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美国对苏联、中国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意识形态的问题，对于任何国家都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它甚至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我国几代领导人都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问题。胡锦涛同志曾经深刻指出，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人们的思想下手。[151]

意识形态是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反映，受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决定和制约。它对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反映，并不是消极的、被动的，而是能动的、辩证的，具有相对独立性、能动性和巨大的反作用。意识形态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集团为维护和发展其统治而构建的价值观念体系和行为规范体系。作为统治阶级思想观念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制度化的思想体系”，是对某一社会制度合法性的基础论证，并以思想和价值观念形态发挥作用，目的在于使社会成员认同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生活。在当今世界上，有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也有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工人阶级、广大劳动者与人民利益的意识形态，如此等等，而恰恰不存在普世性的意识形态。各种意识形态也不会因为人们的否定而自行消失。对于意识形态的独特的功能和生命力，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家，都有着深刻的认识，并以之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思想和精神力量（或如现在人们所称的“软力量”）加以认真研究和运用。

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也是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国家。它不仅重视捍卫本国的核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使“意识操纵”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152]，还千方百计地要在世界上取得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并把它作为干涉别国内政特别是改变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工具，以最终达到实现其世界霸权的目的。在20世纪，其用于对付苏联和中国的精力最多，力度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威胁性也最为明显。正是基于这一事实，我们在研究中美苏三大国关系特点时，不能不着重研究美国对外政策中意识形态的内容、根源和特点及其在对苏联和中国政策上的具体运用和产生的后果。

这些年来，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学者对于美国对苏联、中国意识形态政策的研究有了明显进展，取得很大的成绩。这些研究成果尽管角度不同，观点各异，对于我们深入探讨美国外交政策中意识形态因素及其对苏联和中国的影响，无疑都具有参考价值。但是，我们始终感到，有一项研究工作是必须做，也是有条件做好的，那就是将苏、中两国进行比较研究。作为美国意识形态施加影响的对象国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大国，都是宣称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的。然而，结果却大相径庭，苏联由于自身的种种问题，最终在美国和西方意识形态进攻面前走向解体，而中国却在逆境中再度崛起。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如此截然相反的结果？这就需要进行比较研究，认真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为使这种比较具有科学性和深刻的借鉴意义，除了对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外交政策的特点有科学的正确的把握，还必须对苏、中两国的历史现状及特点有系统深入的了解，并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进行实事求是的历史的全面的分析。尽管我们水平有限，但在探讨美中苏关系时力图朝着这一方向努力。如果这种研究能够帮助读者从比较和鉴别中获得某种真知，为我国的健康发展提供某种历史借鉴，我们也就会由此而感到极大的满足。

最后，需要强调说明的一点是，研究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问题，绝不意味着我们反对发展正常的中美友好合作关系。恰恰相反，我们真诚希望中美关系的正常、健康发展。中美两个世界大国如能正确处理好并发展好两国关系，中美两个伟大民族如能互相学习，吸取对方的优良传统和品格，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而且也是世界的一大幸事。但是，我们不能不面对的一个事实是，美国当局今天竭力向外推销的政治价值观或意识形态，并不是美国公众价值观的简单延伸。这种政治价值观已经蜕变为一种服务于美国特殊利益集团的价值观。正如美国著名国际问题学者约瑟夫·奈所指出的，在美国，“当大多数人漠然处之的时候，他们把外交政策的战场交给了拥有特殊利益的人”。这些特殊利益者，“虽然只是少数人，但他们的呼声才是美国国会倾听以决定美国利益的声音”。“正如亨利·基辛格博士指出的，‘外国评论家提出美国谋求统治地位问题，而美国这样做常常是对国内施压集团所作出的反应’。由于这些集团长期的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倾向单边政策和霸道行为’。”[153]也正是这些人，他们热衷于意识形态，宣传极端保守主义，高喊“民主”“自由”，而把美国价值观中的利己主义推向极端。在实际做法上，他们以在全世界推广“民主”“自由”为名，公然破坏传统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否定主权国家的主权。而这些是我们绝对不会赞同与容忍的。我们的方针和态度仍然是坚持江泽民同志的论述：“同西方国家发展关系，我们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中一项就是互不干涉内政。我搞我的社会主义，你搞你的资本主义。我们并不想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强加给别的国家，但别的国家也别想扭转我们的社会主义航向。我们始终坚持这样一项原则，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同国与国的关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我们共产党人在斗争中既要坚持原则又要留有余地。当然，我们决不能因为留有余地而丧失原则。西方某些人甚至想把社会主义在地球上消灭掉，这是绝对办不到的。”[154]

