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意识形态因素在美国对苏政策中的阶段性变化与苏联解体
美国对苏政策中意识形态因素大致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为以意识形态为指导，对苏联实行军事打击、经济封锁与政治孤立，力图从外部打垮苏联；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施加意识形态压力，力图从内部改变和搞垮苏联。从十月革命算起，在苏联存在的70多年历史中，苏联先后经受或同时经受了来自美国这两方面的威胁。但是，这种意识形态压力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会真正得逞，这就是苏联内部的条件。下面我们试着追踪这一变化的轨迹。
第一阶段，从对苏俄实行武装干涉到长期拒不承认苏联（1917—1933年）。
1917年当俄国二月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时，时任美驻俄大使的弗朗西斯热烈欢呼这是一场“最令人惊奇的革命”[59]，要求美国政府第一个承认临时政府，因为“这场革命是对我们捍卫和鼓吹的政府原则的实际的承认”[60]。结果，美国率先承认了临时政府并给予全力支持。但对美国来说，好景不长。由于临时政府继续沙俄政府的帝国主义战争政策，俄罗斯工农大众和前线士兵的处境更加恶化。弗朗西斯发回的电报称，如果情况不能立即得到缓解，俄国形势“有可能发展为迄今为止新的具有社会主义趋向的革命运动”[61]。不久，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十月革命刚刚胜利，美国当权者就嗅出这是一个“异类”。他们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一场“布尔什维克的‘政变’（coup d'etat）”[62]。时任美国总统的威尔逊1919年说：“莫斯科政体在一切方面都是对美国的否定。”[63]此外，他们还伤感于俄国革命将使美国在俄国的利益丧失殆尽。在这之前弗朗西斯大使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写道：“美国公司正用贪婪的目光注视俄国现有的矿藏，它的巨大资源和铁路建设的可能性……大家都认为，这里是世界无与伦比的活动场所。”[64]如此巨大利益的丧失怎能不使美国资本家和当权者痛心疾首？因此，无论出于政治、意识形态或经济动因，在后来苏联存在的70多年中，美国当权者始终没有放弃改变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愿望。由此，一些美国学者认为，美苏“冷战”从1917年即已开始。美国不仅从1918年6月起出兵俄国北方，参与英、法对苏俄北方的武装干涉，而且对苏维埃国家实行了经济封锁。美国又是最晚承认苏联的资本主义大国，直到1933年才与苏联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尽管在20世纪20年代苏俄政府以及列宁本人曾多次表示与美国恢复并发展正常贸易关系的愿望，强调苏俄“决定与一切国家特别是美国达成协议”[65]，美国却根本不予理睬。他们认为苏俄没有美国的经济援助，其陨落指日可待。
然而，由于苏联当时的内外政策基本上是在马克思主义正确思想指导下进行，并在实践中不断纠正错误，调整政策，通过军事斗争、实施新经济政策，以及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等，加快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使新生的苏联终于开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美国改变苏联现状的计谋无法实现。
第二阶段，从1933年11月苏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到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前。鉴于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和对法西斯威胁的担忧，实用主义的意识形态占据了美国对苏政策的首位。
面对1929年至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及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对世界产生的严重威胁，美苏双方都有需要改变非正常的隔绝状态，建立外交关系。当然，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建交过程绝非一帆风顺。
在世界经济大危机期间，苏美的处境大不相同。当时的苏联经济不仅未受影响，反而不断发展。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苏联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有了很大提高。一时间，“计划”一词在西方成为时髦的名词。“俄罗斯奇迹”的内容充斥着美国和西方报刊。人们承认由于旧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破产，苏联和美国分别进行着苏联式社会主义和美国式“新政”两种实验和两种社会、国家制度孰优孰劣的竞争。[66]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对于一个大国不予承认的顽固态度已经无法向国人做出交代。而且，当时美国急于扩大同苏联的贸易，以减缓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美俄商会1933年7月通过一项有关美苏关系的专门决议，“重新表明了不承认政策的一无是处……始终正确的是，承认苏联是美苏贸易关系中获得任何重大利益的先决条件”[67]。在上述情况下，罗斯福转向承认苏联的立场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拥护。
