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员发展与管理
按照《中国社会教育社社章》规定，社员根据相应标准及义务分为三类。1.个人社员：申请者须具有研究社会教育或服务于社会教育机关的身份，经由两名社员介绍并经理事会审查通过。2.团体社员：与社会教育有关且不以营利为目的机关团体，经理事会审查通过。3.名誉社员：须是在社会教育研究、推行方面有特殊贡献或给予该社特别助力者，由理事会提议经大会通过。前两种社员须缴纳数量不一的会费。显而易见，该社的入社条件相当宽松，这和其追求全国社会教育界大团结的目的直接相关，翻看历届社员名单，乡村建设派的梁漱溟、生活教育派的陶行知、民生教育派的邰爽秋、儿童教育派的陈鹤琴，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江问渔等，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钟鲁、浙江省教育厅厅长陈布雷等，都赫然在列，蔡元培、吴稚晖被理事会第五次会议提名推举为该社荣誉社员。[61]而且，每届年会亦有中央党部及教育部代表应邀出席，理事会还会专门邀请年会举办所在地的政府官员、教育厅长官参加。像社教社这种“集合着努力中国教育的许多同志，来谋社会教育推进”的学术团体，“在国内此时许多教育集会中，恐怕也不常见到”。[62]总干事俞庆棠直言不讳：“我们大部分的社友是各省内地乡村民教实际工作的人员，也有领导我们的先进、研究理论的专家和热心提倡的行政长官”[63]，对其社员来源复杂认识清楚。
为了扩大社教社影响，征求社员成为必需。社教社通过各种办法征求新社员。出席代表提名、在《社友通讯》《教育与民众》等刊物做广告等，都是较为通行的办法。在1931年12月的成立大会上，通过确定社员案决议：“（1）凡最初发起人及最初发起人邀请列名发起而表示赞同者，均为本社社员；（2）经本会出席者一人之提名、三人之复议过半数之通过者，亦得为本社社员，是项社员由提名者负责代为加入；（3）其它社员征求事宜由正式理事会办理之。”[64]社教社用出席代表提名的方式得到了第一批社员。
表1-7 社教社成立大会通过社员一览表（1931）[65]
续表
1932年8月26日，社教社第三次理事会就“本社应确定征求社员具体方针案”，会议决议规定征求社员办法，规定每省由社员一人至四人负责征求，分配如下：（1）浙江：胡斗文、赵季俞、马祖武。（2）河北：尹全智、李云亭、姚石庵、傅葆琛。（3）福建：钟道赞、张永荣、程时煃。（4）安徽：周德之、洪范五、王德玺。（5）江西：彭百川、陈剑修、王欲为。（6）广东广西：雷宾南、黄裳、徐锡龄。[66]1933年5月，《社友通讯》专门刊登美籍教授Arthur L.Carson（齐鲁大学任教，中文名为“贾尔信”）加入社教社的消息：称他“平日专攻教育学术，对于民众教育尤为注意，曾将高践四先生所著之《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民众教育》一文，摘译为英文，披露于美国成人教育协会出版之《成人教育季刊》中。氏与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馆长董渭川先生，亦时相过从，讨论民教问题。此次本社举行第四次理事会时，已由高践四、董渭川二先生介绍加入本社为个人社员。本社现有社员虽达六百余人，惟缺外国籍者，贾氏却为第一声。众料贾氏此次加入本社，对本社前途，定有莫大贡献云”[67]。看得出来，事务所干事是怀着欣赏的心情，写下这段文字的。
图1-2 社教社征求新社员广告（1932）[68]
1934年1月，理事会事务所再次在《社友通讯》上刊登告示，征求新社员，强调“本社以研究社会教育学术、促进社会教育事业为宗旨，自民国二十年成立，于今已有二载有余，除执行种种工作外，并积极进行各项研究事业，统筹全局的社会教育杂志，行将编印；洛阳实验区亦已定于三月一日正式开始办公。至于筹建本社社所，举行农村经济调查，成立社会教育图书室等，均已列入本年度计划。惟念我国社会秩序，日赴破坏，社会教育，需要愈切，非我全国社教同志一致动员，恐不足挽狂澜于既倒。爰本本社社章之规定，积极征求同志。凡我社员，均祈按照本社社章规定，暨第六次理事会议关于征求新社员之决议，尽量介绍”[69]。如此征集社员，就决定了社教社社员构成复杂，突出该社“联络”定位。该社曾于1935年、1937年先后出版《中国社会教育社社员一览》，对个人社员性别、籍贯以及现任职务进行详细登记，数量最多的是来自社会教育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民教馆馆长、民众学校教师）。总干事俞庆棠曾指出：“我们大部分的社友是各省内地乡村民教实际工作的人员，也有领导我们的先进、研究理论的专家和热心提倡的行政长官。”[70]社教社繁盛时有1800余名社员[71]，虽有一些社员从不出席年会，但对于社教社交付的事情，态度积极，以南开大学张伯苓为例，其书信档案中记载着数次与社教社的往来：
敬复者：接奉来函并社章草案等，均经领悉。诸公对研究社会教育学术，促进社会教育事业备极热心，钦佩无拟。嘱列贱名于发起，极所欣愿。敬当从命。惟参加会议一节，恐因冗未克前往也。此致 中国社会教育社临时筹备委员会（1931.12.4）
径启复者：来函悉奉。徐秩民等三十余人苓已逐名审核完毕，均承认其加入本社作为新社员。此复 中国社会教育社理事会（1933.6.2）[72]
