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
贝多芬：德国作曲家，生于波恩。1792年在维也纳师从海顿，从此定居维也纳直到逝世。一生谱写的作品数量众多，有室内乐、奏鸣曲、协奏曲、歌剧，最为著名的有九部交响曲。
在1762年至1770年，神童莫扎特是当时欧洲音乐天空中的一颗耀眼的明星。他光华四射，光彩照人。就在十岁前后，他已在欧洲各地进行了巡回演出，成为宫廷的常客、奥地利女皇泰莱莎的宠儿。莫扎特的彗星般的升起，激发起波恩宫廷乐队男高音约翰·贝多芬内心的一个炽热的愿望：他也要把自己的儿子路德维希·贝多芬培养成为一个音乐神童。还在贝多芬四岁时—那是在1774年，也就是在这一年之前，莫扎特结束了他的第三次辉煌的意大利之行—他就开始对儿子展开了严格和冷酷的音乐教育，他要孩子按他的意愿行事，但是小贝多芬却经常脱离沉重的、难以辨识的乐谱，乐于在钢琴上按自己的思想、自由地即兴而弹。“这种提琴上的胡拉或者钢琴上的随意乱敲”激起老贝多芬的愤怒情绪，经常对孩子大加咒骂，甚至扇以耳光。但是这并不能制止孩子的这类游戏。当父亲又一次责备贝多芬时，小家伙竟然回答说：
“难道这不美吗？”
父亲这次耐心地说：“作曲那是另一回事，你现在还不行。要勤奋按照乐谱弹琴和拉小提琴，这是更重要的。当你有了更大的进步时，那你就能作曲了，你必须还得好好地用脑子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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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5年3月29日和30日，贝多芬在维也纳第一次公开露面，登上音乐会的舞台，这是音乐家协会为赈济已故音乐家的遗孀而举办的一次活动。贝多芬并没有承担主要节目，他只是其间“在钢琴上演奏他自己创作的一首新协奏曲”，这首作品在演奏前还没有完成。头一天的下午他还在写这首协奏曲中的回旋曲，而抄谱员就在门外等待，以便把他完成的作品立刻拿去复制。
贝多芬有点怯场，这使他的腹部疼痛加剧。他青年时期的朋友威格勒弄来些药以减缓他的痛苦，就是在这种困难情况下，贝多芬完成了这部协奏曲的演奏。他的演出引起了全场的轰动，这位配角成了一个主角，贝多芬的名字迅即传遍整个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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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位未来的天才在他初期求师于另一个人时，那学生和老师之间的矛盾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贝多芬和海顿就是一个这样的事例。贝多芬对海顿的授课不满，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进步不快。这位年轻的学生在1795年5月要出版他的钢琴三重奏、作品第一号，他的老师希望贝多芬在乐谱封面题上“海顿的学生”的字样。这使贝多芬陷入窘迫，他觉得他没有从海顿老师那里“学到任何东西”，到最终他抹去了这个不情愿的副标题，而是把三首钢琴奏鸣曲、作品第二号献给他的老师，表达“感谢之情”。
海顿很早就认识到贝多芬的天才，还在1793年11月23日从波恩致大公爵马克斯·弗朗茨的信中就写道：“无论他是行家还是门外汉，听到现在的这些作品都必须公正地承认，贝多芬随着时间的流逝必将登上欧洲伟大音乐家之一的位置，能做他的老师，我感到骄傲。我只是希望，他还能留在我身边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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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乐队长萨列里是指导贝多芬作曲的老师，虽然俩人的关系有一段时间十分密切，但是老师总是不能完全理解学生。有一次他发现贝多芬的一个旋律不好，于是就对他大加斥责。第二天萨列里向他解释说，那个旋律追逐他到这样的程度：它整天在他的耳朵里响个不停。
“呐，”贝多芬随即说道：“那样它就不可能是不好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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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还年轻，他的声名还只是一位钢琴演奏家，而不是一位作曲家。在维也纳洛勃科维茨公爵家中，贝多芬遇到了一位来自格里辛格的先生，此人当时在萨克森公使馆任专员。他与这位以艺术家庇护人自居的年轻外交官员进行了一场涉及艺术家物质生活保证的必要性，以及他们该怎样完全以自己的艺术谋生的谈话。
贝多芬没多做思考，就举了歌德和亨德尔的例子：“我希望我能避免与出版商进行讨价还价的交易，找到一个人决定给我毕生享用的一笔固定资金，为此他拥有出版我所有作品的权利。我相信歌德与科塔[1]就是这样做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亨德尔与他的伦敦出版商也是如此。”
“我亲爱的年轻人，”那位外交官责怪地说，“我说这话，您不必伤心，您既不是歌德也不是亨德尔，也不可想象，您会成为这样的人，因为这样的天才不会再诞生了。”
贝多芬没有像歌德那样，幸运地有一个科塔那样的出版商，可他依然成了能媲美歌德和亨德尔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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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伟大作品是为一个统治者而写的，这就是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当他完成总谱时，他的封面上题有这样的文字：
“伟大交响曲，完成于1804年8月，为波拿巴而写，路易斯·范·贝多芬，作品第55号”
