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自20世纪以来，英国和美国在国际政治军事领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盟友关系。尽管作为不同的两个独立主权国家，英美两国之间必然会存在国家利益上的分歧，两国关系也因此出现过种种波折，但不可否认的是，英国和美国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不同于任何其他两个主权国家之间关系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的最突出且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两国之间的军事战略同盟关系。

英美军事战略同盟关系，最早表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作为“伙伴国”（Associated Power，亦称“参战国”）加入以英法为主的协约国一方，与以德国和奥匈帝国为主的同盟国一方作战。虽然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伙伴国”与“盟国”（Allied Power）是有区别的，但它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两国特殊同盟关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从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到丘吉尔（Winston L.S.Churchill）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家们都在不断地考虑一个重要问题：在德意日法西斯主义日益猖獗之时，如何有效地遏制和抵抗这些法西斯国家的愈演愈烈的侵略扩张行为？当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开始侵略中国东北，又制造七七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使反法西斯的战争首先在东方打响时，解决这个问题就更加迫切，并由此开始了美英两国谋求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进行军事合作的一系列重要行动，最终结成了牢固的政治军事同盟关系。这种同盟关系，无论在合作的广度还是深度方面，都达到了自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以来两个主权国家之间最密切的合作程度，不仅成为英美“特殊关系”的顶峰，成为战后两国维系其关系“特殊性”的基础，而且在这一同盟关系的形成过程中，两国完成了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转换，自19世纪以来形成的英国主导国际事务的局面，终于为美国主导所取代。

本书将详细探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英美军事同盟关系的形成基础及确立过程，并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载体，特别从军事外交的角度，研究在这一同盟关系的形成过程中两国所完成的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转换，揭示20世纪前半期英美等大国之间的互动状态与20世纪国际格局演变之间的深层关系。

一、本课题研究的意义

我们对这一研究课题的选择，既着眼于它的学术价值，也考虑到它的现实意义。

首先，以1919—1945年英美军事同盟关系的形成与发展进行学术考察，有助于对英国和美国各自的军事战略发展以及两国军事战略同盟关系的互动，有一个更加完整的认识和理解。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短暂和平是依赖凡尔赛—华盛顿体系（Versailles-Washington System）来维持的，但正如英国学者保罗·肯尼迪所言：“1919年以后的国际体系的基础结构毕竟不同于半个世纪以前影响外交的那些基础结构，而且前者要比后者脆弱得多。”[1]这种脆弱性可以理解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只是暂时缓和了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战胜国之间的争夺，没能解决深层次的国际矛盾，它为下一次战争埋下了祸根，是列强上一轮争夺的总结，也是列强下一轮争夺的开始。从很大程度上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酝酿爆发的过程，实质上是德意日不断挑战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而英、法、美力争维护该体系但并不成功的过程。

因此，1919—1945年英国和美国军事战略的变化调整及其军事战略同盟关系的形成发展，是一个从和平走向战争的一脉相承的过程，是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从建立到崩塌所作出的反应，也是雅尔塔体系建立的重要基础。这为以1919—1945年作为一个时间段去研究英美军事战略提供了逻辑上的合理依据，不仅有利于丰富和加强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及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和战争进程的认识，加深对雅尔塔体系的理解，而且能够促进对20世纪国际关系格局演变的认识和理解。

其次，有助于从学术上理清并揭示英美特殊关系形成的历史轨迹。

20世纪前半期英美军事战略同盟关系的形成与发展，是英美“特殊关系”的重要基础和外在表现形式。英国和美国之间关系的“特殊性”，不仅仅表现在两国在种族、语言文化、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千丝万缕的历史渊源，更主要体现在这两个国家为抵抗法西斯的侵略扩张而形成的军事战略同盟关系，这是两国“特殊关系”的最重要的基石。对其加以研究，不仅有着学术上的价值，而且有助于理解当前的英美关系。

为赢得对法西斯国家战争的胜利，甚至早在美国参战之前，英美两国就达成了“先欧后亚”或“德国第一”、“大西洋第一”的共同战略原则，并一直坚持到战争最终取得胜利。为了更好地实施这一战略原则，同时也为了更好地整合协调两国的战争努力，英美于1942年年初建立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Combined Chiefs of Staff）。在战争期间，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一直仅限于英美两国军方之间，并未将这种国际合作机制加以扩大。这种做法，引起了中国、加拿大等其他盟国成员的不满，但也说明了英美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

