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怎样迷上西洋歌剧

把歌剧艺术比作一座宝库，每个人发现它的途径可能都不相同。有人生下来就被宝藏环抱，或者宝库近在咫尺，有人是由高人带进门的，也有人是不期闯入，起先甚至不知那是瑰宝，慢慢才琢磨出个中价值。我的情形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但依然算得上典型。

我最早接触到西洋歌剧，大约是在1980年。我在杭州大学求学，某一天来了两位杭城的专业歌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一位是省歌舞团的，另一位是市歌舞团的，都是女星。她俩在学校礼堂做了一个似乎不太正式的演出，应该是没带乐队，用录音伴奏。省团的唱了《饮酒歌》，市团的打扮得比较妖艳，唱“哈巴涅拉”时风情万种。那时虽然对双关仍不太敏感，但“爱情是一只自由的小鸟”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是香港版的汉化歌词，但在刚刚允许歌唱爱情的年代，那词显得颇为出格。之后的十年里，对歌剧的了解局限于少数经典曲子，除了上面两首，还有《阿依达》里的“凯旋进行曲”，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在广州中山大学读研究生时，学生把控的校办电台播了一个自己制作的广播剧，在知青回城的情节点居然加插了这首“凯旋进行曲”，估计那哥儿们对歌剧的了解比我那时候高不了多少。1986年在北京短暂工作，碰上帕瓦罗蒂访华，一票难求，京城文化界貌似人人都成了歌剧发烧友。我看了人民大会堂的演唱会，但无缘天桥剧场的全本《波西米亚人》。不过，那时的电台天天播歌剧介绍，帕瓦罗蒂、萨瑟兰的大名是从电台熟悉的。幸亏当时住所没有电视机，阴差阳错听了不少歌剧讲解，虽不求甚解，但也算是童子功了。

快进至1989年夏秋，我寄居在好友庄迦勒、庄撒勒的旧金山住处。兄弟俩是广州星海音乐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学小提琴的。撒勒向我介绍了卡拉斯，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在他的影响下，我开始听卡拉斯的全本《卡门》，还有全本的《茶花女》，居然发现不少段落都会哼哼了，经典段落之间那些不熟悉的部分确实不容易消化，但至少完整的唱段比较容易抓住旋律，一旦旋律熟了，欣赏起来跟流行歌曲也就没有本质区别了。那时我在旧金山市立图书馆工作，经常顺道借些歌剧唱片回家，同一出《茶花女》，慢慢品出不同版本的微妙区别，比如贝弗利·希尔斯（Beverly Sills）的版本我怎么也爱不起来。

1990年秋天，我进入旧金山对岸的伯克利加州大学读MBA（工商管理硕士），全职攻读发财秘诀，但业余时间多半献给了歌剧。我开始一部部攻克足本，第一部是蕾昂泰茵·普莱斯（Leontyne Price，根据发音其名应译成“莲恩廷”）和多明戈主唱的《阿依达》，除了“凯旋进行曲”都是陌生的，但几遍听下来，唱腔里的无穷魅力越来越明显，普莱斯那烟熏火燎似的嗓音，把黑人公主演绎得无与伦比。那是带肤色的音色，其他种族的歌唱家无法与生具备。我也爱上了多明戈的英雄气概、格蕾丝·本勃蕾（Grace Bumbry）的心高气傲、谢里尔·米尔恩思（Sherrill Milnes）的贵族气息。后来我得知那个版本从指挥到录音都不是最理想的，但歌手的演绎均属一流，而那一流不是别人告诉我的，是我自己一遍遍悟出来的。那种收获，大约是没有捷径的。

