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儒、释、道之争
十六国东晋以后，佛教的传播日益兴盛，佛教经典翻译增多，佛教摆脱原来依附的状态，开始独立发展。统治者上层信奉佛教者越来越多，由于得到帝王及贵族大臣的扶持，佛教的势力日渐壮大，开始形成一定规模的佛教寺院经济，并对世俗政权产生威胁。同时东汉末本土生成的道教也发展成为重要的宗教势力，双方为争取信众，彼此间相互攻讦斗争。因此，佛、道、儒间的矛盾和冲突便凸显出来。
十六国时期后赵政权崇信佛教，结果是“中州胡晋，略皆奉佛”，境内的胡人、汉人信奉佛教者增多，出家为僧尼人数激增。但这些出家僧尼并非全部都是虔诚信佛，是“真伪混淆，多生愆过”，很多是为了逃避徭役和兵役。当后赵石虎问中书令王度时，王度认为佛出于西域，为外国之神，不是天子所宜祠祀。而且华戎制度不同，华夏服礼，不宜杂错。因此王度提出禁止境内的赵人到寺庙烧香礼拜，要分别华戎、华夏以遵典礼。但石虎本身是胡人，认为佛是戎神正所应奉，故下诏允许百姓自由信奉佛教。王度的奏疏反映了部分中国士人对佛教的抵触态度。
南方的东晋同样也出现相类的论调，《晋书·蔡谟传》提到蔡谟认为佛是夷狄之俗，不是经典之制，而且佛是夷人，只听过“变夷从夏”，却没有“变夏从夷”。
随着佛教势力的发展，佛教与世俗王权之间也出现矛盾，东晋末年的沙门不敬王者的论争是其表现之一。佛教戒律有出家人不礼敬在家人的规定，包括国王和父母。《梵网经》出家人法：不向国王礼拜，不向父母礼拜，六亲不敬，鬼神不礼。出家人不许跪拜国王、父母的规定显然与中国儒家礼法中的忠、孝观念相违背，因此引起儒家士人的反对和攻击。佛教自汉代时传入，但至东晋才出现沙门不礼拜世俗之人礼仪的争论。这表明僧尼人数的众多已达到足以引起重视的程度，佛教的势力发展对世俗王权构成冲击。僧尼不拜世俗的戒律被攻击为脱落父母，遗蔑帝王，是“无君无父”的行为。人数众多又无君无父的僧尼形成一股可以抗拒王权的势力，世俗王权显然不能坐视不理。东晋成帝时庾冰辅政，认为沙门应敬王者，遭到信奉佛教的尚书令何充反对，下礼官议，几经论争无果而终。东晋末年，桓玄再次提出沙门应敬王者，与中书令王谧、僧人慧远等往复论争，最后桓玄因图谋篡位，又许沙门不敬王者。慧远后来撰写《沙门不敬王者论》以论证沙门不应礼敬帝王。沙门是否应礼敬王者的争论是佛教发展过程中与本土儒家礼法冲突的表现，部分儒家士人从维护传统礼法和王权的至尊出发，主张礼法必须遵守，概莫能外，出家的僧尼也不能例外。佛教信徒则力图保持其独立性，但面对强大的本土文化的压力，却又不得不做出适当的调和。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论》体现了这种趋势，把佛教义理和名教之间的关系作了协调。慧远提出佛经有二科，一是处俗弘教；二是出家修道。“处俗则奉上之礼。尊亲之敬、忠孝之义表于经文”，这一条全是檀越所明，不容有所别异。出家修道却是“方外之宾，迹绝于物”。他把在家信徒与出家僧人作了区别，指出在家信徒应遵守世俗社会的礼法规定，出家修行的僧人则应保持不敬王者的独立性。慧远进一步把儒家的基本思想纳入佛教的教义中，把儒家的礼观念引入佛教。他将佛教与名教结合，两者是“出处诚异，终期则同”，为此后中国佛教所遵循。
北方佛教与王权的关系则有所不同，北魏时僧法果把北魏太祖道武帝比作当今如来，认为“沙门宜应尽礼”，拜王即等于拜佛。然而，到魏太武帝时，则发生了佛教史上著名的灭佛事件。太平真君七年（446）毁灭佛法，下令北魏统治境内所有僧尼都要还俗，有躲避逃跑的人，一旦被抓到便枭斩，造成“一境之内无复沙门”。这对佛教的打击非常激烈，魏太武帝灭佛表面看似乎是因为北魏太武帝信奉道教，受到道士的蛊惑，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有佛教自十六国以来一直得到统治者的扶持，拥有大量的土地和僧众，形成势力雄厚的寺院经济体，隐然对世俗政权产生威胁。许多下层民众为逃避赋税和徭役出家为僧尼，僧尼伪滥情况严重，人口的流失严重影响到官府的财政收入，最后的导火线是太武帝查到长安寺院发现兵器，导致太武帝下达严苛的灭佛令。
北朝时期另一起灭佛事件是北周武帝灭佛，与北魏太武帝灭佛有所不同的是佛、道同时禁断，下令佛教沙门、道教道士都要还俗为民。北周武帝灭佛之前曾组织多次儒释道之间的辩论，司隶大夫甄鸾上《笑道论》，释道安作《二教论》辨析佛教的优先地位。北周武帝虽然佛道同时禁断，但他实际上对儒释道三者的次序是儒、道、释。北周武帝禁断佛、道，主要是从政治上考虑，强迫僧尼还俗者达300万，差不多是当时国家编户的1/10人口，这对于北周政权来说是可观的劳动力和军队的来源。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灭佛是世俗政权与佛教冲突的结果，世俗政权利用国家权力打击限制佛教势力的发展，使其屈从于世俗政权之下，不能对世俗政权构成威胁。