在英美两国战时合作的过程当中，其政府官员和军方人士建立起了密切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尽管不能说所有的关系都是融洽的。其中，丘吉尔和罗斯福分别作为英美两国战时的政府首脑，仅他们战时的来往电函（包括电报、信件、备忘录和短笺）的数量就超过了1 700份，这还不包括两人多次的首脑会晤、未有文字记录的偶尔的越洋电话、发给第三方（如罗斯福的私人助理哈里·霍普金斯）但明显要让对方过目的电函以及已经遗失、无法找寻到的此类文件。[2]甚至有时丘吉尔和罗斯福一天之内就有多封电报往来。除此之外，像安东尼·艾登、哈罗德·麦克米伦、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乔治·马歇尔等这样的英美战后政府的首脑或高官，他们在战争期间风雨同舟的作战经历对战后英美两国继续维持“特殊关系”发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最后，对英美军事战略同盟关系的形成与发展进行研究，有助于深化对英国这一旧的世界霸主与美国这一新的世界霸主之间角色转换的认识。

自美国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赢得独立之后，英美两国基本处于竞争对立的状态之中。随着19世纪后半期美国逐渐成长为世界经济强国，大英帝国则日渐衰落。英国和美国最终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面对新的国际形势捐弃前嫌，建立起面向未来的友好关系。与此同时，两国在国际政治中的角色也逐渐发生着转变。

美英作为新旧世界霸权国家，它们的角色转换正是在1919—1945年间完成的。美英霸权角色互换的关键因素，是双方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的变化。在经济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它通过道威斯计划对英国及欧洲经济施加了复杂影响。与此同时，美国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通过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的“世界和平纲领”即“十四点计划”，说明了美国对战后国际政治的新看法，如战后的世界应该是一个“开放”的、民族自决的、集体安全的世界等等，表明了美国希望以自己制定的规则主导国际事务的立场。尽管由于多种现实因素，威尔逊的努力并未获得成功，但是，在华盛顿会议上写进《九国公约》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却是对英国原本一直坚持的19世纪的那种占有殖民地、划分势力范围的旧的全球体系和国际秩序作出的一个新的突破，它符合美国经济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向全世界发展的需要。美国的这种政治理念，以及英国对这种理念的接受（尽管是不太情愿的接受），成为在国际政治中美国与英国角色互换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而这种互换的过程，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展轨迹同步。

在军事上，可以将1922年2月在华盛顿订立的《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看作是英美双方角色互换的开端。英国据此正式承认了美国与之平起平坐的海军地位，其深远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海军军备方面。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退回孤立主义，没有加入国际联盟，也拒绝承担欧洲的安全义务，但这并不妨碍美国在西半球加强传统的“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也不妨碍它在太平洋继续取代英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面对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在远东的挑衅，在美国拒绝出面军事干预的情况下，英国往往力不从心、难有作为，最终是在以美国为主的军事力量的帮助下，才在太平洋战场取得了对日战争的胜利。在此过程中，美国也完全取代了英国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地位。

在欧洲，英国是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之下才幸免于纳粹德国的征服的。相对于英军而言，美军在北非和欧洲战场所起的主导作用，使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对美国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令美国在战后支配西欧几乎成为一种必然。相比军事上的影响力，更为重要的是以经济实力为支撑的美国“民主国家兵工厂”的强大作用。战争期间，英国及其他英联邦国家成为美国租借物资最大的接受国。据统计，截至1945年8月31日，美国对盟国各种形式的租借援助按当时美元币值总计达436.15亿美元，其中英国获得270.23亿美元，其他主要英联邦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印度）获得30.5亿美元，英国及其他主要英联邦国家所受援助占整个租借援助的比例达68.9%。同期，英国及其他主要英联邦国家对美国的援助总计达75.67亿美元，其中英国的付出为56.67亿美元。[3]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英帝国殖民体系的瓦解，美国最终从英国手中接过了主导国际政治的接力棒。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英美两国的角色互换是在共同抵抗法西斯侵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实现的，但是它们之间的角色互换是和平进行的，有关战后国际秩序的设计也是在美国的主导和英国的积极配合下完成的，两国关系并未掉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es Trap）之中。这与英美两国存在较为特殊的军事战略同盟关系而非战略对立关系密切相关，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二、国内外的研究概况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国际学术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及大战中的美英关系问题的研究热情便始终不衰，特别是已经开始关注两国军方的战略问题以及在英美联盟中的作用。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研究者把重点放在军事外交方面，并出版了一批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一批原始档案资料被整理并得以公开出版。这些珍贵的原始资料的面世，给研究者提供了更多更准确的信息，将这一课题的研究建立在更为坚实的基础之上。进入21世纪，随着国际交流更为频繁，资料获得更为便利，新的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

下面我们按照研究时段的不同，对以往国内外的主要研究成果予以概括介绍。

（一）以1919—1945年为整体研究时段的成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和美国分别出版的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官方史，迄今依然是涵盖英美军事战略问题最为权威的研究成果。