威尔第算是我最早攻克的歌剧殿堂，从《茶花女》到《弄臣》、《游吟诗人》、《阿依达》、《假面舞会》、《唐·卡洛》、《奥赛罗》、《纳布科》、《麦克白》、《命运之力》以及《安魂曲》，一路畅通。从帝王将相的威尔第，进军至平民百姓的普契尼，更是易如反掌，倒是往前回溯到莫扎特，费了一些心思。我爱美声派三杰的炫，但一时捉摸不透莫扎特的轻，因为那是一种至高的境界，不乏释道的超脱之气，一旦体悟，那真是尽善尽美的极致。那时几乎每周要拜访附近图书馆一至两次，无论是当时正遭淘汰的老式LP唱片，还是如火如荼的卡带以及正在普及的CD，我每次挑一两部借回家，不光听，还翻录到空白磁带上。一部歌剧少则两张碟，多则四张，以每张15～17美元的价格，绝不是我这个穷学生购买得起的，好在公共图书馆可以免费出借。我离开伯克利后，经常在整个旧金山湾区不同城市的图书馆搜索，看哪家有哪部或哪个版本可以成为我的搜寻目标，记得萨瑟兰和帕瓦罗蒂版的《游吟诗人》是在硅谷中心的圣荷西图书馆找到的，尝到了市中心停车难的苦楚，也首次领略到这部威尔第全盛期作品美声风格的演绎，是怎样一种效果。要知道，能唱好威尔第的女高音，几乎没人能唱好里面的花腔，当然，除了卡拉斯，还有低一级别的卡芭耶。

疯狂听唱片之外，我还疯狂看各种歌剧的书籍，看了不下百来种。多半是歌唱家的传记，仅卡拉斯传记就有近十种。我未能成为歌剧专家，但掌握了大量奇闻轶事，如西米奥纳多（Giulietta Simionato）和卡拉斯一行去南美演出，途经纽约去卡拉斯家小坐，错把装在饮料瓶里的煤油当作饮料一饮而尽；某地演《托斯卡》，最后女主角跳楼，通常跳到摆放在布景后的垫子，有次工作人员错放了弹力超强的气垫，结果托斯卡跳下去又被弹回半空，一次又一次，愣是把悲剧演成了喜剧，全场观众笑到喘不过气来。诸如此类信息，每部歌剧、每位歌唱家我都能说出一箩筐，可作为歌剧宣传的通俗秘诀。除了故事性强的读物，我也消化了海伦娜·玛提奥普罗斯（Helena Matheopoulos）的《歌剧指挥大师》（Maestro：Encounters With Conductors of Today）、《歌剧女神》（Diva：Great Sopranos and Mezzos Discuss Their Art）、《歌剧男神》（Divo：Great Tenors，Baritones and Basses Discuss Their Roles）等成套专著，对歌剧演唱艺术算是有了初步的了解。

我唱歌五音不全，卡拉OK是我鲜少涉足的，不想出丑嘛。但我自认听力不错，别人唱错半个音，都逃不过我的耳朵。这大概注定了我对歌唱艺术的态度是眼高手低，别看我自己不会唱，但曾轶可出来唱，我会嗤之以鼻。没有基本技术作为支撑，那不叫唱，最多是以歌唱为名目的表演罢了。回想我最喜欢的流行歌手，华人世界是梅艳芳，一是她基本功非常过硬，嗓子有特色，很少出现音准等问题，更重要的是，她不仅是在唱一首歌，而且是在演绎这首歌。“演”歌大约是我迷恋歌剧的缘由，但必须是在音域、音准等基础之上的演，正因如此，我被漂亮的声音所吸引，但很快升级到追逐声音的演技派，而歌剧界最大的演技派不外乎卡拉斯了。一旦听懂卡拉斯，对歌剧艺术的整体理解便有了纵深感，不再是见树不见林，也不再是肤浅的小鸟啼鸣。一切的技术，都必须是为艺术服务的，否则，就成了空洞的炫耀。所幸庄撒勒兄弟早早让我见识了卡拉斯的伟大，给了我欣赏歌剧的路标与终极目标，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

