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的谱系学
—从解读鲁迅开始
我将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
……我独自远行，……只有我被黑暗吞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
—鲁迅，《野草·影的告别》
一曲狂想，一幕悲歌，一切都从这里开始，也必将在这里结束。
20世纪中国文学中有一个不幸的狂人家族，一个知识者的谱系，从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开始，就开始了它的繁衍。这个谱系在过去似乎已经被梳理过，但还很不够。没有人将他们联系起来看，更没有人将现实中的和文学中的知识分子看成同一个群体。因为如果不能获得一个整体性眼光的话，将无法得出有启示意义的结论。钱理群有个很著名的说法，叫作“哈姆莱特和堂吉诃德现象的东移”，这是西方文学史上两个最著名的疯子，他们后来产生了众多的追随者和影子，依次传染给了东方民族的文学。而且这个传染的过程是一个在时间中渐变、空间上慢慢“东移”的过程。以至于一位当代的作家格非干脆就认定，“精神病是可以传染的”—他在自己的小说《傻瓜的诗篇》中，令人震惊地、诗意而形象地诠释了这一点。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研究文学或者研究思想史者就应该这样。没有精神发现的文学研究算什么研究呢？因此这是令人鼓舞的发现。我这里要借用这样一个发现，来谈谈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这个现象是如何变迁和“移动”的。
一
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
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鲁迅的《狂人日记》，首先就是书写了一个中国式的“多余人”形象，一个有着久远血缘的疯子。这不是偶然的，历来文学只要写到知识分子，写到有点思想和独立意志的人物，都会不由自主地产生“异类”或间离的倾向。“狂人”之所以被视为狂人，既是误读，也是实情。为什么这样说？狂人是被庸众恶意地“矮化”和放逐的，有独立思想的人通常会共有这样的一个境遇。因为他不能苟同于这社会，因而在这社会上便成了一个无用之人，一个多余的闲人，只有被嗤笑、放逐甚至管制的份。狂人的表征是“妄想症”和“谵妄症”，是说诳语和危言，内里则是对规训和规则的抗拒。他在外观上的确很容易就会被视为精神异常者、偏执狂和病人，但鲁迅却告诉我们，这是世俗给他打上的恶毒标记，是“人群的专制”对异类的划分和定性，并且具有在人格意义上的贬抑与侮辱意味。然而如果仅仅是这样的一个深度，那也还不是鲁迅，鲁迅之不同寻常的深度在于，他同时也告诉我们：狂人自己也会真的变疯—被社会命定的处境，会转化为主体自我的暗示性心理与错乱式行为逻辑，以至于成为其性格和命运。哈姆莱特就是由佯疯到真疯的，开始他是佯疯，但当他选择了混乱的逻辑和倒错的语言之后，他就一步步走上了深渊之路，错上加错，他先是对自己所爱的人恶语相加，随后又错杀了自己未来的岳丈，最后又和自己所爱的人的哥哥决斗……他的每一步都是由于自己疯狂和混乱的暗示所驱动的，这一切反过来铸就了他的深渊性格和命运。自从奥菲丽亚死后他就真的疯了，因为他作为一个与命运赌博的赌徒，已经输光了。对狂人来讲，他的病状的自我体验是源于他深刻和无助的孤独感，孤独转化为了恐惧，并表现为真形一样的病状。当所有的人都声称他是一个病人的时候，当他们都用了异样的眼光看他的时候，他自己也无法不怀疑自己是一个病人。
一个走错了房间的人，一个生错了时代的人，一个遭到了庸众嘲笑和捉弄的人，一个惊惶失措的人，一个精神病……就是这样诞生的。他慢慢地接纳和适应了这样一个角色，无法拒绝。他不能不感到惧怕。一个人对他的歧视只是一种伤害，一群人对他的歧视就是一种扭曲，而一切人对他的歧视则无疑就是毁灭，他怎么能不疯呢？
鲁迅自己就是一个狂人：他就是一个对着羊群和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题〈彷徨〉》）
“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他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太平……但他举起了投枪！”（《野草·这样的战士》）
