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当代中国影视批评的文化审思

正像有“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说法，任何影视批评也当然可以说是当代的批评。只是进一步要考虑的应是，这“当代”，是局限其中的当代，还是宏观认知的当代？这“批评”，是真正的“与时俱进”，还是实际的“与世浮沉”？历史与电影，真就如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吗？

一位当代中国颇享盛名的小说家，20世纪80年代初，被出版社邀请出其作品集时，汗颜大窘：翻检数十年呕心沥血之作，才发觉以当下的社会文化眼光再作审视，大多已是明日黄花，因时过境迁而“不敢见江东父老”了。盖因时势推移，那些在不同时期应时顺势的篇章，其文化内涵与品格，已与当下的社会文化大相抵牾，不是“落后”便是“反动”了。比如对20世纪50年代“合作化”的政治图解，比如对“右派”的批判，比如对“大跃进”的热烈歌赞，比如对“阶级斗争”的因循……就中国当代文化演变而言，这绝非偶然现象。

中国电影（电视）批评的百年过程中，亦不无随时的好评、即时的批判、不时的争论与长时的宣讲。就其特定的文化氛围与背景而言，自然都有着各自充分的时代依凭与社会基础，但整体而言，却总给人一种“文化无根”的漂泊感、一种“与世浮沉”的喧噪感、一种缺乏时世审视与历史认知的“小儿女啼笑”感、一种商店橱窗式的“即时性标签”感。当然，出现或存在的，就自有一定的意义与价值——这，是认识事物的一个视角与层面。而同时，对这意义与价值应作怎样的文化认知与历史审视，则是不可缺失的另一视角与层面。因此，只有跳出三界外，再入五行中，才会有对中国影视更具人文根基与时代前瞻的文化批评，也才能使我们的批评对中国影视的进展有根本的助益。

西方批评方法的引进确实给中国当代，尤其是近20年来的电影批评带来活跃的气氛，尽管其中不无造作、食而不化、生硬稚拙乃至张狂作秀的成长过程中难免的病态与弱症。批评理论近年来也颇有建树，其系统的庞大、其学理的精粹、其流派的众多、其观念的更新，也当然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尽管其间不无因玄奥致极而超离批评对象实体的“纯理论”的演绎与把玩之误。

这里不想也无力综述种种，在此，止于对百年来的中国电影（电视）批评，从社会文化学层面，作粗略的扫描与简短的评说。

狭义的影视文化批评，无非两种品格：在本体评介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层面的褒扬或批判。百年来中国电影（电视）批评的文化状态，究竟如何？总体而言，多为限于即时的社会文化框架内的批评，而少超越其上的历史眼光的审视。虽然其间不乏客观上顺应时势、推进历史的积极文字，但也往往造成批评的文化偏颇乃至悖反——在“与时俱进”的名义下，实际是“与世浮沉”、“随风俯仰”乃至历史趋向上的“倒行逆施”。

1.褒扬品格的批评

我们极为赞赏与肯定的影片中，有些确是体现了与历史文化趋势相应的优秀作品。如在20世纪50年代初宣扬英雄主义的影片，如20世纪60年代前期的一些表现乐观主义、肯定健康人性人情的作品。对这些影片的赞许性评论，由于它们或者体现了当时社会与国家历史进程的需要，或者体现了被抑制的正常人性的重新张扬，或者符合着民族与大众总体的健康精神，因此，这些评论便既符合“当时”的文化要求，也同时契合着“历史”的文化趋势。

但更多的赞赏、赞扬性的影片评论，却只属于特定时代的小语境之内的评价，乃至是处于庐山雾里的懵懂喝彩，或者是陷于“时尘”内、“三界”中的把玩与自珍。如对表现抗日战争、国共关系、解放战争、“合作化”运动、反“右派”、“大跃进”、“四清”运动、“**”……以及当代社会各方面生活的种种影片，都不无此类。

“**”时期的影片评论，自然是最鲜明的例证。如对《创业》、《春苗》、《决裂》等红极一时的影片的全方位称赞，确实具有当时被社会各方面认可的“言之凿凿”的理由，也真切地体现了那个特定时期社会文化的观念与氛围，因而具有当然的“合理合法性”。但是，在时过境迁的今天，再审视这些“经典评论”，其文化的荒谬性与历史的反动性，还用质疑吗？