1949—1993年陆续出版的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官方史，共99卷，包括军事系列、民事系列、外交系列、情报系列和医疗系列。另有1948—2004年陆续出版的增补性著作共40卷，其中，6卷本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最为完整地论述了1919—1945年的英国军事战略问题。

美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官方史，包括1948—1998年陆续出版的78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陆军》（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Ⅱ）系列、1948年出版的7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陆军航空队》（The Army Air Forces in World War Ⅱ，另有32卷的增补性著作）系列、1957—1962年陆续出版的15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海军作战史》（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Ⅱ，另有64卷的增补性著作）系列、1958—1971年陆续出版的5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作战史》（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Ⅱ，另有63卷的增补性著作）系列。尽管这些官方史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主题，但其中的《参谋长：战前的计划与准备》（Chief of Staff：Prewar Plans and Preparations）[4]、《全球后勤与战略（1940—1943）》（Global Logistics and Strategy，1940-1943）[5]、《指挥决策》（Command Decisions）[6]等对战前的内容作了不同程度的回顾和论述。

这两部官方史，都比较详细地描述了英美两国的军事战略由和平时期向战争时期的转变，以及战时两国军事同盟关系的发展。最具价值的是，英美这两部官方史系列运用了大量当时尚未公开的各种官方档案文件，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即使时至今日，很大程度上也能够弥补难以获得相关政府档案的缺憾。

国内目前还没有以1919—1945年为整体时段加以研究的相关专著性成果。

（二）以1919年至战争爆发前为时段的研究成果（英国为1919—1939年，美国为1919—1941年）

1.关于战前英国军事战略的研究

分军种的相关研究能够最好地体现这部分的研究成果，如斯蒂芬·罗斯基尔的《两次大战之间的海军政策》（Stephen Roskill，Naval Policy between the Wars，Vol.1，2.）[7]、马尔科姆·史密斯的《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空军战略》（Malcolm Smith，British Air Strategy between the Wars）[8]、布赖恩·邦德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军事政策》（Brian Bond，British Military Policy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9]、杰弗里·梅加吉的《往昔那支陆军：1919—1939年的英国军事政策及其对今日美国陆军的借鉴》（Geoffrey P.Megargee，The Army before Last：British Military Policy，1919-1939 and Its Relevance for the U.S.Army Today）[10]。

这些研究成果论述了战前各军种的军备状况、军事战略和军事政策的发展变化及与其他军种之间的关系等等，都把战前重整军备不力的原因归于英国政府实行的“10年规则”（Ten Year Rule）和财政部对军费的严格控制，字里行间透露出各军种之间的隔阂与矛盾。

国内方面，徐蓝的专著《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11]，以战前英国在远东对日本绥靖而最终走向战争为主线，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战略等层面，对这一时期的英日关系作了较为全面的剖析，并运用了大量当时尚未公开出版的官方档案和文件。相关论文方面，王彰辉的《英国在三十年代的重整军备》[12]、齐世荣的《三十年代英国的重整军备与绥靖外交》[13]、倪培华的《论二次大战前英国的军备政策》[14]、于江欣的《二次大战前英国国防政策对陆军建设的影响》和《三十年代香港在英国远东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15]、翟文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军备建设概要》[16]，论述了战前英国的军备重整政策和战略问题。总体而言，关于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军事战略问题，国内关注的程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2.关于战前美国军事战略的研究

这部分的主要研究成果有：马克·沃特森的《参谋长：战前的计划与准备》（Mark S.Watson，Chief of Staff：Prewar Plans and Preparations）[17]、爱德华·米勒的《橙色战争计划：美国打败日本的战略（1897—1945）》（Edward S.Miller，War Plan Orange：The U.S.Strategy to Defeat Japan，1897-1945）[18]、史蒂文·罗斯的《美国战争计划（1890—1939）》（Steven T.Ross，American War Plans，1890-1939）[19]、亨利·戈尔的《通往彩虹之路：陆军的全球战争计划（1934—1940）》（Henry G.Gole，The Road to Rainbow：Army Planning for Global War，1934-1940）[20]。这些成果在相关档案文件的基础上，对美国参战前的军事战略问题作了较为细致的考察，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国内方面，主要的专著成果是熊伟民的《战时美国的欧洲战略》[21]，该书前3章对美国参战前的主要战争计划进行了介绍。主要的论文成果有：王斯德、李巨廉的《论太平洋战争前美国远东战略及其演变》[22]、魏楚雄的《试论两次大战间美国的军事战略和军备政策》[23]、王天成的《战前美国的战略理论与国防建设》[24]、孙利辉的《浅谈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美国陆军建设》[25]、顾春兴、魏岳江的《珍珠港事件前美国陆军建设的主要问题》[26]、徐蓝的《从“橙色”计划到“彩虹”计划——太平洋战争前美国的战略演变》[27]。这些成果依据来源不同的史料，在不同程度上对美国参战前的军事战略或者军备状况进行了论述。

