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济

东汉末年，社会经济破坏严重，老百姓“寒不敢衣，饥不敢食”[11]，已是“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12]的三空窘境。黄巾起义失败后，各军阀的私有武装力量公开化，为了争夺土地、人口，各军阀间混战不断，加剧了社会经济的恶化程度，全国人口数量锐减明显。

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保证征战过程中的粮草供应，曹操于建安元年（196）听取枣祗的建议，在许屯田，得谷百万斛，此后，孙吴、蜀汉相继屯田。屯田制的实行不仅保证了军队的粮食供应，而且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全国经济的发展：曹魏屯田对北方经济的恢复有着重要的意义，孙吴屯田客观上直接推动了江南经济的开发。

（一）曹魏屯田

经过长期的战乱，全国大量的人口流离他乡或毙于干戈，劳动力严重缺乏，土地荒芜，农业歉收，衣食无着。据统计，陈留、颍川两郡，全盛时期的人口约130万，经过董卓之乱，人烟荒芜，千里无复人迹；河南鄢陵郡（今许昌鄢陵县），全盛时期，有民户五六万，大乱之后，只有民户数百。

建安元年（196），曹操攻克许以后，开始谋划迎汉献帝入许，以达到“奉天子以令不臣”的目的。八月，曹操迁献帝于许，原本只是小县城的许，骤然成为天子之都，人物辐辏，需求增加，而当时中原又在战乱之中，州郡贡赋不继[13]，全国粮食短缺，粮价也颇高，以长安为例，谷1斛50万钱，豆、麦20万钱，不仅如此，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情况。粮食问题就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同年，曹操采纳枣祗、韩浩的建议，在许都附近进行屯田。曹操之所以能够大规模地屯田，是因其具备了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土地，二是劳动力。董卓之乱之后，大量的土地荒芜，成为无主的荒地，曹操利用国家能够掌握的这些荒地进行屯田。其次，初平三年（192），曹操率军追击黄巾军并将其全部击溃，黄巾军投降后，曹操俘获降卒30余万，男女人口数百万。曹操把其中的青壮年编入军队，利用其家畜、农具、资财在许下屯田。有学者认为，屯田的劳动力可能就是黄巾军的家属。

曹魏的屯田分民屯和军屯两种形式。

民屯按军事组织编制，独立于地方的行政系统之外，郡设典农中郎将、典农校尉，县设典农都尉。全国的民屯，统一由大司农掌管。民屯以屯为基本单位，每屯约50人，设司马。在屯田上劳动的农民称作屯田客，也叫典农部民或租牛客户。从民屯官员的职称看，民屯有很浓烈的军事色彩。屯田客名义上是招募来的，实际上有很大的强制性。

民屯缴纳赋税有两种方式，最初实行“计牛输谷”，而枣祗力主“分田之术”，此后也确实改为“分田之术”。所谓“计牛输谷”就是国家给屯民配备耕牛，每头牛每年收取固定的赋税。屯田初期，曹操从黄巾军手中掠夺大量的耕牛，而此时大量田地荒芜，为了鼓励屯民多垦荒，实行了“计牛输谷”的方式。然而，随着屯田规模的扩大，国家没有多余的耕牛可分配给屯民，导致屯民超负荷使用官牛。此外，“计牛输谷”只针对使用官牛的屯民收租，使得国家无法向不使用官牛或者只以人力耕种的屯民征收赋税，以至于“僦牛输谷，大收不增谷，有水旱灾除，大不便”[14]。

屯田之初，枣祗就力主改变缴纳赋税的方式，“及破黄巾定许，得贼资业。当兴立屯田，时议者皆言当计牛输谷，佃科以定。施行后，祗白以为僦牛输谷，大收不增谷，有水旱灾除，大不便。反覆来说，孤犹以为当如故，大收不可复改易。祗犹执之，孤不知所从，使与荀令君议之。时故军祭酒侯声云：‘科取官牛，为官田计。如祗议，于官便，于客不便。’声怀此云云，以疑令君。祗犹自信，据计画还白，执分田之术。孤乃然之，使为屯田都尉，施设田业。其时岁则大收，后遂因此大田，丰足军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15]。

分田之术的核心内容是规定了佃户收成与国家分成的比例：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持私牛者，与官中分。唐长孺还指出，屯田客不承担国家的租调徭役，收获时，用官牛的按官六客四分成，用私牛的与官中分。这种“中分”实即沿袭西汉以来佃农与地主对半分成的传统租率。而屯田客不负担税役为法律所许，亦暗示了私家客“未尝徭役”的特点。据此可知屯田是国家的私田，屯田客是国家的私客。

军屯，在史学界尚存在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军屯是由士兵和士兵家属屯田。军屯设度支中郎将、度支校尉、度支都尉等官员，同样也隶属于大司农管理。军屯有严密的组织形式，劳力精悍，规模也较大。曹魏时期规模最大的军屯，是两淮地区的屯田，最多时有10万之众。另一种意见认为，军屯是带甲士兵在边境且耕且守。

关于屯田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其一，增加了曹魏的实力：“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16]斛，古代容量单位，在实际运用中，常常出现石与斛通用的情况，而120斤为1石。曹魏经过几十年的屯田耕植，北方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洛阳地区“垦田特多”，而关中地区，粮食也足够自给。

其二，解决了流民问题。东汉中期以后，统治愈加黑暗，大量农民脱离土地，流落他乡，形成了规模巨大的流民，这些流民动辄几万人至几十万人，给社会造成大动**。曹魏屯田，用军事编制的方式，把流民安置在土地上，使劳动力再次依附于土地，解决了两汉以来的流民问题，在稳定了社会秩序的同时，恢复了农业生产。

