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联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违背并最后抛弃马克思主义

▲：苏共在哪些问题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请举例说明。

●：首先，在政权建设和内外政策上。历史上的消极影响未得到认真清理，特权阶层问题留下了后患。

俄罗斯是一个后起的、勤于向他人学习并善于创造的民族。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历史传统的消极面对苏联也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包袱：俄罗斯所具有的专制集权的政治传统，自视为负有第三罗马救世使命的俄罗斯东正教传统，崇拜并神化沙皇的传统，以及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传统[31]，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布尔什维克党的执政理念。列宁在世时，十分注意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列宁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他说：“我们所有经济机构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32]可是到了斯大林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尽管十月革命胜利后制定的四部宪法都明文规定苏联实行的是民主共和政体，但是，斯大林逐渐集权力于一身，完全背离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违背了民主共和制。有人将这种体制归结为苏联解体的体制性根源。

事实上，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在制度层面上已在一定程度上营造了一个特权阶层。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1935年访问苏联时就觉察到了这个问题。他在《莫斯科日记》中，一方面肯定了苏联的建设成就，也指出苏联人“强壮、健康，外表看来营养充足”；但另一方面又有这样的担心：“没有理由，也不该有理由认为，保卫国家的伟大的共产主义军队及其领导人正在冒险变成特殊阶级，而且，比什么都严重的是，变成特权阶级。组成国家精华的精英人物不应该脱离国家……不应该为自己攫取荣誉、福利和金钱的特权。从总体上说，对这一点看来是注意的，至少不出现金钱特权。布尔什维克党的成员所获得的最高工资，少于有功劳的非党劳动者有望获得的最高工资。可是，不必被这种分配所迷惑，因为它很容易被绕过。共产党的活跃成员利用其他特权（住房、食物、交通工具等）代替金钱，这些特权确保他们能过上舒适生活并拥有特殊地位。更不用说他们利用影响为自己和自己的亲属谋利益。”[33]当然，历史地看，虽然斯大林时期已有一批特权官员的存在，但尚不意味着一个固定阶层已经形成。斯大林逝世后，在苏联开始出现了一种独特的仿等级体制，在这一体制中，党的等级制度的上层和中层就越来越多地与基本的居民群众脱离开来[34]。

▲：苏联的错误还表现在哪些方面？据了解，斯大林在小农问题上也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思想。

●：是的，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小农问题进行系统论述。然而，他们关于农业发展的理论十分丰富，尤其对小农经济的存在与发展进行过深入的剖析和论述。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句话，我们的小农，同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任何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他们是未来的无产者。”[35]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应当对小农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小农向公有制或集体所有制转变。但这种过渡过程应当是渐进的，不能以强制性措施改变小农土地所有制。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小农问题的理论，他结合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实践，特别是吸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农民实行余粮征集制失败的教训之后，主张在苏俄应以村社制度作为组织基础，以小农自愿为原则，以集体所有制作为目标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但他认为这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绝不可能一蹴而就[36]。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上述重要思想对于苏联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具有深远指导意义。可惜，列宁逝世后，苏联在小农问题上的政策越来越偏离正确的轨道。

总体来看，斯大林坚持农业走集体化道路，是符合马列主义基本观点的。但其强制性做法却是错误的。他坚持社会主义大方向是对的，但却未能把它与尊重劳动人民的意愿有机结合起来。

▲：人们经常会提到斯大林的教条化和僵化问题，有什么突出例子可以说明？

●：这突出反映在看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问题上。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已如前所述。恩格斯还专门批判了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不断改变、不断进步的东西，而是稳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37]的极端错误的观点。然而，从斯大林开始，实际上并未遵循这一重要理论的指导，而是让社会主义变得越来越僵化。

苏联形成高度集权的体制之后，基本上在几十年里没有多大变化，而外部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却有了巨大变化。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资本主义恢复了某种活力。相比之下，苏联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苏联那种经济管理集中化和指令化，经济联系实物性、排斥商品货币关系，经济战略粗放型，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工企业的发展模式导致经济结构畸形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等弊病，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

苏联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其具有一种自豪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却成为他们盲目骄傲的资本。他们看不到也不愿承认苏联农业和轻工业长期落后，农轻重发展比例失调，经济粗放型发展，效益低下等事实，还自以为苏联很快就会向共产主义过渡了。苏联领导人盲目地认为，与苏联相比“美国处于弱势地位”，而且在1950年提出“向着共产主义前进”的口号。这反映出苏联在如此重大问题上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而陷入极大的盲目性。

斯大林之后的苏共领导人更深地陷入了这种盲目性。从1961年赫鲁晓夫提出“20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到1967年勃列日涅夫提出“发达社会主义”概念，都与苏联实际相距甚远。

与此同时，则是否定向资本主义学习、借鉴以及与资本主义一定程度合作的必要性。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与帝国主义阵营对抗而提出所谓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固然有美国等西方国家对苏“冷战”造成的因素，但同时也与苏联搞自我封闭，在相当程度上把社会主义经济与世界市场隔绝开来有关。所有这些做法，越来越使苏联经济落后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流，脱离了世界科技革命的前进步伐，这就决定了其走下坡路的命运[38]。

