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批判理论溯源

“批判”是媒介批评理论与方法的基本特征，与大众传播学对媒介的研究不同，媒介批评重点关注的是在特定的文化与社会语境中媒介传播的信息“意义”是如何生产、传递并建构的。因此，批判性思维是媒介批评的核心范畴，正如杜威所说，哲学的固有属性是批判，批判亦为媒介批评的基本特征。作为媒介批评的宏观理论基础，“批判理论”有必要对批判的起源做简要的回顾。

作为人类认识事物的思维方式，批判性思维在人类思想发展之初即产生，但把它对人类认识能力本身进行反思和批判，并对其重点进行论述，则是从18世纪康德的“批评哲学”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立足于社会批判，通过对意识形态、劳动价值、阶级等概念的批判性分析，为媒介批评建立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其后的法兰克福学派则全面建立了批判理论的宏观体系，从而为媒介批评系统建立了基本理论基础。

概而言之，狭义的批判理论主要是指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法兰克福社会批判理论，以霍克海默、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为代表。广义的批判理论指的是与社会批判理论相类似的，立足于批判思维对社会现实的研究理论。显然，媒介批评是批判理论在大众传播媒介领域内的实践。因此，通过对批判理论的溯源，可以发现媒介批评的理论本源和基础。

一、康德的批判哲学

作为近代哲学思想的奠基人，康德及其哲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他的批判理论，成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理论和方法，虽然作为人类认识进步途径的“批判性”思维在康德之前就已存在。近代启蒙运动通过对批判精神的倡导，大力弘扬理性精神，借以批判和否定限制人类自由的教权和传统。康德的批判理论则又对理性本身进行批判性考察。

康德批判哲学思想的核心主要表现为对近代崇尚的“理性”进行自我反省式的批判，即理性对自己的含义和本质、活动范围和界限以及不同维度（思辨理性、实践理性和判断力）的解析。这种分析反思构成了康德批判思想的核心。康德说过：“我们的时代是真正的批判时代，一切都必须经受批判。通常，宗教凭借其神圣性，而立法凭借其权威，想要逃脱批判。但这样一来，它们就激起了对自身的正当的怀疑，并无法要求别人不加伪饰的敬重，理性只会把这种敬重给予那经受得住它的自由而公开的检验的事物”[1]康德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将理性作为法则去看待和判断世界万物的时代，但是，康德比其他启蒙思想家更为深刻的地方，在于他对理性本身进行批判性的考察。

因此，康德所倡导的批判精神就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海涅指出的：“康德引起这次巨大的精神运动，与其说是通过他的著作的内容，倒不如说是通过在他著作中的那种批判精神，那种现在已经渗入于一切科学之中的批判精神。所有的学科都受到了它的侵袭。”[2]在康德之后，“批判”这个词成了日常生活和人文社会科学中最频繁地出现的词语之一，对其后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媒介批评理论而言，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和法兰克福社会批判理论都深受康德批判理论的影响。“批判”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工具，马克思的主要著作和手稿的正副标题几乎都有“批判”这个词。比如，马克思驳斥青年黑格尔主义者的著作名称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资本论》的副标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核心就是“社会批判理论”。康德的批判理论构成了媒介批评的宏观理论的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于媒介批评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具有奠基作用，马克思主义被认为是对批判学派产生直接影响的理论基模。在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直接影响下，法兰克福社会批判理论、意识形态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媒介与文化研究、媒介帝国主义理论等，都具有开创性意义。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等人的“文化工业”理论，还是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抑或是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评”等有关媒介与文化及社会研究的理论，都直接起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媒介观。

马克思的全部思想是在批判中展开的，批判意识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灵魂，批判理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核心，正如马克思本人所说，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批判无处不在，如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对物化和异化的批判、对蒲鲁东的批判、对拉萨尔的批判、对哥达纲领的批判、对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批判等。可以说，马克思通过批判理论实践地改造社会。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批判”为灵魂，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解剖，从而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把握。这种“批判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批判精神贯穿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始终。

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内涵，首先是社会批判理论的前提，即物质存在决定精神意识的假设。其次是唯物主义方法论，即事物处于不断生成与灭亡的过程中，事物处于系统联系中。再次是对现实的具体分析，最后是社会批判，认为人类社会通过实践不断改变自己的生存条件，以实现自己的全面发展。同时，人类社会生活不断趋向于普遍的丰富性和多样化。

媒介批评也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构成。关于马克思主义媒介理论的内涵，其一是世界交往理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经常出现德语“交往”一词，“交往”既指物质意义上的商业贸易和交通运输，也指精神意义上的信息传通。由此，马克思主义对于媒介的社会作用的认识上升到了“世界交往理论”的层面。其二，在媒介技术的发展上，马克思主义媒介批评理论提出“技术决定论”的观点。马克思认为，“依靠了现代的交往方式，依靠了铁路、电报、巨大的工业城市、报刊和有组织的人民集会”，[3]社会才得以联系起来。马克思看到了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4]马克思充分认识到现代交往媒介的实质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是科学技术和知识的力量。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就预见了未来社会将是一个信息化的社会。