贝多芬把波拿巴的名字写在前面，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后面，他要以这种题词的形式，把自己的这部作品献给他心目中的英雄、第一执政官、革命战士、丑陋的王国的毁灭者、自由精神的拯救者。
一天清晨，贝多芬的学生斐迪南·里斯冲进贝多芬的房间，带来了拿破仑称帝的消息。贝多芬先是十分惊愕，随之他垂下了头，然后他怒气冲天，咆哮起来：“难道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他变成一个独裁者和一个暴君。”
随后他跳了起来冲向书桌，把上面摆放的这部新交响曲复本的封面撕成碎片，扔到地上，一边用脚践踏，一边不停地唾骂和诅咒，像一个疯子一样。
后来他把“为波拿巴而写”的字样涂掉。1806年，当这部作品付印时，他题上：
“英雄交响曲，为纪念一位英雄而作”
多年之后，当他在写《庄严弥撒曲》时，听到拿破仑死于圣·海仑娜岛上的消息。他瞬间停了下来，望向远处，平静地说道：“二十多年以前我为这个悲惨的结局写了恰如其分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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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在1799年，有一天贝多芬又一次陷入多次发生过的窘境，他又一次一文不名。这时监理会成员阿门达来访，大师向他诉苦说，我得付房租，可我根本不知道该从哪能弄到钱。
“这太容易了，”阿门达回应说，随即走到钢琴前，弹出一个主题“痛苦和欢乐”，然后说道：
“你听到了吧？我现在离开你，给你三个小时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你进行变奏并把它写下来。”
阿门达离开了贝多芬的住处，在约定的时间又返了回来，发现贝多芬还在钢琴那儿，面带一种恼怒和沮丧的表情。
“怎么样？”他问道。
贝多芬转过脸，递给他一张纸，羞愧而又愤怒地脱口而出：“就是这张纸。”
阿门达拿着这张纸到房东那里，把这份乐谱交给他，并建议他到出版商书店去把它卖掉。可房东不愿意，他说：“我要现钱。”
“这比现钱要多得多了。”
房东被说服，他真的去了，他做了笔好买卖，兴高采烈地返回。“还有更多这样的纸头吗？”这就是他回来后说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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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在数学领域里经常犯一些简单的错误，例如歌德在念书时就不是数学上的佼佼者，还有一位后来成为著名数学家的亚当·里斯（1492—1559），也曾对乘法一窍不通，贝多芬可与他一比。里斯为知道13×24是多少，就写上十三个24，然后一一把它们加起来。贝多芬有一次用同样的方式计算36×4是多少。他把36这个数字写了四次叠在一起，然后加起来，并得出结果居然是224！在柏林国家图书馆保存的贝多芬谈话记录本上，就列有贝多芬的这个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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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自己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当我该给腊依纳尔公爵上课时，他却让我在候客室等他，为此我在给他上课时把他的手指狠狠用劲掰开。他问我为什么不耐烦，我说：他把我的时间都耽误在候客室了，我再也没有耐心了。此后他就再没有让我等过。是的，我也向他表明，表现出这一类粗俗无礼是一种愚蠢行为。我对他说：他们能给一个人胸前挂上一枚勋章，但一个宫廷顾问丝毫改变不了什么，他们能制造出一个枢密顾问，可制造不出一个歌德、一个贝多芬；这就是他们做不到的，是他们本人长再长时间也成不了的；在这些人面前他们得学会尊敬，这对他们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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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对普鲁士亲王路易·斐迪南的风琴才能给予高度的称赞，称他的演奏“不是王家式的，不是亲王式的，而是像一位高超的钢琴家”。亲王有一次前往维也纳，这座都市的一位老贵妇为了表达对他的敬重举办了一场晚间音乐会，贝多芬也得到了邀请，这使这位高贵的客人感到格外的喜悦。在演出之后举行了晚宴，可只为一些客人准备了席位，贝多芬和另外一些音乐家却没有座位，大师突然变得面红耳赤，他爆了几句粗口，随即拂袖而去。
路易·斐迪南亲王目睹这尴尬的场面，感到遗憾，可他本人是位客人，对此无能为力。但是他想，他要给这位贵妇人一个教训。几天后，他举办一次家宴，邀请这位贵妇人以及所有那天受到贵妇人邀请的客人，贝多芬当然也在其列。他把贝多芬的座位安排在自己的左边。这位贵妇人立即就理解了亲王的用意，在整个用餐期间她一直面带愧色，惴惴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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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像贝多芬这样一个伟大的作曲家和音乐家，作为一个指挥家也绝不是完美的。这当然与他的糟糕的听力有关。看他指挥那是有趣的：当音乐慢慢弱下来时，他变得越来越矮小，等到快消失时，他已经蹲在乐谱架下。但当音量增强起来时，他像从地板里长出来似的，在所有乐器都进入的那一瞬间，他挺立起来踮起脚尖，变得像个巨人般的高大，挥起双臂，波浪似摇动起来，有如要冲向云端一样。有些乐师甚至忘了进入，完全被这位大师所呈现出的状态吸引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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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房客，他时不时与房东和管理人争吵，这都是因为他不断弄出的各种声音惹的麻烦。