北朝除了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激烈反佛外，其余帝王都对佛教十分优容，然朝臣及道士对佛教的攻击却一直没有间断。朝臣大都是从儒家礼法及政治经济因素角度来反对佛教的过度发展。佛道之间的相争主要表现在王权之前相争高下，北魏明帝时释道双方辩论于朝殿，相争优劣，结果道教一方败北。
与北朝不同，南朝没有发生灭佛限佛事件，对佛教的反对更多是在理论上的论争。佛教与道教间的互相斗争，早在西晋，道士王浮与沙门帛法祖论争佛道二教正邪，但王浮总辩论不过帛法祖，只能作《老子化胡经》，诬谤佛法。
南朝儒、释、道之间的论争主要是儒道与释的论争。刘宋时，衡阳太守何承天作《报应问》，南郡王刘义宣作《与张新安论孔释书》，批判佛教的因果报应说，本身为佛教徒的释慧琳则著《黑白论》对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和空观理论进行抨击。由此引发了论争**。道教徒顾欢从夷夏之别撰写《夷夏论》以反佛教，以老子化胡说为依据，论证佛教由老子所创，二教同源，道则佛也，佛则道也。他认为是夷狄之教，不应为华夏所法。例如，棺殡椁葬，是中国的制度；火焚水沉，是西戎习俗。全形守礼，是续善之风教；毁貌易性，是绝恶之行为。现在很多无知的人却露首偏踞，滥用夷狄之礼。《夷夏论》引起了佛教界的强烈反响，纷纷著述反驳。代表作有《与顾道士析夷夏论》、《难顾道士夷夏论》、《疑夷夏论咨顾道士》、《驳顾道士夷夏论》、《戎华论析顾道士夷夏论》等。夷夏之别是儒、道攻击反对佛教的主要论点。
对佛教的批判的还在于佛教势力壮大后，寺僧的一些行为与佛教所主张的无为绝欲相违背，僧侣伪滥的现象十分严重，寺庙中的僧人很多只是为逃避官府的赋役，影响到了官府对民众的管理。东晋末桓玄所下沙汰沙门的教书中指出：佛教的主张在于无为绝欲，但现在寺院的僧尼却违背佛道，竞相奢**。很多僧尼并不是真正的信奉佛教，只是为了避役而逃到寺庙出家，一县之中甚至有数千人出家，形成聚落。这些聚集的游食之众，严重防碍了官府的管理。“其所以伤治害政，尘滓佛教，固已彼此俱弊，实污风轨矣。”[75]桓玄想要沙汰沙门主要是因为僧侣人数太多，聚集一起容易生事，是造成伤治害政因素。《颜氏家训·归心》篇中对南北朝末期社会对佛教的诋毁主要有5个方面：其一，以世界外事及神化无方为迂诞也；其二，以吉凶祸福或未报应为欺诳也；其三，以僧尼行业多不精纯为奸慝也；其四，糜费金宝消耗课役为损国也；其五，经纵有因缘而报善恶，安能辛苦今日之甲，以利后世之乙乎？
南北朝时期儒、道、佛之间虽然论争激烈，甚至出现灭佛的事件，但三者之间却是在冲突斗争中趋向融合。宋文帝曾引范泰、谢灵运的评论：“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耳；必求灵性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76]
佛、道为争取官方的支持都向儒家靠拢，把儒家的礼法引入自己的教义中。慧远用建立佛教礼制的办法，促成佛教在中国社会的独立发展。南北朝以来，主张调和儒释道的僧俗，皆遵循着慧远的主张。道教的经书同样也引入儒家的忠孝礼法思想来消弥原始道教中不利于统治的内容。佛、道之间也是互为影响，互为吸收。南朝张融、孟景翼提倡佛道同一，分别写有《门律》和《正一论》，周颙则主张儒道一致，写有《三论宗》。道教对佛教的吸取不仅表现在理论教义、斋醮科戒方面，道教神像也受到佛教影响开始刻石造像。佛教也受到道教的影响，有些佛教石窟壁画中，同时也画有道教的神像。有些石碑则是佛道神像并存。
南北朝后期，儒道佛的融合可从佛教的疑经《清净法行经》有所体现：佛遣三弟子震旦（指中国）教化，儒童菩萨，彼称孔丘，光净菩萨，彼称颜渊，摩诃迦叶，彼称老子。孔子、颜渊、老子皆为佛弟子，反映了三教合一的思想。另外《提谓经》中把五戒和中国的阴阳五行相结合，以五戒配五常、五行、五方、五星、五藏。这些被认为是伪疑的经书的内容反映了儒道释经过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磨合后，已趋向于合一，尤其是外来的佛教更显现出向中国本土文明转化的迹象。
儒、道、佛三者关系中，儒家与道教都是中国本土文化，两者冲突不大，更多的是道教对儒家的吸纳，如范文澜先生所说的儒家对道教不排斥、不调和，道教对儒家是调和不排斥。佛教是外来的文明，当它移植到中国时，必然面临着适应本土文化的问题。在其最初传入时，先是依附黄老之术、后是借助玄学以及佛经的翻译往往借助中国传统思想和老庄玄学的概念、名词来解释佛教教义，都是为适应中国本土文化而做的调适。面对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时，也是强调与儒家思想的相通之处。三国孙吴时康僧会提出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东晋释慧远把儒家的基本思想纳入佛教的教义中，把儒家的礼观念引入佛教，将佛教与名教结合，两者“出处诚异，终期则同”。佛教与道教之间更多的是论争与冲突，但二者之间也是互有影响和吸纳。