3.关于战前英美军事战略互动的研究

此部分主要成果的观点分为两类：一类认为英美之间合作是主流，如马尔科姆·默弗特的《极可靠的关系：张伯伦时期英美对海军合作的寻求（1937—1940）》（Malcolm H.Murfett，Fool-Proof Relations：The Search for Anglo-American Naval Cooperation during the Chamberlain Years，1937-1940：A Study in Competitive Co-operation）[28]、格雷格·肯尼迪的《英美的战略关系与远东（1933—1939）：帝国的十字路口》（Greg Kennedy，Anglo-American Strategic Relations and the Far East，1933-1939：Imperial Crossroads）[29]；另一类认为竞争大于合作，如詹姆斯·勒茨的《强权的交易：英美的海军合作（1937—1941）》（James R.Leutze，Bargaining for Supremacy：Anglo-American Naval Collaboration，1937-1941）[30]、戴维·雷诺兹的《英美同盟的建立（1937—1941）》（David Reynolds，The Creation of the Anglo-American Alliance，1937-1941：A Study in Competitive Co-operation）[31]。由于战前英美面临的战争威胁主要依靠本国海军力量予以应对，所以这一时期英美两国战略互动都是以双方海军合作为主，上述著作对此作了较深入的描述和分析。

国内方面，除上面提及的《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对1938—1941年英美战略互动作了论述外，徐蓝教授还对相关问题作了专题研究，扩展了已有的研究成果，陆续发表的论文有：《评1941年英美参谋会谈》[32]、《从“ABD”协定看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美在远东的军事合作》[33]、《评1938年英格索尔的伦敦之行》[34]、《评1939年汉普顿的华盛顿之行》[35]、《关于1940年英美“驱逐舰换基地”协定的历史考察》[36]。

（三）以战争期间为时段的研究成果

除官方军史著作外，在有关战时英美两国的政治、经济、外交等关系的著作中，在有关英美苏“大同盟”的著作中，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战时英美两国的军事战略问题，数量十分庞大。

直接以战时军事战略为主题的主要成果有：理查德·斯蒂尔的《首次攻势1942：罗斯福、马歇尔和美国战略的制订》（Richard W.Steele，The First Offensive 1942：Roosevelt，Marshall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Strategy）[37]、马克·斯托勒的《第二战场的政治：联盟战争中美国的军事计划与外交（1941—1943）》（Mark A.Stoler，The Politics of the Second Front：American Military Planning and Diplomacy in Coalition Warfare，1941-1943）和《盟友与对手：参谋长联席会议、大同盟和二战中的美国战略》（Allies and Adversaries：The Joint Chief of Staff，the Grand Alliance，and U.S.Strategy in World War Ⅱ）[38]、克里斯托弗·索恩的《同一种族的联盟：美国、英国和对日战争（1941—1945）》（Christopher Thorne，Allies of a Kind：The United States，Britain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1941-1945）[39]、西奥多·威尔逊的《首次峰会：罗斯福与丘吉尔在普拉森夏湾（1941年）》（Theodore A.Wilson，The First Summit：Roosevelt and Churchill at Placentia Bay，1941）[40]、史蒂夫·韦斯的《冲突中的盟友：英美战略会谈（1938—1944）》（Steve Weiss，Allies in Conflict：Anglo-American Strategic Negotiations，1938-1944）[41]等。这些著作以个案研究的形式对战时英美战略的个别时段或个别领域作了较细致的研究，揭示了战时英美战略关系既合作又斗争的特点。

国内方面，有关专著主要有：上文提及的熊伟民的《战时美国的欧洲战略》、陈效卫的《美国联盟战略研究》[42]、韩永利的《战时美国大战略与中国抗日战场（1941—1945年）》[43]、许嘉的《美国战略思维研究》[44]、台湾学者钮先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省思》[45]。

论文成果占了这一部分中最大的比重，主要有：王建辉的《论美国“大西洋第一战略”的确立》[46]、吴春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先欧后亚”大战略方针》[47]、白长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全球战略的指导原则》[48]、熊伟民的《“先欧后亚”，还是两洋平行——试论美国“先欧后亚”战略原则》和《论罗斯福与马歇尔在欧洲战略上的分歧》[49]、王建朗的《试析1942—1944年间美国对华军事战略的演变》[50]、严兴平的《浅析太平洋战争美军战略的失误》[51]、张晓林的《马汉军事理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海上战略的影响》[52]、吴歆文的《论太平洋战争中的美国海军战略》[53]、赵一平的《论丘吉尔的联盟战略思想》[54]、张继平、日木的《英美在开辟欧洲第二战场问题上的争论（1941年末—1942年）》[55]、陶文钊的《中国战场、缅甸战役与盟军战略的转变》[56]、曹胜强的《英美为何一再拖延开辟“第二战场”？》[57]、夏子和亦庄的《二次大战美英联军作战战略指导的争论探源》[58]、李积顺的《盟军最高统帅部对“霸王”行动的抉择和分歧》[59]，等等。

