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科学发展的影响：南肯辛顿的扩张
罗伯特·巴德
导论
1909年的夏天，科学博物馆成为一个独立的实体。[1]它是一群被称作“科学传播者”的科学家和公务员战胜40年来的虚假托词和政治伎俩的重要标志。这群科学家和公务员身后虽然没有大的团体组织，但他们有坚韧、勇气和智慧，以及大众的引领，所以他们决定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科学领地。他们争取的不仅仅是一个博物馆，更是一个科学与实践产生关联的特殊愿景。他们将科技和实践关联在一起的信念，取得了融合工业和科学、整合历史和科学的巨大进步。科学博物馆的称号是他们的价值彰显，是一个品牌的力量，是他们成功的证据。
在天文学家诺曼·洛克、化学家亨利·恩菲尔德·罗斯科、公务员罗伯特·莫兰特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两次突破，他们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建立了这个新的，我们正在庆祝它的百年纪念日的独立机构。第一次是19世纪70年代中期“德文郡科学教学委员会”（Devonshire Commission on Scientific Instruction）的成立。科学博物馆的称号获得认可，并且科学博物馆整合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的理念得到认可。但是，科学博物馆的身份并没有得到认可，没有建造新的建筑。第二次是在20世纪早期，这次更加成功。科学博物馆获得了独立，新建筑物的方案也被提出。但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新建筑直到1928年才开放，那时距离科学博物馆命名已有45年之久了。尽管一些耽误是不可避免的，但大部分耽搁是发生在对支持者的原则和价值观的争议上。好在最终由于大众的坚持和热情，这些困难都已经被克服了。
对科学认知的雄心在英国历史上的“爱德华时代”（Edwardian）得以实现。但具有讽刺性意味的是，如今“爱德华时代”这个词语蕴含着好莱坞年轻人的颓废形象——他们懒洋洋地穿着条纹外套在赌场下注（punting up the Cam and the Cherwell），英国的国力逐渐减弱。然而在美国历史上，这段时期被积极地称作“进步时代”。大企业在科研、全球需求的背景下成长起来。专家、工程师、商人都强调自己的重要性。报社强烈谴责腐败。除了地处大西洋彼岸，国力在逐步衰退之外，英国的这一时期是以“国家效能”运动为特征的。[1]1900—1914年，全国科学类毕业生增加了两倍。[2]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商人、专家、科学家在改善国家运转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对于劳动人民和中层阶级来说，舒适度增长伴随着生活和思想方式的中断。
H.G.威尔斯（H.G.Wells）1907年发表的小说《汽油和进步》（Petrol and Progress）中描述的情绪比用“好莱坞的条纹外套”来描述更精确。对波特·斯毛维斯（Bert Smallways）来说，这种改变是让人迷失方向的。他是《空中战争》（War in the Air）中的男主角，一个郊区的菜贩，他发现自己甚至在卖从美国进口的苹果。英国产的煤在大范围地被一种能源——石油所取代。这些石油来自墨西哥、荷属东印度群岛（现在的印度尼西亚）、俄国、罗马尼亚和美国。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引领世界浪潮的挑战越来越难，人们要求战舰的构造不能低于8号超级战舰、无畏级战舰。伦敦帝国大学成立10周年的时候，社会主义兴起，劳工党成立，老年人退休金体制开始实行，工会举行大规模码头工人罢工，塞尔福里奇（Selfridge）先生的百货商店在牛津街道开业，电唱机和电话以及受欢迎的电影院出现。1909年7月，塞尔福里奇先生的商店刚刚开业4个月就引进了汽车和飞机。商店里展出了布雷里奥的飞机。此时，威尔斯幻想的可怕灾难到来了。《空中战争》以进口的苹果开始，以全球的浩劫结束。[3]
1909年6月，科学博物馆开业前三周，伦敦举行了应用化学国际委员会代表大会。来自世界各地的三千多位化学家聚集在帝国首都。贸易委员会主席（President of Board of Trade）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被选举为代表大会名誉副主席。当全体会议在皇家艾伯特音乐厅（Royal Albert Hall）附近举行的时候，南肯辛顿新成立的帝国理工学院的礼堂被用作讨论和投票的地方。在会议开幕式上，国王告诉代表“大拇指统治的时代”（the age of the rule of thumb）已经结束了。这位国王曾经在爱丁堡大学研究化学。[4]
