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全日制远程教学的时代价值与意义

21世纪伊始，我国便开展了全日制远程教学探索工作，经过十五六年的发展，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已经初步显现出教育革命的端倪。这场革命的策源地不在东部的发达地区，而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西部贫困地区、民族地区，在以大城市名校为引领的“互联网+”远程教育松散联盟中。“互联网+”就像一张大网，将城市名校与边远、民族地区学校连接起来，形成新的教育生态环境，构成更加优质、高效的教育服务体系。

一、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实现教育公平是我国基础教育的重大战略性任务

21世纪初期，随着九年义务教育的基本普及，我国基础教育开始了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历史性转变，于是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实现教育公平成为我国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大战略性任务。有学者调查发现，为了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全国各地教育部门都出台了相关举措，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几大方面：“①实施学校标准化建设，加快薄弱学校改造。制定和实施当地义务教育阶段办学标准，着力改造低于办学标准的学校。②加强义务教育阶段队伍建设，着力提高师资水平。③实行区（县）域内教师和校长交流制度。④实行优质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名额合理分配到区域内初中学校的办法。⑤在保证适龄儿童少年就近进入公办学校的前提下，通过发展民办教育等措施提供选择机会等等。”[10]

2010年7月，国家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从战略和全局高度为我国教育未来10年发展绘制了宏伟蓝图，将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实现教育公平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均衡发展是义务教育的战略性任务”，“到2020年，全面提高普及水平，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基本实现区域内均衡发展”。这为我国教育的未来改革与发展指明了方向。在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措施上，《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扶持困难群体，根本措施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加快缩小教育差距。”“建立健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保障机制，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和义务教育教师队伍建设。”

近年来，随着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体目标的临近，实现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战略目标的时间越来越紧迫，为此党中央、国务院又陆续出台了一些相关政策举措。2014年12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我国首部《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2014—2020年）》，指出儿童发展关系国家未来和民族希望，关系社会公平公正，关系亿万家庭的幸福。改革开放特别是21世纪以来，我国儿童的健康、教育水平明显提高，但总体上看，我国儿童事业的发展还不平衡，特别是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4000万儿童，在健康和教育等方面的发展水平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为进一步促进贫困地区儿童发展，切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途径，国家将进一步采取措施，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2015年8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印发，提出“全面提升民族地区各级各类教育办学水平”“到2020年民族地区教育整体发展水平及主要指标接近或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战略目标，为加快民族教育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到2020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的新的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解决贫困地区教育问题。贫困地区脱贫，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教育是根本。习近平曾说：“脱贫致富从根儿上要把教育抓好。”李克强也强调：“治贫先重教，发展教育是减贫脱贫的根本之举。”那么，边远、民族地区教育到底面临哪些困难？

二、边远、民族地区教育面临六大特殊困难与挑战

（一）从自然条件来看，不少地区处于原始文化的封闭状态

边远、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滞后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边远偏僻、工作条件艰苦、教师难以引进、原有人才难以留住等诸多困难有着密切关系。我国西部与东部的教育鸿沟到底有多深？一位来自贵州民族地区赫章乡村，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首届中国贫困地区小学校长论坛”的校长郭昌举感慨地说：“我们村离县城至少差20年，县城离北京又差50年。”[11]城乡相差70年，尽管这不是非常精确的数字，但是足以说明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其实，东西部差距远不止这些。

边远、民族地区基础教育发展落后的深层次原因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偏远、文化封闭和知识隔离密切相关。有学者在研究人类文明进程中发现，我国地域广阔，不同地域的政治、文化、经济形成了不同的发展地带；从长江上游、中游、下游到入海口，我们可以依次发现人类文明四个阶段的典型特征。这个不同的发展地带形成了从原始文化、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到知识文明（知识社会的文明），从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知识社会的跨越，这就是著名的“长江模型”。（见图2-4）“长江模型”覆盖的地域中既有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大都市与经济特区，也有较发达的大中城市与近郊农村，还有经济相当落后的中西部省份贫困地区。该模型揭示出我国民族地区大部分处于人类文明进程的初始阶段。