总的来说，随着近些年通过互联网、出国访学、购买缩微文献等方式获取英美两国官方档案文件越来越趋向便利化，国内学者能够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多地利用一手史料继续进行相关的研究，从而扩大已有的研究范围，探讨以往不够深入的领域，发现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观点。

然而迄今为止，尽管我国学术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对于美英军事同盟这一关系到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形成基础的重大课题，尚无人进行过系统的专门论述，对于两国军方在形成军事联盟中的特殊作用，更没有做过深入的微观探讨。特别是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1919—1939）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39—1945）[60]这两个相互连接的时间段结合起来，从英美两国的国家军事战略出发，对英美之间军事同盟的形成和发展进行深入具体考察的研究成果，尚付阙如。因此，本课题选取这样的主题研究，力图在进一步使用已经掌握的尚未正式出版的原始档案资料、正式出版的原始档案资料和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参见“参考文献”部分），对英美军事战略同盟关系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中国学者自己的论述。

三、主要的官方档案文献

按照形式划分，本书所利用的英美政府档案文献主要有：

（一）缩微胶卷文献

1.丘吉尔首相文件PREM 3系列。PREM 3系列主要涵盖了1940—1945年丘吉尔任首相和国防大臣期间与战争有关的军事和外交方面的文件，少数文件最早至1937年，最晚至1946年，包括书信、电报、备忘录、报告、会议记录等。1999年，由英国亚当·马修出版公司（Adam Matthew Puclications）整理出版，共191卷。

2.美国陆海军联合委员会档案（The Joint Board of the Army and Navy Records），本书使用了其中的JB325，Ser.634系列，馆藏于弗吉尼亚州莱克星顿的马歇尔研究图书档案馆。

3.美国陆军部战争计划局档案（War Plans Divisions of U.S.War Department Records），本书使用了其中的WPD-4175和4402两个系列，馆藏于弗吉尼亚州莱克星顿的马歇尔研究图书档案馆。

4.美国海军作战部战略计划局档案（Strategic Plans Division of U.S.Navy Records），本书使用了其中的Box.117和122两个系列，馆藏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东南部前海军船坞的海军史中心。

（二）网络在线文献

1.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的战时内阁和内阁会议纪要和决议CAB 23系列（Minutes and Conclusions of the War Cabinet and Cabinet，1916-1939）和CAB 65系列（Minutes and Conclusions of the War Cabinet and Cabinet，1939-1945）。

2.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的战时内阁和内阁会议备忘录CAB 24系列（Memoranda of the War Cabinet and Cabinet，1915-1939）和CAB 65系列（Memoranda of the War Cabinet and Cabinet，1939-1945）。

3.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的参谋长委员会会议纪要和备忘录CAB 53系列（Minutes and Memoranda of the Chiefs of Staff Sub-Committee of the Committee of Imperial Defence，1923-1939）。

4.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的内阁秘书兼帝国国防委员会秘书莫里斯·汉基爵士的公务文件CAB 63系列（Papers of Lord Hankey，1908-1944）。

5.英国议会议事录Hansard，来自Hansard 1803-2005在线数据库。

（三）纸本档案文献

1.《英国对外政策文件（1919—1939）》（DBFP：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1919-1939）。1944年3月，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议会下院表示，政府决定公开出版外交部1919—1939年期间最重要的档案文件。最早分为从1919年起始和从1930年起始两大系列，并同时编辑出版。1948年5月，外交部决定设立第3系列，时间跨度从1938年德奥合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3个系列逐年出版，共64卷。本书利用的是其中第2系列的第21卷，第3系列的第3卷。

2.《英国外交事务文件：来自外交部机密印刷的报告和文件》（BDFA：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该系列文件由各国专家参与编纂，从1983年开始陆续出版，文件时间跨度为1837—1956年，按地区国别和专门事务共分为13个系列，迄今出版了近600卷。本书利用的是其中第2部分F系列的第23卷和第30卷，第3部分C系列的第1卷。

3.《国会联合委员会珍珠港事件调查听证会记录》（Pearl Harbor Attack：Hearings before the Joint Committee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Pearl Harbor Attack，79th Congress，1st and 2nd Session，pursuant to S.Con.Res.27），由美国国会编纂出版，共40个部分，由美国政府印刷局1946年出版。本书利用了其中的第3、第4、第9、第14、第15、第19和第20部分。

