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与国内政学两界的联络沟通

中国社会教育社与乡村建设学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儿童教育社等主要学术社团的核心人物，为“使机关与团体彼此间能够密切相联络”，积极寻求“共同的蕲向与共同的工作”。[131]中国社会教育社作为“全国社教之枢纽”，尽可能吸引更多地域、不同主张、不同派别的社员加入，将乡村建设、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教育改进社等团体的核心人物囊括进来。该社通过理事会理事的遴选，实现社会教育界与政界、其他教育团体的大联盟。以该社1934年第三届理事会组成为例：

表1-15 社教社第三届理事会一览表（1934）[132]

续表

由表1-15可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的理事会成员包括大学（包括社会教育师资专门学校和普通大学）教师、教育行政人员、民众教育馆馆长以及国内知名学术团体的负责人，比如乡村建设派的代表人物梁漱溟，就是以中国社会教育社的“常务理事”身份，“跨界”成为社会教育家群体中的重要一员。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张炯、中华书局编译所所长舒新城、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董事黄炎培、办事处主任江问渔、大夏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邰爽秋等出现在该社的“候补理事”名单之中，鉴于1934年年会在山东济南召开，山东省教育厅主任秘书孔令粲亦被列入候补理事之列。就理事来源来看，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专家学者居核心地位，这和该院作为主要发起人有直接关系，加上其为国内第一所专门社会教育师资培养机构，毕业生多就职于社会教育界，它在社会教育领域影响日益增大，3名常务理事中有2位出自该院，且俞庆棠兼任总干事，除表中现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理事及候补理事外，孟宪承、雷沛鸿、傅葆琛、李蒸、刘季洪、马宗荣等人均先后受聘就教于该院。在社务活动及年会中，该院亦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

梁漱溟为乡村建设派（村治派）的核心人物，但其在杂志上发表数量众多的社会教育论文，将乡村建设理念融汇到社会教育理念中来，而且积极主动参与年会与相关事务，在社会教育界，梁漱溟的影响剧增，尤以第二届年会为突出，梁漱溟在会前即拟定《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和《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两案，前者为大会的主题讲演，后者则为大会的中心提案之一，“所花精神特多”[133]。梁漱溟的热情，社教社自然如获至宝，1933年8月27日，第二届年会后召开的理事会第六次会议，梁漱溟当选常务理事[134]，之后连续多年当选常务理事即为明证，他出席的第二届、第四届年会均被理事会委以主席重任。

图1-6 社教社第四届年会主席梁漱溟发言（1936）[135]

平民教育促进会中的核心人物，如晏阳初、汤茂如、陈筑山、瞿菊农等人，在中国社教社成立之前与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接触颇多，1927年，晏阳初在《平民教育的真义》一文中曾明确认定平民教育即民众教育、全民教育。次年初，俞庆棠为创设民众教育学校，广邀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来苏参加“民众教育讨论会”，晏阳初、汤茂如、陈筑山欣然前往，晏阳初还做了主题讲演。3月，在平教会的帮助下，中央大学区民众学校设立，俞庆棠兼任校长，特聘请汤茂如担任教务主任，因俞庆棠时任扩充处处长，无暇学校校务管理，汤茂如召集不少平教会社员前来助阵，却不想半年后平教会奉命全体撤回。“由于内部的原因，平教会办了半年，在不很愉快的空气中又退出了”[136]，之后，平教会与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依然保持密切联系，如高践四曾派甘豫源、秦柳芳、周耀平到定县访问学习，晏阳初、瞿菊农也曾应邀到江苏省立教育学院讲学。但很蹊跷的是，社教社成立后，平教会态度却淡漠很多。尽管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第三、第五届年会筹备组皆邀请晏阳初，或作学术讲演，或作主题发言，但晏阳初均以各种借口婉拒[137]。战后复员之际，晏阳初接到社教社第五届年会筹备委员会出席邀约，仅给予公文式样客套话回复：“国家复员建设，急待朝野并力推进，社教工作尤为切要”，并请年会筹备处将“各项讨论决议，并祈于会后详予告知”。[138]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核心成员虽没有积极出席中国社会教育社年会，但依然被社教社视为倚重力量。

图1-7 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一次集会合影（1933）[139]