苏联领导人的盲目性还突出表现在对资本主义复辟危险性的看法上。早在1959年赫鲁晓夫就在苏共二十一大上宣称：“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危险已不存在。”他们自信地认为，俄罗斯文明具有“巨大的”“吸收与改造的整合能力”，完全可以保证自己“免遭外来影响”。这种盲目性，或者说政治上的麻木性，自然最符合西方的意愿。

▲：如果拿赫鲁晓夫与斯大林相比，他们各自有什么特点？

●：不能说斯大林时期的指导思想中没有马克思主义因素，但他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曲解并教条化了马克思主义。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中一个例子是说明问题的。斯大林对到访的罗曼·罗兰谈起了“新人道主义”，强调世间一切资源中，最可宝贵的和最具决定性的是人——新人和他所创造的新文化。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就在于帮助人挣脱必然性的束缚并获得自由。充分的个性——这是主要目的。而且他建议罗曼·罗兰读一下《反杜林论》[39]。然而，他在说明无产阶级人道主义时却把国家机器的镇压职能夸大了[40]，把马克思主义引向了错误的极端。这与列宁一再强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仅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而在于无产阶级代表着并实现着比资本主义更高类型的社会劳动组织的科学论断，是有很大距离的。

如果说斯大林有些教条式的理解马克思主义而使苏联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陷入困境，那么，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情况却有了不同。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赫鲁晓夫真正的历史功绩在于，他开始破坏独裁制度，向自由迈出了一大步，尽管这种自由还十分有限和并不稳固。”[41]但是，赫鲁晓夫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从来没有认真钻研过马克思主义，却常常靠信口开河来显示自己的博学，有时则倚靠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来攻击对手[42]。对此，尼克松有过这样的评论。他说：“我和赫鲁晓夫在所谓‘厨房辩论’中的相会，使我确信……与斯大林相比，他不过是一个轻量级运动员，在位的日子长不了。”“他信仰共产主义事业及其胜利的必然性，但他只是逢礼拜天在理论的祭坛上做做礼拜而已。我很难设想他实际上是否读过马克思的三厚卷《资本论》。在这方面，他与斯大林不同，后者广泛阅读并写下了大量有关共产主义理论的书籍。”[43]赫鲁晓夫虽然曾向苏联旧有的社会主义模式发起过冲击，但由于他缺乏理论素养，科学文化水平也较低，因而未能从根本上触动日益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相反，他在一些事关大局的问题上，却在有意无意地削弱苏共本身的战斗力乃至在瓦解苏共。一个典型的事例是他在1962—1964年竟把苏联共产党分割为工业党和农业党，把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贬低为仅仅管理工业和农业生产的两个相互独立和扯皮的行政组织[44]。而他本人在与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交往过程中也越来越对社会主义产生了动摇，对美国式资本主义抱着欣赏的态度，尽管在口头上他仍时时把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挂在嘴边。

▲：关于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应作何评价？

●：勃列日涅夫虽然在前期做过一些促进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改革，但从总体看，这是一个停滞时期，是由盛转衰的时期。一些俄罗斯学者指出：“1964年秋（即勃列日涅夫上台时）开始了一个新的20年的‘停滞期’。”[45]事实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后，改革在实际上已停止了。勃列日涅夫这时已十分自满，厌恶再谈改革。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以后，“改革”一词被禁用，而代之以“完善”（社会主义）一词。改革陷于停顿，当然不能仅由勃列日涅夫一个人负责，一大批享有特权的官僚阶层安于现状，不求进取，害怕改革危及他们的既得利益。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负责的岗位都成了终身的岗位”，“在停滞年代，就这样使负责干部和担任高级职务的人最终形成一个特殊阶层……这个阶层与社会上其他人的鸿沟不断扩大。这是一个真正的越来越脱离社会的阶层”[46]。这批领导人因循守旧，求稳怕乱，甚至“倾向于倒退”[47]。2012年《俄罗斯历史》刊登的一篇文章可以说是深刻刻画了勃列日涅夫本人及其执政时期的特征。文章指出，勃列日涅夫1964年10月上台伊始就以异常的忌妒心对待其他领导人，早在1965年4月就与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他有意拒绝他认为的“过分的新事物”。“勃列日涅夫永远遵循着已形成的传统和陈规。”试图让像勃列日涅夫等特权阶层的人再谈什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简直就是缘木求鱼。

▲：那么，戈尔巴乔夫时期又表现为怎样的特点？

●：可以说，这一时期是从过去的教条化和僵化180度转向全盘西化的时期。

即使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也并非命中注定走向解体和变质。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指出的：事实上，在俄罗斯，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不存在任何自下而上的反苏维埃革命。客观资料，其中包括社会问卷资料都证明，绝大多数的苏联公民（大约占80％，而在某些问题上还要更高）仍然反对市场资本主义和支持苏联制度的基本社会经济价值，其中包括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其他具有全国意义的经济项目，国家调节市场，控制消费品价格，保障就业，免费教育和免费提供保健。或者如一位俄罗斯历史学家所言：“绝大多数居民赞同‘社会主义’选择的思想。”

