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评析
就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唯物史观的关系而言，其思想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代表人物都运用或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观点和原理对生态问题进行分析和评判；另一方面他们并不全部认同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而是在后现代语境下，运用存在主义、解释学以及解构主义等现代西方哲学方法和西方民主、道德思想对唯物史观做了解构和重构，形成自己的理论阐释体系。
高兹的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理论基础是他提出的政治生态学，他强调生态学要在应对生态危机的过程中真正发挥作用，就要突破把自己作为一门环境科学或经济学的局限性，同经济理性决裂，探索一种生态理性。他指出：“生态学应该做的是：向我们揭示如何在物质生产的界限和缩减中，而不是在物质生产的增长中，合理地应付匮乏和疾病。合理地应付工业文明的梗阻和死结。它应证明，保护自然资源要比利用自然资源维护自然资源干涉自然循环，更有效和更具‘生产性’”。[1]应当使生态学走向政治生态学，使其承担抵制独裁主义的、技术法西斯主义的使命，把生态学作为推进社会文明和政治的动力。高兹同时强调，不能简单地把政治生态学归于政治学，这样会使生态学狭隘化，同时也不能把政治生态学简单归于生态学，这样会夸大生态学对政治学的影响。政治生态学的独特性在于它将“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抓住了政治学与生态学之间内在的有机联系。这种新陈代谢既可以从自然方面分析，将其视为支配物质过程的自然规律的结果，属于生态学范围；也可以从社会方面分析，将其视为支配劳动分工和财富分配的制度化规范的结果，属于政治学范围，两者的结合及其相互作用形成政治生态学领域。他还指出：政治生态学作为政治学注重对人的剥削关系的剖析，但作为政治生态学，它在更广泛的对自然的剥夺这一背景下来剖析人的剥削关系。政治生态学不仅以对人的剥削关系的批判，而且也以对自然的盘剥的批判为出发点。高兹强调政治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的社会理论。马克思论述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的两个基本范畴，即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和能量的交换——生产力范畴，以及支配人与自然新陈代谢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关系范畴，为政治生态学提供了基本构架。但是他同时又指出：马克思主义不足以成为政治生态学的全部理论基础。政治生态学除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两个范畴之外，还引进第三个范畴，即从自然方面支配新陈代谢的人的和非人的自然限制——自然条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2]
高兹的政治生态学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与自然环境的内在矛盾揭示了生态危机的根源，并运用马克思的异化思想和《资本论》中的一些观点揭示异化、劳动分工、科学技术与生态危机的内在关联，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特点，但其思想方法实质上仍然是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具有自我选择和绝对自由的抽象的人的存在是其理论基础和对社会问题、生态危机分析的基本出发点。基于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他根据后工业社会中生产条件、劳动分工、社会方式、社会阶层等方面的变化得出无产阶级消失的结论，认为后工业生产方式和人的存在方式摧毁了无产阶级存在的社会基础，消灭了承担社会关系变革、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作为一种阶级力量的工人阶级，使传统的社会主义运动不可能在后工业社会得到继承和发展，他指出：“资本主义危机首先表现为无产阶级的危机。作为生产劳动的潜在主体并因而是社会关系变革的潜在主体的具有多重技术的工人消失了，这导致能够承担社会主义目标并将它转变为现实的阶级的消失。从根本上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衰落的根源就基于此。”[3]从而否定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的现实意义，认为后工业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危机本质上是生态危机，生态运动成为社会矛盾和斗争集中的领域，他指出：“生态运动是斗争的巨大场所。它能够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推动许多变化的产生。”[4]他把生态斗争作为在后工业时代反抗资本对人的奴役，实现劳动解放、人的自由等社会主义目标的主要手段，指出：“生态斗争在当今形势下是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5]但由于他否定现实的阶级矛盾，回避对社会的现实改造，他的生态社会主义追求的人的平等、自由与解放，实质上是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和自由观的体现，他的生态社会主义规划，只能成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和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
奥康纳的生态观基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较为系统的重构。他认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侧重于对人类社会系统及其发展规律的揭示，而没有充分考虑自然因素与文化价值因素对生产方式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他把资本与劳动在文化与自然建构中的重要性看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也许是最重要的政治学主题，他指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致力于探寻一种能将文化和自然的主题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或物质生产的范畴融合在一起的方法论模式”。[6]奥康纳把生态环境问题看做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核心部分，把重构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作为自己生态学理论的基础。