图2-4 人类文明进程的“长江模型”

从“长江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西部地区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处于不利位置，随着知识社会的到来，带来了发展的更大威胁——知识隔离。世界著名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Druker）认为：“在知识社会里，没有贫穷的国家，只有无知的国家，对于任何一个人、组织、企业和国家，获取和应用知识的能力是竞争成败的关键。”[12]

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决定教育发展的总水平。如果按照“长江模型”，将我国教育整个划分为四个地带，我们可以看出，西部农村、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处于原始文化状态，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2010年11月19日，四川省委省政府颁布的《四川省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十年行动计划（2011—2020年）》介绍：“我省民族地区虽然整体实现‘两基’目标，但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发展滞后，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仅有32.5%，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仅有36.2%，义务教育普及水平和质量与人民群众享受优质义务教育的要求还有差距。”而同期我国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82.5%[13]，两者相差两倍多。另外，国务院于2014年12月25日颁布的《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2014—2020年）》指出，我国“连片特困地区”有4000多万名儿童在健康和教育等方面的发展水平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可见西部与东部教育差距巨大。毛入学率低与其说是因为办学条件不佳，倒不如说是因为学生对教育缺乏基本的期望和信心。我国西部农村，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是我国基础教育短板中的短板，如何打破长久以来形成的这种知识生态，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面临的重大而现实的课题。

（二）从经济社会发展来看，教育自身发展乏力

教育投入是解决教育均衡化问题的基础，而我国东部与西部在教育投入上长期存在巨大差距。经济学领域有一个“循环积累因果原理”，揭示出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发达地区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积累对自己有利的因素，而落后地区则不断积累对自己不利的因素，结果出现“地理二元经济”结构，拉大两者间差距的现象。目前，边远、民族地区教育正陷入“循环积累因果原理”困境之中。我国教育投入目前实行的是省级统筹，以区县为主。各个省、区、市之间财力不同，其经济上的巨大差异必然带来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基础教育投入的巨大差距。有学者指出，据2007年的统计数据，在经济较发达地区的某个省会城市，小学的生均经费是4314元。而在生均经费少的一些省份，有的是378元，有的是382元，有的只有264元。两者相差16倍多。[14]目前，这种状况虽然有了一定改善，但差距依然在拉大。

（三）从信息化角度来看，“数字鸿沟”加剧了“知识隔离”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化进程加快，民族地区与中东部发达地区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数字鸿沟”，使民族地区教育遭遇更大的威胁——“知识隔离”。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曾警示：“21世纪最重要的发展要素是知识。而我国西部地区同东部相比，不仅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上存在明显差距，更为关键的是存在着巨大的知识发展的差距。目前，西部一些地区、一些少数民族，已经面临知识隔离的危险。同时西部地区的内部知识发展也呈现出不平衡状态，除少数地区和城市外，大多数地区的知识发展水平极为落后，这是制约我国西部发展的瓶颈。”[15]

（四）从发展模式来看，原有“模仿或照搬”模式难以维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地区教育工作，为了缩小民族地区与中东部发达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出台了多项政策举措，逐渐形成了少数民族追赶汉族的民族教育发展模式，即模仿或照搬汉族地区教育发展的模式[16]。这种模式在计划经济时期对于改善民族教育办学条件、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具有一定成效，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该模式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有学者分析，我国各地教育发展差距开始扩大，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市场化改革扩大了地方财权和事权开始的。[17]经济发展比较滞后的民族地区的教育与中东部发达地区教育的差距逐渐拉大。尤其是进入21世纪，随着九年义务教育的基本普及，我国基础教育进入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满足百姓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成为新时期教育发展主题，而边远、民族地区教育的原有问题显得愈加突出。有学者曾反思，在近半个多世纪中，新疆民族教育与中东部发达地区教育之间的差距为何没有出现早期所预期的缩小趋势，反而在最近20多年中出现了明显的扩大趋势？[18]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边远、民族地区教育原有的发展模式难以维系，寻求新的发展道路迫在眉睫。

