补理事：祁锡勇、黄炎培、彭百川、刘云谷、马宗荣、陈礼江、孙枋、张伯苓、刘湛恩、涂开兴、冷御秋、舒新城、尹全智。见《第一届理事提名》，载《社友通讯》，第1卷1期，1932。
[47] 表格说明：①决议案中无须执行者、缓议者即提交下次会议讨论者，均未列入；②筹款方法有：1.息借4500元，购置地皮60亩；并继续设法借款，务求购地皮增至100亩。2.募捐还借款。募捐不足数时，酌提各省补助费，分期偿还。募捐还款后尚有余数时，即从事建筑会舍及购置设备。3.募捐方法：A.请各社员每人负捐募数元至数十元之责；B.设法向富有实力者捐募巨款。4.呈请中央党部及教育部并分函各省市教育厅局，请求常年补助费。5.募捐组织委员会办理，余由常务理事会直接办理。《第七次理事会决议案执行状况》，载《社友通讯》，第3卷2期，1934。
[48] 敬之：《本社理事会理事的选举经过》，载《社友通讯》，第1卷2、3期合刊，1932。
[49] 周慧梅：《域外观念与中国学制变革——基于20世纪30年度代“社会教育制度建设”的考察》，载《教育研究》，2011（5）。
[50] 《承上启下的两次理事会议》，载《社友通讯》，第2卷4、5期合刊，1933。
[51] 上海市教育局：《上海市教育局关于中国社会教育社函知该社社址》，Q235-2-1862，1947，上海市档案馆藏；重庆市教育局：《关于在无锡社桥头江苏省立教育学院设立中国社会教育社分社致重庆市社会局的函》，006-00015-00254，1947，重庆市档案馆藏。
[52] 北京市教育局：《“中国社会教育社”送该社第五届年会决议案及调查该社社友服务地点的公函以及“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常年大会决议案和“中国社会建设协会北平分会”章程》，J004-004-00238，1947，北京市档案馆藏。
[53] 北京市教育局：《“中国社会教育社”送该社第五届年会决议案及调查该社社友服务地点的公函以及“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常年大会决议案和“中国社会建设协会北平分会”章程》，J004-004-00238，1947，北京市档案馆藏。
[54] 北京市教育局：《民众教育馆馆长关于赴济南参加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年年会的报告书及社会局的指令》，J002-003-00092，北京市档案馆藏。
[55] 《通知办公》《社员注意》，载《社友通讯》，第1卷1期，1932。
[56] 《本社聘定新干事》，载《社友通讯》，第1卷6期，1932。
[57] 《筹备中之第二届年会》，载《社友通讯》，第2卷1期，1933。
[58] 《分发舟车减价券》，载《社友通讯》，第4卷6期，1935。
[59] “去年由事务所代为决定，舟车一律二等，后来有少数社员认为应有改进。今年事务所于会期两月以前，即分别通知各社员自填舟车等级，再行据以呈铁道、交通两部批准。讵知铁道部以清单中等级有头二三等之分，不予批准。嗣经事务所申明不得已之理由，始准予通融，可是时间又很匆促了”。《大会经过 舟车减票》，见中国社会教育社：《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6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4。
[60] 《社务报告 迁移办公地址》，载《社友通讯》，第4卷5期，1935。
[61] “本年夏本社举行第二届年会，理事会按照社章之规定，提请大会通过吴稚晖、蔡孑民二位先生为本社名誉社员。一经提出，随由全场一致通过，表示竭诚欢迎。会后由事务所分函敦聘，顷已奉回音，二老均慨然允诺。蔡先生对于社会教育，不特提倡推行，且予以在教育行政系统上之独立地位，而吴先生对于国语注音符号之提倡，尤著功绩。本社此次能得到二老为名誉社员，实为本社之荣幸”。《聘请名誉社员》，载《社友通讯》，第2卷6期，1933。
[62] 《大会经过》，载《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24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4。
[63] 《总干事俞庆棠先生社务报告》，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筹备委员会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100页，广州，培英印务局，1936。
[64] 刘维新：《中国社会教育社成立大会纪详》，载《民众教育》，第3卷11、12合刊，1931。
[65] 刘维新：《中国社会教育社成立大会纪详》，载《民众教育》，第3卷11、12合刊，1931。
[66] 《年会前后的两次理事会议 第三次理事会议》，载《社友通讯》，第1卷4、5期合刊，1932。
[67] 《Professor Arthur L.Carson加入本社》，载《社友通讯》，第1卷11期，1933。
[68] 《征求新社员》，载《社友通讯》，第1卷1期，1932。
[69] 《征求新社员》，载《社友通讯》，第2卷7期，1934。
