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7世纪欧洲文学的社会背景与基本轮廓

在17世纪，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资本主义的发展，自由宪政的确立，使革命后的英国迅速发展成为当时欧洲最先进的国家。

同一时期的法国，虽然资产阶级也差不多成长到了与封建贵族势均力敌的程度，但它却是一个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16世纪末，亨利四世开始了中央集权的尝试，中经路易十三，到路易十四当政时，王权达到鼎盛；“太阳王”集政治、经济、军事大权于一身，开启了法兰西封建社会史上的黄金时代。在17世纪的历史条件下，专制王权是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保证，而国家的统一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法国审时度势，鼓励工商业的发展和对外拓殖，促进了国家的强盛以及政治的稳定；繁华的巴黎更是成为这个世纪欧洲文化艺术的中心。但其他国家的情况却大相径庭。

由于商道转移和战乱等原因，意大利、西班牙诸国经济发展缓慢，丧失了文艺复兴时期曾拥有的先进地位。

在文化上，笛卡儿（1596—1650）、斯宾诺莎（1632—1677）、莱布尼兹（1646—1716）、牛顿（1643—1727）等文化巨人的出现，表征着现代西方哲学与科学的辉煌在17世纪已初见端倪。他们关于宇宙、社会、人之新理论的共同点在于推崇理性；而其科学成果也激发了普通人对理性的热情，强化了人们看待世界和自身的理性意识。笛卡儿唯理主义哲学的出现，标志着理性作为17世纪的时代精神得以确立。在理性与情感的关系上，古典主义强调二者的对立，并要求以“理”驭“情”。笛卡儿在《论**》（1649）中曾明确宣扬理性对情感的约束和指导作用。机智与练达备受推崇，感性与**则饱受诘难。一切都要在理性至尊的天平上称量一番，这一方面解构了盲目、盲从的信仰，动摇了中世纪神学的思维方法和教会的权威，但同时也陷入了机械决定论的泥淖，构成了对人性、人文的扭曲。显然，此种唯理主义的时代精神，绝非适宜艺术大繁荣大发展的文化气候。

在17世纪，意大利丧失了其文艺复兴时期执欧洲文化牛耳的荣耀地位，西班牙也难提其“黄金时代”的“当年之勇”。德意志文化则处于半停滞状态，文学上除格里美豪生（1622—1676）的流浪汉小说《痴儿西木传》还值得注意之外，基本上再无别的成就可言。在这种情况下，就只有英、法两国的文学，代表着这一时期欧洲文学的最高成就。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在宗教外衣下进行的，斗争主要在保王的国教与革命的清教之间展开。在革命过程中，出现了一位杰出的诗人约翰·弥尔顿（1608—1674）。弥尔顿少年时即属意于诗，剑桥大学修业期间写过很多抒情短诗，如歌咏青春的《五月晨光》等。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弥尔顿以全副的热情投身其中，并于1649年被任命为共和国国务会议拉丁文秘书。这期间，学富五车的弥尔顿在政务之余，积极参加政治和宗教论战，写下了大量政论文章，《论出版自由》（1644）、《论教育》（1644）、《为英国人民声辩》（1651）等是其中的名篇。因视力素弱，当时又夜以继日地工作，弥尔顿终至双目失明。在英国王政复辟时期，双目失明的弥尔顿口授了三部以《圣经》为题材的作品：长诗《失乐园》（1667）、《复乐园》（1671）和诗剧《力士参孙》（1671），这些作品具有明显的清教思想。代表作《失乐园》塑造的魔鬼撒旦形象，象征资产阶级革命斗士，其与天神之间展开的战斗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的艺术再现。此外，约翰·班扬（1628—1688）的讽喻小说《天路历程》（1678），也体现了清教主义倾向。

17世纪初叶，巴洛克文学在欧洲文坛曾盛行一时。巴洛克原指一种造型和绘画的艺术风格，后浸染影响到文学创作。这种文学起源于意大利和西班牙，马里诺（1569—1625）和贡戈拉（1562—1627）的诗歌创作分别是它们的代表。巴洛克文学传入法国后，兴盛一时，影响到诗歌、小说、戏剧等领域。将纤细丰富的生活感受极尽铺陈渲染、矫饰夸张，作品结构繁复，追求事出意外的艺术效果，乃巴洛克文学的基本艺术特征。

17世纪30年代以后，古典主义文学逐渐在法国文坛取得了主导地位，并蔓延影响到整个欧洲文坛。“古典主义”之名号，盖因尊奉古希腊特别是古罗马文学为典范而来。为了与上古真正意义上的“古典”相区别，17世纪欧洲文坛的这股思潮有时也被称为“新古典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