在“承认”问题上，美国当局信奉的实用主义哲学起了相当的作用。就意识形态而言，美国并未改变对苏联制度的看法。正像罗斯福在准备承认苏联时所说：“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我们是永远不会同意的。”[68]他只是认为不承认占地球土地1/6的苏联是不现实的，是一种无知的表现。但是，在讨论是否承认苏联问题时，一系列问题和担忧提了出来，多数与意识形态有关。例如，他们认为与苏俄建交的“基本障碍”乃是苏联“世界革命的目标和实践”[69]。而且，美国认为，“在一个由国家垄断对外贸易的国家和一个由私人从事对外贸易的国家之间，它们的贸易关系不可能具有相同的基础”[70]。
但是，由于当时苏美两国都共同面临德、日法西斯侵略日益严重的威胁，而苏联自列宁时期以来又一直确有诚意发展与美国的关系，并希望从中获得美国的贷款和技术，两个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国家终于在1933年11月17日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为了表明诚意和友善，斯大林亲自给莫斯科苏维埃下令为美国大使馆选址。[71]在1933年12月20日一次与美国驻苏大使布利特举行的晚宴上，斯大林举杯为罗斯福总统祝酒，高度评价罗斯福总统不顾重重阻力而承认苏联的决定，称“罗斯福总统尽管是一位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今天却是在苏联最受欢迎的人之一”[72]。
以上说明，直到此时，斯大林坚持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思想，尽量超越意识形态分歧而与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大国发展正常关系，从而有利于双方，有利于世界反法西斯的事业。
当然，建交后由于制度与意识形态不同，两国关系发展也并不顺利，基本上处于合作与冲突并存状态。近几年陆续出版的《20世纪苏美关系文件集（1934—1939）》（莫斯科2003年版）和《20世纪苏美关系文件集（1939—1945）》（莫斯科2004年版）披露了大量过去鲜为人知的材料。其中谈到，早在1934年9月11日苏联驻美国全权代表顾问E.E.斯克维尔斯基即指出“美国报刊正日益增长对苏联的厌恶情绪，‘我们之间关系的蜜月已经结束’，而且感到了某种苦涩”[73]。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美国人“对外交政策问题兴趣不高，优先考虑的是内部问题。因此美国人由于受到误导而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成就变得‘无知’”[74]。在美国当权者的宣传下，美国公众对苏联的偏见甚至随着苏联建设的进展而越发严重。他们认为，“最重要的生活公理的不相容——集体主义和全社会的平等，反对个人主义和财产不平等——在大众意识水平上造成了对苏美接近的障碍。不仅如此，它促进了一种综合征的产生，认为（苏联）隐藏着出人意料地以共产主义的挑战形式完全恢复俄罗斯大国地位的意图”[75]。由于上述原因，加上1934年12月苏联因基洛夫被暗杀而掀起的镇压浪潮及肃反扩大化；苏德战争前苏联的一些错误做法，包括出兵占领波兰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1939年11月发动苏芬战争等，更加深了美国人的反感，并被美国当局一部分人用来制造反苏气氛，使美苏关系事实上始终处于一种“冷战”状态。只是由于共同对付德日法西斯的任务，使得两国关系不致走向破裂。对于苏联而言，其中有经验有教训。由于苏联坚持了社会主义大方向并在法西斯侵略势力威胁加剧的情况下加速发展自己，虽然在美国造成了疑虑，却为与美国结成同盟打下了物质基础。而苏联的某些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错误，则严重损害了苏联的形象，并成为美国当局从意识形态角度攻击苏联的重要依据。
第三阶段，从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到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共同反法西斯任务下的意识形态分歧与斗争。
1941年6月22日德国突然向苏联进攻。随着苏德战争的爆发，美苏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美国认为希特勒德国是当前美国面临的主要危险，罗斯福和他周围的人认识到，希特勒大本营中有一个在征服欧洲大陆后转而征服美洲的计划。因此“两害相权取其轻”，决定支持苏联。苏德战争爆发24小时后，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表示愿意“集结起任何力量来反对希特勒主义，不论这些力量来自何方”。时任密苏里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哈里·杜鲁门的话表明了美国当局的立场和策略：“如果我们看到德国打赢，我们就得帮助俄国；如果俄国打赢，我们就必须帮助德国。让他们杀得越厉害越好。不过，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愿意看到希特勒得胜就是了。”[76]