每当他为此感到烦心时，老的住处还没有放弃，他就立刻去租一个新的住处。他在1804年就同时有了四处房子。他在维也纳的三十五个年头里，住过的房子有三十处之多。这虽然花费了不少金钱，但经常搬家的乐趣和新环境的不断刺激，更符合他渴望变化的性格和疾风骤雨般的内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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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迪南·里斯（1784—1838）是贝多芬的一个学生，后来成为一位出类拔萃的钢琴大师和作曲家，写下不少于二百部的作品。1804年前后，他在维也纳住在一位裁缝家里，此人有三个姿色出众、端庄大方的女儿。在里斯住在其他地方期间，贝多芬很少到他那里去，可此时他却频频前往。这使他的学生感到意外，但贝多芬并不敢告诉他此举的用意，而是在给他的一封信里写道：“您过得不错；您‘裁剪’的不要太多了，把美中最美的介绍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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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经常自己刮胡须，可是他使用剃胡刀的手法却十分笨拙。刮胡子对他来说是一项困难的工作，使他感到麻烦，费去他不少时间，因此他很乐于让适时来访的客人来做这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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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2年贝多芬到达维也纳，那时这座都城正盛行在音乐界朋友圈子里举行一种竞赛音乐会的活动：两位钢琴演奏者相互展现他们的才能，在场者进行评判，何者最为优秀。波西米亚钢琴家约瑟夫·格林内克当时是受人喜爱的钢琴家，他要与这位来自波恩刚崭露头角的贝多芬在钢琴前进行一番较量。比赛前他说：“我要与一个年轻的钢琴演奏者进行比赛，我要彻底把他打败。”在比赛之后，他叫喊起来：“他不是一个人！撒旦附在这个年轻人的身上。我从未听到过这样的演奏！他按照我给他的一个主题即兴地弹了起来，别说是我，就是莫扎特也从没有听到这样的幻想演奏。随后他弹了自己的作品，它们是那样的奇妙优美；他在钢琴上所达到的难度和效果，是我们做梦都难以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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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还与一位自负和令许多人敬慕的钢琴演奏家达尼埃尔·斯达依伯特（1765—1823）进行了另一场钢琴比赛。他的学生费迪南·里斯在场，事后描述了当时的情景。这场比赛1799年在维也纳弗利的沙龙里举行。斯达依伯特先是弹了自己的一首五重奏，随后在钢琴上进行即兴幻想演奏，而且偏偏是从贝多芬的乐曲中选出一个著名的主题，弹的效果极佳，且富有挑衅性，贝多芬为此感到气恼。轮到贝多芬进行幻想演奏了。里斯讲述说：“他以习惯的方式，我想说的是以粗鲁的方式走到钢琴那里，半是跌跌撞撞似的，顺手就把斯达依伯特五重奏中的大提琴声部带上，并有意地把它倒转过来放到谱架上，用一个手指从头几个节拍中敲出一个主题。他即兴弹奏起来，在他还没有结束之前，感到羞辱和愤慨的斯达伯特便离开了大厅，他再不要与贝多芬见面，甚至公开表示：要是有人想邀请他，那就不能邀请贝多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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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贝多芬准备刮胡子，因为他的胡子茬太硬了，他总把肥皂涂得很多，正当他把肥皂涂到脸上时，斐迪南·里斯来了。贝多芬一看到来访的里斯就跳了起来，兴高采烈地拥抱他，完全忘了自己满面的肥皂沫。当他放开他的朋友时，贝多芬左面额的肥皂沫都没有了，全部抹到里斯的脸上，看起来像是这位客人要刮胡子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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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里希诺夫斯基公爵是一位富有远见的艺术资助者，他认识到贝多芬的才能和伟大，为这位大师做了很多的事情，他虽然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但在贝多芬面前却乐于自降身份。
公爵和这位受庇护的大师有一项约定，当贝多芬在工作而里希诺夫斯基来访时，若是他不希望受到打搅的话，那他可以对公爵在场不予理会。但贝多芬有些时候就是对这种沉默的在场也感到不愉快，在这种情况下，他干脆就把房门关起。于是就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公爵不是默默地重新走下四楼，就是在外面与缝补衣服的仆人坐在一起，直到房门敞开，贝多芬面露殷勤好客的笑容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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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贝多芬即兴地进行钢琴演奏，美妙极了。有如他让人的灵魂发出了声音，时而如在天堂般的欢愉，时而如面对死亡般的阴郁；时而疾风骤雨、狂暴不安，时而轻柔诉求；时而像在爱的烈火和爱的追逐之中，在高贵的斗争和战场的风暴之中，时而又变得静谧和平，如同在密林的深处或在碧绿如茵的草地之中。在场的听众受到极大的震撼。卡尔·阿门达十分准确地表达了大家的感情：“这样一首出色的音乐作品在一瞬间诞生，而在下一个瞬间消失了，这真是太令人惋惜了。”