多像一个堂吉诃德！他的后半生一直在拿风车和羊群练习，最重要的已不是和什么人作战，而是作战本身，至于对象则可以借代和假想；他又是一个哈姆莱特—他的《野草》的语式多像是哈姆莱特的朗诵：“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我姑且举灰黑的手装作喝干一杯酒，我将在不知道的时候独自远行……”（《影的告别》）只有在“思”的状态并且以“思”的话语方式出现的时候，他才能对自己的人格予以肯定，才会有稍许的自信。所以他不得不沉湎于这种话语游戏之中。伴随着这华美而苍白的修辞，他挥舞着自己的思想之剑，环顾四周，找不到对决的人，显得悲壮中又多么滑稽。的确，没有人比鲁迅更接近一个西方意义上的人文知识分子，更接近于尼采、叔本华，更接近于俄罗斯和欧洲文学的精神原型，更接近于一个现实中的哈姆莱特。这在他最早期的著作《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中，可以说就已经跃然纸上了。
但不同寻常之处在于，鲁迅总是因为其可以上升到哲学的境地而产生多解，《狂人日记》也一样。这其实也可以理解为鲁迅对“青年”—他原来所深信的“必将胜于老年”的一代“新人”—的失望与怀疑。他要确认原来这样一个想法的荒唐：青年一定是纯洁的。现在他明白他们的勇敢是短暂的，他们很快就会屈服于规训，并变得“成熟”起来，与成年人和老年人一样世俗化，变得狡黠和市侩。实际上也只有未曾世俗化的青年敢于讲出“吃人”这样的话，那时他因为自己的纯洁而说出了惊世骇俗的真理，并且敢于声称自己将要与旧世界的法则决裂，但这样的豪情壮志能持续多久？很快他就溃败下来，在被视为“异类”和“狂人”之后收敛自己，最后变成常人，并且“赴某地候补”。这即是意味着他与现实已达成了完全的妥协，他完成了自己的“成人仪式”，经过了一番挣扎和挫折，终于“回归”了社会—与之同流合污了。
历史还是没有什么进步，就像人性从来没有什么进步一样。鲁迅自己终其一生是在反抗这个“规律”，他拒绝让自己世俗化，到死还“一个都不原谅”—即便不能完全达到这样的境地。为了暗示自己这样一种“悲剧处境”，他坚持了自己的“病症”，一方面是与忧郁和愤怒共生的“肺病”；另一方面就是与风车和羊群作战的“佯狂”。他不是完美的，甚至也不是最纯洁和真诚的，但他是一个勇敢者，一个富有牺牲精神的人，一个流着接舆和屈原的血脉的真正的狂人。
一个诗人。
显然，重要的不在于鲁迅的“正确”，而在于他对他的精神原型—堂吉诃德和哈姆莱特—的继承和逼近。有谁是一贯正确的？我们为什么要要求鲁迅正确呢？如果我们是把他当作一个启蒙主义思想者，那么哪一个思想者是纯然正确的？如果我们是将他看作一个文学家，那么文学家又谈何正确，有何正确可言？
“多余人”的变形很多，在鲁迅笔下的魏连殳、吕纬甫庶几近之。郁达夫笔下有“零余者”，也近乎多余人，只是这些人物的处境是在异国，而不是像俄国文学中的此类人物一样，是从欧洲回到自己的国内，从自由回到桎梏，从所谓光明回到黑暗之中。他们所表达的是弱小民族在强势文化中的自卑、自恋、自艾、自怨的无助感。这也已经和鲁迅的小说一样，强烈地透示出一个问题：在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中有一种更加软弱、病态、扭曲和渺小的气质。在郁达夫看来，他笔下人物的“性变态”的倾向和颓废的人生观，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自甘堕落，而竟然是因为自己祖国的“不强大”—这显然是对自我的刻意美化。把深渊性格和自毁命运与国运的衰微连在一起，是很有象征意义的；但将自己的人格萎靡与道德沉沦也归结于国家的积弱，则是不诚实的，这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精神，它不能使这种衰弱和堕落因此而变得合法化。
这表明，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从一开始，就已经变态到了极端弱小和虚伪的地步。
二
“他专为他的同类—人类中的怯弱者—设想，用废墟荒坟来衬托华屋，用时光来冲淡苦痛和血痕；日日斟出一杯微甘的苦酒，不太少，不太多，以能微醉为度，递给人间，使饮者可以哭，可以歌，也如醒，也如醉，若有知，若无知，也欲死，也欲生……”（《野草·淡淡的血痕中》）