4.《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RUS：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由美国国务院的历史专家从1861年开始编纂出版，从1952年开始按照总统任期而非之前按照编年顺序的做法出版，目前共出版了450多卷，最新出版的文件已涉及里根总统任期。本书利用了其中关于日本的部分：1934—1941年的2卷、1937年的第4卷、1940年的第3卷、1941年的第2卷和第4卷、1942年的第3卷、1943年的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卷。

5.美国战争史学者斯蒂芬·罗斯编的5卷本《美国战争计划（1919—1941）》（American War Plans，1919-1941），由美国加兰出版公司（Garland Publishing Inc.）出版，主要收入了美国军方这一时期所制订的战争计划原稿的影印件。

四、基本的研究思路和框架

20世纪上半叶，世界先后爆发了两场大规模的战争，而这两场战争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联。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存在诸多的缺陷和内在的弊端，没能很好地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遗留的各种问题和矛盾，短短20年后在法西斯国家的挑战下该体系最终走向瓦解，世界遭遇了更大规模的一场战争。

在这两场世界大战中，英国和美国都处于同一阵营共同作战，特别是在后一场战争当中，两国建立了正式的军事政治战略同盟，形成了有别于任何其他两国的“特殊关系”。然而，如果我们要对英美在“二战”中的战略同盟关系进行研究，首先就需要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和美国的军事战略问题进行考察，这是两国战时军事战略同盟关系形成的基础，即为本书的第一编。

在第一编“同盟的基础”当中，包括“战前英国的军事战略”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的军事战略计划”2部分，即第一章和第二章。

对英国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削弱了英国的实力，在战后政府财政状况窘迫的形势下，英国政府强调经济财政是“第四军种”。1919年8月15日，英国政府正式宣布施行10年无大规模战争的“10年规则”，军事战略的制订即以此作为基本指导原则。1931—1932年日本发动进攻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引发远东危机和1933年希特勒登上德国政治舞台，使英国政府开始感受到战争的威胁，于1933年11月废止了“10年规则”，转而进入弥补国防缺乏时期，在1936年才真正开始重整军备。“10年规则”最直接的影响是造成国防力量处于准备不足的状态中，最深远的影响是加剧了英国社会的厌战心理和惰性，也导致军种间缺乏共同的战略协调以及重整军备的不力。

在“10年规则”下，英国主动放弃了传统的海军“两强标准”（Two-Power Standard）。20世纪30年代，英国在感受到战争威胁之后，认为德国是最潜在的对手，有识之士要求将海军“一强标准（One-Power Standard）”重新扩大成“两强标准”，以同时应对欧洲和远东的危局，强调避免出现本土、远东、地中海三线作战的局面。但是，政府一直以财政紧张为由久拖不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该问题遂让位于战时的应急计划，最终没有得到解决。另一方面，在海军战略重点上，虽没有正式决议，但战前实际上完成了远东与地中海次序的转换。由于英国社会上下对遭受空袭的恐惧，使得皇家空军成为战前政府的宠儿。1923年，皇家空军开始实行“一强标准”，其后空军战略矛头由指向法国变为指向德国，经历了1934年“A计划”到1938年“M计划”的发展，但空军“一强标准”的威慑战略（Strategy of Deterrence）没有起到遏止希特勒发动战争的作用。“10年规则”规定英国不准备一支大规模的远征军，因此大陆义务遭到最多且最坚决的反对，英国陆军的发展最受冷落，但德国的战争威胁使英国政府最终不得不承担起大陆义务，尽管极其勉强。

对美国而言，美国参战前的军事战略主要表现在从“橙色”计划向“彩虹”计划的转变上。“橙色”计划是战前美国军方研究的重点，但设想美国与日本单独作战，脱离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在军国主义日本和纳粹德国这两个分别位于亚洲和欧洲的战争策源地已经形成，并且对世界和平的威胁越来越大时，美国战略重点从太平洋向大西洋转变，制订了“彩虹”系列计划，其中“彩虹”计划5最符合后来的战争实情，虽然当时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1934—1940年美国陆军军事学院策划了“参与盟国作战”计划，演练设想了美国在各种联盟战争中作战的情形，虽然该计划不是正式的官方计划，但鉴于陆军军事学院与陆军部的密切关系，事实上对“彩虹”系列计划的制订起到了促进作用。此外，“胜利”计划作为美国国家层面上准备战争的计划，不仅是一项为实现军事战略提供物资保障和战争动员的计划，还是一份融合了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的综合性战略计划，是实现罗斯福总统有关美国成为“民主国家兵工厂”构想的重要举措，不但为美国自身的战争努力，而且为整个反法西斯同盟最终赢得战争，提供了基础性的战略设计。

英国和美国的战略计划，为它们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战略同盟奠定了基础。

第二编为“走向同盟”，论述了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英美走向军事战略同盟关系的过程。包括美国提出的和平计划的失败，以及英美两国走向军事同盟的具体过程。即第三章至第七章。