[70] 《总干事俞庆棠先生社务报告》，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筹备委员会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100页，广州，培英印务局，1936。
[71] 储心斋：《忆中国社会教育社》，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无锡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无锡文史资料 第25辑 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专辑》，117页，自刊，1991。
[72] 《复中国社会教育社临时筹备委员会函》《复中国社会教育社理事会函》，梁吉生、张兰普：《张伯苓私档全宗 中卷》，615、773页，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
[73] 贺函中称：“贵会将于本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广州中大召开年会，必能征求多数同志，并搜集难得的参考资料，敬祝敬贺。承命到会讲演，因鄙院正多事之秋，未克抽身，谨此告辞，尚祈鉴谅”。详见《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贺函》，《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筹备委员会》，《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1页，广州，培英印务局，1936。
[74] 《催填入社愿书》，载《社友通讯》，第1卷6期，1932。
[75] 《特别启示》，载《社友通讯》，第1卷4、5期合刊，1932。
[76] 笔者整理自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社员一览》，81～83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7。
[77] 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社员一览》，36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7。
[78] 《中国社会教育社社员籍贯统计表》，载《社友通讯》，第2卷2、3期合刊，1933。
[79] 《第十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3卷5期，1934。
[80] 该社社章第17条规定，社员常年社费标准如下所示：“普通个人社员每年二元，普通团体社员每年五元，凡个人社员能于一次缴足二十五元，团体社员能于一次缴足六十元者，永远免除其常年费。”1947年修订的社章第18条规定：普通个人社员每年一万元，普通团体社员每年分五万元、十万元、二十万元三种，由该团体社员自行认缴之。凡个人社员能于一次缴足十万元、团体社员能于一次缴足六十万元者，永远免除其常年费。详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社章》，《民众教育通讯》，1卷9期，1931；《中国社会教育社社章》（修订），《社友通讯》复刊，第1卷2期，1947。
[81] 中国社会教育社：《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6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4。
[82] 《催缴社费》，载《社友通讯》，第1卷2、3期合刊，1932；《催缴社费》，载《社友通讯》，第5卷9期，1937。
[83] 《催缴社费》，载《社友通讯》复刊，第1卷2期，1947。
[84] 《中国社会教育社致张伯苓函》，梁吉生、张兰普：《张伯苓私档全宗 中卷》，979页，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
[85] （1）本社依社章第16条之规定，得收受社员之特别捐及社外机关团体个人之捐助。（2）捐款者得于本社社章第三条规定之本社工作范围内，指定其用途。（3）捐款者如不指定用途，其捐款一律储作基金。（4）以动产或不动产捐助者，应以当地时价折合现款计算。（5）本社收受捐款，由理事会负责保管，其被支用者，由理事会随时稽核。保管及稽核办法由理事会另定之。（6）本社收受捐款，于每届社员大会应提出收支报告书。（7）捐款人之捐额合于捐资兴学褒奖条例第2条之规定者，除由本社请褒奖外，另定纪念办法如下：甲，捐款在一万元以上者，将捐款者之台衔题名本社之建筑物，或本社所设立之机关。乙，捐款在一千元以上者，将捐款者之肖像，永远悬诸本社事务所。丙，捐款在一百元以上者，将捐款人之姓名镌于铜牌或石碑。丁，捐款在一百元以下者，将捐款者之姓名，刊登本社社刊。（8）本办法由理事会通过施行。详见《本社收受捐款办法》，载《社友通讯》，第1卷6期，1932。
