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戈尔巴乔夫的“非意识形态化”与美国的意识形态进攻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1991年年底苏联的解体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戈尔巴乔夫鼓吹的“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与美国意识形态进攻的合力在导致苏联解体上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苏联作为从十月革命中诞生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过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再到20世纪50年代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上天，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但是，苏联社会主义毕竟只经历了几十年历史，“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特别是苏联高度集中的中央经济管理体制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越来越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而对外日益推行霸权主义更加重了其衰退的过程。苏联需要改革是历史的必然。但是，沿着什么方向去改，是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还是滑向资本主义，却是大有文章，其结果则关系到社会主义苏联的生死存亡。

但是，苏联的某些实践，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实践却离开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指导思想，出现了另外一种景象。1985年担任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在执政的初期还没有公开否定社会主义，并希望通过改革，争取发展生产力。由于各种原因，经济改革难以推动，戈尔巴乔夫便转向政治改革，提出了“更新”社会主义的口号，力求为经济改革扫除障碍。正是在这时，暴露出了这位苏共“二十二大产儿”的真实面貌。他全面彻底地批判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否定几十年来苏联的建设成就，向人们“发出一个可悲的、对（苏联）整个制度进行诅咒的信息”，同时攻击苏联的“意识形态”是改革的“敌人”。以后戈尔巴乔夫的所作所为如前所述，就是自觉地用所谓“全人类共同价值标准”，即占优势的西方价值标准作为指导思想，从而自动放弃了社会主义的方向。1991年“8·19”事件后，戈尔巴乔夫立刻宣布，“从今以后，苏联已经被看作是民主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41]，苏联的“物质基础是作为世界经济中的一部分的市场经济，政治支柱是作为全人类民主中的一部分的民主，精神源泉是新思维”[142]。这就是说，这时的戈尔巴乔夫已把苏联从经济、政治到价值观都看作是西方世界的一员了。此后，形势急转直下，戈尔巴乔夫以苏联的名义，针对苏共发布一道又一道命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非党化”。苏共机构被查封，财产被没收，报纸被停刊，档案被封存，共产党人遭到种种迫害。苏联各共和国纷纷宣告独立。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辞去总统职务，同日，曾叱咤世界风云数十年的大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消失了。

从戈尔巴乔夫开始政治改革到苏联解体的全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苏联改革的指导思想不是别的，正是所谓“全人类共同价值标准”和“全人类民主中的一部分的民主”这样一类“非意识形态化”的口号。这对演变与瓦解苏联起到了其他力量难以起到的恶劣作用。

关于苏联为什么会滑向资本主义和走向解体，一些俄罗斯学者也在进行探讨。例如，1999年访问中国的俄罗斯科学院远东问题研究所一位教授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座谈时说，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是逐渐的，是在改善社会主义的口号下进行的。老百姓没有发现这点。他说，苏联存在特权阶层，是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的。鱼从头开始腐烂，苏共中央是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苏联人在意识形态上被炸毁了。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现在是电视、麦克风和书刊报纸出政权。他的话代表了当前俄罗斯一些比较激进的知识分子的看法。当然，说没有人看出当时的危险，未免有点言过其实。例如，时任苏联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普罗科耶夫1991年11月就指出，“存在着一种同革新社会主义主张完全不同的方针并且这一方针越来越明显，这是从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转向资本主义”。“社会意识的堕落发展到了极点。拼命污蔑苏联的历史，焚烧国旗，粗暴地毁坏和亵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和伟大卫国战争中牺牲的苏联军人的纪念碑，这还不是席卷全国的历史蒙昧主义的全部野蛮行为。”“社会和人民所需要的对过去的罪恶、错误、斯大林时期的镇压、无道德和停滞状况进行批评，这是一回事；而对我们国家制度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诋毁，这又是一回事。”他强调指出，“我们社会发展的两个趋势——社会主义趋势和资本主义趋势的斗争集中反映在俄罗斯联邦宪法制定的问题上，所谓的宪法‘非意识形态化’是以公开地直至厚颜无耻地赞赏私有制和私人经营为背景进行的。……当前阻止我国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首先是苏联共产党。因此有人才如此疯狂地要把苏共赶出政治舞台”[143]。一些人对苏联外交上的危险倾向提出警告：“在苏联滑入深重危机的时刻，过分积极的对外政策举动，使苏联较多地依赖于外部世界，较少地独立自主，……苏联领导把本国的‘改革’变成了世界各国的大业，自我置身于这样一种局面：每走一步都担心外国会对我们搞经济制裁，担心布什不来访，担心外国舆论对我们不理解。这就不得不唯美国和西方马首是瞻。”[144]但是，这种声音显得过于微弱而根本不被听取。更有甚者，一些不同意见遭到压制和打击。例如，大学教师安得列耶娃主张对党的历史做实事求是分析的文章刚一发表，苏共中央就组织文章反击，甚至要追查背景，揪出后台。正像有的文章所说，戈尔巴乔夫鼓吹的“所有这些民主、公开、多元，都是‘单行道’，只准发表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不准有人针锋相对地进行批判；只准反共势力毫无阻碍地组织集会、游行、罢工，不准共产党进行反击。在这条方针、路线指引下，敌对势力可以肆无忌惮地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而共产党自己的手脚却被捆住了，只能听任敌对势力的攻击，束手待毙”[145]。