贝多芬听到后没有任何回答，但是他走到钢琴前，一个音不差地还原出刚才迅即成章的那首即兴曲，好像他是按谱演奏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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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的《费德里奥》的首演是一次失败，其过错在于作为检察机关的奥匈帝国的警察局。这部歌剧定在1805年10月15日上演，这一天是女皇玛丽亚·特蕾莎的生日，她是那不勒斯人。她曾对贝多芬说过，她特别喜欢这部以法国大革命时期非常有名的多产戏剧家约翰·尼克莱·布依利的诗剧《莱奥诺拉》为基础写成的歌剧剧本。但是检察机关却认为，这个剧本不适合演出。贝多芬提出了女皇的看法，除此他指出，情节发生在16世纪，与当代毫无关系。几个星期过去了，检察当局终于做出了决定，在删除一些“最粗俗”的段落之后，演出可以进行。
但在这期间拿破仑胜利地进行了几场战役，随后他的军队就在11月13日占领了维也纳。宫廷、贵族和高官纷纷逃离，每个人都为财产、生命和未来担心。而就在这人心惶惶的时刻，这部歌剧在11月20日第一次上演了，剧院里只有为数寥寥的观众。在第二场和第三场演出时，剧院里几乎是空无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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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5年法国军队在奥斯特里茨战役得胜之后占领了贝多芬的庇护者卡·里希诺夫斯基公爵在西里西亚的庄园，当时公爵正与大师在那里停留。一位法国军团的将军将他的司令部设在了公爵庄园的一处宫殿里。当这个法国人得悉贝多芬也在这里时，就表示出想听贝多芬演奏的愿望。公爵出于无奈，邀请了一些他喜欢的和一些他不喜欢的客人，并也要求贝多芬像通常一样地与会。
晚会开始了，法国军官和客人均已到场，但有一位没到场，就是贝多芬。公爵接连派出仆人，可是没有找到大师。此时贝多芬腋下夹着他的F小调奏鸣曲在暴风雨和寒风中徒步逃向距公爵宫殿一钟头路程的特洛波，在途中他的两部奏鸣曲乐谱也因风雨的缘故受到了污损。贝多芬在自己的房间里留下了一张纸柬，上写着，他很抱歉，但他不能也不愿意在他祖国的敌人面前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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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有一个高大的十分富于表情的额头，清晰地显示出了他的天才。有一位漂亮的夫人，十分钟情于大师的作品，并经常在大型聚会中娴熟地弹奏贝多芬的作品；在一次这样的聚会中，贝多芬本人也在场，她在演奏时几乎无法全神贯注，这位伟大艺术家的形象强烈地吸引了她；当她演奏完时，站了起来热情地喊道：
“贝多芬！您有怎样一个漂亮的额头！”
大师俏皮地回答道：“那好啊，您也吻吻这个额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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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6年，拿破仑在耶拿战役大败奥地利，当消息传来时，贝多芬对前来的小提琴家克鲁弗尔茨说：“真遗憾，我对战争艺术不像对音乐艺术这么在行，否则我会打败拿破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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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哈尔姆原是一个军官，后成为一个音乐家，他的妻子是贝多芬的狂热的崇拜者。有一天她向贝多芬身边的朋友表达了她的一个愿望：要一缕贝多芬的头发作为纪念，可这些人不愿把她的这个请求转达给大师，因为有一种迷信，说是在人活着时献出头发会带来不幸。不知是经常喜欢恶作剧的贝多芬青年时代朋友卡尔·霍尔茨，还是内弗老师，开了一个玩笑，用一盒山羊胡子来代替贝多芬的头发，把它送给了那位崇拜贝多芬的女人。这既是对贝多芬的不敬，也是对一位崇拜者的不公。那位夫人对此一无所知，接受了这份礼物，她为得到这位伟大艺术家的一绺头发感到极为骄傲，并在朋友圈子里张扬炫耀。那几个始作俑者害怕贝多芬从第三方获知此事，觉得最好是亲自向贝多芬认罪。贝多芬大发雷霆，痛骂了这几个家伙。随后奔向哈尔姆夫人那里，一进门就大声喊道：
“您被骗了……那头发根本不是我的，而是一头雄山羊的！”
哈姆夫人被这位不速之客和他的这番话惊得目瞪口呆。贝多芬这时把他的头伸了过来，说道：“这儿，您剪吧……您剪下来吧，随您剪多少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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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伦伯尔格是维也纳郊区一处风景优美的地方，邻近的格林岑景色尤为旖旎。春天时，那儿草地繁花似锦，树木碧绿成荫，鸟儿婉转歌唱，这令贝多芬流连忘返。有一次他与申德勒在海利根施塔特和格林岑漫步时，突然停下了脚步，说道：“我描写了这儿溪边的风景，上面黄鹀鸟在啼鸣，四周的鹌鹑、夜莺和杜鹃在配合，共同在谱写一首交响曲！”这就是那首《田园交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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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纳茨·舒潘茨格是一位极有才华的音乐家、受人爱戴的小提琴演奏家，写出不少出色的四重奏；他与贝多芬相处极好，但有时他对大师的粗鲁玩笑也无可奈何。有一次，尽管是贝多芬亲自召他前去，可舒潘茨格去的仍不是时候，因为大师正在埋头工作。