[86] 《社友通讯》曾刊登数条信息，佐证了赵冕的说法：“本社为奠定经济基础，发展功能起见，曾根据社章规定，通告征求永久社员，先后加入者，计有高践四等二十人，最近陆续来信承认者，又有钟灵秀、傅葆琛、孔令粲、尹全智暨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等。深愿其他诸社员，亦本爱护本社之热忱，努力赞助。本社前途，庶有厚望”。见《继续增加永久社员》，载《社友通讯》，第2卷2、3期合刊，1933；在介绍社员周葆儒时，第一句即为“周君为本社永久社员，原任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教育系教授”。见《社员消息》，载《社友通讯》，第4卷5期，1935。从这两条信息时间看，1933年只有20多个社员愿意确认为永久社员，1935年仍在继续大力宣扬永久社员，由此可见社教社特别重视永久社员的吸纳。
[87] 赵冕：《本社第一年的回顾与第二年的展望》，载《社友通讯》，第2卷2、3期合刊，1933。
[88] 《启事 广东社员公鉴》，载《社友通讯》，第2卷10期，1934。
[89] 《第十一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3卷10期，1935。
[90] 宗秉新：《历史所昭示的本社底前途》，载《社友通讯》，第2卷2、3期合刊，1933。
[91] 赵冕：《本社第二年的回顾与第三年的展望》，载《社友通讯》，第3卷2期，1934。
[92] 《第四次理事会》，载《社友通讯》，第1卷10期，1933。
[93] 《社务报告 请拨常年补助费》，载《社友通讯》，第5卷9期，1937。
[94] 《理事会第七次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2卷10期，1934。
[95] 《常务理事赵冕报告事务所工作概况》，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14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96] 《第十一次理事会会议》，载《社友通讯》，第3卷10期，1935。
[97] 上海市社会局编：《上海市社会局关于教育日报社、上海新闻社、中国社会教育社呈请申请补助经费的文件》，Q6-18-176，1936—1937，上海市档案馆藏。
[98] 上海市社会局编：《上海市社会局关于教育日报社、上海新闻社、中国社会教育社呈请申请补助经费的文件》，Q6-18-176，1936—1937，上海市档案馆藏。
[99] 《社务报告 请求庚款补助费》，载《社友通讯》，第3卷9期，1935。
[100] 第二号提案由教育部社会教育钟灵秀、顾良杰、郭莲峰联合提议，内称：“查本社为全国社会教育学术团体，按照中央民众团体组织法之规定，总会所应设立于首都，本社前以首都无相当房屋，为权宜计，暂设总事务所于无锡教育学院，将来自应设立于首都。兹查教育部为集中全国各学术团体于首都，以备政府咨询，暨各学术团体间之互相联络起见，曾经函请市政府划拨相当基地，以为各学术团体建筑会所之用。嗣由市政府介绍汉西门附近石板桥南京中学所有之地皮一块，计六十六亩余，每方丈作价二十二元，每亩计一千百二十元，业已议有定案。本社似应准备一切，先事筹划，资将办法规定如左：1.组织本社建筑筹备委员会，由大会推定筹备委员会二十三人，计划募捐、购地及建筑设备一切进行事宜。2.呈请教育部，指拨地基三亩，为本社建筑之用”。第三号提案由江苏省立徐州民教馆提，年会审查委员会将两案合并审查。《决议案》，载《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70～71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101] 社教社第六次理事会第三次会议议决：公推彭百川、钟灵秀、陈剑修、朱坚白、陈礼江、钮永建、孔令粲、高阳、钱用和、刘季洪、潘公展、黎照寰、袁同礼为委员，由彭百川召集。《承上启下的两次年会》，载《社友通讯》，第2卷3、4期合刊，1933。
[102] 赵冕：《本社第二年的回顾与第三年的展望》，载《社友通讯》，第3卷2期，1934。
[103] 按照理事会临时费预算，“购置社址基地，6000元，建筑社所，12000元”。《本社二十三年度临时费预算》，载《社友通讯》，第3卷6期，1934。
[104] 第10次理事会会议议决，由陈礼江、孙枋、朱坚白拟定具体筹款办法如下。（1）息借4500元，购置地皮60亩，并继续设法借款，务求购地增至100亩；（2）募捐还借款，募捐不足数时，酌提各省补助费，分期偿还。募捐还款后尚有余数时，即从事建筑会舍及购置设备；（3）募捐方法：A.请各社员每人负责募捐数元至数十元之责；B.设法向富有实力者募捐巨款。（4）呈请中央党部及教育部并分函各省市教育厅局，请求常年补助费；（5）募捐组织委员会办理，余由常务理事直接办理。并公推俞庆棠、彭百川、朱坚白、赵冕四人向江苏省教育厅接洽，其余省市教育厅（局）由常务理事办理。《第十次理事会议决案执行状况》，载《社友通讯》，第3卷2期，1934。
[106] 社教社发布“购买社址募捐名单”显示：河南省教育厅（1000元）、梁凯铭（300元）、俞庆棠（142元）、高践四（100元）、陈礼江（100元）、舒新城（100元），余下皆3元、2元不等，共计1905元。《捐款志谢》（未完），载《社友通讯》，第3卷7期，1934。
