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本书以研究元代文献为宗旨，是笔者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对一些具有重要价值却未曾受到应有关注的元代文献进行的系列研究，十余年积攒下来，亦不过三十万字，今蒙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资助出版，感慨非一言可尽，要之甘苦自尝，无愧于心足矣。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族建立的统一王朝，有其特殊的历史地位。毋庸讳言，元代社会落后腐朽，民族等级制度森严。但其政治统治疏阔，文化宗教政策兼容并包，多民族相互融合，对外交流广泛，所有这一切，使得元代文化非常繁荣，文学、史学等诸多领域都有很高成就，著述丰富，作者辈出，传世文献尚有二千多种。近年来，元代文献的整理有很大的发展，《全元文》早已面世，《全元诗》即将出版，元代别集和其他文献亦陆续整理行世。与之相应，元代文献的研究也日渐受到重视。以往对元代文献的研究，多附属于学者或学术思想的研究，即以人物或学术的代表性著作为中心，由此涉及相关文献，文献的研究实处于从属的地位。这种治学取径虽有其合理性，却不足以反映元代文献的丰富多彩。立足于文献本身的研究，尚有待于发展。

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笔者长期从事元代文献整理，翻阅了较多的元人著述，校点了十多部元代别集。文献整理推进了对这些作者生平交游、思想学术的探讨，文献的编撰刊刻、版本流传、学术内涵、文献价值也更为清晰。本书的主旨，即是立足于对元代文献本身的检讨，并由文献关注的焦点及与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层关联，展开对元代学术文化的进一步探索，期望能为元代文献研究注入一些新内容。

本书的元代文献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

第一，元代文献与理学北传。

金元之际的理学北传，是学术史上的重要问题。它意味着理学从江南半壁向北方广大地区的传布，从而影响到元代儒学思潮的演进，延祐科举程式的转变，甚至明初统治思想的确立。赵复是理学北传的关键人物，他有理学著述四种，遗稿、文集在元代亦有流传。但是他的著述散佚无存，有幸传世的散篇诗文，淹没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之中，难以寻检。至于他的生平，除《元史》本传之外，其余资料亦散存于文集、笔记、史著、碑志之中，勾稽不易。以往的研究，受限于著述资料的散失，不仅推断赵复生卒年代有误，对其传布理学的活动亦语焉不详。至于理学北传的影响，清代以来的学者，多论及许衡对元朝廷与国子学的熏染，刘因传学于民间的作用。然而许衡、刘因都是由阅读赵复北传的理学著作逐渐接受程朱思想，未能向赵复直接问学，文集中亦较少对理学问题的直接讨论。由于缺乏对代表性学者理学著述的个案分析，因而难以透视北方儒士对理学的接受与理解。

本书主要从两方面突破前人的研究：其一，全面考察赵复遗著与相关文献，推进理学北传的研究；其二，以郝经《陵川文集》和《续后汉书》为例，展示理学流布对北方学者文集和史著的重要影响。第一章《赵复遗著与理学北传》，通过广泛辑录赵复传世诗文，搜寻现存赵复的全部记载，全面把握相关文献，从而较为合理地推定他的生卒和存世时间，详细追寻其主教燕京太极书院及南游讲学等活动，准确分析他的交游和对蒙古政权态度，了解其北传理学的广泛影响。如赵复北传理学的活动，以往所知只是他主教燕京太极书院，笔者据赵复遗诗，当时学者郝经、杨弘道诗文，首次细致讨论了赵复南游的情况，提出其载书南游讲学，推动了理学在黄河流域的广泛传播。赵复的交游，以往所知只是他与元好问的交往，笔者则据赵复诗文，首次展示他与杨奂的交往，对比他与元、杨交游不同的思想基础，进一步证实赵复仅以传学为己任、不与蒙古政权合作的南宋遗民心态。笔者还据郝经论道学书、论性书，追溯了这位年轻学者由否定质疑南宋道学，到接受赞扬理学的思想转变，直接有力地证明了赵复传授理学对当时北方儒士的重要影响。一位元史专家感叹，由于收集资料“竭泽而渔”，研究的结论自然更具合理性。