这是另一个证据。显然，有两个鲁迅，有一个日神意义上的作为启蒙思想者的鲁迅，也有一个酒神意义上的作为诗人、狂人、饮者和“精神界战士”意义上的鲁迅，从屈原、李白、李贺到曹雪芹，我看见这样一个来自本土的谱系，也看到来自哈姆莱特和堂吉诃德、拜伦这样一个西方文化血缘的精神遗传。看不到这样一个分裂的鲁迅，就是没有读懂他，没有读懂他的痛苦与希望，他的执著和脆弱，他内心的黑暗和痴狂。
作为思想者的清醒的鲁迅只是他的一张面孔，作为一个诗人他可能从来就没有对人性抱有希望，甚至也没有对历史抱有希望。他笔下没有谁是可以拯救的，不只阿Q，还有孔乙己、祥林嫂、闰土、爱姑、七斤、吕纬甫、魏连殳……这才是真正的鲁迅，有血有肉的鲁迅。
事实上身体的疾病也是这个酒神的一部分。肺病在某种意义上既成就了鲁迅也毁灭了鲁迅，肺病是一种“现代病”，在盘尼西林诞生之前，它对于人类近代文明的影响几乎是“美学性”的，苍白、孱弱、咳血和衰颓中有一丝美丽，这是“肺病”在“现代”中国和西方共生的一个叙事。可以说，肺病让鲁迅对自己有了一个精神黑夜中的孤独战士的自我想象，因为已然属于死神，所以也就决绝，使他有**对着一个更病态的世界开战。尼采一生曾有一个理想是建立一门叫作“艺术生理学”的学问，他认为一个艺术家在艺术作品中所消耗的能量，和在性活动中所消耗的是同一种东西，所以艺术家应该节制自己的性欲；一个身体孱弱的人和一个强壮的人的艺术态度也是不一样的，假使鲁迅的身体是和周作人一样好，那也许就没有鲁迅了。
还有文体，鲁迅其实非常偏爱并且擅长“野草文体”，这文体显然来自于尼采、叔本华和克尔凯戈尔式的寓言，它充满了黑夜气质与暗示性，充满了反逻辑的色彩和混沌的思的品质，这使他始终葆有着一个诗人的情怀与语言状态。
这是一种深渊性格与状态—雅斯贝斯说，伟大的诗人都具有深渊般的性格，他“毁灭自己于深渊之中”，“毁灭自己于作品之中”，由此形成他独一无二的“一次性生存”，所以伟大的诗人中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歌德，他是唯一一个绕开了深渊，又成为伟大诗人的例证—当然这说法也许绝对了点，但我认同这样一个观点，只有黑暗气质与深渊性格的诗人才是真正的狂人，而其余都是“欲狂而不能的”“佯狂者”，这也是雅斯贝斯说的。
20世纪中国的狂人与诗人们，当代的食指、海子、顾城……也都是典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与鲁迅相比，他们是一些更为衰弱的灵魂，他们已不与社会和外部力量战斗，他们是活在自己苦难而衰弱的内心当中，这是一个颇有象征意味的过程，他们也见证着现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变迁与精神历史。
类似的蜕变中，狂人会一步步衰变成傻子。在鲁迅的笔下，“狂人”之“狂”源于对社会规训意志的拒绝和反抗，他虽然最后又妥协和完成了“世俗化”，但毕竟还有一番让人惊骇的挣扎，而到了钱锺书《围城》中的方鸿渐们那里，则已是典型的傻子或弱智式的“多余人”了。
方鸿渐这个人物值得好好研究：基于40年代的文化情境，钱锺书将他的性格和角色喜剧化—并且因而将之“矮化”了。他在欧洲游学多年，无所事事，没弄到什么真才实学，到末了只是为了应付出钱的岳丈才不得不花钱买了一个“克莱登”的假博士文凭，以安慰亲朋和家人……看得出，钱锺书是刻意要戏弄和讥刺这时代中国腐朽的知识界。（自然，他自己留学欧洲只拿到了一个“B”，大概是一个学士学位（Bachelor），因此他笔下的“博士”便都近乎骗子了—这当然是玩笑）事实上，方鸿渐在污浊的文化人圈子里仍是一个有廉耻心的知识分子，他的善良和软弱，以及不肯公开地欺世盗名，都是明证。但和鲁迅笔下的狂人相比，他已然是一个更加衰变了的灵魂，他对世俗已没有什么反抗能力和意识，他的原则就是混事和混世，能够保住他稍稍体面一点的生活就很满足，但就是连这一点可怜的目标也很难达到了。
然而这又是一个敢于打“诳语”的人，他不只对曹诗人和苏小姐的假艺术与假学术抱以轻薄，因而开罪并最终离开了这个圈子，他还敢肆无忌惮地在家乡父老面前“演讲”，信口“海通以来，西洋文化只有两件在中国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云云，这是歪打正着，幽默中很有几分讥讽和悲愤的力量的。