[107] “本社经费，因为收入很少，在开支方面虽然十分节省，但仍感非常拮据。加之今年又要购买社址建筑社所，和按月补助洛阳实验区的经费，弄得会计先生时常发急，所以不得不在年会中向社员募捐。各社员看到‘认捐签字，几如发现了‘无价之宝’，争先恐后的要写。要人出钱原是难乎其难的事，而本社社员为建筑社所之捐款，竟如是之踊跃，竟有捐款达数百元之者，社员关心社务可谓至矣。”《大会经过》，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26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4。
[108] 《捐款志谢》，载《社友通讯》，第4卷4期，1935。
[109] 《社务报告 各处社员认捐踊跃》，载《社友通讯》，第3卷5期，1934。
[110] “如果同人热心，合捐五千元，向外募捐五千元，再由中央补助一万元”，详见赵冕：《本社第二年的回顾与第三年的展望》，载《社友通讯》，第3卷2期，1934。
[111] 《第十一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3卷10期，1935。
[112] 《理事会第十二次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4卷4期，1935。
[113] “从去年十月起，即开始募捐，承各地社员及热心社教同人之努力协助，截至现在止，已收到八千余元。刻以时期太长，拟小作结束。已分函各地募捐主任及队长，请将用余募捐收据等文件，寄回事务所。如尚可继续进行者，亦请函复并示知用余收据之号数，以便彻底清查。”详见《社务报告 结束建筑社所募捐》，载《社友通讯》，第4卷4期，1935。
[114] 《工作报告 总干事俞庆棠先生社务报告》，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筹备委员会：《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101页，广州，培英印务局，1936。
[115] 《本社第十六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5卷5期，1936。
[116] 《社务报告 联合会所兴工建筑》，载《社友通讯》，第5卷11期，1937。
[117] 启事专门致各区募捐队准暨队长，内称：“本社前因建筑社所，发起募捐，所有收到捐款数目及捐款人姓名，迭经本刊发表。兹以时逾一载，亟待办理结束，敬希各区募捐队队长及主任，即将所余捐款收据、募捐发起、办法暨认捐通知书等，一并掷还，以便结束。”《结束捐款启事》，载《社友通讯》，第4卷10、11期合刊，1936。
[119] 《社务近况》，载《社友通讯》复刊，第1卷2期，1947。
[120] 《年会筹备经过》，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3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121] 笔者整理于：（1）《一年来经济实况》，载《社友通讯》，第2卷第2、3期合刊，1933；（2）《大会经过》，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14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122] 《中国社会教育社收支对照表》，载《社友通讯》，3卷2期，1934。
[123] 《收支报告表》，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筹备委员会：《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134页，广州，培英印务局，1936。
[124] 详见《本社二十三年度经常费预算》，载《社友通讯》，3卷6期，1934。
[125] 《中国社会教育社收支对照表》（经常费），载《社友通讯》，第5卷12期，1937。
[126] 叶岛：《从无锡至桂林：半载以来本社事务所移动之经过》，载《社友通讯》，第7卷1期，1938。
[127] 《中国社会教育社经常费收支对照表》（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度）；《中国社会教育社经常费收支对照表》（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度八月份至十二月份）；载《社友通讯》，第7卷3期，1939。
[128] 《社务近况 本社经济现况》，载《社友通讯》复刊，第1卷2期，1947。