儒、道、佛三者之中，显现更多的是佛教为应对来自本土的儒道的攻击以及为之而做出的调适。为扩大佛教的流传，佛教僧人常与统治者上层广泛接触，甚至为统治者出谋划策，以换取世俗政权的扶持。虽然有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灭佛行为，但总的来说佛教在其传入中国过程中，更多的是符合世俗政权的利益与需要，从而开启佛教的世俗化。佛教的世俗化还反映在其传播过程中，为获取广大的下层社会民众的信奉，对于中国民间的巫鬼祠祀采取迎合和吸纳的态度。佛教寺院为吸引信众，每逢佛教节日举行活动，用多种多样的形式宣讲佛经，寺院逐渐成为民众祈福还愿、超度亡灵的场所。佛教的传播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表现出来的本土化和世俗化趋向，进入唐朝后更为明显，并最终完成佛教中国化。
[1] （西晋）常璩：《华阳国志》卷2《汉中志》。
[2] （北宋）李昉：《太平御览》卷123《十六国春秋·蜀录》。
[3] （汉）戴德：《礼记》卷46《祭法》。
[4]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28《封禅书》。
[5] （汉）戴德：《礼记》卷47《祭义》。
[6] （战国）庄子：《庄子·大宗师》，《庄子·逍遥游》。
[7]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28《封禅书》。
[8]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28《封禅书》。
[9] （东晋）葛洪：《抱朴子·外篇自序》。
[10] （唐）房玄龄：《晋书》卷72《葛洪传》。
[11] 王明撰：《抱朴子内篇校释》序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页。
[12] （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校释》卷1《畅玄》。
[13] （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校释》卷1《畅玄》。
[14] （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校释》卷18《地真》。
[15] （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校释》卷1《畅玄》。
[16] （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校释》卷18《地真》。
[17] （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校释》卷8《释滞》。
[18] （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校释》卷2《论仙》。
[19] （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校释》卷4《金丹》。
[20] （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校释》卷4《金丹》。
[21] （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校释》卷4《金丹》。
[22] （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校释》卷11《仙药》。
[23] （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校释》卷3《对俗》。
[24] （唐）房玄龄：《晋书》卷80《王羲之传》。
[25] （唐）房玄龄：《晋书》卷77《何充传》。
[26] （唐）房玄龄：《晋书》卷67《郗愔传》。
[27] （唐）房玄龄：《晋书》卷100《孙恩传》。
[28] （唐）房玄龄：《晋书》卷100《孙恩传》。
[29] （唐）房玄龄：《晋书》卷100《孙恩传》。
[30] （唐）房玄龄：《晋书》卷100《孙恩传》。
[31] （明）孙穀编：《古微书》卷32《河图纬》。
[32] （北宋）张君房：《云笈七签》卷3《道教本始部》。
[33] （南朝梁）陶弘景：《真诰》叙录。
[34] （北齐）魏收：《魏书》卷114《释老志》。
[35] 《道藏》第18册《老君音诵诫经》。
[36] （北齐）魏收：《魏书》卷114《释老志》。
[37] （唐）孟安排：《道教义枢》卷2引《正一法文经图科戒品》。
[38] （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24《问沙汰释李诏》。
