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媒介批评的兴起

媒介批评的产生和兴起与大众传播业的发展是同步的。可以说，媒介批评的历史与大众传播媒介发展的历史同样久远，大众传播媒介出现之时，也是媒介批评兴起之时。但是，由于对媒介形态演变的历史特征的认识不同，也就形成了对大众传播媒介发展时期的不同界定。

不同的研究者对媒介批评理论的发生和兴起也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新闻批评与新闻起源是一起出现的，媒介批评和媒介同时诞生，都植根于意识同源的互动性。[1]有的学者认为媒介批评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2]有学者则认为媒介批评产生于19世纪30年代以便士报为代表的大众报纸时代。[3]还有学者认为，据《美国新闻百科全书》，小说家J.F.考柏尔是最早对报界进行批评的人之一，在1873年到1845年间，他对报纸提起了16桩诽谤诉讼案，且大多胜诉。[4]这些看法产生差异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对媒介形态和媒介批评的形态的不同认识。研究者对媒介批评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有所差异，由此就出现了对什么是标准的媒介批评的文本认定的不同的差异。但无论如何，从逻辑上看，对媒介批评理论的发生和兴起的考察，终究离不开大众传播媒介本身演变和发展的历史。

一、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

从广义上看，人类文化在形成之初，就已经伴随着媒介的使用，以各类媒介为载体的传播交往活动，构成了人类日常生活的基本要素。人类的大众传播活动也经历了从口语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到电子传播，直至今天以数字技术为基础整合各媒介形态的全媒体传播的演变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人类对媒介的应用，由早期的个体之间的小范围传播和扩散，逐步扩展到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等复杂的信息传播形式，传播的内容也扩展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人类媒介发展史上，文字的出现、印刷术的发明、无线电通讯的应用以及当代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和普及，这些革命性的技术成为推动大众传播不断进步的推进器。在这些关键性的发展环节中，对大众传播媒介产生巨大影响的首属印刷革命。印刷术的出现不但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结构以及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也极大地促进了大众传播业的发展，使得信息在大范围内扩散成为可能。同时，随着印刷新闻的出现，人们可以迅速且广泛地获取信息。

从严格意义上讲，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历史，是以印刷技术为基础的，17世纪初期，西方近代“定期报刊”的兴起，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正如哈贝马斯所言：“只有当信息定期公开发送，也就是说能为大众所知晓的情况下，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可言。”[5]

在印刷传播得以广泛普及之前，人类的传播网络主要有宗教传播、政府控制的政治传播、贸易和商业传播等以人际传播为主的形态，信息则主要通过商人、流动的商贩、流浪的民间说书人和民谣传唱者等传播，当人们聚集时，这些人就会告知那些发生在远方的事件的信息。

从15世纪到17世纪，随着欧洲邮政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印刷技术普遍应用于大众传播中，单纯依赖于人际传播的传统的信息传播网络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其中重要的标志，就是17世纪初期“定期报刊”的兴起。传播学者李彬认为，定期报刊与早期的新闻传播媒介相比，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其一是公开发行，其二是信息内容庞杂，其三是定期出版。[6]显然，这些特征充分表明，定期报刊已经是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基本构成要素了。传播学者阿特休尔认为：“定期刊物在17世纪前期，几乎同时出现于欧洲各地。”[7]

西方近代最早的一批“定期报刊”兴起于欧洲西北部的尼德兰（约为今天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与德国，继而由此扩散开来。荷兰于17世纪初摆脱西班牙的统治而独立，建立起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荷兰的文化也得以快速发展，大众传播事业亦得到发展。“被当做第一批真正的报纸而看待的出版物，出现于1605年—1610年。它把驳杂的报道内容同有规律的定期出版结合起来。其中最早的一份报纸或许是荷兰的《新闻报》。该报由亚伯拉罕·费尔赫芬于1605年在安特卫普出版。”[8]当然，对于哪份报纸可以称之为“第一张报纸”至今还充满争议，但大部分历史学家赞同类似于当代第一份报纸大约在1610年前后出现。当年的荷兰报纸不仅畅销国内，而且还被译成外文远销海外。例如，最早的英文报纸——1620年出版的一份“科兰特”，就是由荷兰印刷商皮尔·冯·德科特在阿姆斯特丹创办，而后出口到伦敦的。新闻史家一般都把它视为第一份英国报纸，其实它不过是荷兰报纸的英文版。1609年起，定期刊物已在德国的一些城市出版发行，如奥格斯堡、斯特拉斯堡和沃尔芬比特等。坐落在欧洲主要贸易线上的城市如科隆、法兰克福、安特卫普和柏林等，都成为早期的报纸生产中心。

这些早期报刊形式的出版物可以帮助人们了解自己所处环境之外发生的重大事件，这些事件有可能与自己的生活有关或对自己的生活产生影响。同时，这些报刊也开始关注本地发生的事件。定期报刊关于不同社会环境的事件的报道，使大量的受众能够定期获得信息，其重要性显然是不可低估的。可以想见的是，伴随着定期报刊的普及，在该类报刊上或是其他出版物中，围绕“定期报刊”的批评和讨论随之展开。虽然有关这些讨论和批评的更为详尽的文献资料，尚有待进一步挖掘和整理。

二、媒介批评的产生和兴起

随着西方17世纪近代定期报刊的兴起和发展，围绕着报刊等出版物的关于政治权利、言论自由等重大问题的议题，逐渐成为具有自由民主思想的有识之士关注的焦点话题。就此而言，严格意义上的媒介批评也就诞生了。可以说，对“出版自由”问题的讨论和批判，不仅是人类社会历史从封建时代向资本主义时代转变的推动力，也是西方近代媒介批评产生和兴起的重要标志。