（这一部分节录于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对苏联和中国的政策》一书序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撰稿人有张宏毅、宋晓芹、李振广和茹莹）

[1] 本文是作者1996年4月应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的邀请，就近代以来中美苏日关系特点进行的一次讲解（发表于《中外历史问题八人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现作为本书第一章的开篇，与读者见面。这里除探讨近代以来中美苏（俄）三国关系外，还把日本与三国的关系包括在内。这样做，除了想保留原文的内容与面貌，也有助于从一个侧面拓展和加深对中美苏关系的理解。相信读者在阅读后，并不觉得是一种多余。

[2] 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中国的兴起》，载《外交》，1993（11/12）。

[3] 据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其所著《大国的兴衰》中引用的贝罗克的计算，中国制造业在世界制造业产量中的比例，1750年为32.8%，1830年为29.8%；相应于这两个年份的整个欧洲为23.2%和34.2%，美国为0.1%和2.4%，日本为3.8%和2.8%，俄国为5.0%和5.6%。1840年以后中国制造业产量在世界上所占份额急剧下降。1860年为19.7%，1880年为12.5%，1900年为6.2%。见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81页，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

[4] 据201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提供的史料，实际上直接军事损失为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为5000亿美元。

[5] 霍英东：《中国之现代化与香港“九七”》，载《中外论坛》，1995（6），转引自《高校理论战线》，1996（2）。

[6] 这七项“希望条件”是：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主。

[7] 刘彦：《最近三十年中国外交史》，121页，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

[8] 此处不对苏联对外政策做全面评价。当时苏联的外交政策与美日仍有本质的区别。

[9] 关于这一点，周恩来有过深刻的揭露。他说：“中国的反动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呢？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见《周恩来外交文选》，4～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10] 《毛泽东选集》，第2卷，6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34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12]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360页。

[13]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360页。

[14]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163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

[15] 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郭济祖译，17、1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6] 谈话根据哈里曼的译员爱德华·佩奇的记录稿，见Herbert Feis，The China Tangle，140页，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编委会：《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35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17] A.伊瑞依：《亚洲的冷战》（Akira Iriye，The Cold War in Asia：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140～141、79、139页，新泽西，1977。

[18] 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苏南冲突经历（1948—1953）》，达洲译，1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

[19]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40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20] 塞利格·哈里逊：《扩大中的鸿沟》，徐孝骞等译，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21] 戴维·霍罗威茨：《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上海市“五·七”干校六连翻译组译，9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22] 沃尔特·拉菲伯：《美国、苏联和冷战（1945—1992）》（Walter Lafeber，America，Russia，and the Cold War，1945—1992），105页，纽约，1993。

[23] 奥马尔·布雷德利、克莱·布莱尔：《将军的一生：奥马尔·N.布雷德利自传》（Omar N.Bradley and Clay Blair，A General's life，An Autobiography by General of the Army Omar N.Bradley），581页，纽约，1983。

[24] 约翰·W.斯班尼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美国对外政策》（John W.Spanier，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Ⅱ），51页，纽约，1965。

[25] 沃尔特·拉菲伯在《美国、苏联和冷战（1945—1992）》一书中说：“朝鲜战争对美国人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朝鲜战争期间任参谋长的柯林斯和马修·李奇微等美国军官成立了“决不再干俱乐部”，“他们发誓决不再把美国军队投入亚洲，除非华盛顿做出可靠保证，即一定要对满洲和中国境内作为敌人的城市和补给线的庇护所进行轰炸，来支援美军”。

