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历史文选的“历史性”与“时代性”

聊城大学 李桂民

中国历史文选课程至今整好走过了一个世纪，这期间无论是文选课程的师资培养还是教材建设，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就教材建设而言，周予同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高淡元主编的《中国历史要籍与选读》和张大可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等，多年来被国内各高校选为教材，在历史学人才培养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张大可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自1998年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以来，2007年被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008年又获得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精品课程”教材的殊荣。本文主要根据现行文选教材的特点和内容，谈一下自己对教材建设和教学改革的看法，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现行文选教材基本包括要籍介绍和文献选读两大部分，编排体例有的根据选文时间先后、有的根据史书体例、有的大体沿用了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分类方法。各种体例互有短长，迄今为止出版的《中国历史文选》教材已近30种。从当下文选教材的内容看，随着时代的发展，文选的包容性日渐缩小，国内诸多高校把文选课的教学目的规定为提高学生阅读古典文献的能力，就反映了这一变化。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历史文选课的定位和其边界不清，影响了这门课程的发展。可以说，任何一门人文学科，在其边界外适度拓展是合理的，但不同的学科应突显自己的着力点，平均用力或着力点均衡失当，都会影响课程的健康发展。尽管当下许多高校的中国历史文选课仍为专业必修课，但从历史上看，文选课程在历史教学中的比重呈日渐减少的态势，现在许多高校的文选课程安排一年的时间，这主要集中在历史文献学专业较强的高校，有的高校由于师资不足，中国历史文选课仅安排了一个学期，业已影响到教学任务的全面完成。同时也应看到，由于许多高校师资队伍建设的加强，中国史学史和历史文献学课程的系统开设，而且这两门课程都是教育部规定的可以授予硕士、博士学位的二级学科，如果再提倡《中国历史文选》课的巨大包容性，多少有点不合时宜。曾有学者提出过历史文选课应当包括域外文献，而且已有高校在“中国历史文选”之外，开出“世界历史文献研读”课程。从当下中国历史文选课程内容看，主要以中国古代文献为主，包括少量近代文献和考古文献。从课程性质上看，“中国历史文选”课是历史学专业的基础课和工具课，高校在实际教学规划中，应根据本学校的实际，选用不同特色和侧重点的中国历史文选教材，并积极鼓励和支持自编教材，努力建设精品课程。但从长期发展来看，中国历史文选课程的历史要籍介绍务求简明，但也不应完全排斥由历史文献学专业从业者所编写的、不同于史学理论专业编写的颇具特色的优秀要籍的介绍。然而总的原则是，教材这部分分量不宜过大，文献介绍不求面面俱到，可以借鉴书目提要的编写格式，主要介绍文献的作者、结构体例、价值和版本流传等，清人撰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简明扼要，评价颇为到位，现在看来可以写得更为丰富一些。还需要在这个问题上补充的是，在要籍介绍当中或以说明的形式，增加选文研究的内容，而不是仅限于“具有较高史料价值”之类笼统的说明，从而使得历史文选课读和研的有机统一，促进中国历史文选课程的快速发展。