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阐述把生产方式或对劳动者的剥削方式当做决定物质生产和自然界之间关系的主要因素，忽视了自然环境的状况和生态的发展过程，他指出：“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凸显了自然界的人化问题，却没有强调人类历史的自然化方式以及自然界的自我转型问题。资本主义的运行周期以及对劳动的剥削问题被置放在了一个远远高于有机体的生命周期、能源的使用周期和自然界的开发方式的位置上”。[7]奥康纳认为自然的自主性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阐述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他指出：“自然界之本真的自主运作性，作为一种既能有助于又能限制人类活动的力量，在该理论中却越来越被遗忘或者被置于边缘的地位。尽管，这不是就马克思来说的，因为马克思的确曾清晰地论证过独立于人的自然过程对人类的生产活动起影响作用。”[8]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论也忽视了自然与生态因素对劳动过程的影响，指出：“自然界（自然系统）内部的生态与物质联系以及它们对劳动过程中的协作方式所产生的影响，虽不能说被完全忽略了，但也确实被相对地轻视了”。[9]他强调自己的生态学理论的核心观念是一种自主的并往往是不可预测的生产力的现代生态学维度上的“自然”范畴，基于这种自然范畴的生态学是一种研究劳动过程中的生态和自然界之自主过程（或自然系统）的自然理论。所谓的“自然界之本真的自主运作性”是指人类在通过劳动活动改造自然界的同时，自然界本身也在改变和重构自己，自然界本身的这种自主运作性使得人类社会历史称为一个在生产过程中人类的力量和自然界本身的力量相互统一在一起的发展过程。而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仅仅把自然界当做人类利用和改造的对象，没有考虑自然界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延续、变迁和转型的影响，因此根本没有或只有极少涉及劳动过程中生态的和自然界自主过程的自然理论。缺乏“自然的终极目的性”观念，只是片面突出“人化自然”，没有意识到自然界本身的存在作为其自身最终目的的无条件和至上性，以及人类历史的自然化方式和自然界的自我转型问题。
另外，奥康纳认为，人类的劳动不仅仅受价值规律和自然系统的制约，而且处于一定的文化系统之中，受一定的民族性、区域性文化价值观念和规范的影响，而一定的文化价值系统又为社会劳动的形式所决定，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不应忽视语言、价值观念、交流协作方式等文化要素对生产方式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生态问题、自然环境为生产方式和阶级发展所提供的多种可能性。自然与文化和生产方式的内在关系及其互动并非抽象的理论分析，而是社会发展的现实过程，尤其随着资本的全球化过程，这一特点愈显突出。奥康纳指出，全球化过程改变的不仅是融资方式、生产流程、管理方式等经济要素，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与全球化生产方式相关的文化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全球化进程更使生产技术脱离了自然生态和各民族的文化形式，割裂了经济活动与特定的文化与自然之间的关联，在几乎所有的生产部门内以市场和标准化的技术需求、融资方式、劳动管理模式等破坏了传统的文化与劳动之间更为紧密的联合体形式，取而代之以反映自我发展、自我实现以及雇用劳动形式的世界化特点的现代性的、商品化的自然与文化形式，控制了人与自然和文化的历史积累之间的继承性和连续性关系，急速瓦解了人类与环境之间的统一性。奥康纳把揭示生产方式与自然条件和文化价值的内在关系作为自己生态学理论的核心任务，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要考虑生产的自然和文化前提，另一方面应当考察根据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管理方式、财产和权利关系进行的社会劳动对自然与文化的重构及其生态后果。
奥康纳首先强调自然的自主运作性与生产方式是密不可分的，它渗透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中，生产方式在某种程度总是体现着自然的自主运作性。奥康纳据此提出了“自然的生产力”和“自然的生产关系”概念，“自然的生产力”是指自然界和生态系统作为生产劳动的不可或缺的自主的协作因素内在于生产过程之中，因此也应当是生产力的基本要素。“自然的生产关系”是指自然条件的一定形式或自然过程的某种变化会对一个既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或阶级关系的结构或变化产生深刻影响，因此自然的自主运作性也是生产关系的重要维度。奥康纳进而论证了文化与生产方式的统一性，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都包含着文化要素。他认为生产力具有客观性因素和主观性因素，客观性因素主要是构成生产力物资要素的劳动资料、劳动对象，而主观性的因素是劳动者，劳动者不是单纯的经济人，只受技术和经济规律支配，一定社会和民族的文化价值系统对他们的劳动态度、劳动方式、劳动观念会产生深刻影响，从而影响一定社会形态和民族的生产力特点；生产关系同样具有客观的和主观的双重特征，生产关系的客观性在于它实质上是一种基于物质生产活动形成的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社会关系，包含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人与人的生产协作关系、产品的分配关系等客观内容，体现了价值规律等客观规律。而其主观性在于生产关系也受一定时代和不同民族的伦理道德、宗教、财富观念等文化因素的影响而有不同特点，一定的生产关系也受制于相应的文化实践活动。奥康纳认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把自然界看做实践改造的物质对象，把文化归于意识形态，仅仅强调生产力对自然、生产关系对文化的决定作用，而赋予自然和文化一种消极被动的特点，容易导致技术决定论的错误。他认为实质上自然和文化与生产方式是交织在一起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既受技术关系的影响，同时也受自然的自主性与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的影响，是由包括自然、技术和文化在内的多种因素决定的，自然和文化因素构成了生产得以进行和开展的基本条件。