伦敦的化学家威廉·拉姆齐（Willian Ramsay）是代表大会的主席，他在大众媒体的赞誉下尽职尽责。[5]即使会议结束，他也不能放松，因为他那一年的主要关注点是镭的未来发展。关于镭，他已经从他的学生弗雷德里克·索迪（Frederick Soddy）那里了解了一些。[6]1909年2月，“镭协会”为了癌症患者的治疗而成立。10月，威廉·拉姆齐创办镭公司。该公司主要是从康沃尔郡的锡矿中提取镭，这个公司由他儿子经营。[7]与此同时，他提出煤储量濒临枯竭，应该认真研究原子能的潜能。[2]5年后，锡矿破产，全球石油能源的出现延迟了人们对原子能的迫切需求，拉姆齐的计划也因此夭折了。尽管如此，会议主席的关注、开幕式的文本和在闭幕式上国王对温莎（Windsor）的邀请均预示了科学在未来的重要角色。[3]（图1-1）
图1-1 漫画《天然气怪物》
注：科学博物馆从概念走向现实的时代也是基础经济变革和萧条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马克思的《资本论》（Das Kapital）和工会罢工引起了中产阶级的担忧。这幅漫画中的“天然气怪物”代表了人们对1889—1890年发生的燃气大罢工的担忧。
人们对科学博物馆20世纪早期的一些特殊关注忽略了科学博物馆在建筑物和土地方面长期争论的历史。这段历史强调科学博物馆的诞生是维多利亚王朝中期，南肯辛顿博物馆的发展结果。[8]这段历史可以追溯到1857年。但这种强行将南肯辛顿博物馆的历史与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的历史合并在一起的后果就是，在南肯辛顿博物馆的艺术和设计藏品转到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之后，科学博物馆就只给人留下虽然建立很久，但只收藏了一些合并后的遗留品的印象。[9]两种观点都强调皇家建造，然而双方没有一个为维多利亚晚期的创新和爱德华时代的文化（late Victorian and Edwardian culture）“主持正义”。政府和社会为了应对来自国内的政治化、专业化、科学化、工业化、技术化问题以及来自德国的挑战，就彻底地将一些古老的机构重新设计、合并或者摧毁。几年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证明了这些现实确实存在。
更准确地说，科学博物馆可能是整合后的南肯辛顿博物馆愿景失败的产物，而不是维多利亚时代创新的产物。1909年6月，可以说是机构重组的日子。那时，维多利亚老式的建筑被拆除，由两个相对独立的机构取代。这两个机构分别是：致力于艺术品的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科学博物馆。二者被创立的初衷在万国工业博览会闭幕之后很久才显现出来。那时艾伯特，甚至南肯辛顿网络中心的亨利·科尔（Henry Cole），也是科学与艺术部的秘书（Secretary of the 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Art），都已经去世了。
确切地说，科学博物馆的历史是与南肯辛顿站点（the South Kensington site）的整体发展紧密相连的。在《科学与实践》（Science versus Practice）中，罗伯茨和现代作家谈到企业促进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新概念的形成。这些概念不仅仅解释了实验室的事务，而且描述了制造商的技能。[10]作为一个专门致力于展示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博物馆，科学博物馆出于整合南肯辛顿各种争议的目的而建立，这种争议甚至超过了南肯辛顿的教学范畴。通过了解科学博物馆名称的由来，我们可以知道它形成的过程。
南肯辛顿博物馆：一个标志性的建筑
1851年8月，艾伯特亲王给他的朋友巴伦·斯托克马（Baron Stockmar）一个提议，该提议是关于万国工业博览会利益分配的概要。博览会被分为原材料、机器、制造、造型艺术四个部分。艾伯特亲王提议在南肯辛顿购买土地，并把这块土地用于推进“所有国家在这四个方面的工业追求”。这位来自德国的亲王也系统地将他的子民获取知识的方式分成四个部分。
我发现有四种方式可以获取知识。①从书中自学；②掌握知识的人口头传授给想得到这些知识的人；③通过偶然的观察、比较、示范，从而获得知识；④相互讨论时意见的交换。[11]