郝经是金末元初北方的著名学者，他既濡染郝氏家学朴素的经学传统，又受赵复北传理学的思想影响。赵复南游讲学寓居保定时，他以东道主的身份向赵复直接问学，并有多篇诗文与赵复唱和、赠别。郝经追求“有用之学”，摒弃民族畛域，积极参与蒙古政权，希求在政治上施展抱负。蒙哥汗战死，他力劝忽必烈与宋和解，北上与阿里不哥争夺天下。元世祖即位，郝经受元朝委派以国信大使赴南宋议和，不幸被宋权相贾似道拘留于仪真十六年，直至元军大举伐宋，才得以返回燕京。羁禁期间，郝经潜心学术，留下各类著述十二种数百卷，传世者仅有《陵川文集》和《续后汉书》两部。《陵川文集》是郝经一生的诗文结集，前人的研究，多偏重于郝经的政论和诗文成就，对其理学著述则关注不足。实际上，《陵川文集》包含着数量颇多的理学篇章，既有直接向赵复、王粹论性论学的书信，也有记述理学北传与影响的序文碑记，尤其是讨论理学基本范畴和图式的论说图赞。这些自成系统的理学论述，在元初北方学者的文集中非常少见。即便是对忽必烈确立汉制和元代儒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许衡、刘因两位大儒，其传世著作《鲁斋遗书》和《静修先生文集》中，类似对理学问题的直接讨论也不多见。本书第二章归纳《陵川文集》的理学文献，既由郝氏家学特点，剖析北方儒学的朴素传统；又以他对理学态度的转变，阐述赵复传布理学对北方学者的转折性影响；更透过道、气、命、性、心、情等理学基本范畴的细致辨析，说明郝经理学体系的内涵、特点和缺陷，反映了北方理学的过渡形态，以及当时南北学术的差异与相互渗透融合的实际进程。

《续后汉书》是郝经的另一部重要文献。尽管该书在流传过程中曾经散佚，未能完整传世，但是经过四库馆臣的辑录整理，不仅恢复了全书的基本构架，而且保存下绝大部分郝经的序文议赞和大部分史文记载。《续后汉书》是在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理学思想影响下改编的纪传体三国史，主旨在“更正统纪”，以蜀汉为正统。然而，朱熹《纲目》为编年体史纲，意在通过设定义例以褒贬历史。如何在纪传体史书中体现其宗旨，则需要合宜的体裁构架，重新编排史料，并赋予作者独特的序文议赞和史学思想。第三章《郝经与〈续后汉书〉》，通过编纂宗旨与体裁结构的对应考察，阐述郝经如何以表、纪、传、录结合的体裁构架，序、文、议、赞分述的记载笔法，史文与自注互补的编纂形式，融三国史事于一书，充分体现朱熹确立蜀汉正统的宗旨，探讨了理学思想对北方学者史著的影响。

第二，元代文献与科举、国子学制度。

策问和对策，是策试的试题与答卷，根据考试的不同类型，在元代分属科举文献和学校文献。传世的元代策问和对策，由于没有专门的文献载体，而是散见于元人别集、总集、科举题名录和地方志中，迄今为止，尚未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既缺乏清理，更无专题研究。实际上，策问关注朝廷时务及与之相关的经史问题，元朝的统治体制、大政方针、制度设施及诸多社会问题，在策问与对策中都有反映，是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尤其是科举程式与国子学制度，作为元朝选拔和储养人才的根本性制度，更与策问的发展和特点有着直接的联系。

笔者首先辑录传世资料，陆续收存元代策问207首，对策32篇，将近15万字。在全面考察该类文献的基础上，采取宏观探讨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研究。第四章《元代策问的发展与特点》，先从考试类别上对现存全部策问、对策进行分类归纳，分析作者的身份、人等，把握该类文献的整体状况。同时，剖析元朝科举制度对于策问发展的重要影响，确定元代策问的发展阶段。笔者重点探讨了元代策问的特点，指出延祐科举程式的等级规定，是元朝特有的四等人制在科举制度中的体现，在策试中则表现为时务策与经史时务策的分立。前者对蒙古人、色目人，后者对汉人、南人，二者在命题范围和答卷要求上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这是元代策问的突出特点，反映当时蒙古人、色目人特殊的社会地位，却与策试发展的历史趋向不尽吻合。笔者透过元代策问、对策中，对时务策、经史时务策分立的诸多质疑，经史与时务关系的大量讨论，审视当时儒家学者的思考与主张，在策试发展的历史趋势中，把握元代策问的主要特点。