基于唯物史观的自然和文化维度，奥康纳提出了所谓“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理论，认为这是他在全球化条件下对唯物史观的重要发展。所谓的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是指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以自然和文化因素为主的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生产条件并不是根据价值规律或市场力量生产出来的，但却被资本当成商品来对待，这是当今资本主义的另一个根本矛盾，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并引起经济危机。奥康纳认为马克思没有意识到这种第二重矛盾，他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即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及其导致经济危机，这种危机表现为实现性的危机或生产过剩的危机，这一重矛盾内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并且与生产条件没有直接关系。而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导致的危机表现为流动性的危机或生产不足的危机，其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对自然环境及其自主性、对社会公共空间和劳动者身心的摧残和损害。资本主义的两重矛盾又紧密联系，导致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的互相作用，深化和加剧恶化了当代全球的生存环境。
奥康纳借鉴唯物史观，承认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围绕生产条件的再生产过程，通过对自然和文化价值观念与生产方式关系的阐释重构唯物史观，强调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的原因，具有合理之处。但是他重构唯物史观的前提是认为传统的唯物史观缺乏自然和文化维度，具有技术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的局限性，这一论断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深入把握，将唯物史观简单化、片面化，与拉克劳、墨菲、齐泽克等后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是相似的。奥康纳提出所谓“生产的正义性”用以解决生产方式与生产条件的矛盾，作为生态学社会主义的目标，但是这种正义观的实质仍然是西方人道主义价值观，因此奥康纳只能把缓解生态危机的希望寄于民间的激进绿色运动，而不敢触动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从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只能流于一种道德批判和主观设计。
格伦德曼对唯物史观的重构基于他对马克思自然观的人类中心论的解释，他认为马克思的世界观具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特点，而且马克思没有给人类探索自然设置道德障碍。他甚至把马克思的自然观视为对培根和笛卡儿、黑格尔等启蒙思想家自然观的接受和发展。他认为，马克思自然观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不仅像启蒙思想家一样强调人类对自然的支配，而且进一步强调人类对一切自然和社会过程的支配。因此，马克思并不是传统唯物史观阐释的经济技术决定论，他关注的是消除束缚人类发展的所有奴役状况的可能性。这种奴役状况不仅包括“支配社会”力量的缺失导致的诸如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而且包括支配自然力量的缺失，导致人的物质利益与需要的匮乏。马克思追求的是人类对自然和社会支配能力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最终实现人的自由。格伦德曼将他解读和阐发的马克思的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作为自己生态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与核心观念，并将据此重构的历史唯物主义称为人道主义模式的历史唯物主义。已经明显表明其基本立场和观念来源于西方人道主义传统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他回避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与生态问题的内在关系，也未提出解决生态问题的现实途径，从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跳跃到主观杜撰的实现自然支配的“共产主义”，从逻辑与实践上都具有内在的重大缺陷。
概言之，以高兹、奥康纳、格伦德曼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具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特点，也具有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共性，如对社会基本矛盾、社会形态理论、阶级理论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否定与解构，强调“文本”考察与阐释，以解构主义、解释学、存在主义、唯理主义、人道主义等西方哲学观和价值观为主要的方法论依据对马克思的自然观和社会观进行重构，这种“重构”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片面了解与阐发。他们回避导致生态问题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尖锐矛盾，不敢触动资本主义制度和统治阶级利益，使他们的生态理论最终流于一种主观的理论建构和乌托邦式的道德设想和空洞口号，不可能为缓解当代生态危机提供现实途径。
[1] 转引自陈学明、温晓春：《当代资本主义及其生态政治学批判：高兹思想评述》，见《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08》，3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 参见陈学明：《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主要代表人物高兹》，见《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3辑，164～165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3] Andre Gorz，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 ： An Essay on Post-industrial Socialism，London ： Pluto Press，1982，p.66.
[4] Andre Gorz，Ecology As Politics，Boston： South End Press，1980，p. 3.
[5] IBid.，p. 20.
[6]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59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7] 同上书，8页。
[8] 同上书，7页。
[9] 同上书，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