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西方传统和现代文论中的文学本质论

一、西方传统文论中的文学本质论

西方传统文论中的文学本质论是现代文学本质观得以形成的一块非常重要的基石，其关键内容需要我们做一一审理。

西方文论中最早的本质论是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和谐说”。亚里士多德曾对其基本观点有过很好的总结：“数是一切事物的本质，整个有规定的宇宙的组织，就是数以及数的关系的和谐系统。”[1]这实际上是把事物的属性看成独立的精神实体，进而建立了“数一元论”。根据这种本体论，毕达哥拉斯认为“美就是和谐统一”，一切事物和艺术的美无不体现了比例、对称、黄金分割等和谐的形式法则。他特别看重音乐，认为“音乐是对立因素的和谐的统一，把杂多导致统一，把不协调导致协调”[2]。他还进一步发现了雕塑、绘画、建筑乃至人体的和谐美，强调它们各部分之间的对称和适当比例。毕达哥拉斯甚至对天体运动也做了“和谐说”的解释，认为各天体之间的距离是和谐的，因此能够演奏出和谐的宇宙乐章；人体也是如此，它有一个内在的“小宇宙”，并与天体“大宇宙”之间发生和谐共鸣。这种观点被称为现代物理学“弦理论”的滥觞。毕达哥拉斯所在的时代，西方文学远没有进入自觉状态，因此他没有直接论述文学现象，不过根据他的本体论和美学观，不难推断其重在形式的文学本质观。就整个西方文论传统来说，毕达哥拉斯的“和谐说”可谓影响深远：它的最直接的影响者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美学观，后者甚至将“形式因”标举为哲学的本体；除此之外，欧陆理性主义美学非常注重形式的完满，这种观念在康德那里达到了比较集中的哲学表述。后来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等文论流派对文学艺术本质的理解也都可以在此找到源头。

“模仿论”是西方文论史上最源远流长的一种文学本质观。它一般可以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源头。

其一，柏拉图的“理念说”。“理念”是柏拉图哲学的最高实体，它直接显现为真、善和美，柏拉图由此提出了“美本身”的概念。所谓“美本身”，是指美的理念、本质和根源，它是最高的美、绝对的美，它不依赖于任何美的事物而存在，却能创造并统摄一切美的事物。《会饮篇》中第俄提玛的启示对此做了很好的描述：“这种美是永恒的，无始无终，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它只是永恒地自存自在，以形式的整一永与它自身同一。”[3]由于美本身是永恒绝对的美，世间其他事物便只能由它派生，对它模仿，而艺术又是对这些事物的模仿，所以柏拉图说艺术是“模仿的模仿”“影子的影子”，“和真理隔着三层”。这种观点深刻影响了西方的文学本质观，尤以中世纪的“流溢说”为代表。“流溢说”认为文学艺术本质上是神的流溢、分有或对其模仿的结果，它并不来自艺术家的创造。其他新柏拉图主义者和教父哲学在文艺本质论上也大都是这种学说的变种，它们几乎统治了整个中世纪，甚至在海德格尔的艺术本质观上还能听到它的回响。黑格尔虽然不否认艺术家的创造，但他还是把美和艺术理解成了“绝对精神”的形象显现，实质上还是它的“外化”或“自我创造”，而且“绝对精神”最终还是要穿透艺术和哲学，在宗教那里才达到完满。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柏拉图贬低艺术的观念更明确地反映在他的“理想国”构想中。他在理想国给诗人定下了“说谎”和“败坏理性”两条罪名，因此下令将他们驱逐出境。“驱逐诗人”或者贬低艺术其实在他的老师苏格拉底那里早有先兆。苏格拉底的美学观认为，只要在功能方面能实现其目的就是美的，也就是善的。以此来看，文学艺术的功能就是其本质。从这种彻底实用主义的观点出发，诗人的地位显然岌岌可危。柏拉图只不过将乃师的观点政治化罢了。他们的理论在19世纪后期法国理论家泰纳的艺术本质观中还可以找到呼应，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代用品说”尤可谓紧步后尘。此外，柏拉图的文艺政治化思想还为后世政治功利主义的文艺本质观提供了口实。

其二，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论”。亚里士多德关于哲学本体论的看法与他的老师决然不同。他认为，根本不存在超然于个别事物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只有客观的、具体的、能被专名表达的“这一个”实体，即“第一实体”，以及作为其共相的种和属，即“第二实体”。即使是后者同样不能脱离个别事物而存在，因为普遍必然被包含在个别之中，没有既脱离个别实在又统摄个别实在的绝对精神。这种看法断然否弃了“美本身”，也让模仿论找到了客观真实的依据。亚里士多德据此提出了关于诗和历史谁更真实的著名论断：“写诗这种活动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4]亚里士多德还明确指出艺术的本质就在于模仿，而且模仿是“人的天性”。此后绵延一千多年的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从贺拉斯、朗基努斯一直到布瓦洛，依然坚持模仿说，不过他们所谓的模仿对象是古希腊经典；其间只有达·芬奇（提出了“镜子说”）、莱辛、伏尔泰、狄德罗等为数不多的理论家主张艺术模仿自然和社会，这是向亚里士多德看齐的做法。