当时在关于是否援助苏联的问题上，同样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一方面，出于美国当局和公众对苏联的不信任；另一方面，也出于对苏联究竟能否经受住德国的打击心存疑虑。20世纪整个30年代各种真真假假的宣传，造成对苏联实际能力包括国内凝聚力的评价大大降低。许多人认为，在纳粹德国的闪击战下，苏联只能抵抗几周时间。但战争进程又不断证明英美方面的估计是错误的。罗斯福、丘吉尔急于解开这个“俄罗斯之谜”。于是罗斯福派总统个人代表霍普金斯于1941年7月30日至8月1日访问苏联，以求了解苏联实力真相。在7月31日会谈中，霍普金斯开门见山地向斯大林说明，“罗斯福总统渴望知道斯大林对德苏战争的评估”。斯大林对于苏德双方力量对比及战争前景做了详尽的介绍和分析，并坚定而充满信心地指出，“德国部队看来已经疲惫，从被俘的军官士兵那里已显示出‘战争厌倦症’”。他同时相信，“苏联部队士气空前高涨，这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是为保卫自己的家园而战斗”[77]。而此前美国驻苏大使斯廷赫尔特在苏德战争爆发不到两周的时间发回的电报中赞扬说，尽管当时局势对苏联而言空前危急，然而“在莫斯科没有证据证明，公众中有过度的惊恐或者早期的混乱……精神状态很好，基于对德国突然进攻的愤怒而产生的战斗精神到处可见”[78]。这一切反映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由于其制度决定的、在面对共同敌人时思想精神上的高度一致，也反映了苏联领导人的坚强意志。正像1941年7月3日美国驻苏大使斯廷赫尔特在谈到当天早晨听取斯大林发表无线电演说后称：“讲话整个说来在这里被解读为不管付出多大代价都要坚持战斗到底的决心。这也正是党员和城市工人的态度。”[79]这对于戴着意识形态有色眼镜远距离观察苏联的人而言，是难以理解的。
苏联的态度与此前欧洲大陆包括法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惊慌失措、充满悲观情绪形成鲜明对照。也正是苏联领导人和苏联人民这种精神状态赢得了美国的信任，使他们下定援助苏联的决心。霍普金斯在向罗斯福详细汇报了莫斯科之行后说，我对这条战线非常有信心。它们有夺取胜利的无限决心。这次访问是战时美英对苏联态度的转折点。
从苏德战争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一直是困扰苏联与美英关系的一个主要问题。由于国家利益特别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围绕这一问题的解决过程始终是矛盾迭起。
早在1941年7月和9月，斯大林曾几次向英国首相丘吉尔提出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以减轻苏联单独承受的德军的强大压力。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第二战场问题也直接关系到美国。但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一拖再拖，从1942年拖到1943年，直到1944年6月美英军队才在法国北部诺曼底登陆，开辟了第二战场。一再推迟第二战场的开辟，给孤军奋战的苏军造成异乎寻常的困难。这期间，苏联方面曾多次提出严厉谴责。斯大林在一封给丘吉尔的信中严正指出：“如此漠视苏联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的根本利益，苏联政府不可能听之任之……必须向您说明，这里不只是苏联政府感到失望的问题，而是要维持它对盟国的信任，这种信任已经受着重大考验。不能忘记，我们谈的是保护西欧和俄国的沦陷区千百万人的生命，是减少苏军所受的严重损失；相形之下，英美军队的牺牲是微不足道的。”[80]英美对开辟第二战场的一再拖延，成为“使反希特勒同盟国之间关系复杂化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81]，从而埋下了双方互不信任的种子。斯大林对英美的谴责是有道理的，据苏联方面统计，“整个大战中，德国武装力量共损失1360万人，其中就有1000万人损失在苏德战场上”[82]。由于英美的态度造成苏联过于巨大的牺牲，其在苏联当局和公众中造成的阴影，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长期挥之不去。
对于美国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需要一个有能力打败德国并且又能帮助打败日本的强大的苏联，但苏联在战争中力量的上升又使美国感到害怕。这种矛盾心理早自苏德战争开始时即已存在。据记载，早在1941年6月，“遏制”一词已充斥华盛顿官员的头脑。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围绕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国今后政权性质问题的斗争也随之尖锐起来。
苏联支持这些国家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美国则谴责苏联企图在这些国家建立“警察政权”。在远东，美苏于1945年2月签订了《雅尔塔秘密协定》，以损害中国东北的权益换取苏联在欧战结束后二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的承诺。就这一点而言，苏联多年来尚未清理的霸权主义思想又一次集中暴露出来，在某些方面苏联对外政策已严重偏离了社会主义性质。这也为苏联日后的演变埋下了祸根。
