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生态问题原因的揭示

（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态度

高兹与奥康纳没有局限于对生态问题的技术性考察，而是借鉴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从社会制度与技术层面揭示生态问题的深层原因，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20世纪70年代后期，高兹从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转向对全球环境和人类生存造成重大威胁的生态问题的关注，他强调从生态政治学的视角考察生态问题，认为生态问题不单纯是由自然环境、生产活动造成的，而是受到社会制度、政治环境的深刻制约与影响，生态危机也给政治与社会生活的走向带来深刻影响，应该将生态学与政治学结合起来，从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生态因素与政治因素的相互作用和关系中对生态问题的成因、演变及对策进行深入而全面的分析考察。高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态危机从根本上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引起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体现。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在资本的增值与扩张基础之上，无限地追逐利益最大化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和驱动力，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与自然环境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矛盾，资本主义的生产必然破坏生态环境，因为任何一个资本家和资本主义企业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成本、获取利润，他们会竭尽全力地占有自然资源、增加投资，以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根本就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如高兹指出的：“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首要关注的是如何以最小的成本生产出最大的交换价值，而非如何通过实现生产与自然的平衡、生产与人们生活的协调、产品服务于公众为自身选择的目标来使劳动变得更加快乐。”[1]

高兹进而从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层面揭示了生态危机的原因，他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就是不断追求利益增长，扩大生产规模，实现资本的积累和扩张，但这种生产是以在全球范围内攫取、消耗和破坏自然资源为前提的，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加速了对自然资源尤其是煤炭、石油、水、森林等不可再生的资源的耗费，使它们趋于匮乏，引起环境污染、破环了生态平衡。对待自然资源和能源匮乏引起的生产匮乏，资本主义企业不是采取积极应对措施，而是试图通过进一步扩大生产来克服这种匮乏，结果造成生态系统的进一步恶化和生态危机的加剧。

另外，资本主义为了避免过度积累的危机，采取种种手段刺激消费，使消费变成扩大再生产的驱动力。在后工业时代，劳动者的物质生活条件比大工业时代有所改善，但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无法解决经济增长缓慢、通货膨胀、高失业率、贫富分化加剧、社会不公等社会问题。科技的发展缩短了人们的工作时间，但资本主义企业为了追逐利益，利用新科技手段，以新的方式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实现对大众的控制。利用人们的欲望和获得社会认同的内在需求，通过大众传媒、社会心理、流行时尚等将消费从满足人们实际生活需要的基本经济活动转变为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使人们不再仅仅为满足真正的生活需要而消费，更多的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财富、身份、地位、社会价值，而这种需求实质上是被资本主义企业塑造的虚假需求，它们在人们生活基本需要满足的现代社会条件下，将人们的消费需要从对商品使用价值的需要转变为对附着于商品的身份特征、社会认同等价值符号和意义的追求，掩盖了人的真实的和自然的需求。高兹指出，“他们的劳动完全被异化的形式符合这一事实：他们所有的物质需要表现为对商品的需要，这些商品需要购买、需要钱。无产阶级消费的一切东西都不得不去购买，而他们生产的一切东西都不得不去出售。”[2]资产阶级通过精心设计，采取各种方式控制人们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使其成为控制工人与公众的系统工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高兹指出的：“资本主义使人们不可能在家庭和社区内生产任何他们意欲消费的东西，迫使他们只能通过商品消费来满足整个消费的需要，资本主义同时加强了对这种消费的控制。”[3]人们被资本主义企业操纵，被动接受它们灌输的消费理念和提供的新奇产品，其实这些产品并不是自己生活必需的，是一种虚假的需求，基于虚假需求产生的消费是异化的消费。资产阶级利用商品的使用价值与附着于其上的符号价值间的巨大差额谋取暴利，并且为了维持这种高额利润，不断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将产品设计得华而不实、不耐用、不易修理，并频繁更新换代，不断扩张生产规模，但这种扩大生产形成的产品并没有真正地提高人们的消费质量，而是造成对自然资源的无意义的消耗和浪费。因此现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已经转移到了消费领域，并加剧了资本主义再生产危机，最终造成根源于自然资源被破坏和匮乏的生态危机，过度生产、过度消费与过度积累相互影响，最终体现为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造成的不平等制度，使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断制造匮乏，而将此产生的恶果转嫁给公众。高兹对生态危机原因的揭示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质，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