“修辞论”是亚里士多德在文学本质观上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如果说文学是一门语言艺术，修辞就是这门艺术的核心。但修辞问题在古希腊远没有针对文学，而是“艺术”，而且这种“艺术”也远没有接近它的现代含义。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开篇即说：“修辞术是论辩术的对应物。”修辞术和论辩术都是“艺术”，但后者在“智者派”那里变成了一种谋求政治地位和个人生存的专门技巧，苏格拉底严厉指责过它们只是蛊惑人心、偏离真理的“政治诈骗术”。亚里士多德将修辞术定义为“在每一事例上发现可行的说服方式的能力”，强调以事实为基础，以寻求真理为目的，这就将修辞看成了一种能够通过培养得来的探求知识的语言能力。它虽然跟文学和写作还没有太大关系，但亚里士多德毕竟还是讲到了文学中的修辞，比如，他说有些“恰当的演说方法”“在悲剧和史诗朗诵的艺术中，早已就用上了”，修辞“可以使语言显得格外堂皇美丽”[5]。此后，朗基努斯大量论述了修辞问题。他的《论崇高》基本上就是一部修辞学著作，而且他所谓的“崇高”主要是指语言风格的崇高，并以“掌握语言的能力”作为创作崇高的基本前提，然后才有其他五个来源。修辞问题此后在西方文论中渐入沉寂，最后还是在文学艺术中，尤其在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那里终于大放异彩。

“想象”是西方文学本质论的另一个重要范畴。亚里士多德最先在诗中发现了想象。他认为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是描述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6]，这样的观点为艺术想象提供了适宜的理论温床。此后，西塞罗、贺拉斯、朗基努斯等都对想象做过零星的论述，但比较系统的观点见于18世纪中后期休谟的论著。休谟一方面认为想象是艺术家自由创造的表现，另一方面又指出，想象“不外乎是将感官和经验提供我们的材料加以联系、置换、扩大或缩小而已”[7]。他还对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做了比较研究，成为艺术思维的重要理论来源。别林斯基也对艺术思维做过经典论述。他追随黑格尔，将艺术和哲学的思维方式加以区别，认为“哲学家用三段论法，诗人则用形象和图画说话，然而他们说的都是同一件事”[8]。别林斯基不仅将形象思维运用于诗歌的论述，而且认为诗歌中也必须包含思想，只是表达方式必须具体化、形象化，这已成为现代文学本质观的一个重要论断。

西方文论基于文学自身的本质论是从19世纪后半期的浪漫主义运动开始的。毋庸讳言，浪漫主义作为对古典主义的反拨不仅涉及文学，还广泛包括其他艺术形式，但这场运动蕴含着一个极端重要的东西，这就是文学的独立。根据乔纳森·卡勒的考证，“literature”这个词一直以来都泛指各类“著述”或“书本知识”，它的现代意义的产生只是两百多年前的事，这个时期大体上就是浪漫主义运动时期。当然，文学独立并不意味着它不再与哲学和美学发生关系，而是说作为一种事实，它将吸引更多专门关注文学、研究文学的人，从而逐渐趋近于“文学性”本身，尽管从哲学和艺术来探讨文学的情况依然必不可免。

浪漫派的“表现说”就是一个例证。在西方文论史上，虽然情感、想象、表现等概念早已出现，但真正将它们提升到文学本质论高度的是浪漫主义诗学。值得一提的是，以施莱格尔兄弟为主要发起人的浪漫主义诗学正是以重新反思哲学、美学、艺术和文学之间的关系为发端的。他们事实上已经发出了文学独立的先兆。奥·施莱格尔在《关于美的文学和艺术的讲座》中指出，在文学和美学之前加上“美的”一词完全多余，而且“美学”一词问题重重，“现在该是彻底废除它的时候了”[9]。虽然他有些言辞比较偏激，但部分观点的正确性还是被后来的历史证明了的。浪漫主义诗学的很多文学观念都已经成了文学本质的不可磨灭的内核。比如，他们歌颂自由和天才，强调情感和想象，要求运用“真挚单纯的语言”，等等，尤其第一次将自我表现放置到了文学本质的高度，给后来的表现主义、意识流、象征主义等现代文学和文论都带来了重要影响。当然，浪漫主义的哲学基础还是非常明确的，它们主要以康德的主观唯心主义，尤其是费希特的“自我”哲学作为根基，不过在费希特那里“自我”还有“非我”的对立限制，浪漫主义德国的耶拿派则取消了“非我”，将主观自我视为艺术表现的唯一本质。此外，强调主观自我的表现主义、意识流等现代文学主要以克罗齐的精神哲学、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为理论基础。克罗齐尽人皆知的公式是“直觉即表现、即艺术”，而它们共同的基础却在于情感，艺术的直觉的表现即情感的表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强调无意识从根本上决定了人的思考和行动，尤其梦境、白日梦等被认为是文学创作的基础和来源，甚至认为作家是不同程度的精神病患者。这些观点都属于非理性哲学的不同形态。

现实主义的“反映论”也是现代文学本质论的重要来源。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一样并非限于文学，但它也是奠定现代文学本质论的另一块重要基石，文学本身的很多特点在此都得到了进一步发掘，特别将“反映论”认定为模仿论的进一步完善。“反映论”不仅突出了模仿中的创造性，而且强调必须创造“典型形象”，即文学艺术不仅要反映现实，还要“把现实理想化”，“通过个别的、有限的现象来表现普遍的、无限的事物”[10]，文学形象塑造的结果是使形象成为“熟悉的陌生人”。在哲学基础上，现实主义主要以唯物主义哲学作为理论根基，凸显文学艺术是对客观现实的真实反映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积极创造的结合，文学典型就是客观必然性和主体创造性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