马克思认为，媒介技术所带来的交往革命在个人、民族、世界三个层面上展开，并重点论述了在后两个层面上的交往革命。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的交往经历了一个从狭隘到广泛、从局部到全球的发展历程。媒介技术首先深刻地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形式，在交往中，人的力量与角色发生深刻变化，交往中的限制在不断消解、变化在不断发生。技术的发展又深刻地改变了民族层面的交往模式，“历史上的民族交往十分有限，主要通过战争（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东征等）和贸易两大途径实现。自从现代市场经济逐步形成世界市场以来，民族交往的方式开始转向以物流（贸易）、信息流（现代新闻业和其他信息传播渠道）为主”。[5]得益于技术的发展，个人和民族层面的交往革命在马克思时代就已开始显现，而世界交往革命则是他们对未来世界的一种设想，这种设想建立在因传播技术带来的世界的紧密联系所需要的“世界思维”基础上。

马克思立足于阶级批判的立场，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制度下的报刊进行了批判。一方面，马克思从人的权利角度出发，指出新闻媒介的使用是人的神圣权利，从而将媒介的使用及其背后的新闻自由视为“解放的手段”，是人类精神的特权，是反抗压迫的斗争武器，还认为“报刊是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同时，马克思也提出“新闻自由不是万能医生”的观点。另一方面，在具体的传播实践中，马克思总结了新闻的规律与报刊的本质，将媒介置于批判的视域，形成了“报刊是社会舆论的工具”、“媒体的意识形态性质”的判断。马克思批判了报刊的“欺骗性”，认为反动报刊是“掩盖政治倾向的报刊”、“伪善的受检查的报刊”、“伪造社会舆论的报刊”、“卖身求荣的下流报刊”[6]。马克思认为，在反动报刊对舆论的错误引导的机制背后，是反动阶级严密的意识形态控制，继而指出人民的报刊具有对专制统治的揭露的使命以及人民报刊的批判精神。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直接影响了其后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

三、法兰克福社会批判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是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产生巨大影响的学派，该学派具有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已成为当代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兰克福学派涵盖政治、经济、历史、哲学等，研究领域非常广泛。该学派源于1923年成立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几代理论家的共同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各种理论思潮相结合，发展出被称之为“批判理论”的社会学说，从而影响了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使得“法兰克福学派”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基础。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霍克海默、马尔库塞、阿多诺、本雅明、弗洛姆和哈贝马斯等。

从1931年霍克海默担任该所所长开始，法兰克福学派“把研究重心从经验的、具体的政治经济学、工人运动史研究转到了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上来，并把‘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作为‘研究所’的指导思想。”[7]霍克海默在题为《社会哲学的现状和社会研究所的任务》的就职演说中指出，社会研究所的任务是建立一种社会哲学，它不满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实证分析，而是以“整个人类的全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为对象来揭示和阐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的命运”，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总体性的哲学批判和社会学批判。[8]这一研究定位，加上后来加入的具有跨学科、多元视角的核心成员，决定了“他们的意识形态是左派马克思主义的，但也是弗洛伊德主义的、哲学的、文学的、人道主义的和理智的。”[9]

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贯穿于整个20世纪，其中经历了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变、马克思主义从兴起到发展及法西斯主义的狂澜和倾覆，见证了西方社会历史的巨大变革。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研究所被查封，学派成员大多流亡海外，并于1934年在纽约恢复研究所，1949年后重回联邦德国。

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历史可简要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23年到1949年，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创立时期和早期。在此期间，法兰克福学派逐步发展和建立起自己的社会批评理论，开始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文化批判。第二阶段从1950年至1960年年末，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鼎盛时期。法兰克福学派在该时期发展了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进一步强调辩证的否定性和革命性，深刻揭示了现代人的异化和现代社会的物化结构，表现了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大众文化、大众传播等异化的力量对人的束缚和统治。第三阶段即解体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起，由于阿多诺、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等人的相继去世，加上社会批判理论自身的局限性，尤其是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之间存在严重分歧，法兰克福学派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10]

社会批判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理论基础。早在1931年，霍克海默就提出要开创一种把哲学理论和经济理论结合起来直接进入社会现实批判的“新型理论”，1937年正式提出“社会批判理论”的主张，并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等同起来使用。其核心在于把“批判理论”与所谓的“传统理论”对立起来，从而对传统理论进行反抗，对资本主义现存社会进行全面批判与否定（表6.1）。

表6.1 批判理论的特点

[1]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序言，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张玉书编选：《海涅选集》，304页、30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3] 陈力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程》，1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4] 陈力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程》，2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5] 陈力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程》，2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6] 刘建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基础理论》，164页～175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7] 赵勇：《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8] 潘知常、林玮：《传媒批判理论》，56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9] ［美］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97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10] 潘知常、林玮：《传媒批判理论》，57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