第五章《乡试策问与对策》，主要考察元代的科举策问。乡试是元朝科举三级考试的第一级，也是其中惟一的地方考试，由于乡试属于地方选举，各考区自行命题，故乡试策问带有很浓的地方色彩，既要应对不同的地方事务，又需关照本地区的主要考生群体。同时，乡试作为国家抡选人才的初级考试，又应与会试、廷试相接续，要求士子关注朝廷的大政方针、当务之急和学术动向。故而，乡试策问与对策视野开阔，题材丰富，问题尖锐，特色鲜明，能够更全面地反映当时的政治社会、文化学术状况，也更适宜各地儒家学者发挥其远见卓识，是考察元代科举策问的典型资料。因此，笔者选取最富特色也最具价值的乡试策问和对策为范例，辨析元代乡试制度下的策问、对策及作者情况，论证其代表性。又以蒙古、色目考生集中的大都路和南士为主的江浙行省为代表，通过两考区策问、对策的比较分析，具体说明乡试策问的地方特色。再由探讨当朝急务、注重士风经学、咨询制度政事三方面，展示乡试策问与元朝政治文化的密切联系。

元代的学校策问，包括国学策问和地方学校策问两部分，而以国学策问传世最多，也最有系统。国学策问的作者，都是曾任国子监或国子学官员的著名学者，如吴澄、姚登孙、蒲道源、柳贯、黄溍、吴师道等。他们的策问，多借诗文集得以保存和流传，其中又以黄溍《文献集》和吴师道《礼部集》存录的策问数量较多，也自成体系。第六章的研究，就选择至正初年国子博士吴师道的四十道《国学策问》为例，考察元代的学校策问。笔者将《国学策问》置于元代国子学与科举制的历史背景下，说明它作为国子学的策试题，与国学的生员构成、学业设置、考试制度有着紧密联系，但是其命题方式、考试范围、答卷要求，尤其是时务策与经史时务策分立，却与科举策问并无二致。笔者细致剖析各道策问的主题，揭示策问涉猎的诸多领域与丰富内涵，并由变通礼乐制度、厘清科举铨选、辨明古今学术三个专题，深入讨论《国学策问》与元朝政治改革之关系，展示吴师道等当朝儒士经世致用的深刻思想。

第三，元人别集与作者生平学术。

文献的内涵与价值，往往取决于作者的阅历和思想。因而，著述与作者的关系，也是文献研究的重要途径。本书对《礼部集》《云林集》《玩斋集》《南湖集》《夷白斋稿》等元人别集的研究，就是沿袭知人论世的古代传统，以探寻作者生平学术的路径展开。