我回国后的公众身份是电影评论人，只有跟我走得很近的人才知道我有一个“secret passion”（隐秘**），相当于秘密情人，那就是西洋歌剧。虽然我评论歌剧远不如评论电影那么高产，但我空闲的第一选择往往是放一张歌剧的唱片。我早就意识到，歌剧是小众嗜好，不可能像电影那样吸引广大的粉丝群。而且，我很早就摆脱了传教的心态。对于听不懂歌剧的人，歌剧不仅不赏心悦目，甚至会引发浑身的难受。当红女伶蕾妮·弗莱明说过：“唱歌剧是一种有控制的尖叫。”听歌剧的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进入那个世界，才能体会里面的美妙。对于多数人，能上升到张学友、刘欢的层次就不错了，至少要比《老鼠爱大米》等网络口水歌要高好几个等级。另一个我不愿分享歌剧欣赏的理由，是担心被别人视为装腔作势。在刚摆脱贫穷的社会，充当小资算是有追求的了，而听歌剧远远超出了小资的范畴，即便在西方也相当于贵族的享受。不可讳言，人都有高攀的欲望，没钱的希望成为有钱的，有钱的期待更有钱。我开始听歌剧那阵，是一个贫穷的留学生，买一张八美元的站票，站在社会精英的后面，想想前面一排排衣冠楚楚的绅士名媛，有些是旧金山城里的世袭富豪，而我连下个月的房租还没有着落，跟他们靠得那么近，是不是太装了？我来歌剧院，是为了弥补我现实中的微不足道吗？是为了向上流社会进军吗？我是一个品味上的于连吗？但是，当大幕徐徐开启，美妙的音乐响起，尤其是人的歌声传来，刹那间，包厢里的贵族和站票区的穷小子，大家都公平了。这时，你有多少钱变得不重要，有多少欣赏能力才能决定你今天有多大的收获。让我欣慰的是，在旧金山那座兴建于1932年、拥有3346个座位的歌剧院，我从来没有被人白眼，不管是比我多花几十倍价钱的观众，还是领位的工作人员，他们知道，能站着看五个钟头，是真爱歌剧，将来赚钱了，一定是购全票入场的主力军。

近年来，我应邀为国家大剧院做了很多歌剧欣赏讲座。起先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请音乐学院的教授，而让我这个门外汉去做启蒙工作；后来想通了，门外汉从心底里知道别的门外汉的心理，知道他们内心是怎么看待歌剧的。去学校讲，我会从周杰伦说起，周董的饶舌歌跟美声派的饶舌唱段交相辉映；去社区讲，我从京剧讲起，先放一段李玉刚唱《贵妃醉酒》，再放一段京剧名家的视频，然后放几段毛阿敏等流行歌手唱的咏叹调，最后用正宗的版本来压轴，如此，大家用最本能的方式体会到歌剧的崇高地位和隽永韵味。在这些讲座中，我强调歌剧是综合艺术，更强调歌剧是夸张的艺术，大家切莫用写实的视角来切入。我深知，绝大多数人不会因为喜爱歌剧而去学意大利语、学识五线谱、进音乐学院，也没必要通读西方历史和文化。那些都是专家应该做的事情，对于普通爱好者，打开歌剧宝库的钥匙更多在于心理作用，你若把自己的心房打开，接受巨浪般扑面而来的声音或细如潺潺溪流的低语，你可能会被它所打动。对这把无形的钥匙最精彩的归纳，是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摩根·弗里曼的旁白，是我每次讲座必播的片段。因冤案入狱的安迪是一个银行职员、白领，他负责管理监狱的阅览室，某次从外人捐赠的书籍中偶得一张莫扎特《费加罗的婚礼》的唱片，他播放了《西风吹拂》（Canzonetta Sull’Aria），是两个女高音的二重唱。出乎意料的是，安迪把唱机接到户外的高音喇叭，让院子里放风的狱友都听到。他们多半是蓝领，自然没有安迪的学识和欣赏能力，但如弗里曼扮演的大老粗所言：“我至今都不知道那两个意大利娘儿们在唱什么，我也不想知道，有些东西最好别说清道明。我想，她们所吟唱得太过美妙，美得让你心疼，文字无法表达。她俩的歌声直插云霄，比灰色世界里人们所梦想得更为高远，就像一只美丽的小鸟在单调的笼子里扑扇着翅膀，让牢笼高墙从此消失。就在那短短的瞬间，肖申克监狱的每一个人都感觉到了什么是自由。”

这本书，是我第一次向诸位分享我飞跃平庸生活之高墙的喜悦。无意让大家认同我的粗浅观点，更无意培养歌剧消费者，只想表达一个探寻者对宝藏的感受。这一刻，我颇有几分安迪的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