[129] 社教社计划开展下列四项工作：第一，进行践四先生一生言行及社教理想之系统研究。第二，出版高践四先生民众教育论文集。材料已搜集抄录齐全，计共二十余万字，拟分为下列七类：（1）民众教育之理论与实施；（2）民众教育与乡村建设；（3）民众教育与教育改造；（4）民众教育与青年训练；（5）民众教育与新县制；（6）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之民众教育事业；（7）其他。尚须再作一次审定，只待印刷费有着，即拟付印。第三，集中进行“扫除文盲”之专题研究：此系配合当前之一种迫切需要，而为我国上下一致努力之基本教育主要部分——成人补习基本教育。其中包括体制与办法、语言文字处理、课程与教材、教学方法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办法如下：（1）分析“扫除文盲”一问题的内容，列成若干专题。（2）征请各研究员分别担任一专题之研究工作；（3）洽请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与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各实验机构合作，从事扫除文盲之实验；（4）汇集研究实验结果，而作一总评价。第四，与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合作进行社会教育各方面之专题研究，此项专题研究工作分列为两大设计，均在积极进行中：（1）社会教育助成社会教育建设设计，分为助成文化建设、助成政治建设、助成经济建设、助成社会教育等四项设计；（2）社会教育运用感觉辅助设计，分为电化教育、艺术教育、科学教育等三项设计。《社务近况 践四社会教育研究所工作简要报告》，载《社友通讯》复刊，第1卷2期，1947。
[131] 孟宪承、高阳：《乡村建设具体方案之讨论》，《教育与民众》，第6卷1期，1934。
[132] 整理自（1）《中国社会教育社社员一览》，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报告》，无锡，民生印书馆，1936；（2）《两次理事会议记录 第八次会议》，载《社友通讯》，第3卷4期，1934；等。
[133] 梁漱溟在开会以前即拟了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和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两案，24日因赴青岛经济学会讲演，未能参加开幕典礼，25日连夜从青岛赶来，下车以后，即到会上台讲演。《大会经过》，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23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134] 梁漱溟（7票）、赵冕（8票）和俞庆棠（6票）三人当选为常务理事，高践四（4票）、陈礼江（3票）二人为候补常务理事。心斋：《承上启下的两次理事会》，载《社友通讯》，第2卷4、5期合刊，1933。
[135] 《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 梁漱溟主席致词》，载《教育研究》（广州）第67期，1936。
[136] 赵冕：《民众教育》，84页，上海，中华书局，1948。
[137] 如第二届年会，晏阳初、瞿菊农联合致函组委会，称“贵社在济南开会，本应趋前就教，奈以适值敝会前董事长熊夫人纪念日年会会期，未克分身，至以为歉！平汉路碍于河患，车行都有误点，计程亦恐不及会期，除先行电达外，特此专函奉闻，不胜歉仄之至！”《致陈逸民等》《复中国社会教育社五届年会筹备处》，见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3卷，378页，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3。
[138] 《复中国社会教育社五届年会筹备处》，见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4卷，671页，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3。
[139] 《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一次集会摄影》，载《农村复兴委员会会报》，第3期，1933。
[140] 《社务报告 赵常务理事公毕返锡》，载《社友通讯》，第2卷8期，1934。
[141] 储劲：《参加乡村讨论工作会以后》，载《社友通讯》，第4卷4期，1935。
[142] 赵冕：《民众教育》，84～85页，上海，中华书局，1948。
[143] 《社员介绍》，载《社友通讯》，第4卷10、11期合刊，1936。
[144] 《理事会第十二次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4卷4期，1935。
[145] 《两次理事会记 第十四次会议》，载《社友通讯》，第4卷8期，1936。
[146] 《本社第十六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5卷5期，1936。
[147] 《社友通讯》，第3卷3期，1934。
[148] 表格说明：（1）发文中刊登《社友通讯》通告未列入。