这位小提琴家急于应邀去参加一次饭局，他穿了一件洁白的上装，打着漂亮的领结。他看到贝多芬对他不闻不问，于是就问他有何贵干。大师继续谱曲，一语不发。可舒潘茨格却仍问个不停。贝多芬把他的羽毛笔反转过来深深地插进墨水瓶里，随后在一脸不高兴的客人的洁白上装上涂了一个大的十字。
“那些人可以等嘛，”他说，并指了指乐谱，“这件事要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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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最小的弟弟约翰·范·贝多芬是一位药剂师，他敬业干练，攒得一份很大的家私。当他退休时，买了一处庄园，并以此为骄傲，过着一种优哉游哉的生活。他做了名片，上面对他从前的职业缄口不提。但在他的名字下面印上了一个他为之骄傲的词儿：“庄园主”。
有一天他把这样一张名片随信寄给了他的哥哥，并没有把庄园主这个词涂掉。大师立即寄给他一张他自己的名片作为回答，上面除了他的名字别无所有，在他的名片下面他添写了一个词儿：“大脑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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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作曲萨维尔·施尼从瓦尔登湖来维也纳拜访贝多芬，他十分想听大师的即兴弹奏。但贝多芬对他的请求一再拒绝，并诙谐地说道：“我根本就不是一个好的钢琴演奏家。”施尼没有达到目的，于是向贝多芬的一个好友鲍诺拉诉苦抱怨。
“您一开始就错了，”这个人说，“每当有人急迫要求他的话，那恰恰是他不愿意做的，您必须另想办法。您已经注意到了吧，大师在谈话中间乐于来回走动，他的钢琴总是打开的。就趁这样的时机跟他谈您想要谈的，但就是别谈音乐。您在走动时经过钢琴的当儿，就装作漫不经心地弹出一个音，说道：‘这个音完全不准了。’那您就会看到，贝多芬走到钢琴前，自己去弹弹，是否音不准，四度音程，三度音程，最后是移到低音区。这时您就给他搬来一把椅子，他就会坐下来，继续弹下去，去试试那个所谓不准的音，这就不仅是这个音了，还连同其他的音。就在这中间他突然会即兴地弹起来，以那个所谓不准的音为中心点，不断地变奏，不断地转换。这样您就会得到一种意想不到的美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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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贝多芬生活的那个时代，每一部文学作品、每一部音乐作品一旦面世，都会被盗印，而且盗印者很少受到惩处。每当贝多芬有新的乐思涌来并将其弹奏出来时，他总是害怕会被偷走。
“我经常注意到，”1793年他在致莱奥诺尔·封·布洛宁的信中写道：“在维也纳总有一个人，每当我晚上即兴弹奏后，多半在第二天就会写出我即兴弹奏中的大部分，并以此自吹自擂。”
1812年来自瓦尔登湖的施尼德尔有一次邀请贝多芬在一家餐馆进餐，大师到的时候有点迟了，于是他向施尼德尔指了指他的笔记本，上面记下的都是他在野外漫步时涌来的乐思。这位瑞士人拿过笔记本翻了翻，随后摇摇头，把笔记本递了回去，说道：“这都是无法看懂的符号，我看不懂。”
“说得对，”贝多芬笑了起来，“您若是看得懂的话，那我就不会给您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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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贝多芬沉思着走进维也纳新市场旁的天鹅饭店，他一面低语一面哼唱，精神十分专注。他没有喊侍者，也没有订餐，他用笔在打着拍子，在桌布上写下音符。人们都早已熟悉他，不去打搅，让他安静地工作。但突然他站了起来喊道：“侍者，付账！”可他一口东西都没有吃，一口饮料都没有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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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喜欢吃煮的软的鸡蛋，如果煮的不软、有些硬的话，那大师就会因此大发雷霆。在“红公鸡”餐饮有时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贝多芬在盛怒之下把煮硬的鸡蛋掷向侍者。在普拉特公园的一家饭馆里有时演奏贝多芬的四重奏，有一次在演奏期间，侍者竟然给他送上一个煮硬了的坏鸡蛋。他发起火来，想掷向侍者，可找不到对象，于是暴怒之下把这几枚坏鸡蛋掷了出去，直穿过窗户，落到露台上的一个餐桌中间，几位客人正欢乐地饮酒，大快朵颐。这意外飞来的鸡蛋惊得他们目瞪口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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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贝多芬收到了泰普利茨一个学习音乐的十岁小女孩的来信，她是贝多芬的一个崇拜者，特别着迷《莱奥诺尔序曲》。她以令人感动的方式表达了她孩子般的热情。这封信是那样质朴感人，完全是由衷之言，使贝多芬的内心受到极大的触动，他在给小女孩的回信中写道：“继续这样做下去，不仅要练习艺术，而且要深入它的核心所在，这样做是值得的，因为只有艺术和科学能使人得到提升，直达神圣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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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2年，拿破仑兵败莫斯科，1813年在莱比锡又遭重创，败局已定。这时贝多芬想创作一部大型的战争交响曲。在这一年的秋天，大师逗留在维也纳南部的巴登，那时在巴登附近的佐仑瑙正举行一次大型的军事演习：贝多芬要亲自观看，以便为他的这部战争交响曲获得感性认识。于是他来到演习场地的近处，他听到大炮的轰鸣，看到进攻方和防守方的激烈战斗。事后他在返家的路上却迷了路，不是朝向巴登而是步上去维也纳近郊的诺依斯塔特的大路。他到达时天色已晚，路岗放下了阻止通行的栏杆。当灰尘满面、疲惫不堪的贝多芬出现时，一个警察拦住了他，要求他出示证件。