[39] （南朝梁）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卷13《竺牧兰传》。
[40] （后秦）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卷7《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41] （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卷9《佛图澄传》。
[42] （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卷5《义解》。
[43] （唐）房玄龄：《晋书》卷117《载记》。
[44]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卷上《言语》。
[45] （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卷1《帛尸梨密多罗传》。
[46] （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卷4《竺法潜传》。
[47] （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卷3《慧远传》。
[48]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5《晋》。
[49] （唐）房玄龄：《晋书》卷10《恭帝纪》。
[50] （唐）房玄龄：《晋书》卷77《何充传》。
[51] （唐）道世：《法苑珠林》卷55《破邪篇》。
[52] （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卷11《释僧祐传》。
[53]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3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页。
[54] （唐）魏徵：《隋书》卷27《百官中》。
[55] 《杂阿含经》卷18。
[56] 《安般守意经》卷上。
[57] 《般若道行品·功德品》。
[58] （南朝梁）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卷13《支谦传》。
[59] （南朝梁）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卷13《竺法护传》。
[60] （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卷5《释道安传》。
[61] 梁启超：《佛经目录在中国目录学上的位置》，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六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8页。
[62] （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卷2《鸠摩罗什传》。
[63] （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卷3《慧远传》。
[64] （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卷3《慧远传》。
[65] （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卷7《竺道生传》。
[66] 《〈法华经〉疏》卷上。
[67] 《名僧传抄·说处》。
[68] （北齐）魏收：《魏书》卷114《释老志》。
[69]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42《楚王英传》。
[70]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30下《襄楷传》。
[71] （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卷9《佛图澄传》。
[72] （南朝梁）释僧祐：《弘明集》卷1。
[73] （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卷1《康僧会传》。
[74] （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卷4《竺法雅传》。
[75] （南朝梁）僧祐：《弘明集》卷14。
[76] （南朝梁）僧祐：《弘明集》卷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