另外，德国亲王想让科学博物馆充当一个巨大的机器，以促进人们对当时技术的了解。他继续为每种学习方法建立合适的机构，分别为：图书馆、大学、博物馆、大会议室。那个时期，亨利·科尔和里昂·普莱费尔（Lyon Playfair）闻名于政府公务机构、发明机构等领域，德国亲王正是受到他们的鼓励，才提出建立符合四种学习方法的机构，并详细地对这些机构进行细分。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由亨利·科尔和普莱费尔带头，艾伯特通过科学和艺术部将他的规划付诸实践：建立了一个大的会议室——皇家艾伯特音乐厅和一个博物馆，用来为工业设计和海军工程的教育做准备。
艾伯特明确表达了南肯辛顿博物馆的规划，并详细说明了博物馆涉及的范围。但是，关于如何实现这个愿景以及这个博物馆是由什么构成的，这些问题仍然不清晰。对科尔来说，哪些展品应该进入造型艺术及工业设计的展览范围是很明显的。这些造型艺术和工业设计的展览都是早期在玛堡大厦（Marlborough House）举行过的。剩下的展品分别是原材料、制造品、机械以及一些混杂在一起的藏品。这些藏品涉及普通教育、建筑、食物、经济昆虫学（economic entomology）、动物标本、鱼以及海军机械和船的模型。尽管这些当代的展品中包含一些古老的物品，但是没有一个展品具有历史价值。
然而，南肯辛顿博物馆的主要展品是历史性器械模型。这些器械模型都是由专利委员会的职员贝内特·伍德克夫特（Bennet Woodcroft）组装而成的。原则上，发明家都会在博物馆存放一个他的发明模型，这些藏品由专利委员会来管理。专利委员会完全独立于掌管大部分博物馆的科学与艺术部。伍德克夫特并不仅仅是个小官吏，他积极地寻找他想得到的展品，无论这些展品是否已经有专属权。历史学家克里斯汀·麦克劳德（Christine Macleod）将科学博物馆的发展与当时正受到攻击的专利制度的保护联系在一起。伍德克夫特在年终报告上强调，博物馆应该既有“关于著名机械技师生平的考古学”藏品，又有说明“机械发明进程”的藏品。[12]
藏品通常被描述成专利机械的模型，但其绝对不是专利品的综合呈现，也不受限于发明专利书。有的藏品是相当杰出的。伍德克夫特本人就是一位科技史的先驱者。他曾经发明了蒸汽船。但是，他在研究一个可变螺距螺旋桨的过程中将蒸汽船不小心弄坏了。尽管最终被毁坏，但是这艘蒸汽船仍然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13]作为科学博物馆的一位馆长，他保存了火箭机车、1812年运行的“彗星”火箭的发动机以及欧洲第一个商业轮船。他收藏的发明者肖像让一本书出了名。这本书是由萨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所写的《工程师们的生活》（The Lives of the Engineers）。他的藏品非常特别，以至于1886年委员会建议科学博物馆也许应该被叫作“伍德克夫特科学博物馆”。[14]尽管他的收藏方式在许多科学家和政府公务员看来是无计划且不系统的，但是他的藏品还是被收录了。
最初，封装藏品的铁建筑都是丑陋，且不合适的，尽管这些铁建筑都是艾伯特亲王自己设计的。[15]比如，通常所说的“布朗普顿锅炉”（Brompton Boilers），它们都是不隔热且不通风的，冬天是冰冷的，夏天发着恶臭味。[16]但缺乏精神和物质享受的公众喜欢它们。1857—1881年，超过525万人参观了布朗普顿锅炉。[17]1874年，艺术协会代表团（Society of Arts delegation）向大法官塞尔伯恩（Selborne）游说，希望科学博物馆得到更好的设施。塞尔伯恩表示同意。尽管他从未参观过科学博物馆，但是他确实认为完善一个包含专利发明的博物馆将是一个很好的主意。[18]然而，博物馆却没有时间来实施这个计划，因为一个月内，自由党政府就被保守党取代了。
南肯辛顿博物馆的许多藏品渐渐地被重新封存在一个新的建筑里。这个建筑位于展览大道的东边。19世纪60年代，南肯辛顿博物馆阶段性开放，但它仍然是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的一部分。同时，专利局博物馆仍然在隔壁展览布朗普顿锅炉。尽管有观众来参观布朗普顿锅炉，但是到19世纪80年代初期，人数已经减少到25万了。[19]截至1873年，亨利·科尔退休，南肯辛顿的十字转门一年有一百万观众通过的报告成了大众关注的焦点。数学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讽刺地说：“南肯辛顿艺术馆设置了一个十字转门，用这个门来记录观众的精确人数。它能向你展示每天、每周、每月、每年这里产生的文化影响有多大。”[20]他可能认为那些数字代表了一天中外出儿童的数量，但是这一百万观众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资源。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的历史学家安东尼·伯顿（Anthony Burton）说明了艺术社区是如何找到这个垄断市场的。艺术社区接管了“塑料艺术”方面的展览，期望促进当代工业设计的发展。[21]