第四阶段，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50年代末。出于全球霸权主义的需要，美国走上与苏联在意识形态上全面对抗的道路。
俄罗斯学者指出：“战后美国人的意识中被塞满关于苏联极权主义模式的说教，以此来转移对内部问题的注意：公众舆论中友好的、可信赖的苏联盟友形象变成威胁美国民主、个人主义、私人所有制和繁荣等基本价值观的畸形儿。逐渐地，在战争时期形成的有关苏联的积极形象变成了敌人的形象。”[83]
上述俄罗斯学者的深刻分析揭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美国对苏联意识形态外交的特征和本质。事实上，当时的苏联尽管在对外政策上也犯有大国主义错误，但总体上并不存在全球扩张的野心。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与美国的伤亡是24∶1，与全部欧洲联军（包括不列颠、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希腊、南非洲、法国、荷兰、丹麦、比利时的军队）的伤亡差不多是10∶1……物质的损失估计约有2000亿美元。而化为灰烬的还不止金钱。这一切便是今日苏联对欧政策的背景。不知道这个背景，就没有跟俄国人沟通的桥梁”[84]。斯诺的评论十分中肯。苏联当时在国际上的行为是很谨慎的。美国著名外交家乔治·凯南在后来承认：“我认为当时苏联根本没有任何方法来构成对我国的军事威胁……单是战后重建就需要几年的时间，俄国人渴望和平的愿望是真诚的。”[85]
苏联在战后以最大精力用于恢复和发展经济，并希望在经济上与美国继续合作。苏联公布的有关1939—1945年苏美关系的文件证实，“苏联十分关切在战后发展与美国的贸易经济关系，在战争结束后收缩经济合作的主要倡议并非来自苏联”[86]。然而这时的美国为了全球霸权主义的需要，已下决心与苏联走向公开对抗。美国当局先是利用美国驻苏代办乔治·凯南于1946年2月22日向国务院发回的8000字电文，该电文按照美国政府要求提出了对苏联实行全面遏制的主张。但就是这位凯南，在他年迈时反省说，当年占据他脑海的，不是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真实图景，而主要是由奥威尔和卡夫卡之类的小说家创造出来的“虚构和象征性的形象”[87]。接着是于同年3月5日，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邀请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富尔敦发表“铁幕演说”。美国政府企图借这一反布尔什维克老兵之口，说出他们想说的话，为反对苏联定下调子。
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宣读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咨文。咨文再次以意识形态来论证其主张。杜鲁门说，咨文“是美国对共产主义暴君扩张浪潮的回答”，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88]。美国对苏“冷战”全面展开。接着提出的马歇尔计划和1949年提出的向亚非拉不发达国家渗透扩张的第四点计划，也都服务于这一总方针。
尽管美国以其雄厚的科技、经济实力及与国际资本的紧密联系，而占有明显优势，但当时的苏联并没有被美国挑起的“冷战”吓倒，而是采取了“安全带”政策，主要是想尽力保证本国安全和既得利益，同时保证新解放的人民民主国家不致被帝国主义颠覆。而且，即使在杜鲁门主义发表后，斯大林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能够彼此合作”的思想。他说，“这两种制度当然能够彼此合作。就它们的合作而论，则彼此之间的差别并无重大的意义”，“关于两种制度合作的思想，是列宁首先提出的”。作为列宁的学生，“我们从来没有违背过而且将来也不会违背列宁的指示”。他还指出，“合作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但合作的愿望却不是始终都有的。如果一方不愿意合作，那结果就会发生冲突、战争”[89]。这实际上是批评美国，也划清了苏美两国在对待不同制度问题上两种不同的态度。
总体而言，苏联当时仍然坚持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当然也包含不少错误，包括仍然坚持一条相对僵化的模式和道路。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这时，美国当权者密切注视着苏联内政外交的变化，并已在考虑对苏策略的转换。只是由于苏联的变化刚刚开始，这种策略的转换并未付诸实行。艾森豪威尔当政的20世纪50年代后期，斗争和对抗仍然是美苏关系的总的特征。
第五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初，教条僵化与逐步西化并存的苏联在美国以“和平演变”为重点的遏制战略面前，日益被动。