在西方近代报刊发展的过程中，“言论自由”与“出版控制”的争斗成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君主专制体制对抗冲突的焦点议题。由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引发的近代欧洲大陆的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巨大影响。“英国革命的意义远远超过大不列颠及爱尔兰岛的范围，这场革命犹如一块巨石投进水中，激起了千重浪涛，波纹远达欧洲大陆、美洲及全世界。”[9]当然，引发资产阶级革命的原因在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英国的封建专制时代始于都铎王朝，此时大陆的印刷技术也被引进到英国（1476），专制王朝对新兴的传播媒介及其潜在的影响非常敏感，因为印刷书刊的广泛发行，势必培育大众的民主意识，英国19世纪思想家T.卡莱尔所说：“发明了印刷，民主就是不可避免的。”[10]因此，在新闻传播方面，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专制王朝，无不对印刷出版实施严格管制，主要措施有许可证、检查制、惩处制。从1586年开始，英国的星法院法令形成了特许和新闻审查的综合体系（1637年又有进一步的补充条例），它限制了英国印刷工人的数量，并且要求他们生产的各种类型的出版物都要接受新闻审查。但是，随后由于矛盾加剧，王室越来越难以控制出版业，1641年7月，星法院法令被废止。于是新闻书刊得以充分发展，广为发行，各式各样的小册子享受充分的自由，可以随便流通。至此，各类报刊数量激增，影响扩大，还导致现代报刊的诸多要素，如社论、特稿、标题、插图、广告等纷纷问世，从而使报刊逐渐从初始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

在近代报刊发展的过程中，无论是报刊文章，还是自由主义者和主张变革的思想家，都为推动出版独立而斗争，从而使国家对报刊的报道和评论实现最低程度的干涉与控制。显然，这些公开发表的观点和见解，对媒介本身和媒介制度的评价，是早期媒介批评的主要形态。虽然，其详尽的文献尚需进一步考述。在这些文献中，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就是约翰·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1644）。可以说，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是对专制体制的“报刊集权主义”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大众媒介的专业批评，是西方近代媒介批评理论的滥觞。

约翰·弥尔顿是英国声望仅次于莎士比亚的诗人（图2-1），除文学创作外，弥尔顿还写过一些政论文章，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论出版自由》。1643年，英国国会的长老会派为了巩固权力，下令实行书刊的预先检查制度，禁止出版带有民主意识的书刊。弥尔顿质疑和反对国会对报刊自由言论的控制，认为这是集权主义的做法。为了反对国会的报刊禁令，他写下了《论出版自由》。其基本主张是：“让我凭着良知自由地认识、自由地发言、自由地讨论吧。”[11]他认为，只有通过自由讨论，各抒己见，人类才能不断获取真理。他的这些主张，建立在他的基本的理论认识之上。他提出，其一，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人凭自己的理性能够辨别真假正误；其二，自由地持有主张、自由地抒发己见，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和特权”，同生命一样神圣不可剥夺。所以，限制言论出版自由，既是对理性的藐视，又是对人权的践踏。他说：“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的像；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破坏了瞳仁中的上帝圣像。”[12]弥尔顿自由主义报刊理论的影响可谓深远。

图2-1 约翰·弥尔顿

对于弥尔顿的评价，虽然后世各异，但其对于报刊专制主义的批评，奠定了媒介作为“社会公器”的重要认识的基础。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评价道：弥尔顿的文章“没有全面论述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原则，但在当时提出了反对集权主义控制的强有力的论点。”对此观点，新闻传播学学者黄旦指出：“这种反对集权主义控制的强有力的论点，其所针对的对象比之论点本身更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以要求言论、出版自由为一方，以当政者控制为另一方，这种二元对立的话语结构，不仅规范了人们考察、衡量言论、出版自由的视角……也就因此自然而然被描述为政府控制和报刊反政府控制的历史。”[13]正如黄旦所言，弥尔顿的意义在于确立了媒介批评的基本话语框架，因此，《论出版自由》作为早期报刊发轫的媒介批评形式，是有其合理的逻辑性的。

其后英国许多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如边沁、詹姆士·穆勒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都是出版自由的积极倡导者。他们坚持认为，通过独立的出版机构自由表达观点是阻止专制地使用行使国家权力的非常重要的防护措施。紧随他们在对抗英国王室、争取独立的斗争成功后，美国殖民者也将出版自由权纳入了《第一宪法修正案》。同样，后革命时期的法国在以1789年的《人权宣言》为基础的1791年和1793年的宪法中，也明确捍卫了言论自由。之后，从法律上对言论自由加以保障逐渐被欧洲各国的政府所接受，因此，到了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出版自由成为西方许多国家宪法内容中的基本条文。这当然与大众报刊的发展以及有识之士对报刊的现实作用的深刻认识有内在关系，同时，出版自由的主张也成为媒介批评理论早期发展的基础，其后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刘建明：《媒介批评通论》，2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 王君超：《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63页，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

[3] 陈龙：《媒介批评论》，27页，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

[4] 黄顺铭、谭舒：《一个历史的维度——美国媒介批评著作概况》，载《湖北社会科学》，2001（9）。

[5]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16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6] 李彬：《全球新闻传播史（公元1500年—2000年）》，71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7] ［美］J.赫伯特·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黄煜等译，10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8] The New Encyclopedia Britannica，15thedition，Vol.26，1986，p.474.

[9] ［法］F.基佐：《1604年英国革命史》，伍光建译，前言，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10] ［英］卡莱尔：《英雄与英雄崇拜——卡莱尔讲演集》，张峰、吕霞译，269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

[11] ［英］弥尔顿：《论出版自由》，吴之椿译，46页、4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12] ［英］弥尔顿：《论出版自由》，吴之椿译，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13] 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54页、55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