就中国历史文选课的选文来看，选读文献要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应选择史学价值较高、影响较大的篇章进行选读，如《尚书》中具有极高史料价值的《盘庚》篇、具有重要思想价值的《洪范》篇、反映我国早期刑法思想的《吕刑》篇等。语言平易、史学价值不高的文章似不宜列入教师重点讲解篇目，但一些语言平易，兼具有较高史学价值的文章可以作为学生泛读的基本篇目。文选的对象，不仅要体现“历史性”，还要具有“时代性”，这里所说的“时代性”，就选文而言，在注重选文多样性的同时，适当注重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选文，同时文选课程要及时反映学术界的成果，尤其是出土文献这种传世文献不存的内容。值得肯定的是，当下的许多文选教材列入了甲骨、金石、简牍文献的内容，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出现，一些重要发现应当及时补充进教材。如郭店楚简和上博简等儒家类文献，大多不见于传统文献，其思想史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就文选的编排而言，我觉得还是以繁体竖排为好，尽管这种形式和今天的时代主流不相适应，但大学本科学生会很快接受这种形式，而且中国历史文选课程的目的决定了我们不能随意降低难度，而使教学目的大打折扣。文选课的教学目的一般定位为提高学生阅读历史文献的能力，我国传世文献数量众多，已经整理的文献只是冰山一角。本科学生不能仅满足于使用已经整理的文献，还要通过大学学习为阅读未经整理的文献奠定基础。现行文选教材采用的主要有繁体横排，如周予同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以下简称周书）、阙勋吾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以下简称阙书），要籍介绍相当简明。周书出版后颇受好评，并影响到后来其他文选教材的编订。阙书在每一单元中，先列选文，在选文后则以说明的形式对作者和要籍作简要介绍。有的采用简体和繁体混排，如高淡元主编的《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张大可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等，文献介绍和注释基本用简体横排，选文则用繁体横排。高淡元主编的教材选文较好，要籍介绍比较全面，但没有涉及考古文献。张大可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要籍介绍比较简明，通论部分中有些内容，如目录、版本、校勘等，丰富了文选课程的内容，也构成了这部历史文选教材的一个特色。

从大学生的知识水平看，对繁体字尚有认知障碍，对古代文献的繁体竖排不太适应，中国历史文选的教材，如果完全采取繁体，这样做虽然会使学生能更快地熟悉繁体，竖排短期内肯定会影响学生阅读效率，但由于众多的未经整理文献的存在和许多权威的整理版本都是采取繁体竖排方式，因此，使学生接受中国历史文选这种课程的系统训练，就显得很有必要。我有一种设想，待条件成熟时，能否考虑运用到中国历史文选教材中去，即我们在中国历史文选课中，让学生接触原版文献，使学生体会到原汁原味的教材，而不是学习二次文献。也就是说，选文直接采取扫描或影印方式，前提是注意选文的版本，如二十四史采用中华书局的新式标点本，诸子著作采用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这样做一定程度上会带来教材页码的增加，但鉴于诸多教材在教学中教师并不能全部讲完，因此，可以考虑适当削减选文的数量，而代之以精研精读。大学文选教学不是中学文言文学习的再版，也不同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古代汉语教学，而应充分挖掘其自身的特点。这种特点是由其隶属于历史学科的特性决定的，中国历史文选教学不能仅仅停留在字、词、语法的层面，而要对历史文献的背景做基本勾勒，对历史文献作历史和思想上的深层分析。中国历史文选课的教学，要求教师具有深厚的知识积淀、宽宏的视野及运用史料分析问题的能力。在教学中，历史文选教师的作用不可或缺，而不是任何个体都能为之的知识补丁。

为了使文选课程更能名正言顺，课程名称也需要进一步规范。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或称为史学名著选读，或称为中国历史文选，或称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等，名称尚不统一，为了更好地体现课程特点，加强该课程的教学，名称是否可以称为中国历史文献研读，以便能够使中国历史文选教师有更明确的角色定位，同时也能更好地体现该课程与历史文献学的关系。

当然，让学生直接面对不同于主流教材的样式，可能会削弱文选课程的趣味性和生动性，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种担心是正常的，但并非不可克服，教材仅仅是知识的一种载体形式，通过教师充分努力，完全可以化枯燥为神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大胆推进教学改革，积极把现代教学手段引进课堂，不断探索教学方法，切实提高自己的知识素养，大力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就能弥补教材形式上的不利因素。在教学中，教师还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倡导研究性的学习方法。与之相适应，中国历史文选在教材设计上，要正确处理好课堂讲授和课外阅读拓展的结合，在单元制教学设计的架构内，注意导读式教学，进一步扩展文选教材中现有练习文选的设计，使其不仅包含断句练习，还应包括学生能力的培养与系统思维的训练。为便于学生自我总结、自我评价，应该事先规划每一单元应达到的知识目标，便于学生的自我预测和自我评价，从而全面提高教学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