金华在宋元称婺州，学术传统源远流长。南宋吕祖谦开启东莱婺学，注重史学与文献之传；而朱熹高弟黄榦下传的北山朱学，则成为宋元之际朱熹理学的重要流派。吴师道是元代婺州的重要学者，至治元年进士，官至国子博士。他历仕地方州县近二十年，在任敢于作为，卓有政绩，对当时的社会与政治，有着深入的观察和思考。他用书信向许谦问学，成为白云学侣，以道义交约三十年，共同商榷经学，探讨义理，唱和诗文，受到金华朱学的深刻影响。第七章《金华学术与〈吴礼部集〉》，即从吴师道与金华学术的关系着手，重点剖析他为表彰传播北山朱学和重视史学与乡邦文献两方面对金华学术传统的继承。一方面，他请求设立北山书院和金履祥祠堂，表彰尊崇北山学者；申请刊刻何基《近思录发挥》、许谦《读四书丛说》《诗集传名物钞》等著述，请求在国学传习许谦等标点的《四书章句集注》等经典，促进金华朱学的广泛传播；他还撰写长文《节录何王二先生行实寄史局诸公》，呈送史局，总结何基、王柏的生平学术，成为《宋史·道学传》和《宋元学案》中二人传记、学案的蓝本，具有重要的学术史价值。另一方面，吴师道作《战国策校注》，补正鲍彪的注释，成为最精审的《战国策》注本；辑录整理乡贤文献为《敬乡录》，于乡邦文献留存与史事考订均有裨益。吴师道的经学著述未能传世，仅存《吴礼部文集》20卷，汇集一生的诗文创作，是其学术思想、人生交际和文学成就的真实总结。笔者亦由编纂刊刻、版本流传等文献学考察，说明《礼部集》的重要价值，肯定吴师道在元代学术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第八章探讨的宣城贡氏家族，是元朝的仕宦之家，鼎盛时一门五世，青紫相映，乡里荣之。贡氏又代有学人，元代有诗文集传世者，就有贡奎、贡师泰、贡性之三位学者。贡奎是家族中供职元中央朝廷并有诗集传世的第一人。大德、天历间，历任齐山书院山长、太常奉礼郎、翰林应奉、江西儒学提举、翰林待制，官至集贤直学士，以文学侍从元朝。他通晓礼学，多次担任礼官，对元朝的礼制建设有所助益。不过他的主要成就还是诗文创作，一生著述颇丰，有诗文集七部，一百二十卷。贡奎次子师泰尤为杰出。他扬历中外，官至户部尚书，是元世祖之后首位出任中书省和御史台官员的南士，所至政绩卓著。他很早即以文学知名，著作繁富，生前就有多部诗文集流传，在家族成员中职任最高、影响最大，遗存著作也较多。师泰族侄贡性之，在元末北游京师、上都，以国子生除主簿、县尉，后补福建行省理官，入明隐居不仕，以遗民自处。性之工于诗歌，多抒发其遗民情结，成为与诗画家王冕齐名的著名诗人。由于元末战乱和长期流散，贡氏家族的诗文集残佚严重，仅存贡奎《云林诗集》、师泰《玩斋集》、性之《南湖集》三部，却仍是了解贡氏家族在元代的发展、作者的生平思想以及他们所处时代与社会的珍贵文献。笔者追寻三位学者的生平仕历与处世态度，更重视以诗文名家的家族传统，阐发其诗文集的成就与价值。

陈基是元末著名诗文家，他曾三上京师，力求在仕途上有所遇合。然而，方经荐任经筵检讨，即因为人草拟谏章，力陈顺帝并立皇后之失而几遭不测，不得不弃职避祸，隐居教授于平江路。元末战乱，张士诚占据平江为都，陈基不得已出仕张氏政权。尽管他以文章受知，超迁内史、学士院学士，凡文书、碑铭、传记多出其手，却因谏止张士诚称王而险遭杀害。朱元璋平吴，张士诚部下官员、家属二十余万被执送建康，陈基即在其中。洪武三年（1370），他忧病辞世，仅有诗文集《夷白斋稿》传世。陈基一生仕途坎坷，经历曲折，却能坚持诗文创作，并在元末战乱中，努力推动当政表彰民族英雄岳飞，修复杭州西湖书院经史书板，明初又参与《元史》修纂，为传统文化的延续与古代典籍的保存尽力。陈基以诗文著名，在元末享有文誉，且文集中保存了部分张士诚政权的文书资料和相关记载，在文学和史学上都有价值。不过，陈基集编于作者生前，收录诗文极不完备。第九章的研究仍始于整理《夷白斋稿》，在前人收罗的基础上，又辑补集外诗文170多首，更加完整地反映了作者的思想风貌。借助文集的丰富资料，及与其他文献相印证，笔者着重考察陈基的生平、处世与思想，剖析他对元朝、张士诚、朱元璋政权的不同态度，细致生动地呈现出元明之际身处多个政权之间的东南士人的艰难处境和人生抉择，也充分肯定陈基的文学成就和《夷白斋稿》的文献价值。