钱锺书写这个人物表明了这样一个意图：“五四”知识者所希望和承诺出现的图景—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之后应该结出的果实—并没有兑现。现代中国与西方文化之间，根本没有实现任何成功的对接，西方文化的主导价值，“德先生”“赛先生”并未有在中国扎根和结果的迹象，相反，倒是在其边缘处生出一系列的文化怪胎—银行家张先生像“嵌在牙缝里的肉屑”一样的汉英混杂的谈吐；“十八家新诗人”之外的“第十九家”曹元朗笔下的半文半白、不中不西的“拼盘姘拌”；鲍小姐那“真理”一般光鲜**的装束，“三闾大学”那些欺世盗名的假博士和假学者们的追名逐利虚荣好色……都是这怪胎异象的杂陈和纷呈。他本人也是这样一个怪胎，一个不愿意与社会同流合污的但也同样无所作为的好人和甘于平庸的废物。由愤懑传统、渴望西方文化的五四启蒙知识分子，到40年代对西方文化的信念全然崩毁的“智识阶层”，人格和能力都处在梯次下降中，由反抗者的悲剧进而降解到了湮没者的悲剧。
这不光是方鸿渐自己的失败，而是新文化运动和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性失败。
三
四面都是敌意的，可悲悯的，可诅咒的。
丁丁地响，钉尖从掌心穿透，他们要钉杀他们的神之子了，可怜的人们呵，使他疼得柔和……使他疼得舒服。（《野草·复仇（其二）》）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在于，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也做了“自己的掘墓人”。因为他们一开始本是革命理念的创造者—是一群北京大学的教授最初宣传了革命，并且由其中的几位关键人物创建了革命新党。然而随着革命的逻辑不断向前，知识分子的身份开始变得不那么自然和充分合法了，大多数留学日俄和欧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渐渐变成了党内的机会主义者，瞿秋白、王明、博古……他们有更专业和正宗的革命理论，但是却不能将革命引向胜利。渐渐地，知识分子变成了革命的同路人，变成了需要团结和改造的对象，变成了具有“原罪”色彩的需要改造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群体……直至变成了革命的对象。这个过程并不漫长，其完成的时间也就是二三十年的样子。
这很奇怪，也不奇怪。一方面，纯粹知识分子的观念，会在革命的暴力实践中变得苍白和不合时宜，会走向革命的反面—因为革命不是“温良恭俭让”，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革命最终会和知识分子的浪漫主义、人道主义分道扬镳。所以知识分子如果不能及时地转变其价值理念，或者在两种思想观念之间矛盾、游移与彷徨，当然会被抛弃，甚至被甩到对立的一面去。
一切都有一个奇怪而自然的逻辑。就文学来说也近似，其思想和主题的变化就有这样一个轨迹：在“五四”最早的知识分子那里所主张的是“人的文学”；然后很快在文学研究会的作家那里就变成了“为人生的文学”—不要小看这样一个变化，文学的本质已经在转变，由普遍的人性论思想变成了社会学理念；再之后到了20年代后期，由一群更年轻的激进分子的热情包装，就又变成了“为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文学”，社会学进而变成了阶级论，普遍和抽象的“为人生”，变成了具体的有区分的“阶级”的人群；再之后就是延安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了，变成了由意识形态规定和政治观念统领的文学。这一步看上去似乎是突兀的，其实一点也不，历史的逻辑在其中自行演变着，不期然就走到了这一步。
走到这一步，“五四”作家的那一套价值理念、文学思想、话语方式就完全失效了。要么变成革命文艺家，要么被彻底打入冷宫，甚至消灭。
文学的轨迹，作家的命运，同上面所说的投身政治的知识分子的命运是异曲同工的，有着相通和相同的逻辑。
有许多被抛到了反面的例证，要数最典型的，那可以首推王实味。
他是用了一篇叫做《野百合花》的文章，试图批评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反差。说白了，就是作为一个知识者对革命的一相情愿的理解，同革命的现实之间的距离。这个距离令他不解，欲说还休，不由生出一些书生气的哀怨和不平。最终，来自知识分子的一面占了上风，他到底扭扭捏捏地说出了不满，用了非常软弱的方式—遮遮掩掩地假借了两个革命女性在夜晚路上的对话，以表明这不是自己说的，而是“从别人那儿听来的”。那内容粗略说来，无非是有点“平等（平均？）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思想，从这样的思想出发，对延安现实的不满。
