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

1.语言工具论

人们常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最早对语言做出如此明确定位的人是高尔基，他说：“文学的第一个要素是语言。语言是文学的主要工具，它和各种事实、生活现象一起，构成了文学的材料。”[1]由此可以看出，高尔基虽然强调了语言对于文学的重要性，但他实际上是一个“工具”论者，他对语言的重视依然局限于“工具”论的思维框架中。所谓工具论，即认为语言只是一种“形式”“工具”“媒介”“载体”，它的功能在于表达生活和情感的内容，内容具有“优先权”，而包括语言在内的形式则处于被内容决定的位置。

语言工具论有其合理的一面，因为语言是思想情感的物质外壳，没有语言的固定，思想与情感依然处于原生状态当中，散乱一片。而只有通过语言，才能为思想情感赋形。但是，也必须指出，由于语言工具论过分强调了语言的从属地位，致使许多现象无法得到充分解释。比如，当人们谈到理性内容或思想情感对于语言具有绝对的优势时，可能会遭遇这样的追问：人们在思维的时候需要不需要语言？如果不存在没有语言的思维活动，那么语言在思想被表达之前就已经参与了思维活动。因为有了语言，才有了思维过程；因为有了思维过程，也才有了思想的成果。“工具”论者更多地看到了思想的结果需要借助于语言，而没有看到思想的过程同样需要依靠语言。而一旦意识到语言参与甚至塑造了思想，语言工具论的偏颇也就暴露出来了，人们也就需要对语言重新认识。

2.语言本体论

正是意识到语言工具论的缺陷，语言本体论开始浮出水面。自从有了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对“语言”（language）和“言语”（parole）的区分后，人们对语言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杰姆逊（Fredric Jameson）指出：“在过去的语言学中，或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一个观念，以为我们能够掌握自己的语言。语言是工具，人则是语言的中心；但现代语言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结构主义宣布：说话的主体并非控制着语言，语言是一个独立的体系，‘我’只是语言体系的一部分，是语言说我，而不是我说语言。”[2]正是由于结构主义语言学对语言的高度重视和强调，语言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殊荣，语言也因此上升到“本体”的地位。

那么，从本体论的角度为语言定位有无道理呢？回答依然是肯定的。卡西尔（Ernst Cassirer）指出：“人的符号活动能力（Symbolic activity）进展多少，物理实在似乎也就相应地退却多少。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是在不断地与自身打交道而不是在应付事物本身。他是如此地使自己被包围在语言的形式、艺术的想象、神话的符号以及宗教的仪式之中，以致除非凭借这些人为媒介物的中介，他就不能看见或认识任何东西。”[3]这种说法与“语言是存在的家”（海德格尔），“想象一种语言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我的语言的界限意谓我的世界的界限”（维特根斯坦）等断言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维特根斯坦从“生活方式”“世界的界限”等方面来思考语言的问题时，他的论述应该说是非常精湛的。因此我们也可以设想，一个只会说方言的人，他的世界的界限不会超出他的家乡之外，一个掌握了一门外语的人，他的世界会比一个没有掌握外语的人的世界大许多，他拥有了与那种语言相配套的思维方式、感觉方式和生活方式。而在卡西尔看来，语言则是人们认识事物的中介，有了某种语言，也就有了某种现实，也有了人们对这种现实的感觉和认知。

既然语言在本体论者的眼中如此重要，那么，从本体论的角度看，语言与文学的连接点又在哪里呢？本体论者认为，语言是人们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文学语言就是人们审美地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在生活中，我们拥有了新的语词或新的语词组合，表明我们拥有了一种生活实践的新姿态。在文学世界中，新的语词、新的句式和新的表达不断出现，世界的边界由此得到拓展。作家使用了一种新语言，意味着一种新的审美经验的诞生，意味着一种新的审美天地的营造。读者接触到这种语言，也意味着接触到一个崭新的世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语言也是文学的家园。

然而，正如语言工具论有其缺陷一样，语言本体论也有其片面性。如果说工具论没有看到文学作品中语言的特殊性，把文学语言与其他领域的语言混为一谈，那么，“本体”论则过分夸大文学语言的诗性特征，而没有看到文学语言与其他领域中的语言的共同性，即任何文学语言都是建立在日常语言的基础上的，它不是文学家造出来的另一类语言。

[1] [苏联]高尔基：《和青年作家谈话》，见《文学论文选》，孟昌等译，29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2] [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3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3] [德]卡西尔：《人论》，甘阳译，33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