“您要什么？”贝多芬问道，他根本听不到警察说什么。
“证件。”警察重复说。
大师依旧听不到他说的话，也不懂是什么意思，于是警察不再询问就把他带进镇里。贝多芬认为这个人要陪他去一家旅馆，就高兴起来。可这位陪伴者突然在一幢窗户装有铁栏栅的阴森森的房子前面停下了脚步，不容分说就把他关进一间黑暗的囚室。贝多芬这时饥肠辘辘，口干舌燥，他既得不到吃的，又没有水喝，一整夜就待在阴暗的拘留室里。
贝多芬大声咒骂，暴跳如雷，可毫无用处，没人对他加以理睬。第二天他被当作一个在夜间抓到的流浪汉带到警官那里。大师愤怒得难以自持，几乎连一句连贯的话都说不清楚，只是像疯子似的乱喊乱叫。幸好这时书记员走了进来。他望了这位被抓来的人一眼，说道：“这个人我认识，昨天我在军事学院绘画教师许弗勒那里看到过他。他叫什么，我不知道，但他不可能是一个流浪汉。”
于是警察很快招来许弗勒先生。当绘画教师一踏入门，贝多芬就高兴地大叫起来：“许弗勒，快救我，这些野蛮人太可恶！”警察惊得瞪大了眼睛。
军事学院的老师解释了这个误会，贝多芬被释放，走出了阴森恐怖的监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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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井有条、井然有序不是贝多芬的性格；在他的写字台上，在钢琴上，在他的工作室里，杂乱无章；乐谱、手稿、残羹剩饭、书籍、上记有乐思的字条、木梳和刷子都混杂在一起。引发的结果就是他经常找不到他要找的东西，急得连声咒骂不已。
有一天，他要找D小调弥撒曲中祈祷歌的手稿，可找不到。他心急火燎，大声咒骂，整个上午都不见手稿的踪影，情急之下他冲到厨娘那里，想问她知道不知道。他一下子说不出话来，因为他看到在料理台上一张包着一块鲜奶油的纸上有他写的乐谱，而这张纸恰恰是他自己扔掉的。他仔细看了看，这正是他要找的那首祈祷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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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什么都可以忍受，只是不能忍受那些自认是伟大艺术家的半吊子。每逢遇到这种情况，他毫不顾及情面，有时甚至说出极为伤人的粗话。如果一个人没有才能，那他就告诉他，您不适合做这种事，不管对什么样的人，就是地位显赫的人，也不说奉承话。
有一天，一个自视甚高的年轻人通过关系，得以在贝多芬面前展现他的钢琴技艺。他弹完之后，期待大师对他的称赞，可贝多芬却干巴巴地告诉他：“我亲爱的，您必须还要长时间弹下去，直至您认识到，您将一事无成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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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在巴登生活了一段时间，非常喜欢在这个疗养胜地度夏。他租了一个房间，它的窗台是白色的没有刨过的。大师有时在窗台上刻画一些图形，或乐思偶尔涌来时用铅笔迅速记下几段旋律。有一天他决定放弃了这间房间，因为他与一些住客发生龃龉，他们对贝多芬粗鲁的表情和独行特立的性情，还有他持续不断地弹奏钢琴感到不满。
一年以后，贝多芬又想重新租用那间房间，但他自己不愿前往，于是请朋友去打探情况。这个人给他带来了回答，欢迎大师前来，但是他得等新窗台做好，因为旧的这期间已被拿走。
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在这一年，1822年的夏天，一个来自德国北部的家庭住在这间房间的对面，他们看到这位著名的大师经常在窗台上写些东西，于是在贝多芬走后就从房主那里买下了一个窗台板。这个消息迅速传播开来，另外几个窗台板也被在此疗养的游客买走。当大师听到此事时，摇摇头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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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爵士约翰·罗素在一次漫长的奥地利旅行期间认识了当时已完全失聪的贝多芬。在一次拜访时他看到大师在弹琴，并极为惊奇地注意到，贝多芬经常是双手在琴键上滑动，但几乎是听不到声音。“他是用精神的耳朵在听，”罗素解释道，“他在他的灵魂中追逐乐段，在这期间钢琴实际上几乎是沉默的，弹奏者是失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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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有一天收到一封信，写信人是不伦瑞克人戈特洛布·魏德特拜因、一位质朴诚实的音乐家，他在信中表达了他唯一的热切愿望：认识贝多芬。他要前来维也纳，因为他相信在那儿比在他的故乡有更多机会。但贝多芬劝阻他说：人们在小城市也能成为大人物。我只是通过我自己才成为现在的我。可这个老实的不伦瑞克人却自有主张。当春天到来时，他带着费力节省下来的钱动身前往维也纳，旅途是漫长的，都城已依稀可见了，可他乘的车却走走停停，这个年轻人失去了耐心，他下车徒步前行。突然间他停下脚步，一辆满载谷物的大车横在路上，一个车轮已经陷住，人们把谷物卸下，把车轮推出，再把谷物装上去。一个路过的散步的人在帮忙，我们这位年轻人也参与进去。于是两人交谈起来，从何处来？到何处去？