当艺术藏品渐渐发展到满足中层阶级收藏者的需求时，科学藏品也发展良好。亨利·科尔和普莱费尔把科学藏品看作南肯辛顿博物馆最值得一看的部分。南肯辛顿博物馆由科学与艺术部掌控，并且按照法国模式很有前途地发展着。19世纪50年代晚期，科学与艺术部的主要任务是把南肯辛顿博物馆发展成为稳定的国家网络中心。法国已经实施了这种方式。法国巴黎高等学校（Grandes écoles of Paris）由地方大学和区域中心支持。同样的，曼彻斯特、都柏林、爱丁堡把最优秀的学生输出给伦敦，同时它们也从伦敦获得教师。南肯辛顿的中心学校由实验室装备齐全的博物馆支持。[22]这个计划在19世纪60年代晚期得到迪斯雷利（Disraeli）保守派的支持。然而，1868年，英国托利派（Tories）的势力下降，并被一个同样有野心但动机不同的自由派所取代。英国新的领导集团规定，到12岁的小学义务教育必须具有教育优先权。科学与艺术部的领导人亨利·科尔和普莱费尔设想的更高层次的学习占据第二位。
德文郡委员会、租赁展览及发展愿景
福斯特教育法案（Forster Education Act）于1870年通过。该法案使基础义务教育具有强制性。威廉·福斯特（William Forster）教育优先级的重新调整破坏了普莱费尔提出的科学和工业化教育愿景，并且似乎将它无限期地推迟了。而且，现有的计划已经从由钢铁巨头伯恩哈特·塞缪尔森（Bernhard Samuelson）任主席的委员会处获得动力。该委员会致力于调查技术教育。像往常一样，对由塞缪尔森委员会提出的观点将由皇家科学教育委员会做进一步质询。皇家科学教育委员会是由进步且富有的实业家威廉·卡文迪什（William Cavendish）牵头的，他是德文郡公爵七世。作为亨利·卡文迪什（Henry Cavendish）的旁系子孙，他是氢的发现者，他在兰开夏郡（Lancashire）的西海岸巴罗因弗内斯建立了巨大的造船港口。他继承了他叔叔的头衔和查茨沃斯庄园（Chatsworth House）。他叔叔是无子女的公爵六世，并且他叔叔在这个国家建造了意大利新古典主义雕塑，这至今仍是一个伟大的私人收藏。[23]皇家科学教育委员会的秘书是诺曼·洛克（图1-2）。他是一位天文学家，并担任新发行的《自然》（Nature）杂志的编辑。[24]
图1-2 40年的争取之后，科学博物馆成立时的诺曼·洛克爵士
皇家科学教育委员会发布了八个报告，每个报告都只处理一个问题。涉及博物馆的是整个第四个报告，该报告于1874年出版。该报告建议成立一个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博物馆。“因此，我们推荐开展物理和机械仪器收藏，并且我们提交如下建议供参考：是否将这个藏品、专利局博物馆藏品和南肯辛顿博物馆科学和教育部的藏品结合起来，并由国务大臣掌管。”[25]
这份报告中的这几行字在短期内促进了世界上第一个关于科学设备的伟大展览的举办和下一个十年将会发生什么的讨论。决定什么“应该结合”和这样结合的好处的问题可能需要一代人去解决。
亨利·科尔当时已经从南肯辛顿博物馆退休了。他回应称，自己对艺术品发展的方向感到困惑，虽然这些艺术品是他自己收藏的。1871—1873年，他在展览路西侧组织了一系列的小型国际展览。这些展览在他后来看是多余的，并且他建议放弃这些展览，这样这些建筑就会空闲出来。他的日记上记载了他在1874年3月31日和普莱费尔讨论了工业高等教育。[26]三周后，看到德文郡委员会（Devonshire Commission）的建议后，科尔向1851委员会（1851 Commission）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敦促他们建立一个展示科学在工业上的应用的博物馆。备忘录中包括了一些现代技术的例子。[27]科尔的愿景是建立一个与现代作品相结合的升级版的专利局博物馆。然而，科尔的基本思想是技术，也就是普莱费尔的朋友乔治·威尔逊（George wilson）最初在爱丁堡提出的想法，这与“科学博物馆”比起来更接近伍德克夫特最初的想法。[4]科尔不是直接把备忘录交给了1851委员会，而是交给了受托的四人小组委员会，这个小组委员会受委托对南肯辛顿站点的发展提供建议。这个小组委员会成员包括科尔的老搭档普莱费尔。
