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昨日以前的欧洲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国，对中国人来说，地理上的欧洲音乐似乎不再遥远。然而旅游地图是很能骗人的。特别是19世纪以后，随着政治民族主义同浪漫主义思潮及所谓民族乐派运动一起蔓延，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以前的欧洲几乎不可辨认。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地理坐标、以现代民族语言为道说工具，只能使欧洲音乐面目全非。

其实，神圣罗马帝国漫长的解体仍然在进行，只不过已经从奥地利、普鲁士分离，延伸到巴尔干半岛、捷克与斯洛伐克等的分离，但是在纯粹的倾听里，“老欧洲”仍然生机勃勃——就是那个高度同一性的、前民族国家的欧洲仍然健在，甚至成为大公教会分崩离析后，回到过去的唯一精神纽带。因此从古典音乐认识欧洲，是通往前现代的欧洲的一条思想幽径。

现代人很难意识到，尽管德沃夏克被认为是捷克三杰，甚至被称为捷克民族乐派的领军人物，但他的真实身份是奥地利上议院终身议员，就像当时的德意志大都会布拉格一样，以德语为母语。是奥地利帝国的助学金，一再帮助这位彻头彻尾的奥地利公民长大成才——因为当时还根本不存在捷克这个国家。捷克人有理由控诉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但是对斯洛伐克人而言，捷克民族国家却是一场噩梦（《消失的欧罗巴半岛——沉思德沃夏克》）。

我们同样不易发现，贝多芬的法语像德语一样好。因为“莱茵河南岸”的法兰西思想对他的一生创作至关重要。贝多芬祖孙三代都服务于神圣罗马帝国的科隆-波恩大选侯，在德意志诸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贝多芬属于天主教的南方人。而在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在他家乡创建了波恩大学后，贝多芬成为哲学系在册的一名好学生。贝多芬是“人民皇帝”约瑟夫那短暂的贵族改革运动之子，与身处仆役阶层的海顿、莫扎特不同，也与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勃拉姆斯不同，贝多芬的朋友们皇室贵胄众多，贝多芬很多时候看不起老百姓。贝多芬更多的是一个自由派，而非现代人理解的民主派（《莱茵之子与日耳曼启蒙运动——贝多芬艺术思想别传》）。

音乐史上，亨德尔与巴赫并称巴洛克音乐的双子星，亨德尔和巴赫一样是德国新教徒，但亨德尔是国际旅行家，在罗马、那不勒斯、佛罗伦萨和威尼斯游学并流连忘返。然而德国人不甚喜欢这位意大利清唱剧大师。作为汉诺威宫廷乐长，亨德尔请假一年去了英格兰。因为深受安妮女王和英格兰人喜欢，亨德尔竟毁弃了同汉诺威大选侯的合同。不料1714年，安妮女王驾崩。根据《1701嗣位法》，汉诺威大选侯继承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王位，是为英王乔治一世。斯图亚特王室对英国的统治正式终结，改由汉诺威王朝统治。亨德尔与老主人一起终老英国（《新教伦理，资本主义，大英帝国——亨德尔〈弥赛亚〉世俗精神探源》）。因此，我们不能以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国籍概念理解欧洲古典音乐。就像德沃夏克是真正的奥地利公民一样，被视为意大利独立运动重要人物的威尔第属于法国籍，他出生的意大利北方当时属于法兰西版图（《更加南方的思想——威尔第二百周年报告》）。事实上，法兰西思想对威尔第影响极深。长久以来，威尔第坚持认为法国才是实现意大利统一的力量。

西班牙的知识分子音乐，在欧洲成熟最晚，而且是由经济发达、比较开放、倾向独立的北方人加泰隆尼亚人发起的。作为民族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同教育、文学、艺术一起发展的加泰隆尼亚音乐民族运动，本来目标当然是追求加泰隆尼亚独立（《加泰隆尼亚之梦——纪念卡萨尔斯》），然而事实表明，这在音乐上行不通——阿尔贝尼斯、格拉纳多斯、法利亚等音乐家都发现，伊比利亚半岛音乐的精髓在南方的安达卢西亚——这只能从文化上表明，加泰隆尼亚是西班牙无法分割的一部分（《安达卢西亚，五月万岁——音乐里的西班牙》）。

