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实力与博弈——20世纪中美苏三大国关系探究》一书，是我多年来从事教学与研究积累的一些心得体会。这是一部力求将20世纪中美苏三大国实力变迁和外交博弈合为一体加以考察的专题论文集。

我的专业是世界现代史和现代国际关系史，其中中美苏三大国关系是我教学、科研关注的重点。1981年至1983年年底，我作为公派访问学者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进修期间，即以美苏关系史作为研究的重点。这里要感谢当年负责与我联系并在业务上给予我具体帮助指导的理查德·艾布拉姆斯教授，他建议我在研究美苏关系史时，首先要利用在美国的机会，深入对美国史本身的研究，这会大有助于我对美苏关系史的理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我始终把美国、苏联的内政和外交结合起来研究。首先力求搞清楚这两个国家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而力求比较深入地揭示其外交特点和根由。在美国两年进修期间，我利用一切机会，力求更多地了解美国的历史和社会，今天想来仍受益匪浅。我回国后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是《早期美利坚人的民族性格》（发表于《世界历史》1986年第8期）。回国后不久，我受南开大学已故著名美国史专家杨生茂教授邀请，参与《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的撰写和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内容的通稿工作。杨先生渊博的学识和对美国历史的深邃见解，影响我后半生对美国史的研究。至于为什么把中国摆进去，进行中美苏三大国关系的互动研究，我想，有一点是不言自明的：我们是中国人，研究历史应当起到“外为中用”的作用。更何况在美苏两国20世纪的对外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始终把中国作为无法避开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我们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正确认识美苏两国并在与这两国深度交往与博弈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为了深入思考与探讨中国的发展道路，以及具体的政策举措，把中美苏三国的纵横交错关系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并将美苏历史作为我国发展的重要参照系加以研究，是大有裨益的。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国两位著名历史学家齐世荣教授和刘家和教授对我的指导和忠告。搞世界史研究的人，必须也研究中国。这是他们的一个基本思想。事实上，他们一直身体力行地这样坚持着。齐世荣教授主要从事世界史研究，但是他对中国史熟悉的程度，理解的深度，以及他对古汉语掌握之娴熟，令我钦佩不已；我还有幸参加由他主编的《世界史·现代篇》英、俄文资料的翻译工作，从中受益匪浅。刘家和教授运用他兼通中外的优势，长期从事中外古史的深层次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在和他的频繁交往和促膝谈心中，我深深体会到研究中国在研究整个国际关系中居于何等重要的地位。总之，两位教授的研究成果和深邃见解，都具有重要启示作用，也为我从事世界史和大国关系史研究研究指明了方向。

综观世界，中美苏三大国是20世纪世界上最具举足轻重地位的三个国家。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展成为头号资本主义国家，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成为世界超级大国；苏联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945年后发展成为与美国并列的世界超级大国，虽然在1991年突然崩塌，其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正反面影响，不可低估。中国在20世纪前半期仍处在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1949年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并迅速走上独立富强的康庄大道。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一跃而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三大国的跌宕起伏是如此令人眼花瞭乱，以至于有人认为中美苏三国、尤其是中苏两国如此大起大伏的变化真让人有点难以捉摸。其中每一重大事件都足以引起我们深深的思索和多年的潜心研究。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我虽然自知才疏学浅，仍抱着很大兴趣和热情，试图对三大国国情和相互关系作一追踪与探究。之所以取书名为“实力与博弈”，是由于三大国地位的升降，首先源于综合实力，即一般讲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竞争和变化。其中包括意识形态因素的变化。而实力的强弱则是由一国的基本国情即国家的社会制度、自然资源、历史、政治、科技、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基本情况决定的，也与各国的外交博弈密不可分。外交较量中除政治、经济、军事等等外，意识形态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世界历史发展中的新生事物，如果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内外政策，就可能在具有传统优势的西方国家和平攻势面前败下阵来；同样，如果因此而自我封闭、僵化保守，也会加速内部的腐烂和衰亡。因此，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改革开放仍是最可取的积极进取姿态。这也是在实力较量与外交博弈中得以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

全书共分六章。

第一章：中美苏（俄）三大国关系特点

本章着重探讨自近代以来三国关系的特点。其中也把有关日本的内容包括在内，是因为自近代以来中美苏（俄）三大国关系特别是美苏（俄）对中国政策始终离不开日本因素，把日本摆进去有助于加深对问题的认识。雅尔塔协定和由此形成的二战后雅尔塔体系，在中美苏关系中具有转折意义，因此一并加以考察。至于意识形态在美国对苏、中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中美苏三国关系中绕不过去的大问题。由于这一问题已在我和几位青年学者共同撰写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对中国和苏联的政策》（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中有较详细说明，此处不再赘述，仅通过该书序言向读者简要介绍我们的研究状况和基本观点。