与高兹一样，奥康纳也深入考察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的内在关系，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寻求生态问题的根本原因。奥康纳接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与批判，认为追求利润、让自身增值是资本的本性，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追求利润，而不是满足需要，资本家为了获取超额利润，不断扩大再生产，增加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矛盾必然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这是马克思已经深刻揭示了的。奥康纳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另一个根本矛盾，即生产方式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导致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并与经济危机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奥康纳所指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生产的自然条件、生产的个人条件和生产的公共条件或一般性条件，它们本身并不是根据价值规律或市场力量被当做商品生产出来的，但却是资本主义生产得以存在和运转的前提和基本条件，并被资本当成商品来对待。资本主义经济为了追逐利润，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千方百计加大对能源、原材料的开发或增加用于新能源、新材料研发的投入以降低成本，保持和提高平均利润率，导致生态系统的失衡和不可再生资源迅速走向枯竭。奥康纳认为资本的不断扩张是以严重破坏自然条件为代价的，“资本主义生产不仅建立在对不可再生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而且对土地、水资源、空气、野生动物等，以及整个生态系统都会产生破坏性的作用。”[4]资本主义生产破坏了生产的自然条件，而资本主义国家作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也要执行资本积累的职能，而不是维护与实现社会成员的公共福祉，为了资产阶级少数人的利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污染社会的公共环境，损害了社会成员尤其是劳动者的身心健康，破坏了生产的社会条件和个人条件，如奥康纳指出的：“环境破坏的问题不应该仅仅放在资本的维度上来加以审视，国家与自然界的危机之间存在着非常深刻的内在联系。”[5]生产的自然条件、社会公共条件与个人条件被破坏的极端后果就是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和经济危机往往是紧密联系、相互促成的，过度生产和积累导致的经济危机同时造成生态危机，对生产条件的破坏而形成的生态危机也是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能源、原材料短缺、生态破坏造成的生产成本和生活成本的提高都会带来损害利润或者通货膨胀的危险。

奥康纳进一步指出了生态危机与经济危机的基本特征即发展的不平衡性和联合性。发展的不平衡性是指资本主义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世界体系中工业、农业、金融、商业、服务业、劳动关系以及政治结构等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平衡状况，它显著地表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的二元结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和垄断世界市场，成为世界体系的中心，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沦为发达国家的原料、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区和发达国家商品的倾销区，被边缘化和殖民化。这种不平衡性发展的生态后果是边缘地区自然资源被过度开发、掠夺、破坏引起的衰竭，以及中心地区大工业生产造成的环境污染，把自然界当做了它们排泄废弃物的污水池。发展的联合性是指资本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把发达地区与发展中地区在社会、经济或政治生活中的各种形式联合起来，使传统的、现代的、后现代的社会生活方式并存。资本主义工业导致的城市化进程驱使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以及世界体系中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向发达国家迁移，为大城市和发达国家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同时造成饮食、交通、居住、教育等多方面的重大压力，破坏了城市的生态平衡，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同时导致了农村劳动力的短缺、土地荒芜和生态恶化。另外在这种混合的社会生活形式中，发达国家利用全球化进程将一些高污染、高消耗的企业和技术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形成新的低端工业化区。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与联合性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如奥康纳指出的：“当资本的不平衡发展和联合的发展实现了自身联合的时候，工业化地区的超污染现象与原料供应地区的土地和资源的破坏现象之间就会构成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6]二者的共同作用严重破坏了生产的自然条件、社会公共条件和个人健康条件，造成自然资源的严重短缺和全球性的环境污染，造成生态危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追逐利润的贪婪本质，将自然和人类拖入毁灭的深渊，奥康纳深刻地指出：“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采用的技术类型及其使用方式使自然以及其他的一些生产条件发生退化，所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有一种自我毁灭的趋势。”[7]

格伦德曼对生态危机原因的揭示与高兹和奥康纳不同，他认为生态危机与社会制度并无直接的、内在的关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的扩张并不是导致生态问题的根本原因。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未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避免生态问题，并且在处理生态问题上并不比资本主义国家做得更好。传统唯物史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理论似不足以解释生态问题的根源。格伦德曼也不同意一般生态主义者把生态问题归因于人类为了自身利益无限地掠夺和支配自然的人类中心论观点。他认为生态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人类中心论——因为人类中心是人类认识和实践活动不可避免的起点和评价标准——而是人类对自然的支配是否合理。他认为传统唯物史观的阐释和一般生态主义理论都没有准确把握“人类中心”与“支配自然”的真正内涵。格伦德曼对马克思的自然观做了人类中心论的阐释，突出强调了马克思“支配自然”的思想，指出马克思思想中对自然的支配（domination）概念意味着人类在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基础上对自己与自然关系的自觉控制，它不等于对自然的统治（master）即类似于主人对奴隶那样的掠夺、盘剥和绝对的支配。格伦德曼据此认为生态问题并非由于人类支配自然造成的，反而是由于没有能够根据自然规律实现对自然充分合理地支配的结果，他指出：“生态问题的责任不在于‘支配自然’，事实上恰恰相反，生态问题的产生表明了这种支配的缺失。”[8]格伦德曼实质上把当代生态危机归因于工业化过程中人类对自然错误的支配观念和支配方式，回避了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间的关系。