除对元代文献的研究之外，本书还关注元代文献的整理。2004年出版的《全元文》六十册，是古代文献整理的一项重要成果。《全元文》是有元一代全部汉文文章的结集，力求完整反映元代文章之全貌，为文献的保存和流传提供便利。《全元文》的资料来源有二：一是采自元人别集；二是从各种文章总集、类书、地方志、碑刻集等典籍中辑录的散篇。其中元人别集无疑是元代文章最主要最基本的载体，因此，《全元文》的编纂，首先意味着对元人别集的全面清理和总结。通过对文集作者的鉴别、代表性文集的选择、文集版本的确定三个互相衔接的工作环节，《全元文》共收录元代文集作者182人，文集203部，集内文章近25000篇，成为这部元代文章总集的主要内容。第十章《元人文集的整理与总结》，对《全元文》收录元代学者和别集的情况进行了整体归纳，通过分析跨朝代作者、僧道作者、家族合集与别集附录中的元代作者、稀见文集作者、高丽作者等五种类型，说明《全元文》鉴别元代文集作者的若干特点。又借择取全本文集、综合多部文集、收存辑补文集三方面，考察《全元文》收录元代作者文集的基本原则。最后分类说明《全元文》对于始刊本与早期刻本、影印元明善本、抄本、精校本等各种元人文集版本的利用。尤其是对《全元文》选录较多的《四库全书》本，更分五种情况，细致分析使用的合理性，也客观说明工作中的困难与失误。这是笔者在全程参与《全元文》编纂之后，对这项大型断代文献整理工作的反思和尝试性总结。

本书曾有部分章节陆续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专刊、《历史文献研究》等期刊或会议论文集，这次出版时多有增补修改。全书最后还附录了若干表格，或总结学者遗著，或说明研究对象，或提示版本分卷，以与有关章节的论述相印证。至于《〈全元文〉收录元人文集表》，则展示该书收存182位作者的203部文集及其版本情况，以便利读者，开卷朗然。

立足于文献整理基础上的研究，是本书的特点。这些文献又分两种情况：一是以成书形式传世的元代文献，如《陵川集》《礼部集》等及《全元文》收录的众多元人别集；也包括曾经散佚，但经前人辑录整理，又以成书形式重新流传的著述，如《续后汉书》。对于这类文献，笔者大多是由文献的整理、思考，逐步熟悉作者的生平学术，了解文献的编刊流传，进而讨论其学术内涵与文献价值，水到渠成地形成研究。二是以散篇形式流传的元代文献。如赵复遗作与相关文献，元代策问与对策等。这些文献，由于缺乏辑录整理，没有专门的文献载体，以往难以得到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却有关乎文献史或学术史的重要问题，具有珍贵的价值。对此类文献，笔者是通过检索辑录，先整理成专门文献，在总体把握该类文献的基础上，再从事重点研究。

从学术史和文献学的视角解读元代文献，也是本书的特点。如文献与理学北传，本身就是学术史的重点问题。笔者主要是汇集前人难以寻觅的赵复文献，利用学者关注不足的郝经文集和史著，追寻当时文献的真实记录，推动研究的合理深入。本书对科举、学校文献的讨论，关涉到元朝科举程式的特点、学校制度的演变，也是学术史研究重视的传统命题。笔者通过发掘策问和对策这些前人未曾利用的文献，开辟新的视域，以推进传统问题的研究。同时，由于本书的研究多根基于文献整理，必然要首先考察编刻辑补、版本源流等文献的基本情况。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又有助于了解作者生平和文献价值。如追索贡师泰诗文在元代的编集情况，就有益于理解他在人生不同阶段的处世心态。至于对《全元文》收录元代学者和文集情况的归纳总结，也是期望为古代文献的编纂整理提供经验与借鉴。

元代文化繁盛，著述丰富，传世文献亦有二千多种。本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别集类文献，且多限于亲自整理或熟悉的著述，不过是冰山之一角，实未有反映元代文献全貌的能力和奢求。同时，研究始于文献，也多囿于文献，辨析议论的成分相对薄弱，研究的视角亦不够宽阔。这是笔者的学力和工作所限，也是笔者的遗憾。然而，紧紧植根于文献的研究路数，始终是笔者的兴趣所在。若能有一愚之得，仍得力于文献整理。这也多少为今后的探索增添一点信心，以期将来能逐步进入元代文献更深层面的探讨。至于书中的问题与失误，衷心期待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非常感谢国家社科基金给予本书的肯定与资助，更感谢各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不仅为全书的修改和完善提出了重要的建议，也为笔者今后的研究指出了很好的方向。非常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刘东明、刘松弢二位先生，既督促、帮助申报项目资助，又为编辑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是他们的共同努力，使本书得以面世，谨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邱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