另一个方向是通过收藏科学仪器而产生的。[5]鉴于之前关于艺术的租借展览，南肯辛顿博物馆同意了这个方向。[28]它本身不位于南肯辛顿博物馆，而是在之前存放临时展品的拱廊里。西拱廊（现在仍然保留在帝国理工学院图书馆旁边，但只剩下一堵墙）的所有者（1851委员会）批准它被使用。[29]大型蒸汽发动机（包括从专利局博物馆借的瓦特蒸汽机和纽科门蒸汽机）以及船模型，都在一个被称为“南拱廊”（South Arcade）的独立建筑里展览。这个建筑在花园的南边，坐落在现在科学博物馆的中心。
图1-3 19世纪80年代南肯辛顿博物馆西面的平面图
专题委员负责对展览进行管理，但博物馆也需要一个中心策展人。该策展人之位给了洛克，他从前管理过德文郡委员会。他以一个科学专家的身份来接受这个角色，这使他有资格成为科学博物馆的第一个专家型的策展人。[30]在他在任的两年内，科学博物馆利用世界各地的资源集合了20000个科学仪器。约瑟夫·胡克（Joseph Hooker）是皇家学会的主席。他在主席报告中用迷人且正规的语言描述了欧洲博物馆是如何被“洗劫”的。[31]
所展示的藏品，包括从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和伽利略（Galileo）时代到现代的仪器，以及火箭、普芬·比利（Puffing Billy）机车、瓦特蒸汽机、纽科门发动机都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展品的数量超过了21世纪初期在科学博物馆展览的人工制品的数量。这次展览占用约40000平方英尺（1平方英尺约0.0929平方米）的空间。这对于一个临时展览来说已经是很大的空间了。[32]（图1-3）
伴随着展览，还有一流的系列讲座。物理学家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的著名报告是关于科学仪器属性方面的。[33]这个报告的英文目录达1000页。报告也有法语和德语版本。不是只有学者才对此展览感兴趣。展览开始于1876年5月，结束于9月底，不到6个月，有近25万名观众参观了这次展览。因此，这个展览在短期内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展览的启动仪式可以看作文化转折点的标志。《泰晤士报》（The Times）评论说：
在科学被认为是一种或多或少无害的狂热之前，世界上的艺术和文字已经辉煌了很久。在展览当天，相比于科学，州长等官员都对艺术、文学以及代表它们的藏品更加了解和感兴趣。[34]
公众很快从关注展览转向关注受人尊敬的年轻科学家在英国皇家学会的升职。这些年轻的科学家是约瑟夫·胡克、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爱德华·弗兰克兰（Edward Frankland）以及威廉·斯波蒂斯伍德（William Spottiswoode）。他们都是所谓X-俱乐部的成员。该俱乐部从19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每月举行一次例会。[35]洛克和南肯辛顿的科学馆长、皇家工程师约翰·F.D.唐纳利（John F.D.Donnelly）都深入参与了这个例会的讨论。X-俱乐部的一些成员也是南肯辛顿博物馆的教授。这无疑是一群具有密切关系的人。皇家学会的主席胡克，也是皇家学会秘书长赫胥黎儿子的教父。他们的关注点是博物馆资源的收集、资金预算、建筑设施和观众，这些是目前他们认为至关重要的东西。（图1-4）
图1-4 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发明的由蒸汽驱动的泵发动机
注：早期的科学博物馆注重解释机器的科学原理，而不是机器的制造意义和商业意义。1876年，南肯辛顿的科学仪器租赁展览（Loan Exhibition）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该模型在1876年的租赁展览中“应用力学”区域展出。标签说明了它的操作模式，但并没有指出其工业意义。今天仍然采用与当时相同的描述：倒缸模型通过挺杆阀的运动直接进入发动机中。
甚至在此展览的启动仪式上，也有将此类展览作为博物馆成立的基础这方面的高层讲话。例如，在南肯辛顿博物馆的董事会会议上，董事会讨论了这个展览的可能性，大家都支持这个展览。[36]这甚至被认为是“政府半官方的保证”，即展览将被保留，从而形成一个和巴黎工艺博物馆平级的博物馆。[37]1851年万国工业博览会的委员们一直鼓励这种想法。曾正式收到科尔建议的次级发展委员会，在没有完全了解容纳展品的建筑是什么样的时候，就为容纳科学博物馆展品的建筑提供了10万英镑。[38]几天之内，为了加强政府的意志，由皇家学会主席胡克带头，140名杰出的科学家联合签名向政府提交了一项提议——建立一个 “永久性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博物馆”：