但这还不足以完全说明问题，紧接着而来的是在受到批评之后的态度，一种不老老实实认错、为自己辩解的“顽抗”态度。从否认自己有错，到不得不承认自己有“认识问题”，但不是“存心攻击”……古代知识分子的那种“士可杀不可辱”想法已经大打折扣了，可即便是这样退了又退的表态，也早已无济于事。在那样一种不容辩解和不容置疑的语境中，这一切最终被打上了危险的政治标签。
那样的死是令人畏惧的，不仅仅是那闪亮的砍刀令人胆寒，而且还因为那样的死几乎注定了永世的骂名—他永远不会像许多同样的冤死者那样，得到一个身后的英名，享受鲜花的哀荣和眷顾。他的身后没有一个多么了不起的词语和概念作为支撑，相反还同一些暧昧和可怕的是非纠缠在一起—他曾因此被定为“托派”，并由此获掷了一个“反革命奸细”的罪名，这样的概念即使是在它的“源出地”苏联也早已不复存在，即使是在历史已经翻覆的今天，也难有人给出一个最终的说法—一个从未真正有机会攀结到那异国“亲戚”的穷小子，就这样成了代为受过的屈死鬼。王实味，绝不是一个无争议的英雄，他的名字上几乎可以说还是落满了尘埃……很显然，许多人、许多知识分子是因为迷恋“理念”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包括像王实味这样的知识分子。因为革命在他们看来就是要绝对的“平均”和自由。这是理想，也是当然的误解，是把革命的理念、景象与结果“诗化”了。知识分子有这个毛病，对革命和政治有着与生俱来的狂热。即便是像玛格丽特·杜拉斯那样的人也说，“一个人，如果他不是一个政治家，那他就不是一个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中的许多，正是为过于简单的理念所害，因为革命作为实践和作为理念是完全不能对证的—革命本身对一切所谓“好人”和“坏人”的区别，有时必须是非常简单和粗暴的，这种简单和粗暴不但“合理”，而且还无法改变。无论是法国大革命，还是在俄国、在中国和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革命，都不会脱出这样的逻辑。在那样的情境中，王实味如何为自己洗刷？他曾经天真地进行争辩，并且十足书生地坚持自己的观点，结果只能把自己推向深渊。王实味，可能他至死也没有悟出这样一些本来简单得很的道理，他至死也没有明白：自己何以会被打成一个“反革命的奸细”？一个原本只是因为迫于生计翻译过托洛茨基的一本书，也许事实上并不怎么了解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中的地位的“土书生”，怎么会有机会变成了“托派分子”？
有相似悲剧的还有胡风和路翎等组成的“七月派”作家们，他们也天真地以为他们会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者”，鲁迅精神的传人，可正是这些幻想断送了他们，至于路翎在长期监禁的精神折磨中疯掉，则更具有象征的意义了。
从王实味到胡风，的确都是一些固执地拒绝规训、愚昧得近乎愚蠢的人，才华对他们这样的人来说是灾难；淳朴和认真则是致命伤。而更多的人，包括那些我们曾非常尊重的知识分子，甚至同样的诗人、作家—比如艾青、丁玲等，却早已经变得聪明和富有政治敏感，在这些悲剧的演出过程中，他们都是很自然的参与推动者。这应该是一个更大的悲剧，不管他们是出于个人的成见或私下的恩怨，还是对政治的屈从，他们将自己阵营中的一些人一步步推向深渊，就已经表明了现代知识分子的集体死亡。这其实是一个更大的事件，只是结果一时还隐而未显。他们后来的落难，实际也是前者悲剧的延伸，是出于同样的逻辑。
但这样的悲剧某种意义上正体现了必然：无论是那些先蹈向悲剧，还是后蹈向悲剧的；无论是那些意识到了自己的意义，还是至死也未弄明白怎么回事的；无论是以理想的殉道者载入史册的，还是犯下了种种不可原谅的过失的……所有这些悲剧，都是这个群体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而那些高尚者则可以称得上是基督式的牺牲。俄罗斯的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说过：19世纪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之所以令人尊敬，不是因为他们有着令人喜悦的过剩的才华，而是因为他们“无原则地爱着他们的祖国和人民”，愿意为他们去下地狱。这是多么伟大的情愫—无条件和无原则的爱。俄国的民粹主义思想和东正教牺牲精神的教养，使他们具备这样了不起的禀赋，而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在总体上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但他们也用了自己的努力，包括他们不同形式的代价和牺牲，部分地实践了为改良社会和人生去奋斗的理想意志。