[26] 《周恩来外交文选》，50页。

[27] 《人民日报》，1974-04-10。

[28] 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王建朗等译，本书序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世界上许多有见识的学者也持有类似观点。例如，日本住友公司驻中国代表石光春认为，中国正在从事一项在世界史上前所未有的试验。见《我的中国观》，载《中央公论》，1994（12）。

[29] 编辑说明：本书是作者多年来有关中美苏三大国关系研究的论文集，其中所涉时间的说法，如“至今”“目前”“近几年来”等，皆以作者发表文章的时间为准。本书以下同类情况，不再另加说明。

[30] 《人民日报》，1997-08-21。

[31] 转引自冯昭奎：《“我们欢迎外资”——试论引进外资与发展民族工业的关系》，载《世界知识》，1997（13）。

[32] 钱其琛：《1993年：世界开始重新认识中国》，载《人民日报》，1993-12-15。

[33] 田中直毅：《中国经济将会持续增长》，载《朝日新闻》，1996-12-16。

[34]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同中国人发生更大麻烦的危险》，载《纽约时报》，1995-08-15。

[35] 《美中会迎来“新的冷战时代”吗？》，载《世界周报》，1995-08-15。

[36] 彼得·罗得曼：《新的俄中联盟？》，载《洛杉矶时报》，1996-03-26。

[37] 国际文传电讯社莫斯科电，1997-01-14。

[38] 如曾任美国外交史学家协会主席的托马斯·帕特森教授在他和另两名美国学者合著的《美国外交政策》序言上就说，他们在书中“强调了扩张主义这一主题”。见托马斯·G.帕特森等：《美国外交政策》，上册，李庆余译，序言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39] 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绪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0] A.T.斯蒂尔：《美国人民与中国》（A.T.Steele，The American People and China），7页，纽约，1996。

[41] 以上参见宋子海：《试论早期中美关系》，见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美国史论文集》，2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黄绍湘：《中美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载《世界历史》，1979（1）。

[42] 福斯特·杜勒斯：《旧时中国贸易》（Foster R.Dulles，The Old China Trade），114页，波士顿，1930。

[43] 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姚曾虞译，55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44] 拉铁摩尔：《亚洲的决策》，曹未风等译，5～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45] 拉铁摩尔：《亚洲的决策》，5～6页。

[46] 见黄绍湘：《中美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载《世界历史》，1979（1）。

[47] 沃尔特·拉菲伯：《美国、苏联和冷战（1945—1992）》，29～30页。

[48] 任东来：《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211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49] 周鲸文：《论中国对美苏的外交关系》，42页，香港，时代批评社，1947。

[50]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李石译，9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

[51] 西奥多·怀特：《美国的自我探索》，2页，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

[52] 《周恩来外交文选》，134页。

[53] A.T.斯蒂尔：《美国人民与中国》，60页。

[54] 康伦公司：《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美国康伦公司研究报告》，何慧译，235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

[55] 《与台湾关系法》称，美国“认为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制，或禁运来决定台湾前途的任何努力，是对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并为美国严重关切之事”；要“使美国保持能力，以抵御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还表示，美国要继续向台湾提供所谓“防御服务”。见李长久等主编：《中美关系二百年》，260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56] 1997年春，美国的反华势力以美国司法部门和情报部门一些官员向舆论界透露的所谓内部情况为由，无端指责中国政府及中国驻美使馆参与美国的“政治捐款”，试图在美国国会“收买影响”。美国一些媒体借此捕风捉影，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情况下制造耸人听闻的新闻，向中国大泼冷水。

[57] 这也是《纽约时报》1992年11月8日一篇文章的标题。

[58] 冯启人：《美国对华企图之演变——兼评〈东亚战略调整报告〉对中国的新围堵》，载《海峡评论》，1995（58）。

[59] 毛铸伦：《新冷战的警号响了》，载《海峡评论》，1995（55）。

[60] 沃尔特·拉菲伯：《美国、苏联和冷战（1945—1992）》，9页。

[61] 《美国改变对外方针》，载《纽约时报》，1993-09-22。

[62] 迈克尔·曼德尔鲍姆：《结束冷战》，载《外交》，1989（4）。

[63]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334～33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64]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13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65] 路透社华盛顿电，1992-02-05。

