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郭象的独化论玄学

玄学从何晏、王弼的贵无论出发，经历阮籍、嵇康的自然论，以及裴[img alt="" src="../Images/image60-2.jpg" /]的崇有论，走过了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阮籍、嵇康强调了何、王之学当中自然的重要意义，裴[img alt="" src="../Images/image60-2.jpg" /]则深入探讨了“名教”不可或缺的地位。两组看似对立的讨论将玄学原本的讨论导向更高的层次。有人认为阮、嵇二人的学说是贵无论哲学的正题，裴[img alt="" src="../Images/image60-2.jpg" /]的观点是其反题，最终综合两派意见加以调和，重新提出综合主张的郭象，则象征着玄学的合题。

郭象约生于魏熹平四年（252），死于西晋永嘉六年（312），经历了西晋王朝从建立到灭亡的整个过程。八王之乱及永嘉之乱给西晋的统治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遭临此变，之前相互对立的两派玄学思想各自开始朝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着眼于“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超越一派被迫承认现实是难以超越的；而立足于现实的一派也同样意识到必须对现实加以超越。他们在不同的侧面丰富了玄学的内容，到了郭象的时代，又开始复归于调和“自然”与“名教”之间关系的主题，进入综合总结的阶段。

根据记载，郭象为人一方面是“好老庄，能清言”，“州郡辟召，不就”，“常闲居，以文论自娱”，对现实抱着一种超然物外的态度；另一方面又热衷于追权逐势，当东海王司马越结以恩遇时，“遂任职当权，熏灼内外”，表现出一种迎合现实的态度。[27]郭象的人生体现了调和出世与入世的两面性和难以妥善处理超越于现实之间关系的矛盾性，其学说亦是如此。

郭象的玄学致力于调和，他要证明“自然”就是“名教”，“名教”就是“自然”，超越的玄冥之境非但不在“名教”之外，反而恰恰就在“名教”之中。在他看来，阮籍和嵇康主张在“名教”之外寻求的超越是不存在的，他们只能走向反面，屈从于现实；而裴[img alt="" src="../Images/image60-2.jpg" /]力主的“名教”因为脱离了“自然”而窒息，同样导致了人在现实面前的奴化。因此，郭象一方面针对前者指出现实是难以超越的，另一方面则提醒后者现实是必须超越的，这就是他新提出的独化论。

从阮籍、嵇康起，玄学家开始重视《庄子》这部经典著作，并且着重阐发其中追求个人精神自由的内涵。庄学取代老学成为玄学的重心所在，郭象的很多思想就体现在其为《庄子》所作的注当中。《庄子论》可以看作是郭象玄学体系的一个总纲。在这篇序言中，可以看出郭象玄学的主题是将“自然”与“名教”重新结合起来，重点阐明内圣外王之道。

在郭象看来，庄子思想的主旨包含了自然与社会两个方面。从自然的角度来讲，庄子要“通天地之统，序万物之性，达生死之变”[28]。从社会的角度来说，他要“明内圣外王之道”。贯穿二者的总括性思想就是独化，这就是说，每个事物虽然都按照自己的特性而独化，却并非彼此孤立，而是结成一种协同关系，创造出整体的和谐。郭象吸收裴[img alt="" src="../Images/image60-2.jpg" /]“自生”的说法，摒弃早先“以无为本”的观点，却不像阮、嵇那样主张超越名教，而仅要求人们超越自己矜夸、贪婪、躁动的思想，从而“独化于玄冥之境”。

综合来看，郭象的玄学体系大体包括3个层次。首先，他用独化论来证明自然和社会中存在一种和谐，将种种社会现象都看成独化，每个个体都是一个小系统，它们彼此之间存在协同作用，整个社会的大系统也随之趋于和谐。其次，他从各个方面来探索这种和谐被破坏的原因，认为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人们丧失了自己的自然本性，纷纷去追求性分以外的东西。最后，他提出了一种在现实中超越的人生哲学，塑造了一种理想的人格，宣扬“我无为而天下自化”，进而形塑一种新的和谐。

在郭象生活的年代，玄学已经进入综合总结的阶段。永嘉之世，理论的逻辑和现实的逻辑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事实证明，玄学对于挽救西晋王朝于危亡并无太大助益。虽然它在后来东晋南朝期间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一定的功效，但玄学归根结底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现实中的超越。其最伟大的功绩在于反映了现实中人们的共同理想，并殚精竭虑地去实现这种理想，重建一种秩序。

一方面，玄学发展到郭象这一代，已经基本成形；另一方面，东汉时期传入中国的佛教在此时期逐渐发展壮大。初期的佛教在玄学当中汲取营养，结合阐发佛教教义，实现本土化，是以魏晋时期有“佛道”之称。久而久之，佛教逐渐独立出来，凭借其广泛的群众基础，成为一种广泛流传的宗教，发展为“南朝四百八十寺”的繁盛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