（二）对科学技术的态度

高兹与奥康纳生态观的另一个共同点是把科学技术看做资本主义追逐利益的工具，认为科学技术也是造成生态问题的重要原因，但他们对科学技术性质的认识有所不同。高兹明确反对科学技术中性论的观点，他认为科学技术不能独立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被融合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被打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烙印，成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高兹从马克思的异化观点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是一切异化的根源，而科学技术是资产阶级实现对工人阶级和社会大众实现控制的重要工具。高兹认为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既是生产技术，也是统治技术。资产阶级发展科学技术的目的在于提高劳动效率、推进资本的迅速积累和集中，攫取最大利润。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机器逐渐取代工人的活劳动，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程度越高，工人的自主性和自由性越少，越来越从属于机器和技术体制，沦为机器的奴隶。现代高新技术的发展更使工人的传统技能丧失价值，科技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以工人的劳动异化以及大量工人的失业为代价的。高兹认为虽然科学技术本身不具有等级性，但资产阶级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强制实行劳动分工，对生产过程和工人进行集中管理，强化了对社会的控制和等级分化，随着资本在全球的扩张、国际分工发展，劳动分工进一步专业化、精细化，管理和决策集权化，使工人进一步被分化和孤立，依赖于资本主义技术和管理体制。统治阶级中出现了技术官僚阶层，科技雇员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机制中的特殊阶层，一方面受制于资本家；另一方面在生产过程中，因其对生产技术的掌握和控制对普通劳动者具有支配地位，帮助资本家创造剥削奴役工人的技术手段，成为资产阶级在科学技术上的代理人。高兹认为科技雇员与普通劳动者之间不是平等的关系，而是一种等级关系，不能把他们归于工人阶级，他将这一阶层称为“神秘化的工人”。高兹认为资本主义追逐利益的本质决定了它不会为了社会公共利益发展和利用科学技术，而是利用普通民众科学专业知识的缺乏，借科学的名义选择最能保持自己垄断地位的技术，而不是必要的最有效的技术，他指出：“资本主义只致力于发展一些与其发展逻辑和继续统治的需要相一致的技术，而要消除那些不能强化现存社会关系的技术，哪怕这些技术对其所宣称的目标也具有较多的合理性。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关系已经铭刻在由资本主义给予我们的技术之中。”[9] 资本家出于自己的利益，往往保持高能耗的技术而压制高效环保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加速了对自然资源和能源的破坏，成为造成生态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

奥康纳对科学技术与生态问题关系的看法与高兹不同，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科学技术所起的一些负面作用并非由其本身造成的，而是由于科学技术被资本追求利润、自身增值的本性支配所产生的结果。奥康纳指出：“从工业资本主义的一开始起，它对技术的选择就是以其对成本和销售额而不是环境的影响为基础的。”[10]资本主义在利润的驱动下无限制地开发掠夺自然资源，为了降低成本不惜使用严重危害环境的技术，并刺激导致生态恶化的新形式的高新现代技术的出现。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生产、流通和消费领域，在流通和销售环节中不断改进对商品的设计、定位技术，通过发展广告、宣传、包装等技术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加快消费品的销售速度，降低资本的周转时间以谋取更多利润，导致了现代社会流行的消费主义，对产品的过度包装和不必要的消费，严重破坏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因此科学技术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由其依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的，其负面效应责任不在自身。

与高兹和奥康纳不同，格伦德曼从其阐释的马克思的自然观出发，对科学技术的影响持肯定态度。他认为马克思将未经人类实践改造的自然称为“第一自然”，将人化自然以及社会、文化等人类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称为“第二自然”。并且，马克思认为人类随着改造自然的实践的不断扩展和深化以及对自然法则和规律的理解与把握，推动第一自然转化为第二自然，因此自然科学在这种转化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格伦德曼援引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相关论述证明自己的观点，指出马克思明确强调人类如果没有技术就根本不能生产任何东西，不能使生产力的发展摆脱对自然和地理因素的依赖，使人离不开自然，就像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科学技术推动人类在自然基础上实现了人自身和人类社会的独立性，促使人类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因此通过科学技术社会化支配自然力，从而节约利用自然力，占有或驯服自然力在社会发展中具有必要性，并且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格伦德曼据此认为生态危机并非科学技术发展与广泛运用的后果，而是人类没有正确运用它实现对自然合理支配的结果。他认为这如同一个音乐家只有运用娴熟的技巧使用乐器才能演奏出美妙的音乐，而如果用铁锤粗暴地对待乐器，只能导致破坏性后果。同样，生态问题也是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现代人以野蛮的方式使用技术对待自然产生的恶果，如果人类能够通过对科学技术的准确运用实现对自然的支配，有可能解决既成的生态危机并避免出现新的生态问题。

[1] Andre Gorz， Ecology as Politics. Boston：South End Press，1980，p. 5.

[2] Andre Gorz， 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An Essay on Post-industrial Socialism，London ： Pluto Press，1982，p. 38.

[3] Andre Gorz， Ecology as Politics. Boston：South End Press，1980，p.36.

[4]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196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247～248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6]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318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7] 同上书，331页。

[8] Reiner Grundmann，Marxism and Ecolo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15.

[9] Andre Gorz，Ecology as Politics，Boston：South End Press，1980，p. 19.

[10]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326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