科学博物馆的目的是提升知识以及建立所有发明的科学原则。如果把这两个主题合并到一起，那就不仅是科学研究者的福利，而且是公众的福利。并且我们相信，专利局博物馆将更好地为在此提议的特色博物馆服务，这比迄今为止靠专门收藏来维持工作要好。[39]
因此，他们提议，将现有的专利局博物馆的藏品和新的科学仪器藏品相互融合，并希望永久保留尽可能多的藏品。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这一说法是如何将基础研究和厂商制造的人工制品糅合在一起的。并且，它在怎样使各种藏品融合在一起的行动合法化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倍受鼓舞的是科学家，他们一方面向政府请求保留这些展品，同时也预测到这个决策过程会比较缓慢，当他们了解到，如果这些借来的展品不能被政府为了未来的科学馆而保留下来，那它们将必须返回原处。因此，他们必须寻求50000英镑保证金去购买这些藏品。德文郡公爵提供2000英镑的保证金，实业家沃伦·德·拉·鲁（Warren de la Rue）、威廉·西门子（William Siemens）和约瑟夫·惠特沃思（Joseph Whitworth）每人提供1000英镑，公务员亨利·科尔和诺曼·洛克每人提供200英镑。[6]此举代表了南肯辛顿决策上的转变。它表明南肯辛顿从一个永久性的临时世界博览会，转变为致力于工业，致力于科学家领导，支撑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互动的一个场所。资金的筹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据说，到年底还不到10000英镑。[40]但无论如何，对于委员会来说，在博物馆藏品范围确定前，购买这些展品还为时过早。[41]
当财政部正在做决定的时候，科学和艺术部送了一封信给财政部，呼吁租赁人把他们的藏品留在科学和艺术部。信中提道：“女王政府的决定迟迟不下达。这个决定就是1851年皇家委员会承诺的为建立一个永久性的科学博物馆提供一座建筑物。”[42]在皇家委员会的敦促下，“科学博物馆”这一决定性的名称正式被公布。这个名称逐渐被人熟知。但也曾有人在《泰晤士报》上愤怒地对这封信给予回复。他用典型的维多利亚式的刻薄语言说道：“‘科学博物馆’不包含什么呢？它聚集了全球四分之一的展品。这些展品数量巨大又不统一。科学博物馆需要高薪聘请一支策展人军队来安排工作和维持秩序。”[43]
知识重建的时代
五年过去了，在财政压力下的政府可能会指责科学家不团结，因而没有建成新的博物馆。[44]另一方面，尽管科学家购买基金的筹备项目失败了，但是他们仍在继续向政府施加压力。1881年，枢密院议长厄尔·斯宾塞宣布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中的委员有几个是签署皇家学会备忘录的牵头人员（包括数学家和出版商斯波蒂斯伍德、赫胥黎、洛克、唐纳利，科学和艺术部最近升迁的助理秘书和他的副手爱德华·费斯汀少将）。他们要做的是，讨论租赁展品是否能作为未来博物馆的核心。不出所料，他们重新提出了五年前的请求，并且提到将1851委员会提供的100000英镑和专利局博物馆没有用完的费用作为经费。他们也开始设想一种不同的博物馆。这个博物馆里的物品并不仅仅用于展示，还可以进行操作。“展览的特征之一是拥有最新发明的展品。这些发明具有严格的科学性，或者是说明了科学的基本原理。这些发明可以在一天的特定时段进行实际演示。例如，福尔的蓄电池或一些最新形式的电灯。”[45]尽管1876年展览的一些文物被专利局博物馆购买或者复制了，但是政府却拒绝拿出1851委员会提供的现金。
我们不能只从政府的吝啬或者艺术品的竞买来解释动力的下降，还要从地质学家和不同的科学模型来看待这种现象。杰明街有一个复杂的机构，它远离皮卡迪利大街（Piccadilly），包括地质调查局（Geological Survey）、地质博物馆（Geological Museum）和矿业学院（the School of Mines），在20多年里挫伤着南肯辛顿支持者的雄心。[46]19世纪50年代，他们的领袖罗德里克·默奇森（Roderick Murchison）反对建立综合科技大学，并用纯科学的研究支持各种应用和实践专业，如矿石专业。默奇森和他的盟友，如冶金教授、化学家约翰·珀西（John Percy），曾认为像矿石这种具有专业技术实践的专业不能只作为综合大学里一种自立式的职业性学科，而应该有独立的专业学校，这些学校由适当的应用科学支撑。默奇森的看法让很多人的愿景变得渺茫起来。比如，科尔和普莱费尔，对他们来说，皇家矿业学院（the Royal School of Mines）应该成为普通科学学校的核心。但到1871年，当德文郡委员会刚刚开始讨论时，默奇森就去世了。因此，权力的平衡发生了改变。赫胥黎是该协会的一员，同时也是皇家矿业学院的一位自然志（natural history）教授。他长期倡导应该把学校看作教师教学的中心的理念。默奇森的去世给了他和他的盟友想要的机会。