四
这是死火。有炎炎的形，但毫不摇动，全体冰结，像珊瑚枝；尖端还有凝固的黑烟……映在冰的四壁，而且互相反映，化为无量数影，使这冰谷，成红珊瑚色。（《野草·死火》）
相形之下当代的知识分子形象就更惨淡，在长期的原罪加改造之后，他们成了一群变态的孱弱而小气的精神障碍者。
在生存的艰难和荒谬方面，张贤亮所塑造的一个叫作章永璘的人物，可谓最有代表性。他在最屈辱的情形下，被迫畸形地孕生出一种求生本能—为了多打到一点点稀粥而煞费心思，为了能够混一点面食而设法偷吃糨糊。这种考验在古今中外的知识分子中可以说还从未遭遇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生存的基本条件已经丧失，知识分子的自尊心，他赖以显示优雅和教养的基础，他的身份特征本身就已**然无存。然而这位章永璘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也保持了他作为书生的幻想、癖好、本性和本能—一旦填饱肚子，又开始生出他的“政治与性”的两种幻想与欲望，其表现就是在读《资本论》的同时，也饥渴地寻找荒原上的美女。他很快又找到了“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幻觉。作者张贤亮也让其实现了这种意愿，让两位仿佛仙界降临的女性，宛若《聊斋》中的鬼狐之女一样的马缨花和黄香久，无条件地爱上他，并为他奉献身体。一个让他找回了书生的自尊—作为“美国饭店”的马缨花，从别的男人那里弄来食物以满足他的需要，全身心地奉献给他无须谈婚论嫁和承担任何后果的性和爱情；另一个，则让他找回了男人的身体，在他失去了男人的能力的时候，黄香久以她动物性的魅惑力唤起了他的性欲，而当他嫌弃她的不纯洁时又挥之即去。即便是在这样落魄的时候，他的男权意识也不比古代的书生少哪怕一点。
他也是一个“多余人”—但和方鸿渐不一样，章永璘似乎连颓废的权利也没有了，他必须在艰难的环境条件下显示他的生存意志，以及比一般老百姓看起来要高得多的生存智慧。这里作者不经意间竟流露出了可笑而自鸣得意的优越感，虽然这种优越已实在不能和现代知识分子的那种人格独立意义上的优越感相提并论。
食和色、吃和性都成了问题—在过去这一切几曾成为过问题？知识分子要保证其起码的身份，必须是在保证了基本的生存条件之下，当代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之所以更加孱弱和人格低下，与这点有密切的关系。
找回了这一“权利”的人物，是贾平凹《废都》中的主人公，“西京的名作家”庄之蝶。但找回了物质条件，他却进而丢失了灵魂。和以往任何一个知识分子人物相比，他都更加丑陋和堕落。他已不是一个怀揣高傲和孤僻的唯美加颓废的“多余人”，而是一个真正破罐子破摔的变态了的欲望主义者，一个现代的西门庆。他的喜好是空虚中的声色犬马，但又缺少享乐这一切的勇气，不具备真正的野性与生命力，在一个精神坍塌、物质上升为统治力量的时代里，他试图用肉体的狂欢和对世俗价值的完全认同，来缓解自己内心的虚空与苦闷，但结果却仍是毁灭。
就精神世界的纯洁性而言，庄之蝶远没有方鸿渐们的境界，驴倒了架还在，基本的原则和尊严还能守得住。可庄之蝶则是一头扎进了声色犬马中，像西门庆之流那样找寻着简单的刺激和快乐，他最下作的一句话，是当他与那个名叫唐婉儿的女人苟且之时，突然找到了久违的雄健，于是很得意地问她，自己与老婆怎么不行？他原来以为自己真的已经不行了，结果唐婉儿说出的竟是这样一句让人惊心又恶心的话：“世上没有不行的男人，只有不行的女人……”多么肮脏的灵魂写照啊！
