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强大的阻力

道光二十年（1840）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使清廷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身穿铠甲、手持大刀长矛或是拿着火器的天朝勇士输给了英夷，“天朝”的颜面丧失殆尽。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事物随着战事的推进悄然发生着改变，漕运是最早受到这种冲击的体制之一。

第一次鸦片战争图

战争期间，道光帝多次降旨，强调长江对漕运的重要性，认为瓜洲系南方五省漕粮总汇，扼要之地，命两江总督牛鉴小心防护。牛鉴回奏，瓜洲以下礁沙众多，即便是长江沿岸的渔船也不敢轻易下水，那么可推断夷船也不敢轻易在瓜洲行进。道光帝对此表示赞同，并用朱批回复：“览奏深慰廑念，仍着小心防范。”历史无情地证明，这些全为无稽之谈。中国通马理逊早就向英军统帅献计，漕运以江宁为咽喉，英军只需盘踞江面，阻绝南北，即可要挟清廷；否则扬言密招汉奸，挖冲高家堰堤，“计更无不得请者”。耆英等人借机恐吓道光帝：“传闻英人有战若不胜，即遣汉奸偷挖高堰之信，祸患尤不可问。与其兵连祸结，流毒愈深，不若姑允所请，以保大局。”由于早有进入长江、切断漕运的战略企图，英军沿长江一线猛攻，占领镇江后立即派舰队封锁运河口，将当时的近700只沙船阻断，切断了与北方的商业联系。事实上，英国早已有精细打算。有人分析，其侵入长江，“其意即在扼中国交通之冲要，借以要挟”，且镇江未陷以前，英军即以船封锁运河北口之瓜洲，“可知其断绝漕运之毒计，早决于未至镇江以前也”。尽管此年的河运漕船已先期运抵通州，美国学者还认为，正是因为英国军队“通过占领运河和长江交汇处的南京，切断了运河，从而为鸦片战争迅速有结果作出了重大贡献”。

签订《南京条约》双方代表合影旧照

战争结束后，清廷中的一些官员也开始分析英军的战略思想，认为其策有三：一是窥伺长江，梗阻漕船咽喉；二是偷袭天津，虚于肘腋；三是窥探山海关，滋扰根本，“三策两实一虚”。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以及这种“夷人”战略态势的存在，使得曾经大力支持海运的包世臣也发生动摇。受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刺激，御史苏廷魁甚至奏请罢东南之漕，改征折色，采买西北杂粮，转运京仓支放。只是军机大臣穆彰阿等人坚决反对，认为采买之粮不能久贮，陆运之费更甚，至于八旗甲米不下240余万石，若全部改发折色，听其买食，市价必然腾贵，生计维艰，民食亦窘，且王公官员禄俸以杂粮充放，“亦与群情未洽”，此事才未得推行。

道光朝晚期，太平天国起义酝酿成熟，爆发在即，虽然统治者还处于麻木状态，毫不知情，但整个国家统治机器失灵、民不聊生，已是不争的事实。鸦片战争的创伤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水利的失修，以及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已使得江浙农民无法足额足量交纳正额，朝廷与农民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另一方面，反对漕粮海运的势力也更为强大。魏源再三告诫江苏巡抚陆建瀛，道光六年漕粮海运，因减坝尚未合龙，河运水手截留河北，此次如仍旧办理，则师出无名，且漕运衙门肯定担心常行海运、永停河运，会先持异议，甚至偷偷唆使水手滋事，“恐吓阻挠，势所必至”。这说明，此时推行漕粮海运将会遇到更大的阻力。

重新议定漕粮海运，最直接的原因是河漕已无法令各方满意。从道光二十五年和二十六年关于海运的上谕中可以看到，重新提议海运的，似乎仍然是道光帝的“宸翰独断”，而且他还表露了要将海运继续下去的信息。道光帝指定要在一年后试行海运，所以整个海运的筹备工作进行得并不是特别着急。二十七年九月八日，两江总督李星沅、江苏巡抚陆建瀛联衔合奏，表示同意有限度地进行漕粮海运。他们奏称，江北及常镇等府，本年粮食丰收，河运不致短缺，自应仍由河运。只有苏松太二府一州可以试行海运，节省津贴亦可筹补米十余万石。但海运人所共疑，或以风涛为虑，或以盗贼为虞，或以水手安顿为难，或以天津交兑为不易，是否必然推行海运，仍需道光帝“独断”。不难看出，和当初陶澍等人的态度相比，他们有了更多的顾虑。