1871年，赫胥黎的举动震惊了皇家矿业学院的地质学派。《泰晤士报》的一名记者多次指责，哲学家的“核心小组”渴望说服英国财政大臣协助所谓的“科学推广”。[47]德文郡委员会的第一次报告建议矿业学院搬到南肯辛顿。杰明街的设施严重受限，数学教学也完全缺失。地质学家强烈反对“博物馆与调查、教学合并是职业培训中不可或缺的”这一观点。基于同样的原因，数学和自然志也是职业教育中不必要的内容。[48]
在大学教育政策上，赫胥黎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和物理教授、化学教授，随后又加入了地质教授一起搬到南肯辛顿，接管了一个最初用于承办另一个职业学院的建筑——海事工程学校。海事工程学校被转移到了格林尼治。在赫胥黎的要求下，皇家矿业学院更名为科学师范学院。该学院模仿巴黎高等师范学院（Paris's école Normale），强调其职权范围主要是教师的教学。学校的重心将从职业教育转向科学教育。杰明街的采矿和冶金设施暂时被艰难地保留了下来。1879年，它们也接到搬迁的命令。珀西将整个备忘录（包括所有之前《泰晤士报》对应的副本）发送给财政部人员。[49]当搬迁还是被执行时，珀西生气地辞职了。这个争议已经显示了科学界内部的分歧。科学和艺术部部长唐纳利指责珀西因为缺乏先进博物馆的思想所以对此改变有一定的抵触。[7]
一路坎坷走来，南肯辛顿博物馆，一个相当新的机构还在慢慢地发展。“科学”和“艺术”的藏品在理性上、制度上和物理实体上走向分离。专利局博物馆准备从展览路东侧迁出，因为它影响了这个现在以艺术导向为愿景的场地。这也是专利局1883年颁布的专利法所想要的改革。贸易委员会建议专利局博物馆迁出。因为它的展品主要不是商业而是与“普通历史兴趣或科学兴趣”相关的物品。[50]最后，修正方案决定让博物馆以“发明博物馆”（Museum for Inventions）的形式保留下来。这个决定被由普莱费尔主持的议会委员会（Parliamentary Committee）所阻止。此时，普莱费尔是1851委员会的秘书长。[51]但是，财政部同意新计划。这个新计划是将专利局博物馆和南肯辛顿博物馆合并，然后将西侧作为应用科学藏品的核心，即形成“科学博物馆”。
所以，当财政部向杰出工程师委员会提出专利局博物馆应该保留什么，去除什么的建议时，简短明确地提到了“科学博物馆”。在1882年圣诞节前的12月21日，文件正式发表，其内容如下。
这些先生被邀请作为委员会来建议上议院：为了科学博物馆各个分支，在现存的专利局博物馆中的物品中，哪些应该被留在科学与艺术部。
委员会还要求各个分支支持上议院的任何建议。这些建议是从科学与教育的观点出发提出的，是关于科学博物馆的机械部分的范围和发展方面的。[52]
委员会包括武器制造商威廉·阿姆斯特朗（William Armstrong）爵士，以及因调查伍德克夫特遗产而出名的土木工程师约瑟夫·巴泽尔杰特（Joseph Bazalgette）。博物馆并不是将所有藏品都纳入进来，一些藏品也根据严格的新标准被剔除了。委员会用强有力的语言提出了一种进化历史模型：“我们遵从的选择原则是，剔除那些没有历史价值的、不能反映事实或现代进步的，以及发明的环节或者步骤没有联系的藏品。”[8]
强化藏品的联系和发明步骤的做法代表进化的观点。这个观点由科学博物馆的主要支持者，如胡克和赫胥黎提出。与此同时，新运动领导人通过自然选择进化的历史过程来解释生物的多样性。这也是现代生态学的观点。1877—1884年，皮特·里弗斯（Pitt Rivers）关于人类学的收藏还被专门以进化的形式展示过，用此案例来展示技术是怎样在“本地”环境中发展的。[53]
这些明显重复的讨论使支持者产生了巨大的愤怒。他们沮丧地回顾过去，对科学博物馆的基础也产生了不耐烦的情绪。尽管如此，那些讨论可以被视为一种整体思考：在那个没有这类事物的时代里，科学博物馆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是：观众应该是师范学院的那些计划当科学教师的学生，还是那些希望提升自己的机械师？这个问题的核心是由珀西提出的：科学或职业培训应该是科学博物馆的目标吗？在关于南肯辛顿博物馆建筑的1885年委员会少数人报告的空白处，办公室主任阿尔杰农·伯特伦·米特福德（Algernon Bertram Mitford）用铅笔书写了他对部门和科学家帝国大厦的愤怒：
我认为真正的价值不是伟人的产生，而是工人阶级的聚集，这些工人用科学的工具进行着适合他们的活动。[54]
米特福德继续在他的书籍中建议：科学藏品可以通过国家租借；尺寸较小的展品也可以在展览路东面适当存放。[55]