第二章：美国崛起与世界霸权

本章着重考察美国崛起为超级大国的原因及未来走向。既肯定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和变动性在促进美国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又揭示扩张性和追求世界霸权这一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特点。其中还着重探讨了美国意识形态这一软实力的特点及其在对外政策中的运用。

第三章：苏联成败的经验教训与美国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

本章突出强调苏联的命运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紧密相连的。苏联之兴得益于坚持并结合苏联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列宁主义阶段。但是后来苏联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僵化和教条化，并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最终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对苏联是致命性的，教训极为深刻。这其中也绝不能忘记美国意识形态因素在苏联解体中的潜移默化的腐蚀作用。

第四章：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关系中的人权问题

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包括美国有识之士在内的西方人士预见到21世纪中国的光明前景，并有可能在21世纪前半期取代美国地位而在世界经济中占居首位。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当局竭力散布“中国威胁论”并挑起新的冷战。由此我着重揭示美国这样做深刻的经济政治和战略根源，以有助于加深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本质和规律性的认识。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人权问题是美国自以为可以置中国于被动，甚至置中国于死地的武器，并到处滥用这一武器。我结合国际斗争实例予以充分揭露，并阐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第五章：中国和平发展的必然性及其世界影响

本章着重阐明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的特点与西方大国有很大不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理念决定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和必然性，而中国和平发展是对世界的重大贡献。本章结合史实对中国抗美援朝的正义性做了科学说明，对美国和西方世界关于中国只能“非和平崛起”的臆断和攻击进行了有说服力的批驳，并从国际社会的反响中进一步阐明新中国的建立及其和平发展的划时代意义。

第六章：国际关系研究中若干方法论问题

研究中美苏（俄）三国发展及相互关系问题，与研究一般国家的发展及国际关系，在方法论上是一致的，但也有其特殊性。就一般而言，各国对20世纪以来的发展都不能不注意科学技术、经济发展和政治变革这几个基本问题，同时还不能忘记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何种价值取向才是代表人类前进方向这个重大问题。只有把握好这些基本问题，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国际交往中立于不败之地。为此，必须做到“兼听则明”，在国与国比较中变得聪明。这些都属于共性。但在中美苏三大国的发展与相互关系中，不能忽视社会制度这个问题。中苏同属社会主义国家，而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不同性质的国家自有其不同发展的轨迹。在与资本主义国家交往中，坚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是我们国家的一贯方针。但是，资本主义的根本性弊病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亡我之心不死，又是客观存在。对于这些，只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才能看得清楚，而不致迷失方向。

在研究中美苏三国关系过程中，我力求做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把握学术前沿，并在论述中尽量运用相关的第一手中、英、俄文资料。在一些问题的探索上力求具有新意，其中包括较早发表有关美国对外政策中意识形态因素和深入揭示美国人权外交实质等问题的文章。受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之托，主持出版了全国第一部揭露美国人权外交的著作——《美国人权与人权外交》（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本书还包括了1996年应约为江泽民同志讲述“近代以来中美苏日关系的特点”的内容，以及2003年应约与齐世荣、钱乘旦二位教授一道为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的讲述内容所做的准备，此次书中收入的“冷静看美国——促使美国迅速崛起的三个关键因素及美国未来走向”，就是在当年讲述内容基础上扩充、提炼而成的。其内容先后被收入“资政文库”《15世纪以来世界九强兴衰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和《干部选学大讲堂》第5辑（党建读物出版社，2014年）。这些由中央领导提出的学术探讨问题本身就具有重要的创新价值，而通过这些为讲述做准备的过程，能够从中真切感受到中央领导对历史学和以史资政的重视和对学术民主的尊重。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一直从事中美苏（俄）关系的研究。自觉对这一领域的学习钻研不敢有丝毫懈怠，但毕竟水平有限、精力有限，能做出的贡献实在太少。只是想借此书的出版，得到与同行和广大读者交流的机会，并希望得到批评指正。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我仍想在有生之年，在力所能及条件下，对我深爱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能够再有新的贡献。

最后，我想说，此书的出版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和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两单位领导对学术工作的重视和实际资助使此书终于顺利面世。我还要特别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俄语系章景琪教授。每当我在俄文翻译中遇到拦路虎时，都是在请教他之后得到解决。借此机会，对他宝贵的帮助和指教，表示我衷心的感谢。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张宏毅

2018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