身为漕运总督的杨殿邦，成为此次反对漕粮海运的总代表。他宣称，河运对运河沿岸居民极为有利，“赖以生活者不下亿万”，如果海运全无弊端，则六年海运断无停止之理，“是海运之诸多窒碍，未能确有把握，已可概见”。六年时虽漕帮未归，仍留在黄河以北接运江广新漕，水手养赡有资。此时改行海运，无粮可运，必至生计艰难，难免变为流匪。他特别强调，沙船水手常年漂**于海滨，罔知国法。他曾在天津亲眼看到他们“率皆桀骜不驯，访知内地舆情，咸谓市井驵侩乐与周旋，贩负良民畏其强悍”。天津为畿辅重地，如果沙船水手蚁集，流弊不可胜言。他还意犹未尽，另片奏称，现在洋面情形不及从前安静，间有盗劫之案发生，在内海尚恐疏虞，在外洋断无把握。万一事出意外，“猝遇海氛，其时消弥不办，则有损国威；挞伐用张，则动糜军饷”，比较隐晦地暗示，外国势力可能会破坏海运。

大学士穆彰阿等人对杨殿邦的意见进行反驳：海运行则帮费不禁自绝，且商船均系江南土著富民，招雇均经保结，岁赴北方贸易亦例所不禁，本非因运粮始赴天津。考虑到此次海运数量与六年大致相等，应饬江苏照旧章于二月内全数兑清放洋，俾得于河漕未到之前，剥运完结。因为对六年海运时河运水手的激烈反应记忆犹新，他们还表示，推行海运的地区，额设漕船未便连年全行减歇，以后仍以“河运为主”。最终，这一派的意见占了上风，并得到了道光皇帝的认可。

鉴于道光六年的“成案”和第一次鸦片战争过后的国情，兹将苏州布政使李僡、江苏按察使宫慕久、苏松督粮道倪良耀、分巡苏松太道咸龄等人所议的海运章程，做一简单对照。

针对新情况而出现修正和新增的，有以下五条：

天津通仓两处经费应于节省漕项款内动支；

佘山洋面应奏派崇明镇暂行驻扎实力防护；

沙船运米出洋应准携带器械以资保卫；

苏松太二府一州军船应酌量调剂；

各帮水手应酌给盘费分别押令回籍以免滋事。

《江苏海运全案》漕船停泊图

五条之中，第一条是关于江苏漕运节余的分配，也是地方试图分沾财政结余的努力，尽管手法非常隐晦。第二、第三条是对海运防卫问题的考虑，表明他们对水师护漕缺乏基本的信心。允许沙船水手自带装备，则说明清廷已经丧失了维护正常商业活动秩序的基本能力。第四、第五条对于水手的安置，这很明显是吸取了道光六年因海运实行、雇用商船而造成的河运水手滋事的教训，不过历史证明，他们的努力并未获得应有的回报。海运在江苏层面的运作，可以在《司道会详海运外办章程》中得到体现。所谓“司道会详”，就是说司员、道员一起经过讨论得出的，虽无特殊处，但因此外办章程是以后历届漕粮海运外办章程的蓝本，在此处不得不提及。在这些外办章程中，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是关于各位委员的薪水。因为章程均由委员及其杂佐、幕僚等人制定，无异于盗守自盗，显然不可能做到公平和合理。其二是沙船、剥船等船在上海的停泊地点。五口通商后，地方官员对西方的船坚炮利有了相当直观的理解，所以特意强调，要将沙船与“夷船”分离，以免惹出不必要的麻烦。

安置水手还是出现了**。福建监察御史曹懋坚提到，苏松太停帮水手在给遣资后，仍无家可归，并听说该省明知无善策处之，仍劝绅士团练乡勇，制备器械，“虽为防患起见，转恐激成事端”。户部的回复极为明确：“无凭查核。”另外，在此次海运中，水手问题尽管得到了各方面的强调与重视，结果仍不理想。杨殿邦奏报，即使是到了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二日，海运验兑在即，也只有常熟、昭文、娄县三县完成了遣散，吴江一带仍有水手聚集，“在船则为水手，资遣则为游民，若仍责令帮弁管束，势必不能”。正是因为这一问题没有得到妥善处理，才导致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教案”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