1937年至1938年初，面对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扩张政策，美国罗斯福政府曾提出召开国际和平会议以维持世界和平的倡议，并与德国和英国进行了断断续续的秘密接触和谈判。这是美国在《中立法》束缚下企图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第一次尝试。但是由于该计划的非现实性以及德国和英国的拒绝合作，该计划受到挫折。几乎与此同时，随着国际形势的进一步恶化，美国和英国在军事战略方面进行了数次针对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的会谈。这些会谈一直持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在此期间，美国尚未参战，罗斯福总统在国内孤立主义势力的压力下，基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也出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大局考虑，推动美国一步步朝着深化与英国的军事合作的方向前行。

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华，远东事件成为英美双方共同关注的焦点。尽管在布鲁塞尔会议上，除日本之外的《九国公约》签字国未能就制裁日本、援助中国达成一致，但英美都认识到进行军事接触以防御日本的必要。1938年1月，美国海军战争计划局局长英格索尔（Royal E.Ingersoll）奉罗斯福总统之命前往伦敦，与英方进行秘密参谋会谈，其结果是双方签署了一份非正式的秘密备忘录。这份备忘录虽没有解决两国直接面临的问题，但标志着英美军事战略合作的开端。1939年，形势发生变化。6月，英国海军部战争计划局的汉普顿（T.C.Hampton）中校前往华盛顿，与美方继续就远东问题进行秘密参谋会谈，但未取得实质性进展。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打响后，随着低地国家和法国的沦陷，英国成为美国抵抗纳粹德国的第一道防线。1940年8月美国海军战争计划局局长戈姆利（Robert L.Ghormley）偕同陆军和陆军航空队代表前往伦敦，再次与英方进行秘密军事会谈，但罗斯福的用意更多的是让美方代表实地考察英国是否能够生存下来，所以在军事战略合作上依然没有实质的成果。

这几次会谈，除技术情报合作外，美国并未作出更多的正式承诺。这一方面是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的限制，另一方面是罗斯福仍打算尽量避免参战。因此，这些会谈最具积极意义的是英美双方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和互信，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原有的猜忌。

值得注意的是，1940年9月英美两国政府达成的《驱逐舰换基地协定》。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尚处于战争之外的情况下，美国与英国之间达成的第一个重要的双边军事协定。两国以其独特的“战舰换基地”的方式，结成了联合防御并抵抗法西斯的阵线，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一行动不仅揭开了大英帝国从西半球撤退的序幕，而且还推动美国摆脱孤立主义、迈出走向全球政治的关键一步。因此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战舰换基地”才的确称得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和意义深远的行动”。

1941年4月在新加坡举行的“美国—荷兰—英国会谈”，即“ADB”会谈，是在远东有利害关系的西方国家针对日本向东南亚的扩张而采取的行动。然而，美国认为该计划与“ABC—1”的义务不相符合，而且它关系到的问题只是英国政府关心的问题，从而拒绝了这个计划。

随后的1941年8月，丘吉尔和罗斯福在纽芬兰附近海域举行了大西洋会议，发表了著名的《大西洋宪章》，双方高级军事官员也举行了会谈，但双方在“先欧后亚”大战略的执行问题上以及中东问题、太平洋战略等问题上的分歧并没有消除。尽管如此，英美双方正积极朝着建立军事战略同盟的方向迈进。

第三编为“同盟的确立与发展”，包括标志着英美军事战略同盟关系正式确立的“阿卡迪亚”（Arcadia）会议，以及英美在北非、欧洲和远东太平洋3个战场军事战略的确定过程。出于研究的便利，本书采取将这3个战场的军事战略分开论述的做法，事实上，它们之间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关联的。内容包括第八章至第十一章。

美国参战后的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英美两国军方代表在华盛顿举行了首次正式公开的政治军事会谈，“先欧后亚”大战略得到了重申，标志着英美军事战略同盟关系的正式形成。但是，双方在如何执行这一大战略方面依然有着不同看法，尤其是在远东战略上的分歧更为严重。丘吉尔在会议上提出了北非作战构想，后因为形势和条件的变化最终搁置。此次会议决定建立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成为英美战时军事同盟关系的重要纽带和象征。

1942年以马歇尔为代表的美国军方提出跨英吉利海峡登陆作战的“围歼”（Round up）计划和应急的“痛击”（Sledgehammer）计划，但遭到了英方的反对。6月丘吉尔二访美国，罗斯福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同意了丘吉尔主张的北非作战行动——“体育家”（Gymnast）计划。尽管马歇尔为“围歼”行动作了进一步努力，但罗斯福最终坚定地命令实施北非作战计划。然而，英美双方随后又在具体行动方案上发生争执，最终依然是靠罗斯福和丘吉尔的个人协调，北非行动才得以顺利实施。