这些评论给科学家带来了很多痛苦。唐纳利宣称科学博物馆被“吊在一根绳上”。[56]结果，大众的回应是残酷的，是以前没有过的。唐纳利也发表了谴责米特福德的抗议报告。[57]唐纳利强调了科学博物馆的流行程度及观众的数量。他称，科学博物馆平均每年的观众数量由参观专利局博物馆的270000人和参观科学藏品的153000人组成，加起来平均每年420000多人。在辉煌的维多利亚时代，米特福德反过来质疑这些数字以及无法解释的人工制品的吸引力：
根据唐纳利上校的数据可以看出，科学博物馆平均每天有500名观众，这些观众都具有不可见性，这是神奇的。但是如果这些难以置信的数据绝对准确，把这些数据和每天去“发明展”的观众的数据相比较，显而易见的是，展览会的科学仪器和机械对公众并没有较大的吸引力，除非他们是被奇异的乐队和照明喷泉所吸引。[58]
米特福德的攻击是在科学博物馆最脆弱的时刻最具威胁的攻击。其他被讨论的重大问题是科学的作用及过去的角色。1889年，罗斯科、塞缪尔森和唐纳利被再次要求确认当前整理过的科学藏品的目录。一位有影响力的国会议员也曾考虑，“大量生锈的铁和一些破旧的模型应该被丢进垃圾堆”。[59]相反，委员会利用这个机会去确认那些具有“英国科技发明史不可估量价值”的真实机器。
费斯汀少将是科学博物馆的馆长。他在 1898年向科学和艺术部的博物馆选举委员会证明了展示科学原理对当前技术实现方面的重要性：
我们不承认我们只对那些立即更新的东西感兴趣。立即更新的东西在商业展览中展出，而我们想要做的是解释科学的进程和事物的科学原理。一台数百年的机器和昨天刚发明的机器一样都能说明科学原理。所以，虽然一件物品过时了，但是你不能说它对于解释科学原理没有用。[60]
费斯汀在此明确表示，科学博物馆不再是展示工业物质文化的百科全书概要，该概要是艾伯特亲王曾倡导的。事实上，费斯汀否认这是一个“技术博物馆”。他认为这是一个科学博物馆。
与此同时，1898年听证会的一个重大突破是缓解了博物馆和杰明街地质学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听证会关于“科学”也有一种主张。新委员会建议关闭杰明街建筑，但是没有强迫将这些建筑与南肯辛顿进行融合，而是建议建立一个单独的地质博物馆。因此，19世纪结束的时候，尽管地质博物馆还没有建造大楼，大家已经有了很多想法，并形成了一个新的共识。
艺术藏品处在公众的压力之下，要求对其进行专业化的解释，使之符合商业性日益重要的艺术市场标准。《伯灵顿杂志》（Burlington Magazine）批判南肯辛顿博物馆的标准。人们对南肯辛顿博物馆学术标准的担心甚至一直持续到1893年，英国剑桥菲茨威廉博物馆（Fitzwilliam Museum）的前任馆长约翰·亨利·米德尔顿（John Henry Middleton）被任命为南肯辛顿博物馆馆长之后。他是摩洛哥大清真寺（the Great Mosque in Fez，Morocco）里的一位柏拉图哲学学者，同时也是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一个朋友。他致力于文物研究和古典美学。博物馆历史学家安东尼·伯顿描述了米德尔顿必须服从的内部政治压力。最终，米德尔顿因自小过度使用吗啡而去世。1896年6月10日，人们在博物馆中他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他的尸体。[61]米德尔顿的继任者们在结束任期时没有那么戏剧性，他们给予工艺美术运动以及厌恶现代主义同等的承诺。新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由阿斯顿·韦伯（Aston Webb）设计，始于1899年。他用一些特殊设计来庆祝这些改变的成功。这些设计让人想起大教堂和完整的炮塔。同时，科学藏品的馆长将会成为技术管理者以及科学导向的公务员。对他们来说，过去必须为现在和未来服务。
艺术和科学藏品特点之间的差别越多被认知，科学家就越有机会获得自己独特的博物馆。正如唐纳利在1892年向洛克说的那样，建设新艺术大楼的建议应该被视为促进了新科学博物馆的产生。[62]然而新艺术博物馆建设十年后，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这个新馆名才开始流行。这个名字被应用于官方文件、新博物馆的布告栏，以及艺术和科学的藏品。
科学博物馆的建设
科学与艺术联合身份的瓦解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在以科学博物馆的拥护者洛克为首的科学家的压力下瓦解的。洛克持续通过《自然》杂志和英国科学协会（British Science Guild）进行游说。同时，在教育委员会中占统治地位又善于支配别人的公务员莫兰特（图1-5）的精心设计下，联合的身份趋向瓦解。在这样的背景下，1906年，德国的德意志博物馆（Germany's Deutsches Museum）成立。