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李帆同志原为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1996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点，随我研读博士学位。1999年毕业，转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随龚书铎教授从事研究工作，出站后便留在该系任教。2002年曾应德国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汉学系之邀请，前往该校讲学。李帆自研读博士之日起，即以“晚清学术史”为研究课题。一年前，他把博士阶段的研究成果《刘师培与中西学术——以其中西交融之学和学术史研究为核心》改写成一本专著，交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他要我在这本书前面写几句话。我是义不容辞而又十分高兴的，正好借这个机会，谈谈我对刘师培学术思想研究和李帆此书的一些认识。文中不当之处，希望得到同行专家或读者的指正。

大家知道，刘师培的学术思想，基本上是一种“不中不西，又中又西；不新不旧，又新又旧”的思想，或者说，是一种“混合型”、“过渡型”、“转型型”的学术思想，不折不扣地是晚清中西文化“交融互释”的产物。这种“过渡”形态的思想文化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学科转型——即由经、史、子、集“四部”之学转变为文、理、法、商、工、农、医“七科”之学——的过程中，影响更为显著。关于这一点，钱玄同先生1937年在《刘申叔先生遗书序》等文章中曾经这样论述：“最近五十余年来为中国学术思想之革新时代。其中对于国故研究之新运动，进步最速，贡献最多，影响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者亦最巨。”在他看来，这一运动中有十二位贡献“最为卓特”的学者，他们是：康有为、宋衡、谭嗣同、梁启超、严复、夏曾佑、章太炎、孙诒让、蔡元培、王国维、崔适和刘师培。对刘师培，钱玄同先生的评语是：“此黎明运动中之刘君，家传朴学，奕世载德，蕴蓄既富，思力又锐”，“年齿最稚”，而且，“刘君识见之新颖与夫思想之超卓，即在民国纪元以前二十余年间有新思想之国学诸彦中，亦有甚高之地位”。他特别重视刘师培在学科转型方面所做的贡献，对刘氏编撰的几种新式教科书，如《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国地理教科书》、《中国文学教科书》、《伦理教科书》等，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其中“甚多新义”，不愧是吸纳西学的“典范”。总之，刘师培学术思想之“新”，在当时学人中是得到普遍公认的。

但是，近年来，有关刘师培学术思想的研究存在着“三多三少”的现象，即：第一，研究他的“历史问题”的文章多，研究他的生平事迹的文章少；第二，研究他的政治思想尤其是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文章多，研究他的学术思想的文章少；第三，在学术思想方面，研究他对中国历史文化见解的文章多，研究他与“西学”关系的文章少。似乎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前辈学人重视的问题，后代学人却“不屑一顾”。当然，根本原因不在于学术界，而在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但是，作为学人，从文化上着眼，由衷地希望看到状况有所改变。如今，李帆的书给我们带来了兴奋和希望。书中不仅全面地论述了刘师培的学术思想，而且还有一个专章——第二章，专门论述刘师培与“西学”的关系。从《国粹学报》创刊以前谈起，一直谈到这份刊物本身。又，书中特别重视刘师培、严复二人与“西学”的关系。最后又将种种分析结果列成专表，特别列举刘氏文章中引用的“西书”名称及作者姓名，一共有“西书”三十多种，人名六十余个。以《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一文为例，此文中引用了松平康国的《世界近世史》、马恳西的《泰西新史揽要》、艾约瑟的《希腊志略》、那特硁的《政治学》、甄克思的《社会通诠》、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和《社会学原理》、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等八种。在分析了各种“西书”对刘师培思想的影响之后，又进一步对刘氏此时之所以热衷于吸纳“西学”的种种原因，做了考察。作者认为，首先是“救亡”必先“兴学”的观念——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观念。文中又指出：中国首先是作为文化集合体的“天下”而存在的，因此，文化存亡就成为民族兴衰的“首要因素”。正因为如此，作为“文化承担者”的知识分子应及时地把兴学的责任肩负起来，若不如此，国家兴亡就很难进一步设想了。而要兴学，最重要的事便是“借助于西学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使之与中国固有的学术相激相**，相融相合”，这样，才能有效地激发“国学”的生命力，使之一天天旺盛起来。这样，“兴学”才有着落，“救亡”的目的才能达到。这样的分析是比较深入的，它使读者既认识了刘师培与“西学”的关系，又明白了刘氏之所以急于吸纳“西学”的种种思想因素，使读者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书中还有一些分析，如“西学”传播与废科举、兴学校的关系等等，俱都中肯恰当，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总之，此书史料上有新的开掘，论述上有新的见解，因而使研究工作向前推进一步，是一本有益于学术的好书，故乐而序之如上。

刘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