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进步，勤学深思的长者

林甘泉

我与何先生认识多年，从进入历史所开始，我就很喜欢读何先生的文章，但“**”前并没有多少接触。“**”后接触很多，我父亲是他的老师，我们几乎无话不谈。

何先生有两点非常突出：一个就是爱国主义。他的“爱国一书生”真是名副其实；另一个就是在学术研究上坚持真理，也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两点我觉得在他们老一辈学者当中表现得很鲜明、很突出，也是我们许多中青年同志学习的楷模。很难得的一点是，何先生这两点并不随着形势变化而变。他真正是胸怀坦**，一旦认准一个理想信念，他就不受各种影响，坚持下去。

就爱国来讲，爱国主义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主旋律，应该讲，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爱国的，都在探索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但也经历了曲折。就拿何先生来讲，他早期信仰“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的改组派还有一些关系，但他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是疾恶如仇的。我们知道他对他的老师陶希圣非常尊重，但他一认清陶希圣的真正面目，就跟他划清了界限。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也是很快就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后来，因为早年的一些经历，他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这与“左倾”思想的影响有关，也有一些别的原因。但何先生对自己的回国并没有后悔。“**”后拨乱反正，何先生对我们以前的“左倾”思想进行反思、批判，但并没有对共产党失去信心。在共产党形象最光辉、最受人民群众信赖的时候，他受到了一些不公正待遇，但他还是认准了在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前进方向，所以他在老年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何先生学识很渊博，他写文章不是空对空的，从概念到概念的，而是从实证角度进行。但他也不同意把历史学仅仅看成是材料学。他不忘记历史学的社会使命。在这个问题上，何先生也是有独立思考的。他早年研究社会经济史，西方的一些书他也看，但他后来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些年，大家感觉到马克思主义似乎被淡化了。何先生有一次跟我说，西方的理论我们可以吸收，但要让我放弃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是不行的。这也是他经过深思得到的结论。

如今，《何兹全文集》已出版，这是有特殊意义的。我感到我们中青年学者对学术史的发展缺乏了解，这样很容易跟风，一个时期有个什么东西，只要有人一炒作，就变成了一个主流意见，就跟着走。对过去很容易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或者不能够很好继承。一谈到继承史学传统，继承历史遗产，古代的不讲，近代的不讲，只要一讲，就是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钱穆，别的都不算数了，甚至有的人讲那些都不是学术著作了。所以，许多人还是缺乏对中国近代史学传统的了解。老一辈史学家走过的学术道路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继承的。

我简单举一例，比如何先生主张的“魏晋封建论”。“魏晋封建论”也好，“战国封建论”也好，“西周封建论”也好，你说谁是最正确的，谁是不正确的，这本来就是百家争鸣的问题。有些问题是不必有个结论的，人文学科的问题，不能以是非判断，最主要是看它能否带动学科发展，能否不断深入。就拿“魏晋封建论”来讲，是1956年提出的。因为我看到何先生的文章，知道何先生主张“魏晋封建论”，但1956年之前，何先生没有发表这篇文章，这跟他的处境有关。所以你要讲这事，不了解的，就认为何先生是后来跟着人来讲的，实际上不是。何先生的文集出版，对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提供了帮助。

我讲这些，是表明先生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而不是说任何问题上都要跟他学。我与何先生在很多问题上看法都不一致。何先生作为一位长者，我觉得他特别谦虚。何先生关于国家起源问题的文章，是把国家起源、形成放得广一些，他并不同意夏代、商代是国家。这个问题我和他讨论过，他实际是在理论上引申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国家形成的标志是什么。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后讲，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但何先生认为早期国家和后来的国家是有区别的。他的研究对学术发展是有益的。

何先生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都值得我们学习。这与郭良玉先生对他的支持也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