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加紧向苏联发动意识形态进攻，且攻势愈发咄咄逼人。1982年6月，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说称，“我现在要叙述的长期计划和希望——自由和民主的前进，将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被弃置在历史的灰烬之中”，并提出美国要“举国（包括政府和私人）一致地致力于援助民主的事业”[146]。很明显，这是在吹响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和平政治攻势”的进军号。

从1982年到1989年年初里根执政的7年时间里，美国等西方国家一致联手促使苏联向资本主义国家转化。其特点是力求将意识形态的压力直接转化为苏联当局的政治措施。1990年西方七国参与拟制苏联的改革计划，并监督苏联对西方援助的运用。它们通过裁军谈判、经济援助和人权问题等，沿着一个既定目标不断地向苏联施加压力。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利用苏联的经济困难，不断以经济援助为手段，迫使苏联在国内人权政策方面进行改革。鉴于苏联放宽了移民政策，布什就在1990年12月宣布美国将暂停执行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向苏联提供5亿至10亿美元援助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此外还将向苏联提供医疗用品和技术援助。美国还把人权与军控谈判挂钩。美国政府代表通过1988年3月召开的北约首脑会议，发表《常规军控谈判方针》指出：“欧洲安全不仅取决于军事因素，还取决于政治经济尤其是人道因素”，硬是把裁军与保护宗教信仰、人员流通、取消政治犯等人权问题相联系。此后，美国认为，苏联在对待政治犯和犹太人离境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暗示这可能为新的军备谈判创造了条件。[147]

1989年1月中旬在维也纳举行的35国人权会议集中讨论了苏东国家人权状况。苏联和华约为了在常规武器谈判上达成协议，在人权方面做出了“空前的让步”。这些让步包括同意建立监督机制，使欧洲33国和美、加两国可以在任何时候对其所进一步怀疑的践踏人权的行为提出疑问。被怀疑的苏东国家必须回答这些问题。各国政府可以要求举行双边会议，直至把问题提到每年一度的国际人权会议上解决。这样，苏联以后再也不能把西方的指责和干预斥责为“干涉苏联内政”了，从而陷入了极大的被动局面。

对于苏联在人权政策上的退让，美国深表“满意”。1989年4月14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詹姆斯·贝克在其“永恒的力量：美国新时代的对外政策”的讲话中说，“现在，克里姆林宫出现的一种新的现实精神证明了我们的努力取得了成功”。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美国从此就放弃施压。正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东西关系问题专家迈克尔·曼德尔鲍姆所说：“像苏联这样一个国家，即使它更自由化一些，也很难逃脱来自美国的指责。无疑，使俄罗斯人和其他苏联人建立起一整套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应该成为美国的一个长期奋斗目标……”[148]而这一目标由于苏联戈尔巴乔夫等人的“主动配合”于1991年年底提前实现了。

这一幕可谓20世纪国际关系的“天方夜谭”。一方发动意识形态的猛烈进攻，另一方却大叫要放弃自己的意识形态，向对方看齐。其最终结果是，苏联于1991年12月自动解体。也正如迈克尔·曼德尔鲍姆所说，“所有这些是在西方未发一枪的情况下发生的”[149]。也就是说，苏联真的实现了西方所瞩望的“和平演变”。

苏联解体后“新俄国”的情境又怎样呢？一位美国学者指出，“在新俄国，自由导致了失望。如果说1991年的胜利似乎是一种不知羞耻的庆祝市场经济、人权和西方价值观的自由民主主义者的胜利，那么，叶利钦在1996年的胜利则是以一批新的寡头政治支持者的上升而著称的。选举之后，银行家、传媒大王、实业家，这些曾给予财政援助和参与竞选的人们希望获得回报，包括在克里姆林宫的职位，广播和商业上的特许证，以及获得国家资源财富的通道”。其结果是，“克里姆林宫内外新的寡头政治支持者把他们自己看作是无可争辩的幸运儿，是当之无愧的”[150]。而广大劳动者、知识分子的生活却急剧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