（3）说明：1933年8月—12月发文栏中“呈、公函、便函、电”合计为1399，但总计中为1406，估计原表中统计有误；原表中1933年2月—7月中发文“便函”总计（206）应为276；1935年9月—12月的统计中原表收文总计（106）应为105，已在表中一一更正。笔者整理自《收发文件统计》（1933年2月—7月），载《社友通讯》，第2卷2、3期合刊，1933；《收发文件统计》（1933年8月—1934年2月），载《社友通讯》，第2卷11、12期合刊，1934；《收发文件统计》（1934年3月—7月），载《社友通讯》，第3卷2期，1934；《收发文件统计》（1934年8月—1935年2月），载《社友通讯》，第3卷8期，1935；《收发文件统计》（1935年3月—8月），载《社友通讯》，第4卷6期，1936；《收发文件统计》（1935年9月—12月），载《社友通讯》，第4卷7期，1936；《收发文件统计》（1936年1月—5月），载《社友通讯》，4卷10、11期合刊，1936。
[149] 整理自《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戊编教育杂录，214、219～220页；《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十五编杂录，1526页；刘寿林等：《民国职官年表》，39～41、605～61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5；中国社会教育社编：《社员一览》，无锡，民生印书馆，1937；《本社现任理监事提名》，载《社友通讯》复刊，第1卷2期，1947。
[150] 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中国教育之改造》，16、20页，全国经济委员会筹备处，1932。
[151] 秉：《国际教育联盟考察团到院情形》，载《教育与社会》（无锡），第37期，1931。
[152] 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中国教育之改造》，208页，全国经济委员会筹备处，1932。
[153] 图1-9为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考察参观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后与中国专家合影，（从左至右）第一排：陈裕光、王明慎、Carl Heinrich Becker（德）、Pual Langevin（法）、俞庆棠、陈剑修；第二排：高阳、Lu（K.P.）、Tsien（K.P.）、雷沛鸿、陈礼江、唐庆诒、陈瀚笙
资料来源：Susanne Kuss（Hg.），Carl Heinrich Becker in China：Reisebriefe des ehemaligen preussichen kultusminidter 1931/32，Berlin，Berliner China-Studien/ Quellen und Dokumente，2004，p.353.此资料由德国GEI国际教科书研究中心博士候选人李凯一提供。
[154] 讲演时间及讲演题目为：16日为“格龙维：高等民众学校的鼻祖”；17日为“丹麦的土地政策”、“丹麦的公共集会”（幻片）；18日为“丹麦的合作运动”、“丹麦国际民众教育学院”（幻片）；19日为“各民族的教育态度”，详见《社务报告 招待民教专家马烈克》，载《社友通讯》，第2卷8期，1934。
[156] 《加入成人教育协会》，载《社友通讯》，第2卷2、3期合刊，1933。
[157] 《第十一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3卷10期，1935。
[158] 《社务报告 派员出席世界教育会议》，载《社友通讯》，第3卷12期，1935。
[159] 罗廷光：《参加本届世界教育会议的经过及其感想》，载《教育杂志》，第25卷10号，1935。
[160] 罗廷光：《参加本届世界教育会议的经过及其感想》，载《教育杂志》，第25卷10号，1935。
[161] 罗廷光：《参加本届世界教育会议的经过及其感想》，载《社友通讯》，第4卷4期，1935。
[162] 《文盲调查表》，载《社友通讯》，第5卷5期，1936。
[163] 《中国教育学会会友通讯》，第10期，1937。
[164] 《社务报告 参加世教会议筹备会》，载《社友通讯》，第5卷9期，1937。
[165] 《社务报告 编拟世界教育会议提案》，载《社友通讯》，第5卷11期，1937。
[166] 《本社第十七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5卷10期，1937。
[167] 《理事会事务所通告》，载《社友通讯》，第5卷5期，1936。
[168] 《社务报告 加入世界教育学会》，载《社友通讯》，第5卷11期，1937。
[169] 出席代表名单如下：胡适、何炳松、庄泽宣、汪懋祖、廖世承、周甦生、刘湛恩、高君珊、刘吴卓生、雷宾南、程其保、叶溯中、齐国栋、魏学仁、董任坚、罗廷光、胡叔异。《中国教育学术团体推定出席世教会议代表》，载《申报》，1937-06-03。
[170] 陈礼江：《祝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年会》，载《教育通讯》，第1卷36号，1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