斯大林逝世后，苏共党内经过一段时间的内部斗争，1955年确立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的领导地位。1956年2月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对个人迷信和斯大林错误的批判对解放思想、促进苏联内外政策的调整和政治经济体制变革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从根本指导思想上讲，苏共在一系列问题上正逐步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意识形态上把国家引上错误的道路。从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1961年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苏共大张旗鼓地批判个人迷信和斯大林，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以及“全民国家”“全民党”等新的理论观点，并提出“20年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冒进口号。所有这一切，看似在改革苏联社会，与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竞争与争夺，但从根本上讲，在许多方面却是自觉不自觉地迎合了西方资产阶级的需要。例如，全盘否定斯大林，对斯大林以及他所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采取一笔抹杀的态度，这就为西方国家全盘否定苏联和日后戈尔巴乔夫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铺平了道路。人们把戈尔巴乔夫称之为“二十二大产儿”，并非偶然。戈尔巴乔夫正是在听取了赫鲁晓夫二十大秘密报告后，开始形成其“政治个性”，而在“五年之后，在苏共二十二大上”便把这一个性“固定下来”。赫鲁晓夫时代培养了一批民主社会主义的崇拜者。正是他们后来把一场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引向了资本主义的邪路。
从对外关系看，赫鲁晓夫虽然也强调和平共处，然而，他所谓的“和平共处”已经失去了列宁、斯大林的本义，他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提出一整套争取与美国平起平坐，实现美苏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战略。他急于得到美国的承认与青睐。据赫鲁晓夫自己的回忆，1959年8月当收到艾森豪威尔邀请他访美的信件时，他激动得“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真以为美国已经把苏联当作平等伙伴了。与此相应的，他又拿美苏合作用以震慑别人。1961年9月，他告诉美国记者，“我们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我们为和平联合起来，那么就不会有战争。如果有某个疯子想挑起战争，我们只要用手指吓唬他一下，就足以使他安静下来”[90]。苏联当时企图把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对外政策都纳入美苏主宰的战略轨道。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等国的坚决抵制。
勃列日涅夫1964年取代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对外政策逐渐发展到与美国争霸世界。苏联领导人自认为实力增长、霸权野心日益增大，却又披着进行“国际阶级斗争”和推行“苏联模式”的世界革命外衣，从而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在苏联加快向外扩张的步伐中，1979年入侵阿富汗达到了其霸权主义政策的顶峰，而这恰恰成了苏联最终陷入内外交困的标志。
从内政看，赫鲁晓夫的改革以失败告终。他缺少理论素养，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早已动摇。改革的结果除了带来政治、经济上的混乱外，原有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上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虽然在前期做过一些促进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改革，但从总体上看，这是一个停滞时期，是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以后，“改革”一词竟被禁用，取而代之以“完善”（社会主义）一词。在这种情况下，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后期，苏联的社会经济恶化的程度，已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