“更为明显的是，相应资料证明，社会支持多民族苏维埃国家本身。1991年3月，在覆盖苏联93％居民的俄罗斯和其他8个加盟共和国举行的史无前例的全民公决中，76.4％的参加者投票赞成保持联盟，这时距联盟解体仅9个月时间……而在1991年联盟被解散后整整10年时间，联盟的解散继续引起社会的懊悔，甚至在21世纪初，大约80％的俄罗斯公民不同意联盟的解体。”[48]然而，此时苏共党内一些人180度地转向西方讨生活。其中，处于最高层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等人的恶劣作用绝不能低估。戈尔巴乔夫早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特别是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期间就开始形成了一套民主社会主义思想，而他自己追求的则是名誉和地位。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初期至少表面上还主张在社会主义范围内进行改革，但1987年以后情况却急转直下。当时，由于各种原因，经济改革难以推动，他便转向政治改革，提出了“更新”社会主义的口号。正是这时，暴露出这位苏共“二十二大产儿”的真面目。他全面彻底地批判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否定几十年来苏联的建设成就，向人们发出一个可悲的、对（苏联）整个制度进行诅咒的信息，同时攻击苏联的“意识形态”是改革的敌人。他提出的解决办法则是采用非阶级的、非历史的和非意识形态的属于“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标准”的“民主和人道主义”，即用所谓“全人类标准”，也就是用占优势的西方标准来改造社会主义。在对外关系方面，则根据所谓“新思维”，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做全面的让步。1991年9月2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说：“布什政府在过去6年里已经在莫斯科有了一支改革工作队，这被认为是美国的巨大成就。”而戈尔巴乔夫也确实不负布什之望，赶在他有生之年按照美国的意愿使偌大一个苏联彻底解体。办法是首先在改革中瓦解党的领导。1990年3月，他将规定“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的宪法第6条加以废除，使苏共丧失了对国家的领导地位。1991年“8·19”事件后他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共自行解散。一个具有光荣悠久历史和世界影响的苏联共产党，就这样被葬送了。紧接着在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辞去总统职务。同日，红旗落地。这样，曾叱咤风云数十年的大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消失了。这时的戈尔巴乔夫对苏联解体毫无痛惜之情，他最关心的是他在辞职后的待遇问题：退休金、保镖、秘书、汽车和别墅等。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詹姆斯·贝克在苏联解体当月的一次讲话中对戈尔巴乔夫大加褒奖。他说，瓦解共产主义的“成就可能主要归功于一个人：戈尔巴乔夫。如果没有他，我们目前正在应付的转变不会发生”，“因为这一点，世界感激他”。

叶利钦也同样大受西方的赏识。时任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于1991年7月苏联解体前夕向自己的西方朋友担保说：“俄罗斯做出了最终选择。她将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她不会沿着共产主义道路前进。她将沿着美国和西方其他文明国家的文明道路前进。”[49]

2006年12月，香港《亚洲周刊》的一篇文章说：“十月革命高举理想主义大旗推翻沙皇，苏联普及教育，科技进步，战胜法西斯，闪耀骄人亮点，但由于坚持教条，官员贪腐专制，改革一拖再拖……从经济发展来看，苏联共产党管治国家70多年，既取得许多传世成就，但也在经济建设中犯下可怕错误”，“僵硬的计划经济害苦了国家，也耗尽了体制的活力”。文章最后得出结论说：“什么是（苏联）变天的真正原因呢？不思进取，推迟改革，拒绝世界潮流和时代大趋势，这是最致命的错误。”[50]

然而，这里还必须强调的是，苏联共产党在后期之所以“如此不思进取”，是与他们思维方式的核心部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早在20世纪60年代起“就已停止发挥作用”有关。及至70年代，苏联知识界和各级干部中许多人迫不及待地向美国等西方国家去探寻“真正西方”的意识形态。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这种现象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在戈尔巴乔夫毁灭性的内外政策下，根本否定十月革命以来的苏联内外政策，并加速在意识形态上与西方世界的一体化，成为当时苏联社会的一种时尚和苏联社会追求的方向。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真正的社会主义改革可言？曾经在1985年竭力支持戈尔巴乔夫上台的苏联前外长葛罗米柯后来承认，支持戈尔巴乔夫是一个错误，并称戈尔巴乔夫是个不懂现实政治的“火星人”。现在看来，苏联后期在党政机关和知识分子中已经出现了一批这样的“火星人”。这些人实际上是在西方“现实政治”面前，自觉地放下武器，缴械投降。其实，称他们为“火星人”是抬举了他们。他们对西方都各有所求。戈尔巴乔夫可以为了成为“国际明星”而出卖苏联、东欧，他手下的一批人也为了各自利益而各有打算。让特权者相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无异于20世纪的天方夜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