“我来这里，因为我要看贝多芬。”
另一个惊得朝后一退，说道：“我就是贝多芬。”
年轻的乐师为这意外的惊喜而目瞪口呆。怎样的偶然！大师大笑起来，挽起这个陌生人的胳膊，邀他到家中做客，他把他带入一个房间，介绍给他的女管家，随后说声晚安就离去了。
翌日，魏德特拜因要看望这位著名的大师，可他已不在家了。“他什么时候回来？”年轻人问。可没有人知道。他就这样在贝多芬家里待了十四天，可他却再没看到他心仪的大师；虽说如此，可这两周他确实是做了贝多芬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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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3年的冬天，弗朗茨·李斯特在维也纳逗留，时年十二岁。他的老师车尔尼要把这天才的孩子带到贝多芬那里，他已多次向大师谈起过他的这个学生。贝多芬有一段痛苦的记忆，他的父亲就是为了使他成为神童而百般地折磨他，因此神童这个字眼令他十分反感。他断然地加以拒绝，但车尔尼毫不气馁，大师终于被说服了：“好吧，看在上帝的份上，您把小淘气鬼带来吧！”
李斯特来到了贝多芬的面前，他先是弹奏了里斯的一首作品，随即是巴赫的一首赋格曲。大师认真地在听，说道：“你能把赋格曲转换成另一个音调吗？”
李斯特极为熟练地完成了。这时贝多芬的脸上溢出了惊奇的表情。“鬼家伙！”他说，抚摸起孩子的头发，“一个淘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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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在世时，许多人没有能力真正地认识他的价值，大师经常这样谈到他自己，“我是一个穷苦的奥地利音乐家”，这就清楚地表明了他的处境。当他重病卧床时，他不得不写信向英国爱乐家协会求助，他要举办一场自己的音乐会来维持生计。
但是有一些人却看得更远，他们十分清楚，这个人是多么珍贵。其中之一是尼可莱·莫里茨·封·夏里岑公爵，他在听了《庄严弥撒》在彼得堡的一次演出之后，于1824年4月8日在致贝多芬的一封信中写道：
人们可以说，您的天才走在前面，超越了世纪，或许现在没有一个听众有足够的能力领悟到，如何去享受这种音乐的整体之美，但是后来人对您的敬重和对您的怀念将远比当代人要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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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还是贝多芬尚未完全失聪的时候，一天晚上他在维也纳的剧院观看一部歌剧的首次演出，这是由今天几乎已被遗忘而当时却十分走红的意大利音乐家费迪南·帕尔创作的《莱奥诺尔或秘密的爱情》。贝多芬也认识此人。
演出受到观众的欢迎，结束之后贝多芬走向帕尔，握住他的手说道：“我喜欢这部歌剧！”帕尔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大师随后说道：“因此，我要把它谱成音乐！”这就是传之后世盛名不衰的《菲岱里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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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又和他的女管家争吵起来。他从她拿出的十八颗咖啡豆里拿回来六颗，说道，这也就够了。她骂了起来：“贝多芬，您要立刻把这六颗咖啡豆还给我，要不我就自己去拿。”
“您会使我变成穷光蛋的……我赚的不多呀！”
“先生，”女管家大声地喊了起来，“如果您还一直喝稀咖啡的话，那您的血就不会再沸腾起来，您写的音乐就像是门外汉一样……您最近写的东西也早就不那么好了。”她说得底气十足。
贝多芬很快就打开关好了的咖啡筒，一声不响地拿出了二十颗咖啡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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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家、诗人和批评家奥古斯特·弗里德利希·康涅（1778—1883）曾任维也纳《大众音乐报》的编辑，是贝多芬的一个朋友，一个热烈的追随者、敬仰者。1824年他在一篇论及贝多芬的长篇文章中称贝多芬是“我们世纪的最伟大的现象之一”。
康涅酷爱杯中物，当他身患重病，自知来日无多时，就挣扎到附近的酒馆“饥渴的骆驼”，为的是能最后一次，用一杯好酒为贝多芬的健康干杯，随后他回到家中，躺在病榻上，再没有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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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实、羞怯的音乐学校的学生面临考试时局促不安。老师见状就和颜悦色地向他提出了一个十分容易的问题：
学生发抖地回答“三部”。
“什么？”老师问道，“三部？那都叫什么？”
学生不加思索地回答：“第三、第五和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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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贝多芬解雇了一个很能干的女管家，因为她为了帮助他，不得不撒了一次谎。他的一位朋友对此不以为然，称这是不是有些过分。