也正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这些人，他们一方面大言不惭地宣称“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危险已不存在”（赫鲁晓夫1959年在苏共二十一大上的报告），另一方面却在为自己捞取特权。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终于形成了一个以党政高级干部为主的特权阶层，“其总人数为50万至70万，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占全国人口的1.5%”，“对于新的一代当权者而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只不过是一种动听的空谈”[91]。这些特权的官僚阶层享受高水平生活，安于现状，不求进取，更害怕改革危及他们的既得利益。在人们心目中逐渐削弱了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革命性和先进性。而正是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当政时，“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苏联已被彻底僵化”。随着国际局势与苏联国内情况的变化，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美国当权者也正在进一步转换对苏联的策略。1961年上台执政的民主党总统肯尼迪提出了“和平战略”，强调在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口号下，通过援助、贸易、旅行、科技和文化交流，设法削弱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对俄国的经济和意识形态的依附状态，从出现在铁幕上的任何裂缝中培养自由的种子”，“把共产党世界带进我们寻求的多样化的自由世界中来”。而其策略则是强调世界上的问题只能由美、苏两家来定。这恰好迎合了赫鲁晓夫的“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思想。其手段则更多的是强调“软化”与“和平演变”苏联。肯尼迪的“和平战略”绝不是权宜之计，它对以后美国对苏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实际上是尼克松主义、卡特“人权外交”的源头。
例如，尼克松时期就采取了一套后来被称之为“连环套”的原则。基辛格解释这种做法时称，把苏联利益通过谈判等方式与西方利益联结在一起，就可能使它更多地意识到，如果回到对抗，将遭到何种损失。[92]这就是说，美国企图以一个又一个协议来套住苏联，使苏联被套进一个千丝万缕的“网络”之中而无法自拔。
第六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美国意识形态攻势和戈尔巴乔夫“非意识形态化”的合力导致苏联最终的解体。
1981年上台执政的里根带头发起了对苏联更加猛烈的意识形态攻势。1982年6月，里根总统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说称，“我现在要叙述的一项长期计划和希望是，自由和民主的前进，将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被弃置在历史的灰烬之中”，并提出美国要“举国（包括政府和私人）一致地致力于援助民主的事业”[93]，从而吹响了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和平政治攻势”的进军号。
从1982年到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等西方国家一致联手促使苏联向资本主义转化。其特点是力求将意识形态的压力直接转化为苏联当局的政治措施。1990年西方七国参与拟制苏联的改革计划，并监督苏联对西方援助的运用。它们通过裁军谈判，经济援助和人权问题等，沿着一个既定目标不断地向苏联施加压力。在80年代，美国利用苏联的经济困难，不断以经济援助为手段，迫使苏联在国内人权政策方面进行改革。鉴于苏联放宽了移民政策，布什就在1990年12月宣布美国将暂停执行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修正案通过于1974年，它把贸易优惠和苏联移民政策联系起来考虑。1975年又通过了更加严厉的史蒂文森修正案。这两项修正案把最惠国待遇和进出口银行给予美苏贸易以资金融通的便利等贸易优惠，统统与苏联的移民政策联系起来），向苏联提供5亿至10亿美元援助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此外还将向苏联提供医疗用品的技术援助。美国还把人权与军控谈判挂钩。美国政府代表通过1988年3月召开的北约首脑会议，发表《常规军控谈判方针》指出：“欧洲安全不仅取决于军事因素，还取决于政治经济尤其是人道因素”，硬是把裁军与保护宗教信仰、人员流通、取消政治犯等内容的人权问题联系起来。到年底，美国认为，苏联在对待政治犯和犹太人离境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就暗示这可能为新的军备谈判创造了条件。[94]
1989年1月中旬在维也纳举行的35国人权会议集中讨论了苏东国家人权状况。苏联和华约为了在常规武器谈判上达成协议，就在人权方面做出了“空前的让步”。这些让步包括同意建立监督机制，使欧洲33国和美、加可以在任何时候对自己所进一步怀疑的践踏人权的行为提出疑问。被怀疑的苏东国家必须回答这些要求。各国政府可以要求举行双边会议，直至把问题提出到每年一度的国际人权会议上解决。这样，苏联此后再也不能把西方的指责和干预斥责为“干涉苏联内政”了，从而陷入了极大的被动局面。
对于苏联在人权政策上的退让，美国深表“满意”。1989年4月14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詹姆斯·贝克在其“永恒的力量：美国新时代的对外政策”的讲话中说：“现在，克里姆林宫出现的一种新的现实精神证明了我们的努力取得了成功。”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美国从此就放弃施压。正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东西方关系问题专家迈克尔·曼德尔鲍姆所说：“像苏联这样一个国家，即使它更自由化一些，也很难逃脱来自美国的指责。无疑，使俄罗斯人和其他苏联人建立起一整套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应该成为美国的一个长期奋斗目标。”[95]