曹魏屯田，先后持续了70年，咸熙元年（264），政府罢屯田官，废除屯田，以均政役。

（二）孙吴屯田

孙吴屯田，史料中记载较少，文献中的记载最早见于建安八年（203），如陆逊“出为海昌屯田都尉，并领县事”[17]。然而随着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大量出土，关于孙吴屯田，史学界又有了一些新的看法。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高敏认为孙吴屯田制始行于建安年间，推广于孙权黄武五年（226）。就现出土的走马楼吴简来看，黄武五年（226）之后，关于屯田的记载大量出现：

“领黄武五年佃卒限米卅□斛……”（6592）

“入黄武七年州佃吏郑修限米廾五斛”（9564）

“入黄龙元年佃卒限米七十一斛”（6591）

“黄龙元年文入郡屯田民□吴平斛米一百六斛二斗……”（6227）

“领黄龙二年佃卒限米□斛八斗……”（6913）

“入屯田司马黄升黄龙二年限米卅四斛”（3159）

“黄龙三年税米小斛黄武六年粢租米六十四斛二斗……”（2129）

这些记载佐证了《三国志》“诸将增广农亩”的史实。[18]

孙吴屯田同样分民屯和军屯，由于文献记载有限，我们只能结合已有史料与出土的简牍相互印证，来窥探孙吴屯田的一些情况。孙吴时期屯田制的官吏有郡屯田掾、屯田司马、督军粮都尉或军粮都尉、屯田帅与屯田掾、都尉屯田吏。其中，郡屯田掾应当属于郡级农官——农校尉的掾吏；屯田司马、督军粮都尉或军粮都尉，应是主管军屯系统的机构和官吏。[19]

而关于军屯的收入分配方式，一般认为，全部由所属军队征收，然后由军队统一分给兵士军粮。但据近年来出土的吴简来看，兵士同样有来自军屯的收入，并非全部由所属军队征收的情况。

此外，蜀汉也有屯田。蜀汉屯田规模小，时间短，地区有限，效果不如曹魏和孙吴那么明显。直到蜀汉灭亡，真正起到效果的不过汉中的军屯。

三国时期的屯田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强化了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但就当时的情况，三国屯田符合民众利益，对恢复当时的经济，解决军粮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曹魏屯田安置了大批流民，缓和了社会矛盾。

（三）江南开发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曾这样描述江南地区：“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20]至西汉武帝时，江南地区仍然地广人稀，使用刀耕火种这种落后的方式耕作，虽然没有饥寒之人，但是也没有富裕的家庭。甚至，到东汉时，安徽庐江一带还没有推广牛耕。汉末，由于北方战乱频繁，大量流民南迁，给南方带来劳动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农业耕作技术和手工业生产技术。加之孙吴政权相对稳定，并采取了一些系列措施，江南经济得以较快发展。

孙吴政权重视农业发展。黄武五年（226），陆逊请诸将增广农亩，孙权不仅欣然允诺，而且亲自授田，并把拉车的八头牛改为四耦，表示劝农。孙皓在位时，时任丞相的陆凯上疏，劝解孙皓不要给战士另外增加徭役，唯使“春惟知农，秋惟收稻”[21]。

兴修水利，进行垦荒。孙吴统治期间，在江南大兴水利，其中卓有成效的有：开凿建业至钱塘的运道，灌溉两岸；吴兴西湖水利；兴修建业城水利，开直渎；修浦里塘等。同时，鉴于江南地广人稀，孙吴政权组织北方流民及被驱赶下山的山越人进行大规模的屯田，开辟田亩。

大力发展手工业、商业。孙吴政权大规模建置手工业作坊，冶铁、烧瓷和造船作为3大官营手工业作坊，主要为满足军需。江南的会稽、丹阳、豫章等郡都产铜铁，且都设置“冶令”。建康的金银制造业同样发达，史载，孙亮在宫中用金银作小船300余艘，孙皓以金银作华燧、步摇、假髻数千。

孙吴制瓷业在此时臻于完善，在原有的基础上，瓷器的胎质、釉色、纹饰及烧制技术都有了显著的提高，尤其青瓷制造更加成熟。

孙吴造船业发达。孙吴的造船业以军用为主，其次为商船，数量多，规模大，至孙吴灭亡时，全国有战船、商船5000余艘。商船大者“长二十余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22]。同时，孙权设置典船都尉，对造船业进行专门管理。

便利的水运以及造船业的发达，使得孙吴以水运为主的商业贸易十分活跃。武昌在此时成为三国贸易的中心。建业城内有建业大市、东市、北市。且以交、广二州为中心与林邑、扶南等多个国家都有商业往来。

（四）蜀汉经济

蜀地开发较早。秦取蜀地之后，在蜀地设郡，李冰为郡守时，在蜀地开凿都江堰。都江堰是一个以灌溉为主，兼具防洪、运输功效的综合水利工程，一经开通，蜀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23]。到两汉时期，蜀地土地肥美，江水滋灌，沃野千里，山林茂密，到刘备在蜀建国时，蜀地仍然是桑梓接连，黍稷油油，粳稻莫莫。诸葛亮辅政之后，意识到蜀地如此富饶与都江堰的开凿有莫大的关系，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征发1200名男丁护守都江堰，保证了蜀地的农业发展。

在手工业方面，织锦业最是发达。诸葛亮一方面提倡种桑养蚕，开辟丝源；另一方面，设立专门的锦官管理织锦的生产。故织锦业居全国第一位，以致当时织锦“魏则市于蜀，吴亦资西道”[24]，待蜀亡之时，蜀库仍有锦绮、彩绢各20万匹，可见其生产数量之多，这也就不难理解诸葛亮曾说，决敌之资，唯仰蜀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