“模仿或照搬”模式从本质上来说是“输血”模式。长期以来，我国对民族地区的援助政策更多的是改善办学条件，往往“见物不见人”。这种做法在初期是很有必要的，是行之有效的，但对于实现跨越式发展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看到，我国西部边远、民族地区教育处于原始文化、“知识隔绝”环境中，推动边远、民族地区教育跨越式发展，仅靠东部的“输血”（提供所谓优质教育资源）还远远不够，必须要增强边远、民族地区的自身“造血”功能。我国在扶贫工作中发现“输血”不如“造血”。边远、民族地区教育发展需要由“输血”工程改为“造血”工程，特别是需要向边远、民族地区教育“输送”更多智慧，有效地将我国东部城市巨大的优秀教师智慧资源引入其中。

（五）从发展短板来看，教师问题短期内难以解决

城乡之间教育最重要的差距是教师队伍差距。边远、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最根本的出路还是要落实到教师身上。建设一支数量充足、素质优良、适应现代教育需要的教师队伍是西部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基础和保障。

对于边远、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教师是短板，是长期困扰当地发展的最突出问题和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瓶颈。根据教育部《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近10年来，我国城乡教师在高学历、高职称方面的差距越来越明显，例如，普通高中在城市、县镇和农村高学历教师拥有数量上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差距。（见图2-5）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2010年，城乡普通高中高学历教师占比分别为城市占5.97%，县镇占2.26%，农村占2.06%，城乡师资队伍学历水平相差近3倍，而民族地区教育则更令人担忧。21世纪以来，虽然国家加大了对民族地区教育的投入，但政府投资和行政举措解决的可能仅仅是办学条件问题，而教师的专业水平通过常规方法是无法有效解决的。差距越来越大，需要国家寻找更为有效的办法。到目前为止，这种发展趋势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

图2-5 城乡普通高中高学历专任教师比重变化情况

提高教学质量关键在教师。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实施两周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时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指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不懂农村农业就不懂中国，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点在于农村，难点也在于农村，解决农村教育问题的关键是农村教师。”[19]目前，农村中小学教育面临三大挑战：一是教师来源问题——“下不去”；二是教师安心工作问题——“留不住”；三是教师业务水平提高问题——“教不好”。西部贫困地区不仅难以吸引到教师，甚至一些学校由于缺少教师连基本的日常教学工作都难以维系。

（六）从发展动力来看，依靠自身力量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

边远、民族地区教育远离现代文化环境、陷入“循环积累因果原理”困境和“数字鸿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阻断了学生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希望，意味着边远、民族地区教育失去了发展的原动力。有政府官员曾尖锐地指出，西部民族教育发展面临几大突出困难：①经济发展能力难以支撑民族教育；②民族地区教育财政能力难以满足需求；③教育差距问题难以依靠自身力量解决；④教育质量难以靠自身力量提高；⑤教师队伍建设难以靠自己努力实现。[20]这是西部基础教育跨越式发展需要着力解决的根本性问题。

边远、民族地区教育，要想在未来几年中实现大的跨越，时间紧、任务重，常规方式难以奏效。

三、远程教育是国际普及基础教育、消除文盲的战略选择

在国际上，远程教育一直是世界各国普及基础教育、消除文盲、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当前，远程教育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实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5年全民教育目标的关键战略手段，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采用和引进像远程教育一样的非传统教育形式和方法成为国家普及基础教育、消除文盲、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策略。”[21]2009年，笔者对南非西开普省进行考察，了解到南非从2001年起实施的“希望之光”信息技术教育项目，打破了非洲“愚昧、落后、贫穷”的恶性循环，成功吸引了更多穷人孩子上学，减少了犯罪，提高了学生的自信心和学业成绩，创造了世界性成功经验，受到有关国际组织的高度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