[66] 《纽约时报》，1991-09-10。

[67] 斯特罗坎：《当睡狮醒来时》，载《莫斯科新闻周刊》，1994-02-06。

[68] 《贸易对人权》，载《纽约时报》，1994-02-06。

[69] 《克林顿对华政策深陷死胡同》，载《新德意志报》，1994-04-26。

[70] 李正信：《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时起时伏》，载《世界知识》，1997（8）。

[71] 《航空和空间技术周刊》，1997-05-12。

[72] 林军：《中苏关系（1689—1989）》，3～4、7页，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

[73] 孙成木：《俄罗斯文化一千年》，312～313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74] 俄通社—塔斯社图拉电，1997-04-25。

[7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76]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917—1923）》，716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

[77] 转引自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苏南冲突经历（1948—1953）》，99页。

[78] 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苏南冲突经历（1948—1953）》，98页。

[79] 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41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80] 达斯科·多德尔、路易斯·布兰森：《戈尔巴乔夫——克里姆林宫的异教徒》，隋丽君、施鲁佳译，23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

[81] 达斯科·多德尔、路易斯·布兰森：《戈尔巴乔夫——克里姆林宫的异教徒》，隋丽君、施鲁佳译，23页。

[82] 席宣、金春明：《“**”简史》，52～56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

[83] 《叶利钦访问北京使华盛顿惊恐不安》，载《香港虎报》，1996-04-24。

[84] 吴学文等著：《中日关系（1945—1994）》，前言1页，北京，时事出版社，1995。

[85] 藤田省三：《日本思想大系54》，193页，东京，岩波书店，1978，转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日本侵华七十年史》，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86] 《马关条约》还规定将中国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因此举与列强在华利益发生冲突，特别是遭到俄、德、法三国的强烈反对和武力威胁，日本被迫还辽，但从中国索取还辽巨款3000万两白银。

[87] 《周恩来外交文选》，170、228页。

[88] 《周恩来外交文选》，170、228页。

[89] 林代昭：《战后中日关系史》，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90] 吴学文等著：《中日关系（1945—1994）》，序言。

[91] 《日本报纸就桥本首相访华发表社论》，载《人民日报》，1997-09-04。

[92] 见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85～99、221～223页。

[93] 见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85～99、221～223页。

[94] 《兰辛文件》，第2件，344页，转引自瓦里科夫：《苏联和美国——它们的政治经济关系》，北京编译社译，2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

[95] 《兰辛文件》，第2件，344页，转引自瓦里科夫：《苏联和美国——它们的政治经济关系》，24页。

[96] 罗伯特·布劳德：《苏美外交的起源》（Robert Paul Browder，The Origins of Soviet-American Diplomacy），13页，普林斯顿，1953。

[97] 帕·特·波德莱斯内依：《苏美五十年的外交关系》（П·Т·ПОДНЕСНИЙ，CCCP И США 50 ЛЕТ ДИЛОМАТИИ ОТНОШЕНИЙ），11页，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83。

[98] H.H.雅科夫列夫：《轮椅总统罗斯福》，宋竹音等译，219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

[99] J.加迪斯：《俄国、苏维埃联邦与合众国》，149页，转引自H.H.雅科夫列夫：《轮椅总统罗斯福》，404页。

[100] 《纽约时报》，1959-11-05。

[101] 戈尔巴乔夫会见欧洲人权会议的各国代表团团长时的谈话。塔斯社莫斯科电，1991-09-10。转自宋以敏：《苏联巨变和战后世界格局的解体》，见杜攻主编：《转换中的世界格局》，31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102] 贝克1991年12月12日在美国倡议召开帮助苏联人的世界会议上的讲话。

