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对外政策中意识形态因素的一般特点

为了深入探讨美国对华意识形态的渗透政策，有必要首先对美国意识形态因素在其总的对外政策中的一般特点做一考察。依据对历史与现状的分析，大致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1.反共主义

正如美国及其他一些西方学者所指出的，贯穿美国对外政策的一条主线是“扩张”。“一部美国史，充满着扩张这一永不改变的特色。”[44]资产阶级要向外扩张，“总是要寻找一种虔信不疑的理由，来为自己的行动做辩护”[45]。这种辩护武器，随着形势的变化，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地变换着。俄国十月革命后，美国外交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原有思想武器当中加上了一件新武器——反共主义。它是如此长久，如此一贯地被广泛运用于现代美国对外政策之中，以致《美利坚帝国》一书的作者、法国人克劳迪·朱里安得出结论说，宣传“神意”和高唱“救世主义”，“绝对谈不上是美利坚帝国的特色。美利坚帝国的特色在于，它是针对共产主义而展开一切活动的”[46]。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看来，新生苏维埃是与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根本对立的；布尔什维主义否定私有财产，这对美国造成极大威胁；而布尔什维主义这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则是对美国的可怕挑战。美国著名外交家凯南曾经说过，美苏“冲突根源中首要的而且也是最根本的一个，当然就是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的领导集团在意识形态上所承担的义务。这在美国的政治经验中还是一个崭新的东西。这也是美国人以前从未遇到过的一种敌对方式的表现。”“俄国保证要实现的纲领旨在使美国社会遭到损害，在绝大多数美国人看来，甚至比单纯在军事惨败于传统的对手可能带来的种种苦难还要可怕。”[47]

总之，美国反对一切不符合“美国标准”的革命，特别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这些对革命的总的看法，尤其是对布尔什维克这个幽灵的看法，如今已牢牢生根。这些观念深深地扎根在政策制定者的头脑中。”[48]这样，反共主义成为现代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特点。

2.种族主义

除了反共主义这一特点外，在美国历史上形成的种族歧视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美国历史学教授，20世纪70年代曾任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的埃德蒙·S.摩根指出，在美国，“自由和平等是伴随着奴隶制而兴起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这两种彼此矛盾的发展过程并驾齐驱，从17世纪一直延续到19世纪，成了美国历史上的主要悖论”[49]。作者用大量史实说明，在很大程度上“美国人是靠奴隶劳动才赢得独立的”[50]。也正是奴隶制使白种美国人获得了较多的自由民的权利，并形成民主共和的政治传统。奴役和自由“两者互相纠结，互相依存，英国人的权利是在剥夺非洲人权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美国只不过是使这种悖论更加突出罢了”[51]。正因此，美国那些开国元勋如华盛顿、麦迪逊、杰斐逊等人不仅终身拥有奴隶，而且都具有种族主义思想，并一直影响到他们的几代后裔。最终形成了一种把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看成是世界最优秀的“将领导着世界的事务”的民族的偏见[52]。而其他民族特别是有色人种都被看成是等而下的民族甚至是劣等民族，是“应当再有几十年来接受西方的训育”的。而这种种族优越论又很自然地和反共主义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3.实用主义

表现为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的另一个特点是实用主义。这种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上升到了美国国家哲学地位的实用主义往往支配着大多数美国人的行动，而当其被美国当局在对外政策中加以运用时，就获得了特殊的价值。

一方面，美国在推行实用主义对外政策时“力图摆脱”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道德规范，摆脱国际关系的共同准则，不顾对人类和历史应有的义务，而“只考虑于己直接有利的局势”，因而“导致政策上的急剧摆动而难以实现与其他国家关系的正常化”[53]。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情形更是如此。美国上层决策者毫不隐讳地说，“在对共产主义进行的意识形态战争中，我们需要的不是真理而是破坏活动”[54]。

另一方面，实用主义又可被利用来作为推行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具。关于这一点，尼克松说得很清楚。他在1988年写成的《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断言，“东欧的共产党人已完全失去了信仰。……新的一代东欧人不是空想家，而是实用主义者，而实用主义可以打开和平演变之门”[55]。他鼓吹，“我们在东欧进行和平竞赛的战略必须立足于实用主义”[56]。可见，实用主义在美国对外政策中，既是一种策略手段，又是一种思想信条。

在上述诸特点中，反共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是最主要的特点，这些在美国对华政策中一再地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