贝多芬回答说：“每一个说谎的人都有一颗不纯洁的心，因此也做不出一份好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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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在场时有人提到了一位作曲家，此人虽才能平平，但却写了许多作品。一位朋友说起，这位作曲家不仅白天工作，而且夜间也谱个不停。贝多芬打趣地说：“他是一位好人，他偷走自己的睡眠，是为了把它赠送给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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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贝多芬与里斯谈起了人缺乏判断力的弊端，这些人毫无主见，一听到谁冠有名人、大师之称，不管其作品优劣，就肃然起敬，推崇备至。反之对一些出自新手的作品，不论好坏，一概漠视之，指责之。里斯决定给贝多芬提供一个活生生的事例。他在布劳涅公爵家中举办的一次晚会上演奏了一个众人陌生的作曲家的一首平庸的进行曲。当他被问及这是一首什么曲子时，他声言，这是贝多芬最新创作的一首乐曲。于是所有在座的人都站立起来，齐向大师致意，对这部作品交相称赞，作为答谢，贝多芬爆发出了狂放的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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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年巴黎出版了由A.科龙和F.法尤勒编写的《音乐史辞典》，第一卷中有这样的文字：“贝多芬（路易斯·范）是普鲁士腓特烈·威廉二世的私生子……”稍后在权威的第七版的布洛肖豪斯字典的贝多芬条目中也是这样写的。这对贝多芬造成了很大的伤害，1826年10月7日，他致信他青年时代的朋友魏格勒，向他求助。他要为他的父亲，特别是他的母亲辩诬。他在信中写道：“从不写一些关于我自己的事情，也不去回答一些关于我的问题，这已成我的一个原则。因此，我请求你向世界去证实我的双亲，特别是我母亲的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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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对意大利音乐，如当时十分著名的罗西尼的音乐并不特别喜欢，可他非常敬重海顿，敬仰莫扎特，但乔治·弗里德利希·亨德尔在他心中却超越一切人。他清楚地表明：“亨德尔是迄今最伟大的作曲家。我要脱下我的帽子，跪倒在他的墓前。”
在贝多芬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使他最为高兴的事情之一，是伦敦竖琴制造厂斯普夫赠给他的一件礼物：亨德尔全集（40卷本）。他谦虚说道：“我还能从他那里学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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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的一个上午，一辆摇摇晃晃的破旧的送奶车在通向维也纳的冰雪路上蝺蝺而行。一个矮小宽肩膀的男人与车夫并排坐在一起，没有穿大衣，冷得瑟瑟发抖。他就是贝多芬。
回到家后，他因疲惫和沮丧倒在**，发起了高烧。他告诉卡尔，给他去请个医生，随即乏力地睡了过去。
卡尔走了，但去的却是街角的一家咖啡馆，在那儿遇见他的伙伴，先是玩了弹子戏，然后又是打牌，喝酒，把找医生的事忘得一干二净……
两天以后，这个浑浑噩噩的侄子才又想起了他的伯父。医生来了，进行检查，说是患了肺炎。
但贝多芬的生命力十分顽强，在与疾病对抗中，他强壮的身体占得上风，恢复了健康，克服了第一次危机。可是他与死神的那种严峻的不相称的斗争不久还是开始了，延续了四个月之久。
申德勒，他的朋友和学生一直守在病床旁。他给他带来吃的，为他擦洗，像护士一样照料他，是厨师，是秘书。
伦敦爱乐协会给贝多芬汇来一百英镑，这给他带来了意外之喜。“您给那些好人写封信，”他对申德勒说，“说我感谢他们，我感谢全体英国人，愿上帝保佑他们！”
当他听到维也纳城给予他荣誉市民称号时，他露出了微笑。他谈起歌德，谈起《浮士德》，谈起《菲岱里奥》—这是他为之担心的孩子；他要求看他的第十交响曲的笔记，甚至想工作。
在这期间他的腹膜炎恶化了。他带着一丝悲哀的微笑说道：“水最好是从我的身体里流出来，而不是从我的笔下流出来！”
到三月中旬时，病情已无法挽救了，牧师对贝多芬进行了临终涂油仪式后离去，这时贝多芬对环立在周围的人说了古罗马喜剧家普劳乌图斯的一句戏文：“鼓掌吧，朋友们，喜剧已开场了！”
他又与死神进行了两天的斗争。
1827年3月16日，这是一个寒冷的日子，清晨五点钟，维也纳下起了暴雪。骤然间异乎寻常的现象出现了：亮起一道灼眼的闪电，随之响起了惊人的雷声，在闪电中，这间病室影影绰绰，忽隐忽现，在响雷中，这间小房摇摇晃晃，颠簸震**。
贝多芬费力地睁开了眼睛，用残存的巨人般的力量举起了右手，握紧拳头伸向空中。随后垂了下来，他合上了双眼。一代乐圣辞世。
几小时之后他被安放在一个橡木棺材里，头戴一顶玫瑰花冠，手上放着一支百合花，按照当时的习俗，另外两支分放在未婚死者的棺材的两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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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贝多芬临终和弥留时，只有很少几个人围在他身边照顾他，可是他的葬礼却使整个维也纳动了起来，有两万多人跟在灵柩的后面，连警察也出动了，他们不仅要维持秩序，也要表达对死者最后的敬意。
就在这摩肩接踵的人群外面，有一个外国人经过，他无法通过街道，于是就问一个站在门前观望的人，这是怎么回事？他得到的是这样的回答：“这您都不知道？您看看那边就知道了，一个音乐将军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