实际上，掌握社教社主要话语权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也在利用各种机会，加强与乡村建设主干力量的联系，这种努力亦得到以梁漱溟、杨开道、晏阳初、瞿菊农等人的认可，不仅参加在山东、定县举行的第一、第二届乡村工作讨论会，还在无锡举办第三届乡村工作讨论会。1934年1月，中国教育学会假首都国立中央大学举行年会，讨论国内教育问题，本社理事陈礼江、庄泽宣、彭百川、陈剑修等人均出席会议，常务理事赵冕“爰特抽睱晋京，一方面参加该会讨论，同时于便中与各理事面商本社事务”[140]。1935年10月10日，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举行第三届乡村工作讨论会，代表19省市的160多名代表出席会议，高践四、晏阳初、章元善、许仕廉、陈筑山组成大会主席团，分组会议由俞庆棠、庄泽宣、梁漱溟、陈筑山、许仕廉分别主持。会议讨论问题70余件，并推定瞿菊农、杨开道为下届值年。[141]此次在无锡召开的第三届乡村建设工作讨论会，江苏省立教育学院高践四、俞庆棠等人进入乡村讨论会的会议召集层面，一定程度上说明该院工作被晏阳初、梁漱溟等乡村建设基干所认可，为社教社工作开展赢得更多社会层面的支持。

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干事长陶行知，作为社教社的社员，曾被第一届理事会列为候补理事。陶行知作为俞庆棠的哥大校友，平教会因内部原因全体撤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后，俞庆棠求助陶行知，在陶行知斡旋下，其得力干将、晓庄师范的同事赵叔愚前来协助俞庆棠建设民众教育院，并担任首任院长，尽管赵叔愚“出师未捷身先死”，“在秋季开学前逝世，但他所带来的一部分晓庄师范精神和办法却渗入民众教育院的‘血液’内去了”。[142]陶行知作为社教社社员，虽甚少参与社教社活动，但他提倡的“小先生制”“老少通”识字课本却对学校式社会教育影响很大，他还专门为“洛阳实验区筹备专号”题写封面（图1-8所示），以示对社教社事业的关注。《社友通讯》4卷10、11期合刊“社员消息”栏目对陶行知作介绍时，将其定位为“陶君致力于社会教育与乡村教育，蜚声内外。近因赴欧出席世界新教育会第七届年会之便，顺道在西粤考察政治、建设、教育事宜。……五月一日本社广东分社，假欧美同学会举行欢迎会，并邀请本省教育界参加，讨论乡村社会教育运动各项问题”[143]。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核心人物黄炎培、江问渔作为社教社的候补理事，黄氏担任社教社社址筹款分区主任，在多种场合提倡生计教育、职业补习教育；江问渔更是多次被江苏省立教育学院邀请为学生做讲座、开设《职业补习教育》课程，出席理事会第12次会议，并被理事会公推为第四届年会中心问题委员会成员，与梁漱溟、孟宪承、高践四、陈剑修、俞庆棠、崔载阳一起，审查讨论年会中心问题。[144]1936年1月，理事会第14次会议，江问渔被社员选举为候补理事，与刘季洪、王公度、崔载阳、马宗荣均为三年期，江问渔当选票数排在五人之首。[145]1936年10月25日，第十六次理事会议召开，江问渔与马宗荣、陈剑修、赵冕、庄泽宣、孟宪承等组成第五届年会中心问题委员会。[146]由此可见，江问渔与社教社的关系颇深。

图1-8 陶行知为《社友通讯》题写专号封面（1934）[147]

考察社教社留下的文献资料可知，社教社在推行各类事务过程中，与平日素有交往的国内学术团体、教育行政部门进行协商是常态。笔者专门统计了1932—1937年之间社教社的收发文件，由此可窥社教社与其他学术团体、组织或机构之间的互动情况与频率变化。如表1-16所示。

表1-16 社教社收发文件一览表（1932—1937）[148]

表1-16中，从能找到完整数据的1933年、1934年、1935年来看，三年的收文总量明显变化不大，但就收文单项来看，1933年的公函比较频繁，1934年后，公函来文量逐年下降，但发函数量却与日剧增，特别是1934年发文量达到了4040件，1935年的发文中公函量为233件，这表明社教社不断加强与会外的组织机构的交流、联络，换句话讲，社教社以更积极的态度向全国各地辐射影响力。这些统计数据与其他文字资料参照分析，如与政府、教育行政机关联合建立实验区、设立分社等事业一样，都彰显了社教社以江浙为中心，积极提高其全国影响力，社教社不单单以收发文件传达自己的观点，还主动联络各方学术团体、政府机关寻求助力，以便为社会教育发展寻找更好、更多的渠道和助力。

表1-17 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历任司长、各科科长一览表（1928—1949）[149]

续表

从表1-17可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先后共有11任社会教育司司长，社教社存续期间有9位，其中5位为社教社成员，抗战全面爆发前的三任司长李蒸、张炯、陈礼江均为社教社理事会成员、核心成员，其间的第一科、第二科科长钟灵秀、彭百川、徐逸樵、相菊潭均为社教社社员（彭百川、相菊潭还担任候补理事），司长室科长顾良杰亦是社教社热心社员。由此可见社教社与主管社教事业的最高行政机关联络的密切程度，他们积极参与社教社年会、积极递交提案，并负责民众学校课程标准的制定，后文会专门论及，此处不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