那时候的欧洲，货币种类林立但远比现在的“欧盟”更统一。自称“德国人”的奥地利人莫扎特，公认是最伟大的意大利歌剧作曲家。《费加罗的婚礼》、《唐乔万尼》、《女人心》是意大利诗人达·蓬特和莫扎特携手创作的最完美的歌剧，罗西尼、威尔第都只能退居次席。莫扎特居住的维也纳，意大利音乐家和剧作家占主导地位，其中包括莫扎特的对头萨列里。作为贝多芬、李斯特、舒伯特的老师、宫廷音乐家，萨列里毒死莫扎特这样的低层平民，实际上是无法想象的，但文化势力强大的意大利人，确实给许多维也纳人造成巨大压力——而意大利当时只是大半在奥地利统治下的历史地理名词（《莫扎特就是我们的地平线》）。

瓦格纳最重要的思想来源和人生偶像，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头、无政府主义时两位教父蒲鲁东和巴枯宁。瓦格纳的文学观念同法国浪漫主义特别是颓废派文学密不可分。而以真正的创作抵制瓦格纳“乐剧”的印象派音乐大师德彪西，最重要的思想来源是俄罗斯音乐大师穆索尔斯基，因为德彪西长期在俄罗斯给一位贵妇人的女儿当家教。在此期间，德彪西成为最早感受穆索尔斯基强劲音乐力量的艺术家——这个贵妇人就是梅克夫人，大作曲家柴科夫斯基的物质和精神支撑，她与柴科夫斯基的突然绝交，也促使了老柴的弃世。

巴赫实至名归地被称为“巴洛克音乐之父”，他去世之年甚至被公认为巴洛克音乐的终结。然而从思想史上来说，巴洛克艺术乃是在整个艺术思想领域，对德意志宗教改革运动的全面反扑。而巴赫家族对马丁·路德改革的信念极为坚定，他们为坚持信仰而举家流亡，而巴赫被宗教改革史称为“三百年来唯一真正理解马丁·路德的人”。马丁·路德作词谱曲的《上帝是我坚固堡垒》，被马克思、恩格斯称为宗教改革运动的《马赛曲》。巴赫重新谱写的音乐，使第二次创世记般的宗教改革运动，至今仍然栩栩如生。但巴赫事实上成为南方天主教精神的巴洛克运动的一员，因为音乐是无法划分宗教阵营的。

即使有一天，色彩和线条都能分成敌我，在旋律的世界划分敌友依然不可能。对抗的民族、交战的国家、格斗的士兵，仍然可以、而且常无意识地哼着对方民族的曲调。在欧洲古典音乐中，划分新教与天主教是不可能的，划分希腊正教和罗马天主教也是不可能的，区别犹太人、阿拉伯人同样是不可能的。天主教的格里高利圣咏，依然来源于希腊圣咏。而整个基督教会音乐传统，最重要的来源之一就是犹太人的会堂音乐《驶往拜占庭：圣乐凡踪2000年》）。最终我们只能承认：从音乐上讲，欧洲和小亚细亚、北非同样是无法分割的。西班牙音乐生命力最顽强的一部分，就是阿拉伯色彩强烈的安达卢西亚音乐。近800年的穆斯林传统渗入安达卢西亚的音乐就像渗入安达卢西亚的餐饮一样。吉他和弗拉明戈、响板和摇铃，常常使我们仿佛身处中东。而且那些被天主教从西班牙驱逐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又把安达卢西亚音乐带到世界各地。在耶路撒冷，我们会见到最好的弗拉明戈表演艺术家。在摩洛哥村庄民间音乐中，我们甚至可以重返16世纪前的安达卢西亚（《锡安，是否我不该回来找你》）。

书中20来篇文章，主题、人物、风格各异，但大都围绕同一个认识：音乐是巴比伦通天塔倒塌后，最后一支反对分裂人类的精神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贝多芬始终是“乐圣”。《第九交响曲“合唱”》末乐章《欢乐颂》，最好地表现了康德、席勒意义上的世界理想，是对“一切人类皆兄弟”的最好最高的阐释。贝多芬比席勒更有力量，因为他用的工具是音乐。音乐可以帮我们进入昨日以前的欧洲——那个因为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而洋溢青春气息，鲁莽、轻信、乐观，但什么异见也不加驱逐的欧洲。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只是“那一个”欧洲的废墟而已。每一首乐曲，都是这巨大废墟上的一块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