这时苏联的实际又怎样呢？勃列日涅夫于1982年11月去世后，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两位老人分别执政14个月和一年左右即先后去世，在改革上自然难有作为。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从而使苏联步入了走向解体的最后阶段。戈尔巴乔夫在执政的初期还没有敢公开否定社会主义，并表示希望通过改革，争取发展生产力。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经济改革难以推动，戈尔巴乔夫便转向政治改革，提出了“更新”社会主义的口号，力求为经济改革扫除障碍。正是在这时，暴露出了这位苏共“二十二大产儿”的真实面貌。他鼓吹“公开性”政策而“开始了难以抑制的、无穷无尽的清谈，受虐狂般的自我揭露，侮辱苏联历史的所有圣物，给苏联现实抹黑。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都遭到嘲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甚至是无疑的真理的捍卫，也被视为反动和落后的特征。简而言之，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几乎像对待一种敌对的意识形态学说一样，同时也开始同样难以抑制地吸收西方意识形态中的思想”[96]。这样，戈尔巴乔夫就向人们“发出一个可悲的、对（苏联）整个制度进行诅咒的信息”[97]，而他提出的所谓纠正办法却是非阶级的、非历史的和非意识形态的属于“全人类共同价值标准”的“民主和人道主义”，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做全面的让步。这就是戈尔巴乔夫所谓的“新思维”。“新思维”非常有利于美国向苏联的渗透与施压。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詹姆斯·贝克于1989年4月发表美国外交政策演讲称，“老实说，我们一直在注意莫斯科方面出现的‘新思维’的迹象”，“我们不希望苏联的改革失败”。他同时声称，“在许多领域里，新思维的口号仍然流于空洞”，需要付诸实践，而美国“可以激发更多新思维，为这个口号充实内容并扩大合作范围”[98]，就是要由美国来深化并加速“新思维”的推行。而这一招儿果然灵验。1991年9月2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说，“布什政府在过去6年里已经在莫斯科有了一支改革工作队，这被认为是美国的巨大成就”[99]。结果是，戈尔巴乔夫不负布什之望，赶在他有生之年、实际上按照美国的意愿使偌大的一个苏联彻底解体。办法是在改革中把经济体制乃至政治体制改革的指挥权统统拱手交给西方国家，同时瓦解党的领导。
1990年2月，苏联正式向西方七国首脑提出本国的改革计划。预定在7年内苏联和七国集团共同或分别采取行动，使苏联的改革进程同西方的援助活动协调一致，苏联将扩大私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完成向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转变，使苏联经济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西方七国则参与拟制苏联的改革计划，并由西方监督苏联对西方援助的利用。不仅如此，戈尔巴乔夫还主动要求西方在政治上也来帮助改革苏联。时任苏联总统安全问题顾问的普里马科夫1991年致西方七国首脑请求援助的信件[100]中专门提到战后西德、日本等在西方“全面援助”下“成功改革”的先例。信中直截了当地说，对苏联，“西方也是在帮助建立一个享有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庞大民主国家”，从而自动放弃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同年“8·19”事件后，戈尔巴乔夫立刻宣布，“从今以后，苏联已经被看作是民主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101]，苏联的“物质基础是作为世界经济中的一部分的市场经济，政治支柱是作为全人类民主中的一部分的民主，精神源泉是新思维”[102]。这就是说，这时的戈尔巴乔夫已把苏联从经济、政治到价值观都看作是西方世界的一员了。
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着手瓦解党的领导。1990年3月他将规定“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的宪法第6条加以废除，使苏共丧失了对国家的领导地位。1991年“8·19”事件后他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共自行解散。一个具有光荣悠久历史和世界影响的苏联共产党就这样被葬送了。紧接着，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辞去总统职务。同日，红旗落地。一个成立于1922年12月，曾叱咤国际风云数十年的大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消失了。这时的戈尔巴乔夫对苏联解体毫无痛惜之情，他最关心的是他在辞职后的待遇问题：退休金、保镖、秘书、汽车和别墅等。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詹姆斯·贝克则在苏联解体当月的一次讲话中对戈尔巴乔夫大加褒奖。他说，瓦解共产主义的“成就可能主要归功于一个人：戈尔巴乔夫。如果没有他，我们目前正在应付的转变便不会发生”，“因为这一点，世界感激他”[103]。