[103] 佐佐木芳隆：《俄罗斯远东部队接近日美，两侧针对中国和欧洲》，载《朝日新闻》，1997-08-03。

[104] 张国成：《桥本提出对俄新政策》，载《人民日报》，1997-07-28。

[105] 《列宁全集》，第34卷，3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06] 以上内容参见刘江永主编：《跨世纪的日本——政治、经济、外交新趋势》，582页，北京，时事出版社，1995。

[107] 诺曼·卡曾斯：《日本对美国的真正“威胁”》，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88-02-25。

[108] 《开始启动的“新同盟”》，载《朝日新闻》，1997-04-27。

[109] 《邓小平文选》，第3卷，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10] 萨纳柯耶夫、崔布列夫斯基编：《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亚·菲舍尔注释，19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

[111] 沃尔特·拉菲伯：《冷战的起源（1941—1947）》（Walter Lafaber，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纽约，1971。

[112]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下册，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编译室译，35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13] 这次谈话根据哈里曼的译员爱德华·佩奇的记录稿，见Herbert Feis，The China Tangle，140页。

[114] A.伊瑞依：《亚洲的冷战》，79页。

[115] 沃尔特·拉弗贝：《美苏冷战史话1945—1975》，游燮庭等译，3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16] 沃尔特·拉弗贝：《美苏冷战史话1945—1975》，36页。

[117]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163页。

[118] A.伊瑞依：《亚洲的冷战》，140～141页。

[119] 蒋介石说，“在事实上，美国对苏和对华政策所加于中苏谈判（指1945年关于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谈判——笔者）的影响之大，却无可讳言”。

[120]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179页。

[121]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182页。

[122]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184页。

[123] 沃尔特·拉弗贝：《美苏冷战史话1945—1975》，36页。

[124] A.伊瑞依：《亚洲的冷战》，79页。

[125] A.伊瑞依：《亚洲的冷战》，139页。

[126] 见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苏南冲突经历（1948—1953）》，13页。

[127] 约翰·史各脱：《欧洲在突变中》，见史诺：《美苏关系检讨》，傅雷译，100～102页，北京，知识出版社，1947。

[128] 史诺：《美苏关系检讨》，108页。

[129] 史诺：《美苏关系检讨》，37～41页。编者按：因译法不同，斯诺也被译为史诺。本书同种情况，不另注。

[130] 沃尔特·拉弗贝：《美苏冷战史话1945—1975》，40页。

[131] 见霍普金斯与斯大林的谈话。引自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5年第1卷，41～42页。

[132] 《太平洋关系学会意见听取会记录》，1558页，转引自沃尔特·拉弗贝：《美苏冷战史话1945—1975》，96页。

[133] 《哈里曼的陈述》，转引自远东军事形势听证会议录（Hearings of Military Situation in the Far East），3332页。

[134] 这是艾奇逊说的，引自赫尔利在第82届国会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上的证词，转引自远东军事形势听证会议录，2838页。

[135] M.威廉：《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与冲突（1941—1946）》（M.William，America，Britain and Russia，Their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1941—1946），546页。

[136] 转引自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苏南冲突经历（1948—1953）》，99页。

[137] 林三郎编著：《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日本问题研究室译，200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78。

[138]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622页。

[139]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46年第10卷，1100页。

[140] 张潜华：《政学系在东北接收问题上的如意算盘》，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184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

[141] 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王宁、周先进译，33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142] 辽宁省档案馆馆藏：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长期卷47。

[143]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45年第7卷，843页。

[144] 杜聿明：《蒋介石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25页。

[145] 傅雷：《我们对美苏关系的态度》，见史诺：《美苏关系检讨》，9页。

[146]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397页。

[147] 《兰辛文件》，第2件，344页，转引自瓦里科夫：《苏联和美国——它们的政治经济关系》，24页。

[148] 罗伯特·布劳德：《苏美外交的起源》，13页。

[149] 威廉·富布赖特：《跛足巨人》，伍协力译，21～2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150]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遏制战略》，4页，纽约，1982。

[151] 参见《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7（1）。

[152] 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上，徐昌翰等译，4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153] 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郑志国等译，143～144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154] 江泽民：《把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好》，见《江泽民文选》，第1卷，1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