从档案资料可以看出，面对中国社教社临时筹备委员会的邀约，张伯苓虽以“恐因冗未克前往”为由婉转谢绝出席会议，却欣然答应列名于发起人之一。1933年6月，更应社教社理事会要求，对湖南省立农民教育馆职员徐秩民等30余人审查资格，履行理事职责，为社教社扩大队伍作出努力。从这些细节看，张伯苓虽未直接出席年会，但对社教社的态度积极。再如名誉社员蔡元培，或因“足疾”、或因“未克抽身”，婉转推辞社教社第二届、第四届的年会学术讲演邀请，但发来贺函[73]，为即将召开第四届年会送上美好祝愿。实际上，社教社之所以将这些社会名流列入社员队伍，更多的是想借其社会声望，为社教社壮大声势。
从程序上看，不管是由提名还是两名社员推荐入社的社员，都需要填写入社志愿书。从《社友通讯》上刊登的相关通知看，一些社员并没有严格履行手续，事务所为了汇编《社员一览》一书，不得不刊登告示，请相关人等补填入社志愿书。如图1-3所示：
图1-3 社教社催填入社志愿通知（1932）[74]
从图1-3显示的名单看，被通知的名单里不仅有普通社员，一些知名社会人士，如南京图书馆馆长柳贻徵、中华儿童教育社创办人陈鹤琴、教育部司长顾树森等人，甚至社教社的不少理事也赫然在列，如梁漱溟、张伯苓、张一麐、陈剑修、黄炎培、刘湛恩、郑晓沧、孙枋、相菊潭、冷御秋、董渭川等人。在《社友通讯》4、5期合刊上，理事会事务所刊登“特别启示”，称：“查本社入社志愿书或履历表，尚有少数社员未曾递交，兹因社员一览急待付印，未填交各同志，请速于日内填就寄下，俾利进行，实为感荷！”[75]从图1-3注“如前次寄上之空白入社愿书已失落函索即寄”看，催填入社意愿书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表1-8 社教社团体社员一览表（1937）[76]
从表1-8看，该社最繁盛时有37家团体社员，团体社员中除3位常务理事的来源单位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外，各级民众教育馆（以省立为主）是出现次数最多的团体社员，地域涵盖了山东、北平、江苏（包括徐州、南京、南通和镇江4所省立民众教育馆）、河北、河南、南京、浙江、湖北、福建、云南10省市；教育行政部门如上海教育局，江西、河北、福建与云南4省教育厅；此外，图书馆、民众实验学校、师范学校、特种教育处、民众教育处等团体会员单位，均与社会教育事业有密切关系。相对个人社员，团体社员不仅给予更多的经费支持，更是一种态度上认可的外在表现。与社教社1935年出版的《社员一览》团体社员比对，发现有30个团体社员重合，部分团体社员如力民社（无锡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河北省立实验城市民众教育馆（馆长张鹤浦）、河南省立中山图书馆、徐州沛县第三民众教育区青墩寺农民教育馆、首都实验民众教育馆（馆长徐朗秋）、福建省立民众教育馆（馆长谢大祉）、福建铜山县立民众教育馆（馆长葛孝庆）7家团体社员，在1937年的名单上已杳如黄鹤，无迹可寻。追溯原因，应与该团体社员单位的长官去留有直接关系，如1935年首都实验民众教育馆馆长徐朗秋（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毕业生），1936年年底改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科员[77]，次年社教社团体会员中便没有了该馆的踪影，至于是否有更深层面的纠葛，留待日后继续深入探索。
社会教育作为南京国民政府“行政力”推动的社会事业，其事业发展带有国民党统治有效区域的“天然印迹”。特别在30年代初期，国民政府的统治核心区域在江浙、山东、河南等区域，这些区域的社会教育亦发展较为迅速。而社教社作为江浙为首的教育界人士发起的民间学术团体，其成立初期社员籍贯分布呈完全同步状态。下表为社教社事务所1932年8月1日的统计数据。
表1-9 社教社社员籍贯分布统计表（1932）[78]
从表1-9可见，江苏省以个人社员244名占据首位，约占总社员数的42%。相对来讲，此时云南、贵州、四川、陕西等国民政府统治边缘地带，全省范围内各仅有2名社员，远远谈不上社教社在该区域有多大影响。当然，这只是社教社成立初期的社员分布，随着国民政府实际控制地域的扩展，社教社影响的逐渐拓展，年会召开地点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扩展到珠江流域，社员籍贯分布亦逐渐拓展开来。
对于社员管理，社章中第5条规定：“凡普通社员无故不缴纳社费在一年以上者，或以足以损坏本社名誉之行为，由社员三人以上指证，经理事会查明属实者，均得由理事会取消其社员资格”，理事会会议有数次涉及这个议题。如1934年10月28日，理事会第10次会议，有理事提出“本社社员有自入社以来从未缴纳社费或与本社发生关系者，应如何办理案”，经过与会理事讨论，决议如下：“凡入社一年以上，从未缴纳社费，亦未与本社发生任何关系者（如参加会议及与本社通信投稿赠书等），应由事务所连其他欠缴社费社员，再催一次，如于本年内仍不缴纳，遵照社章第五条之推动取消其社员资格，被取消社员资格者，只须停寄一切印刷品选举票等，毋庸专函通知”[79]。从管理上看，因为征集同志不易，社教社更多的是要唤起注重社会教育的舆论风气，对取消社员资格甚为谨慎。
综之，通过广泛吸纳各类社员，社教社获得了学术联络的基础，并通过社员们周围的社会网络获取了年会经费来源，扩大了社教社的社会影响，团聚了更多的社教理论和实践者，拓展了社会教育发展的力量与范围，逐渐成长为民国时期中国学术团体中较有影响力的一支力量。社教社的成立发展，逐渐将全国范围内社会教育界联络起来，社员们也找到一个对话平台、一个展示教育理想和抱负的公共领域，相互切磋，丰富并充实自身的理论并进而辉映到实践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