在展示当前社会生活的一些影视作品中，也不同程度有着即时的合理与历时的反动相杂糅的文化现象——

比如电影《被告山杠爷》在1994年一出，便大获殊荣：各种奖项扑拥而来。但究其内里，在纵向上表面承认法制社会必然到来的同时，却在横向的“现在即时”内，以更“感人肺腑、动人情愫”的艺术力度，渲染着对封建领主式政治人物“山杠爷”的赞美、同情与留恋，传达着“只要一心为民就可以为所欲为”、“因为当前民众尚存愚昧，所以还不能离开强悍家长严厉管制”的“人治”精神。这，到底有助于社会进步，还是已经阻碍了历史的进展？从近年种种已被处理以及尚未揭发的这类“爷”们的大批乃至普泛化的恶性病变，不已经有了确切的诠释？！

再比如对张艺谋《英雄》的评说：一致赞美它的“以天下大局为重、捐弃个人、地域仇怨”的中华传统精神与文化主脉。但如果我们清醒地站在21世纪初的当代中国历史进程的节点上，静心审视——则《英雄》的文化引领到底应如何裁判，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其他，如电视连续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在宣扬“面对艰难应保持乐观”的同时，潜在其中的“懵懂地安于现状、乐呵呵茫然苟活”的阿Q心态与“小市民心理”，也受到“时尚”的赞美认同。这，都不能不引起正视。

上述所有这些作品以及对这些作品的赞扬性评论，无疑都是当下社会生活、时代文化的真实体现。但是，“真实”就一定“进步”吗？

2.批判品格的批评

同样，我们极力批判的影片，尽管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看似光明正大，理由充分，但一旦跳出那种特定的时代氛围，以现在的文化视野与文化尺度，回顾审视，能不尴尬与汗颜？

对当代中国电影史上几次大的批判运动，人们仍记忆犹新。此风既成，后来电影界内的批判运动，也就自然而然了。如20世纪60年代对《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影片的批判，如“**”中对大批不符合当时政治理念、阶级观点与审美取向的影片的批判，如20世纪70年代对《苦恋》的批判，如20世纪80年代后期“学界精英”以“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等理论为依据、对“第五代”电影“取媚西方、丑化民俗”的充满偏执性民族**的批判，以及“新时期”以来对《蓝风筝》、《霸王别姬》、《活着》、《小武》……的批判与禁映。凡此种种，在“当时”特定的社会时代氛围内，似乎都有各自的道理。但是，它们却都存在两方面的病态：

其一，局限于“即时”的狭窄视域内，缺乏现代健康的文化基因，缺乏跳出庐山之外的宏观审视，因此其批评便难免时代标签的性质。一时甚嚣尘上，过后便烟消云散，乃至不堪回首。

其二，信奉一元的霸权主义文化，以此为基，排斥异己。其结果，因违背了社会健康文化应有的规定性，终究造成整体社会文化的损伤或病变。

百年来中国的电影批评，无论褒扬还是批判，往往处于“即时”的乃至实用的状态，尤其是“即时”的政治制约内应景趋时的基点上。影视界多专家、“玩家”、商人与匠人（其间不乏很好的乃至杰出的人），但较缺少具有宏观视野的文化人。“业内人士”往往沉溺于业内的自得、自珍与自诩，而少业外的文化大视野。评论界较多时髦的精致写手，而少厚重的文化方家。于是，难免一片叫响，跟风如潮；一片冷落，望风而避。其真正的成功与失败的文化根源，极少有探究的。而实际上，表面成功的影片可能已经潜藏着癌症，一时冷落的作品，倒含有将要成功的基因。

一言蔽之，缺乏深厚的文化根基与宏观的历史把握，只陷于“即时”的社会文化潮流中，不能真正地跳出三界外，而仅仅局限于“庐山之中”，是中国影视批评难出经典的根本病灶。

[1] 陈默：《影视文化学》，25页，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

[2] 参见桂青山：《电影创作类型论》，“悲剧”一章，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