从戈尔巴乔夫开始政治改革到苏联解体的全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苏联改革的指导思想不是别的，正是所谓“全人类共同价值标准”和“全人类民主中的一部分的民主”这样一类“非意识形态化”的口号。这在演变与瓦解苏联上起到了其他力量难以起到的恶劣作用。
其实，苏联解体前夕，在苏联工人群众中和苏共党内仍有一支头脑比较清醒的力量看出了苏联所处的巨大危险。1991年春，阿斯特拉罕一个工人小组给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写信说：“我们通过读报、看电视了解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工作。我们非常吃惊、愤怒、甚至发狂。你们是文化人，是聪明人，怎么能够不明白，再不能忍受这样领导国家了！我们的国家正陷入深渊！为什么我们这些普通人都明白，也看得见，而你们却视而不见！？……戈尔巴乔夫既没有聪明才智，也没有工作经验，他没有良心，没有人格，没有内在的文化、学识、诚信和公民责任。戈尔巴乔夫的个性是灰色的，5年之中一直都在浅薄地瞎扯，他就像石头之间的蜥蜴一样蠕动，国家让他给搞垮了，遭受掠夺，被人肢解，成了世界的笑料。”当时俄罗斯的一些权威报纸则提出“戈尔巴乔夫辞职不可避免”的问题。[104]在苏共内部，不断有基层党委严厉谴责戈尔巴乔夫。苏联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普罗科耶夫1991年11月就指出，“存在着一种同革新社会主义主张完全不同的方针并且这一方针越来越明显，这是从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转向资本主义”。“社会意识的堕落发展到了极点。拼命污蔑苏联的历史，焚烧国旗，粗暴地毁坏和亵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和伟大卫国战争中牺牲的苏联军人的纪念碑，这还不是席卷全国的历史蒙昧主义的全部野蛮行为。”“社会和人民所需要的对过去的罪恶、错误、斯大林时期的镇压、无道德和停滞状况进行批评，这是一回事；而对我们国家制度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诋毁，这又是一回事。”他强调指出：“我们社会发展的两个趋势——社会主义趋势和资本主义趋势的斗争，集中反映在俄罗斯联邦宪法制定的问题上，所谓的宪法‘非意识形态化’是以公开地、直至厚颜无耻地赞赏私有制和私人经营为背景进行的……当前阻止我国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首先是苏联共产党。因此有人才如此疯狂地要把苏共赶出政治舞台。”[105]一些人也对苏联外交上的危险倾向提出警告：“在苏联滑入深重危机的时刻，过分积极的对外政策举动，使苏联较多地依赖于外部世界，较少地独立自主……苏联领导把本国的‘改革’变成了世界各国的大业，自我置身于这样一种局面：每走一步都担心外国会对我们搞经济制裁，担心布什不来访，担心外国舆论对我们不理解。这就不得不唯美国和西方马首是瞻。”[106]但是，这种声音显得过于微弱而根本不被听取。更有甚者，一些不同意见者遭到压制和打击。例如，一位大学教师安得列耶娃主张对党的历史做实事求是分析的文章刚一发表，苏共中央就组织文章反击，甚至要追查背景，揪出后台。正像有的文章所说，戈尔巴乔夫鼓吹的“所有这些民主、公开、多元，都是‘单行道’，只准发表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不准有人针锋相对地进行批判；只准反共势力毫无阻碍地组织集会、游行、罢工，不准共产党进行反击。在这条方针、路线指引下，敌对势力可以肆无忌惮地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而共产党自己的手脚却被捆住了，只能听任敌对势力的攻击，束手待毙”[107]。这就充分暴露了戈尔巴乔夫这类民主、公开和非意识形态化鼓吹者的反民主、反人民的真面目。
历史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正是以美国为首的意识形态进攻和苏联领导“非意识形态化”的合力，导致了1991年12月苏联的自动解体。而“所有这些是在西方未放一枪的情况下发生的”[108]。
苏联解体后的“新俄国”的情境又怎样呢？一位美国学者指出，“在新俄国，自由导致了失望。如果说1991年的胜利似乎是一种不知羞耻的庆贺市场经济、人权和西方价值观的自由民主主义者的胜利，那么，叶利钦在1996年的胜利则是以一批新的寡头政治支持者的上升而著称的。选举之后，银行家、传媒大王、实业家，这些曾给予财政援助和参与竞选的人们希望获得报酬，包括在克里姆林宫的职位，广播和商业上的特许证，以及获得国家资源财富的通道”。其结果是，“克里姆林宫内外新的寡头政治支持者把他们自己看作是无可争辩的幸运儿，是当之无愧的”[109]。而广大劳动者、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却急剧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