写得最深刻和悲壮的一个多余人形象，应该是一个被忽略了的人物—这就是莫言的《**肥臀》中的上官金童。这个中西两种血缘和文化共同孕育出的“杂种”，在我看来也许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化身。他的血缘、性格与弱点表明，他是一个文化冲突与杂交的产物，而他的命运，则更逼近地表明了知识分子在这个世纪里的坎坷与磨难。他身上的一切都是矛盾着的：秉承了“高贵的血统”，但却始终是政治和战争环境中难以长大的有“恋母癖”的“精神的幼儿”；敏感而聪慧，却又在暴力的语境中变成了“弱智症”和“失语症”患者；一直试图有所作为，但却始终像一个“多余人”一样被抛弃；一个典型的“哈姆莱特式”和“堂吉诃德式”的佯疯者，但却被误解和指认为“精神分裂症者”。作家在这一个人物身上寄寓了太多的寓意：他的父亲是流着西方（瑞典）人血液的马洛亚牧师，同时又拥有一个中国（本土）的母亲，这正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血统”的象征，显然，它具有“非法”和“高贵”两种矛盾的性质，它的非法性是源于中国近代以来遭受西方侵害和掠夺的历史记忆，西方对中国人来说是意味着帝国主义、侵略者、野蛮之地等符号；但同时，西方又是现代社会与文明的发源地，是现代思想的诞生地，是中国知识分子向往的地方。这样，当现代中国的社会气候一旦发生微妙变化的时候，他的祸福转化，就仅在一夜之间。
因为莫言施用了一个“人类学障眼法”的缘故，这个人物身上的一些“生物性”被夸大和曲解了，实际上小说所要努力体现的是他身上文化的二元性，这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的先天弱点的象征：“杂种”与怪物的嫌疑，已经先天地注定了他的悲剧，来自西方的文化血缘，在赋予了他非凡的气质与外形、基督的精神遗传的同时，也注定了他按照中国文化伦理来讲的“身份的可疑”。这一点正是揭示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不幸困境—二元分裂的出身使他们备受磨难。西方现代的文化与思想资源造就了他们，但他们又寄生在自己的土地上，对本土的民族文化有一种近乎畸形的依恋和弱势心理支配下的自尊。他们要启蒙和拯救自己的人民，却遭受着普遍的误解，这样的处境和身份，犹如鲁迅笔下的“狂人”所隐喻的那样，他本身就已经将自己置于精神深渊，因而也必然表现出软弱和病态的一面—他们没有像俄罗斯知识分子那样下地狱的决心，却有着相似的深渊般的命运。其实从“狂人”到“零余者”，到方鸿渐、章永璘，再到上官金童，这是一个连续的谱系。他们有着与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相似的性格与命运，但却更软弱和平庸。
容易被误读的是上官金童的“恋乳癖”和性变态，理解这一点，我认为除了“人类学”和寓言性的视角以外，还应该另有一个角度，即对政治与暴力的厌倦、恐惧与拒绝。因为某种意义上，男权与政治是同构的，而上官金童对女性世界的认同和拒绝长大的“幼儿倾向”，实际也可以看作是对政治的逃避，这和他哈姆莱特式的“佯疯”是一致的。同时，可以认为他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的一种“另类”性格有继承关系—比如他也可以看作是当代“贾宝玉式”的人物，他对女性世界的亲和，是表达他对仕途经济和男权世界厌倦的一个隐喻和象征。
上官金童注定要成为一个悲剧人物，他的诞生本身似乎就是一个错误，这是文化的宿命。他所经历的一切屈辱、误解、贬损和摧残，非常形象地阐释着过去的这个世纪里中国知识分子的惨痛历史。但他在小说中还有另一个作用，即形成了另一条叙事线索和另一个历史的空间—如果说母亲是大地，他则是大地上的行走者；如果说母亲是恒星，他则是围绕着这恒星转动的行星；如果说母亲是圣母，他则是下地狱的受难者……如果说母亲是第一结构的核心，他则是另一个相衬映、相对照结构的核心。小说悲剧性的诗意在很大程度得益于这一人物的塑造，他使《**肥臀》变成了一个“民间叙事”与“知识分子”叙事相**，“历史叙事”与“当代叙事”相**的双线结构的立体叙事，两条线互相注解交织，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历史与美学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这个人物的性格是足够病态和懦弱的，但他的丰富内涵却深化和丰富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谱系。
2008年11月17日夜
北京清河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