由于“先欧后亚”的战略指导原则，太平洋战场一直从属于欧洲战场。但是，1943年之前太平洋战场的美军人数实际要多于欧洲战场的美军人数，马歇尔和海军作战部长欧内斯特·金也时常以太平洋战场作为迫使英国承诺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筹码。中途岛之战扭转了太平洋战场的不利局面，美军开始从中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向日军发起反攻。随着“越岛”战术实施得比较顺利，美国获得了越来越靠近日本本土的战略基地，中国战场的战略地位因此开始下降，最终在开罗会议第二阶段表现出来，罗斯福同意了丘吉尔提出的取消“海盗”（Buccaneer）作战计划的建议。1944年5月，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向史迪威下达命令，收复缅甸不再是其主要作战任务，这样中国战场地位进一步下降，但中国抗战对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贡献是不容抹杀的。

在1944年9月的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上，丘吉尔提出英国希望参与美军在太平洋的主要作战行动，意在收复大英帝国的殖民属地，这遭到了美国军方的漠视。但在罗斯福的斡旋下，双方达成了一个协议，有条件地同意英国海军参与美军的主要行动。此时，美国的战略观点已占据了完全的主导地位，英国的一些战略提议开始蒙上了乞求的色彩。此次会议是战时英美有关军事战略的最后一次重要会议。随着轴心国败局已定，英美之间更多地是关心战后安排等政治问题。同时，美国也逐渐把战略对话的对象更多地转向了苏联。

结语部分对整个研究内容进行了观点提炼和理论总结。

首先，结语指出，“威慑”是两次大战之间英国军事战略的特点，具体表现为“经济威慑”和“军事威慑”2个方面，它们同绥靖外交相互结合，力图避免战争。但英国政府时刻强调经济财政稳定，束缚了军备重整的手脚，威慑战略未取得成功，反而导致更加的绥靖，更加的绥靖则加速了战争的到来。而缺乏国家政策层面的政治指导是美国参战前军事战略计划的特点，具体表现为这一时期军方“颜色”系列作战计划始终缺乏总统的指导或国务院的政策参与，造成了军事战略计划与国际政治形势变化脱节的情况。

其次，结语从整体的角度审视了英美军事同盟关系的形成与发展，认为它同时也是英国这个守成的世界霸权国家与美国这个新兴的世界霸权国家之间的国际角色交替转换的过程。它们在军事战略同盟中的话语权，或者说自己的战略意图能否上升为双方共同的政策决定，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行而发生着悄然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变化正是双方国际地位和国际角色转换的外在表现形式。

最后，英美之间世界霸权角色的转换，呈现了和平而非战争的特点，不同于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以来新旧霸主往往通过武力较量来实现角色转换的特点，避免了“修昔底德陷阱”。这说明在国际关系体系演变中新旧霸主的和平更迭在理论和现实中都是可能的。英美两国在20世纪形成的同盟关系，不但对各自的对外战略，而且对整个国际关系体系的发展变化，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五、基本研究方法

本书在研究的方法论方面，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力求档案文献来源的多元化，不仅使用已有的传统史料文献，亦着重搜集并整理近年来陆续解密开放的档案文献，为研究奠定较为扎实的史料基础，并防止视野上的局限和结论上的偏颇。

其次，梳理重要典型案例进行微观、中观和宏观的研究，在对这些案例进行深入专题研究的基础上，论述英美军事同盟关系的形成与发展，以及这种关系对20世纪国际关系格局的影响。

再次，进行一定程度的历史学与国际政治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努力以新的研究成果作为举证的知识点和典型案例，适当借鉴国际关系理论所提供的有关概念和阐释模式，并坚持历史论述与逻辑分析相统一。

最后，本书的研究和写作严格遵守学术引证和著述规范，在学术创新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学术研究的资政方式，为当今中国在大国关系演变、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的变革中积极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从而为构建有利于中国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格局、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提供有意义的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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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中美关系史丛书编辑委员会主编：《中美关系史论文集》（2），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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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我国学术界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特别是关于“二战”的起始时间的考察，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931年九一八事变说、1937年七七事变说、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说、苏德战争爆发说、太平洋战争爆发说，等等。特别是一些学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一个渐进的过程：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二战”的序幕；1937年的七七事变，是“二战”在亚洲的爆发；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是“二战”在欧洲的爆发；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是“二战”在欧洲的扩大；1941年12月日本进攻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二战”发展到全球规模。本书作者支持这种看法。但是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欧美学术界一般以1939年9月纳粹德国入侵波兰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为整个“二战”时期，本书利用的大量英美文献档案和研究成果也以此为时间段，因此，为了研究的需要，本书关于“二战”的时间段，也从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至1945年战争结束。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