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和科学的求实态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2]我们考察美利坚人的种种特性，自然一刻也离不开他们生活的条件和环境。当我们把目光移向几百年前早期美国移民的生活画面时，对他们为什么会养成那样一些性格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北美殖民地居民在独立战争前基本上由三部分构成：印第安人、来自欧洲的白人和从非洲贩来的黑人。欧洲移民，特别是英国移民，构成北美居民的主体。从1607年第一批美国殖民者开始在北美定居，到独立战争爆发时，欧洲移民总数约为275万人。其中除少数破产贵族和追求金钱财富的投机家外，绝大部分是劳动者。

为什么这样多的人竟会冒着生命危险，背井离乡，远涉重洋来到北美呢？一句话，受生活的逼迫。16、17世纪的西欧，正处在社会大变革时期。西欧各国封建制度逐渐解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产生。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的发家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3]。西欧各国资本原始积累的条件都是通过暴力实现的。大批英国农民在圈地运动中被从土地上赶走而流落街头。他们连乞讨的权利都被剥夺。英王室规定各种严刑峻法，逮捕鞭打乞讨者，把他们判为终身奴隶甚至判处死刑。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劳动者只有揭竿起义或被迫逃亡。“本国的生活已经变得无法忍受，以致新大陆上最糟糕的生活也无法阻止这场向西半球进军的运动。”[4]这样的劳动者占了北美殖民者中最大部分。

逃至北美的移民中有许多英国清教徒。在16、17世纪，清教教义反映了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反对英国封建专制王权的工具——英国国教，要求废除偶像崇拜的繁缛仪式，清除国教中的天主教影响，主张建立一个“廉俭的”民主的教会组织。这就招致英国王室的疯狂迫害。许多清教徒被当作异端而活活烧死，许多人被迫逃往北美。

在当时造船和航海技术的条件下，驶向美洲真是一次可怕的历险。船上拥挤不堪，食物不足而且常常是些腐烂变质的东西。在漫长的旅途中，人们为了不致饿死，甚至不得不吃老鼠充饥。有一个亲自经历这种旅途之苦的人说：“在这些船上发生的事情真是可怕：臭气、蒸气、呕吐，各个阶段的晕船病、寒热病、疟疾、痢疾，长期的热病、脓疮、坏血病，应有尽有。许多人死得很惨。”

当这些历尽艰辛幸存下来的移民们踏上新大陆之后，等待他们的并不是“伊甸乐园”，而是陌生的环境和艰苦的劳动。“移民们的命运一开始就在很大程度上系于他们的斗争能力和切断与家乡联系的意志，以及在陌生人中间、在陌生土地上艰苦生活的能力。”[5]他们从荒芜而布满岩石的土地上开出农田，设置陷阱捕捉野兽，自制瓦片圆桶，妇女们则训练成为纺织能手。早期一个年轻姑娘的日记表明，她一天之内干的活包括：缝衣服、梳理羊毛、做奶酪、熨衣服、挤牛奶、做饭、染线、织毛衣、在菜园中除草等。在争取生存的斗争中，移民们养成了自力更生的习惯。

在移居北美的移民中有一半是契约奴。他们为筹集旅费而卖身为奴，答应到美洲后为债主工作五至七年以偿付船费。债主们知道，这些契约奴几年之后就会离开，如果他们在期满前因受残酷压榨而丧失劳动能力或死亡，债主是不负责任的。契约奴所受待遇由此可想而知。正是由于契约奴们如此悲惨的经历，所以一旦摆脱债务，获得自由，他们便披荆斩棘去开辟新的生路。“他们跑进森林，通常只带着一匹马或一头牛，穿山跨水，艰苦跋涉，用倒下的树木建造粗陋的房屋。他们所有的财产只是几把工具、几个罐子和几件衣服。”[6]

生活的经历不能不在这些移民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使他们在这广袤而陌生的土地上，在与自然界进行极其艰苦的斗争中，培养起了自强不息、艰苦奋斗、不断进取的精神。对移民来说，由于他们在完全陌生的土地上和各种陌生人打交道，任何现成的公式和理论都变得黯然失色。各种各样的新问题摆在移民的面前：什么时候播种？那些人们不熟悉的根块、浆果、鸟、兽、鱼之类可以吃吗？用什么方法治愈这种疾病？等等。客观环境的巨大变化要求人们尊重现实，按照科学态度去探索并驾驭自然，由此养成了人们的求实精神。因此，在北美殖民地，一开始重点发展起来的是自然科学和工艺学，出现像约翰·巴特兰这样对新大陆的重要植物资料进行收集和分类的天才植物学家和像本杰明·富兰克林这样从事有关电流实验和发明避雷针的杰出科学家，也就毫不奇怪了。

恩格斯称赞美利坚民族“是一个比任何别的民族都要精力充沛的民族”[7]。这对早期的美利坚民族是一个客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